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今天全球所有国家按照人均GDP水平排排队，再把若干富有的石油国家排除掉，就会发现：几乎所有排名最靠前的国家都有"市场、法治、民主、科学"这四位“先生”。反之，凡是这四位“先生”不太像样的国家，几乎都是最落后的国家。因此，要说中国现代化离不开这四位“先生”，应该是有相当把握的。

对今日中国来说，实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证明我们是欢迎“市场先生”的，“民主”与“法治”成为核心价值观证明我们是欢迎“民主先生”与“法治先生”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证明我们是欢迎“科学先生”的。尽管如此，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人试图要否定这四位“先生”的价值，甚至不惜主张要走回头路，这确实令人不安。

“德先生”与“赛先生”大概要算中国最著名的两位“先生”了。

1919年1月15日，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中共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先生在《新青年》杂志撰文，对西洋国家，正是德、赛两先生“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对当时中国，“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我试图借助此文，把这四位“先生”的要义与逻辑讲清楚，并粗略探讨中国当下面临的关键问题与下一步的选择。

▌市场先生：市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引擎

财富增长当然离不开市场，没有哪一个市场不发达的国家实现过长久的繁荣。从历史经验来看，几乎哪里都有市场，但这不意味着哪里都有市场经济。市场固然是一个场所，但更是一种制度。如果没有有效制度的支撑，市场作为一个交易场所大概只能发展成为小规模的集市。

而成熟市场的三大保障至少涉及以下三点：产权保护、经济自由、契约的强制执行：

◎产权保护

产权保护解决的是激励问题。如果没有产权保护，要么鼓励人们巧取豪夺，要么无法塑造稳定的可预期性而导致行为短期化，两者都无法提供可持续的激励。

◎经济自由

经济自由解决的是资源配置问题。从计划经济失败的经验来看，主要依靠权力来配置整体资源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市场主体基于供求变化、通过自由竞争来解决资源配置问题，是目前最有效的方式。考虑到动态因素，经济自由也是最有利于创新的一种制度安排。

◎契约的强制执行

契约的执行解决的是公平交易问题。没有一个市场可以完全阻止人沦为贪婪的不公平交易者。坑蒙拐骗和巧取豪夺的行为时刻威胁着正常的市场制度。市场主体自由达成的契约能够得到强制执行，就成为市场制度的另一个支柱，而这有依赖于国家与法律体系的强制力。

人类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率先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过去视角看，工业革命主要是一场“技术革命”和“工厂革命”。然而，更严谨的经济史研究揭示，工业革命更是一场制度革命。可以说，商业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先导，市场制度是工厂制度的前提。

▌把市场“请回来”

中国经济奇迹的三个关键驱动因素是：通过价格改革和市场化改善了资源配置的效率，通过所有制多样化和产权制度改革改变了激励结构，通过对外开放使得利用国外资本、技术、管理经验与大规模市场空间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资源。

今天的中国，不是需要更少的市场，而是需要更多的市场。

但是，令人忧虑的是：当市场化改革使今日中国完成初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经济总量跃升全球第二之时，有些人开始忘记或无视中国经济奇迹的真正原因，反过来质疑改革的贡献与市场的价值，甚至把改革不到位所导致的诸种社会失衡归因于改革和市场本身。

首先，包括政府与国企在内的国家力量仍然控制大量经济资源，会导致两个结果：第一，很多产业的激励结构由于产权制度而受到扭曲；第二，市场是否能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成了一个问题。

其次，在经济生活中，政府仍然扮演着过度管制者与过度审批者的角色。

最后，中国的很多社会领域存在市场化严重不足的现象。一些领域积弊深重，甚至还维持着计划时代的基本管理模式。

▌法治先生：法治国家前提是政府守法

如果说市场经济需要确定的规则，那么没有法治就没有市场经济。法治本意是“法律的统治”，在法治的制度框架下，法律超越于政治，成为至高无上的统治与治理规则，即法律至上。

问题在于，是否所有基于法律的统治都可以称为法治呢？

真正的法治是说法律应该尊重某些先验的原则、基于合理的程序并以保护公民权利为目的。

在一个法治国家，法律不仅是用来约束普通公民的，更是用来约束政府的。如果普通公民违反法律，政府可以用强制力予以纠正；但如果政府本身违反法律，社会可能就缺少制衡政府的有效力量。

弗朗西斯·福山说，法治的基本特点就是有效地约束统治者、拥有中立的司法体系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简单地说，政府要守法有几层要义：

一是政府的产生和公共权力的获得要基于合法的程序；

二是政府权力要有确定的边界，而非不受限制地任意介入经济与社会的各个领域；

三是统治与治理应该基于法律和一般规则，而非临时性的命令或决定；

四是法律与政策不应该与保护公民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法治原则相冲突。

▌民主先生：统治者是否被驯服

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基本原则是主权在民，这意味着公民共同体成为委托人，统治者成为代理人。

从历史经验来看，政治文明国家与政治野蛮国家的主要区别在于统治者是否被驯服。驯服统治者的主要办法，就是民主的规则与程序。

统治者被驯服的标志包括：统治者经由合乎民主原则的制度与程序产生，统治者不再拥有政治特权，统治者行使政治权力的过程受到约束和制衡，统治者要承担相应的政治后果并接受政治问责，等等。

当然，仅有原则是不够的，民主还是要落实为程序。就目前的经验来看，经由自由公正的定期选举来决定统治者的人选，是实践民主的主要方式。与响应机制相匹配的是问责制——意指政治家与官员需要承担自己施政行为的政治后果。

对合格的公民来说，一个合格的民主派政治家应该恪守的规则是既珍惜自己的政治权利，又能够服从合法的政治权威；既善用民主手段来表达诉求，又不会对民主索求无度。

从制度与政策上讲，中国下一步民主建设的首要问题是落实民主的制度和程序。

人民主权的原则、公民政治参与的原则、政治问责的原则、权力制衡的原则能否落实，关键是相应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程序是否能得到强化。如果这些民主原则不能在制度和程序上得到保障，民主建设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其次问题在于民众主动参与不足和自治能力养成不足。这个问题，当然与民主制度和程序建设的不足有关。民众主动参与意识的提高，民众自治能力的养成，民众珍视权利习惯的塑造，甚至民众主动争取政治权利的做法，客观上都有助于改善民主的制度与程序。

▌科学先生：知识创新与科学进步的缘由

德先生固然重要，但倘若没有赛先生，一个国家的国民缺乏必要的科学素质，也是无法实现善治的。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主要差异表现为科学知识积累的数量与知识创新的速度。卡尔·波普尔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在于科学知识的有效积累。

在经济史学者看来，18世纪至19世纪的工业革命并非由科学革命直接驱动，但也得益于欧洲长期的科学知识积累。

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更是逐渐步入了一个以系统的组织方式来积累和创新知识的全新时代。这使得人类科学进步和知识创新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消极模式变为积极模式，由个人创造改为组织创造，由偶然发现转向系统研究。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通过教育普及已有的科学知识，如何通过科学研究拓展“科学的边疆”，如何通过企业活动促成科学知识向产品与服务的转化，都是关键问题。

现代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是知识创新与科学进步的重镇，因此大学体制是否合理极其重要。能否恪守学术独立，是决定大学能否推动知识创新与科学进步的关键。

如果想让大型公司与高科技创业企业成为推动技术进步的有效主体，政府最需要做的其实不是对具体项目的资助和扶持，而是创造自由、公平的市场环境。

▌现代国家是相似的，落后国家各有各的不同

总之，全球发展经验揭示的是现代化离不开这四位“先生”。同样，中国现代化也应该离不开这四位“先生”。

市场先生关系到财富增长与经济繁荣，法治先生关系到约束政府和社会规则，民主先生关系到公共部门治理的有效性，科学先生则关系到知识创新与科技进步。

放眼全球，世界上没有哪两个国家的现代化路径与模式是完全相同的，但是一个国家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一般逻辑可能是相似的。至少从经验上看，没有这四位“先生”，一个社会注定会被排斥在现代文明世界之外。

中国现代化无法离开这四位“先生”：市场、法治、民主、科学。历史的教训已雄辩地表明：不管脱离哪一位“先生”，都将会给社会以沉重打击，甚至酿成惨重灾难。

国人行为逻辑的混乱无不源于思想、价值观的混乱。契约精神、规则思维、公民意识、常识逻辑等涉及每个人行为处事及认知判断，如果缺少这四者中的任何一种，都必然丧失探索社会正当性规则的眼光和机会，从而极有可能变成权力作恶者的帮凶、意识形态的“奴隶”。

更值得警醒的是，靠威势、人情、名位、出身此等来为自己谋取捷径、出路，在现代社会已越来越格格不入。

认清自己的内在精神的缺乏，洞悉时代暗藏涌动的命运及价值趋势，摆脱权力驯服和意识形态话语，四位“先生”必须得到正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