中国人的集体焦虑

       当今中国最大的特征，就是进入政治焦虑、经济焦虑、信仰焦虑、生存焦虑等等全面焦虑期，上至政治领导人、各类精英，下至普通百姓，都缺乏安全感。中国数十年的野蛮成长，没有能够建立有效的精神秩序、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在丧失精神凝聚力的背景上，丧失了基本的政治伦理、经济伦理和社会伦理。于是，所有的权力、财富和荣誉都失去了合法性和可持续性，都经不起法律和伦理的拷问与推敲，因而全部失去了安全感。当你把财产托付于股市，股市崩溃；当你把精神信仰托付于寺庙，方丈贪腐；当你把美好的念想托付于精英，精英们又丑闻不断。这就是今天中国的实际境况。

政治焦虑

       当今，中国最缺乏安全感的阶层当属政治家，职位越高，安全感越低。当我们看到诸如周永康、徐才厚等家藏成吨的美钞、数十支枪支时，你会认为他们仅仅是贪婪吗？其实，他们最主要的是缺乏安全感。那么多人把孩子移民到美国，仅仅是崇洋媚外吗？其主要原因仍然是缺乏安全感。

      因为中国缺乏正当且安全的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和社会逻辑。在中国的历史上，“腐败”与“反腐”从来都是封建王朝的政治手段。在以儒文化为基础的人治结构中，官员之间的制衡恰恰是“你腐败、我放心”，你能授我以柄，那就形成了政治制约的“投名状”。发现了你的软肋，我才可以任用你，因为这样你才必须效忠与我，形成生死同盟。

       历史上有的人则是为了消除帝王对自己的提防，故意自毁名声、假作平庸，以求自保。如曾国荃、蔡锷等。在人治的政治环境中，官员的权力来自于他的上级而非民众，所以他只需要对上负责，“忠君”意识成为主流。

       由于缺乏合法性和制度的保证，个人的兴衰荣辱，也都系于政治帮派之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中国，这些寄生于政治帮派之上的官员，每天处于极度的焦虑之中。

经济焦虑

      中国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可以说是弹精竭虑，比如“一带一路”、“PPP”、“全民创业”等等，频频出招，足见中央政府出于极度的经济焦虑当中。但是，这些密度极高的经济号召，其社会的相应却很低，这些经济手段也缺乏内在的动力。以往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地方政府负债已达56万亿，再采用大规模负债方式刺激经济显然不妥。

       应该说引导民众创业是对的，但不能搞拔苗助长式的创业“大跃进”，尤其是“大学生创业”。因为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不足5%，当今城市的创业成本极高，一味鼓励所谓的“大学生创业”无异于杀鸡取卵，其95%的失败率会耗蚀多数家庭的资产储备，而每一个家庭的创业损失，实际都是国家损失。 而且，中国主要的经济资源集中在央企和政府，并没有向公众开放，又如何能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呢？

      作为经济的主体，企业家无疑是当今最焦虑的群体。许多企业家难以摆脱原罪的阴影：在中国的经济环境中，按照完全合法的原则做生意很难发家，因为最主要经济资源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中国的顶级富豪多是房地产或能源型产业的经营者，要获取这些资源，往往需要参与权力寻租。同样，如果不避税的话，按照正常的税赋企业可以存活吗？如果不超载，长途运输还能赚钱吗？

       也就是说，中国既没有形成民众公平共享的经济资源环境，又没有形成民众可正常经营的政策环境，在此环境中的成功者，很大一部分属于官员腐败的共犯或违法经营。政府为了保持经济的稳定，尽可能不动这些商界精英，但许多企业家难免原罪的恐惧和焦虑。

社会焦虑

      首先，在中国股市上有大量的借钱炒股、代客理财类型的炒股者，股市塌陷后，如短期股市不能解套，无数家庭面临债务纠纷，大批股民陷入“股市焦虑症”。很显然，中国股市已被权贵资本和境外财团劫持，中国股市“欠安”！

      其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工资收入赶不上物价飞涨速度，社保金负担越来越高等。在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的中国，民众居然还生活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生存危机焦虑中。

      其三，中国有近3亿徘徊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工，这是真正的产业大军。在中国制造业总体下滑的今天，进城还是回乡，也是深深焦虑的事。

      其四，中国大学生的就业发展焦虑。他们的父辈已透支了生存资源，破坏了生态环境。而他们今天却可以拿着iPhone手机逍遥过市，殊不知等待他们的是极度的资源匮乏和极度的生存危机。

中国如何重建秩序？

       由于体制原因，中国政府习惯于将各类难题留给后人，一届一届地往后拖。但到了今天，对于本届政府来说，所有的问题已再无推诿了。显然，小修小补方式已无法持续，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又不能依靠简单的对策论，而是必须进行整体性的全面构建。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秩序。

重建精神秩序

       精神秩序的创建，取决于中国未来构建什么样的价值取向？此前的40年，中国依靠激发人的物欲来驱动经济发展，但到了经济资源枯竭的今天，再采用“激发欲望”和“满足欲望”的凯恩斯经济逻辑，来驱动中国的发展已走不通了。

       可以想象，一个把欲望当做信仰的国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在中国高歌猛进搞经济的40年间，美国却悄悄地占领了中国青年人的精神领地，被西方文化武装起来的80后90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的主导群体。国家高唱“中国梦”，但许多中国青年却在默默营造“美国梦”。那么，还有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可以重新号召和动员中国的社会力量呢？

      在中国，传统国学派、毛派、西方民主派等，互不兼容且严重对立，导致中国难以找到精神秩序重构的接口。很显然，现有的意识形态理论已不能解释中国和世界的现状。在当下世界，精神秩序的重建无法回避普世价值和普世文化的取向。而真正实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并不是要闭守于自己的国粹文化，恰恰需要主动性地拥抱世界文化。事实上，中华文化的基因，完全具备对接世界普世价值的接口，但往往被一家独大的儒家文化遮蔽。

       如不能超越儒家文化的局限，中华文化就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兴。另一方面，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恰恰需要西方文化的激活，意识形态必须重建，才有可能形成新的文化生命力。

重建政治秩序

      在一个成熟的政治秩序中，可以选择平庸的政治家，比如美国的小布什等。但在中国政治秩序重建中，则需要伟大的政治家，因为政治秩序重建需要大破大立。一个按照人治构成的政治网络，到今天都没有被完全打破，从结网到破网要经历30年以上的时间。但是，会不会形成新的人治网络？中国政治秩序重建的切入点自然是法制，但长期习惯于依附人治的中国司法，能否真正进入法制的轨道，这是最令人担心的事情。

重建经济秩序

       如果不建立经济秩序，再依靠拍脑袋的方式决策，一窝蜂地搞什么“开发区运动”“全民创业运动”等，都只会使中国陷入更大的困局。基于4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目前尚有相当的经济存量，中国必须在几年内完成这些经济存量的合理转换。如果失去了此机会，中国将丧失前40年所有的经济积累。

       重建经济秩序的切入点在“民生经济”即“安民工程”，而非大兴土木的基础建设和极度的刺激消费。简言之，就是将中国尚有的经济存量，及时地转移到民生经济领域，而非滞留在消费经济领域。这种选择的目的，是为了保住中国社会崩溃的底线，也是根本上“安民工程”“安心工程”。

      不要再无节制地刺激中国人的梦想了，也不要妄称“中国崛起”，那会把中国变成一个疯子。中国经济进入世界前二位其实只是一个幻象，中国经济的实际质量很低，充其量只是世界金融的试验场，有一天浮云散去，你会发现留在中国大地的只是经济的废墟。

     未来中国仍需要数十年的韬光养晦，扎扎实实地建立自己的精神安全体系、政治安全体系、经济安全体系和社会安全体系。当然，无论是政治秩序重建，还是经济秩序重建，都涉及到如何对待政治原罪和经济原罪的核心问题，必须采取文明的方式，有效沉淀政治资产和经济资产，而不能采取武断的革命手法。否则，中国的政治文明和经济文明建设就会重新归零，而不能累进和成长。在此，真诚地祝愿吾国吾民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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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如何解决中国精英的集体焦虑症？

近年来，收入水平、社会地位与教育程度较高的中国精英群体似乎处于集体的焦虑情绪中。在日常饭局、微信群与朋友圈、沙龙研讨、行文写作等各类场合，充满着对国家现状、社会发展的失落、困惑、悲观心态甚至批判、否定态度。这种精英的集体焦虑症如果长期得不到缓解，势必会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

中国精英当前为何焦虑？

由于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获取信息能力相对较快，一般来讲，精英群体对外界变化更敏感，对财富与个人前景的感知度更强，对社会发展的评价与话语欲望更积极。每当在大变化、大改革、大失序的年代，精英往往是社会情绪最外化的表现者。这种情绪若运用得好，会成为国家与社会大进步的积极力量；倘若情绪失控，则会产生难以估量的破坏作用。

通观中国目前的特殊现状，精英群体的焦虑情绪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

一是对改革未实现预期目标的失望。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在各地取得一些进展，但也遇到了始料未及的困难与障碍。有的改革遇到了不同程度的“高级黑”或“低级红”状况，或被有意识地走歪变形，或被无意识地机械执行，反正就是与此前各界精英的预期不符，甚至对生活、工作造成更大困扰。更糟糕的是，一些中央正确决策被“空转”，甚至出现了“政策不出文件柜”、“文件套文件”的“改革打滑”现象。一些人还担心党内民主是否还存在，市场经济是否要继续，互联网管治的过于严格是否还能让人说话等等。逐渐地，五年来对改革充满着强大预期的精英层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失望，一些人从失望到绝望，完全失去了对中国未来的信心。

二是对安全感未能充分保证的担心。五年多来，反腐败斗争取得了空前的成就，相当大一批贪腐分子、违法分子绳绳之于法，赢得全民拥护，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一些精英关于“原罪”、“程序是否合法”的法理思考与讨论。“私有财产说没就没”、“谁没点把柄与问题呢”、“没有自我辩护的权利”成为一些精英恐慌与焦虑的重要心理来源。更令人关注的是，一些反腐败斗争中的利益受损者、与贪腐分子相识而产生同情的人，容易扩大和散布国家机器对个人安全的巨大威胁，使得本应对国家机器威力的敬畏变成了莫名的恐惧。个别地方对税收的追缴，变向地加大了一些精英人士对财富安全的担心。时不时冒出某企业家、某女艺人数日未露面的揣测，更是加重一些精英人士对人身自由与安全的恐慌。

三是对利益未实现快速增长的不满。五年多来，由于房价增速的相对减缓、股市异常波动与长期低迷、投资性收入的下降、国企限薪等复杂原因，精英阶层的利益没有出现此前多年来已形成惯性的高速增长。近年来，一些民企由于此前未做好转型升级的充分准备，受“去杠杆”政策影响极大，经营压力陡增，破产、倒闭、清盘现象屡见不鲜。外资撤走现象屡有发生。时有公号文章惊呼，“失业潮”可能会来。加之“减税”、“减政放权”等政策没有完全到位、教育与医疗等日常社会服务与科技进步并未能出现实质提升，精英群体很容易产生预期落空的不满与逆反。加之美国经济、股市近两年强力复苏，两相实力消长，精英群体几年前的心气全无，丧气陡升，甚至哀鸿遍野。

四是对引领全球治理进程的不适。五年来，中国先后提出“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大量本土原创的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积极主办G20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世界政党对话、金砖会晤、上合组织峰会、中非合作论坛等，为百年前梁启超先生所讲的、经历“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之后的“世界的中国”而谋划未来。这些举措在中长期的效应可能会相当明显，但短期的巨大收益却不一定能看见。同时，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中国崛起的贸易遏制、投资阻扰、经济对抗，甚至中美交恶的“新冷战”阴影开始密布，一些国人“溢美”、“恐美”情绪滋生，加之境外媒体频繁报道“一带一路”受阻或投资失败的案例，逐渐地，对“大国外交”的不解与对“韬光养晦”的怀念成了精英的普遍心态，对“全球撒钱”、“过度扩张”的担忧也成为相当多人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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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精英的焦虑感？

这些焦虑感是应该被理解的，更应值得相关方面的重视。习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是我党的奋斗目标”，焦虑出现本身就是问题发现的源泉，而问题发现正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改革开放40年的进程，在某个侧面上看，本身就是精英焦虑感不断出现、接着不断被解决的过程。

相比于过去，有些焦虑的诉求是40年来一以贯之的，也与中央的要求一致，如对个人安全感的保护、深化改革的目标等等。但不得不说，焦虑的程度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比如，过去呼吁个人安全感，主要在于人身安全、生存底线，而现在主要集中在财富与社会地位；过去的改革诉求，主要是“只要改”即可，现在的改革诉求，则必须是“改得好”才行。精英层预期的提升，是目前焦虑感上升的重要背景。

另一方面，当下精英的有一些焦虑感则是过去所没有的。十多年前，人们未曾想到房价会增长数倍，企业经营贷款相对容易，“炒房”、“炒股”、“炒茶”、“炒字画”动辄赚数倍、数十倍，“粗放发展时代”的现象本身就是不正常的，一旦回归“新常态”，肯定会引发不适应，诚如有人感叹，“暴利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靠“炒”而生财、靠“贷”而牟利的年代已过去。一些私企找不到新的盈利之道，与国企的竞争中处于绝对的下风，产生的焦虑感也是过去所少有的。

与此同时，全球化五百年来中国第一次系统性、理论化、全方位地提出参与、引领全球治理，让知识、思想与理论储备不足的社会精英产生了对未来的迷惘，让习惯“搭西方顺风车”者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在“前所未有之大变局”面前，与其说一些精英在焦虑，不如说是中国人集体对“如何当全球强国”的经验缺失。

不得不承认，由于近年来扶贫、环保以及反腐等政策的持续推进，“共享经济”形成的社会服务均等化，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地区差距正在出现相对缩小的趋势，相当多的普通老百姓幸福感是有提升的。但糟糕的是，精英层的焦虑情绪被互联网尤其是微信朋友圈、新媒体公号等放大后，正在像传染病那样向全国传播，形成金融市场的整体悲观，也正在蔓延至普遍老百姓的生活中。21世纪互联网“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万一这种情绪失控，对中国社会治理造成的冲击可能是颠覆性的。对此，中国决策层需要防范这种情绪的串联、共振，制订更周全的预案，以及缓解情绪的高招。

如何缓解精英的焦虑感

无论从历史规律，还是从全球现象的角度看，精英群体普遍是对国家发展最充满焦虑感。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一书曾全方位剖析，实现基本生活需求后，人们容易渴求地位，引发势利倾向，个人过度期望，崇拜更成功者，讨厌一些制约因素等五大因素诱发焦虑。德波顿的最终结论是，“治疗身份的焦虑并无灵丹妙药。”但那显然是西方社会逐渐进入后现代阶段的无奈与沮丧。对于现代化尚未完成的中国而言，缓解焦虑，还是有一些管用的解药。

第一，要让五年多来提出的诸多改革措施，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医疗、教育、税收、养老、法治等与每一位老百姓密切相关的改革，真正惠及政策应覆盖的应有人群。在这个过程中，尤其要有“壮士断腕”式、对政府自身的突破性改革。比如，彻底裁掉一些无用的行政部门，彻底让一些民众呼吁多年、与个人利益密切相关的“入学难”、“看病难”得到了实质缓解，让民营企业家的税收得到实质减少，等等。只有这样的“实质”改革，才能在全国普遍产生“提气”与“欢呼”效应。类似的改革，不在于说尽好话，关键是办些实事；不一定需要太多，一两项真正到位足矣。只有这样，社会焦虑感才会得到大缓解。

第二，要有实事求是、全面客观的国力报道。经过40年发展以及频繁国内外的交流，加之信息全球化的影响，中国国民心态已日趋成熟与清醒。国家发展是什么样，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一般来讲，绝大多数国民能接受政策的暂时失败与反复，却难以接受掩耳盗铃的欺骗与蒙蔽。真正的自信在于成绩的客观总结与对不足的真诚汲取。真诚是民众与政府之间沟通的最好方式。中国人，无论是精英还是普通人，比世界多数国家都更能理解本国发展不易与艰辛。政府应善待并利用好这种民众的理解之心。虚心地接受批评，虚心地向世界各国学习优点，让民众看到政府不断求新、求变、求进的努力，社会焦虑感也会得到缓解。

第三，要在全球治理中要防止“大跃进”，在各项对外合作上取得实作为、巧作为，既不要给一些欠发达国家以“中国钱多”的幻觉，也不要给发达国家以“中国欲取代”的错觉。中国“走出去”，是必然趋势，但需要循序渐进。中国全方位开放，也是必然趋势，但需要内外统筹。对外传播要昂扬而不张扬，自信而不自傲。要让更多成功的“走出去”故事透明化、真实化、感人化，真正激发中国人进入“全球公民”时代的骄傲感与自豪感。

总之，这一轮的精英焦虑感是一次中国崛起真实度的社会检验，也是一次全民心理成熟度的触动。它正在检验近年来中国发展的成绩与不足，也在触动人们沉思“新时代”下中国未来发展步骤与节奏。相信焦虑感的缓解，将再一次推动中国的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