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50年代，英国政治学家约翰·穆勒在以捍卫自由为宗旨的经典著作——《论自由》中，就中国问题发表评论：“我们要以中国为前车之鉴。那是一个人才兴盛并且在某些方面极富聪明智慧的民族，以其难得的幸运，这个民族在草昧时代就有了一套特别优良的风俗制度，这几乎是一项即便最文明的欧洲人在一定限制之下也必须承认的圣哲之士开创垂范的功业。……想必能有如此成就的民族已经发现了人类进步的秘密，必能使自己的行动稳居世界先列。然而恰恰相反，他们却从此变得静止不前，而且一停就是几千年；欲使其再有更进一步的改善，必得有赖于外人。”（《论自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页84）

不想这话竟一语成谶。中国赖以改变的的确是个“外人”——外国人，这个“外人”，不是别人，正是同时期的英国居住在穆勒隔壁的那位德国学者卡尔·马克思。

今年是中共建党100周年。马克思作为“外人”，马克思主义作为外国学说，从100年前进入中国，无论在党的秘密阶段还是公开阶段，在中共一个世纪的历史上，马克思的像、马克思的书、马克思的主义、马克思的口号，在中共将近一亿党员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马克思的学说来源于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科学。可以说，马克思及其学说，从其出生背景到思想体系，都是典型的西方人和西方文化。在中国历史上，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这是远远超过印度佛教输入中国这一重大文化事件的一次真正的“全盘西化”。在共和国宪法中，在执政党党纲中，马克思主义作为这个国家和政党的指导思想仍然是坚定不移的。在这100年中，特别是在俄国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学术发展进程中并不是没有遇过挑战。曾经遭到德国纳粹迫害而流亡的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以其《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轰动了西方哲学界与政治学界。他以证伪主义的方式分析了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三大思想家在专制主义与乌托邦主义方面的思想渊源。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不是单纯的学术的、思想的输入（虽然清末时就有译介），当时有一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通过革命这个强有力的途径输入中国的，通过这样的途径自然输入的还有苏联的建党理论、组织原则、斗争纲领等等。比如，在共产国际存续期间，中共一直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中共的几任领导人都是从莫斯科派出的，中共建立的政权带有鲜明的俄国色彩（苏维埃），甚至中共六大都是在莫斯科召开的。正是由于苏联模式的影响，中共在执政以后实行的政治集权、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社会控制，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色彩之下，也带有明显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中共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政治领袖把自己称为“马克思加秦始皇”，还是十分贴切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一个世纪里，许多人也在语言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有人称马克思是我们的“老祖宗”，有人称“死后去见马克思”。从这些口语中，可以想见，一些人已经相当肯定地把自己当作马克思主义的传人或子孙。然而，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一个庞大体系，与孔子的伦理体系根本不同。一个人如何成为马克思主义这一庞大而复杂的思想体系的后代或子孙，会不会有“传人不淑”与“不肖子孙”的问题？马克思生前就曾因为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而公然宣称“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中国建党百年之际，马克思仍然是对中国有着极其广泛影响的外国人。然而，作为普通的中国人或中共党员，通读过卷帙浩繁的马克思著作的恐怕万不有一，有多少人了解崇拜多年的革命导师对中国的评价，看来都是问题。前些年，国内出版过一本《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书中就涉及了这两个来自西方的革命导师对中国文化与社会的看法。

据《卡尔·马克思传》的作者麦克莱伦叙述，19世纪50年代，在马克思的家庭经济状况极其困窘的情况下，马克思得到了一个担任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驻伦敦记者的机会，任务是为该报撰写新闻评论。这件事并不符合马克思致力学术研究的兴趣，但对缓解迫在眉睫的家庭经济危机不无小补。由于马克思当时还不能熟练运用英文写作，在撰文和翻译方面，恩格斯为其提供了大量帮助。翻翻马克思著作的目录，这一时期马克思对中国的关注，主要是围绕鸦片战争进行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马克思专门为中国问题撰写了大量评论。马克思对中国问题的关注，主要体现在文化、贸易、战争、世界格局等问题上。马克思在对中国问题进行评论时，比如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马克思极有理据地批评了英国帕麦斯顿（中方译为巴麦尊）内阁的战争政策，对清政府官员比如被国人称之为“六不总督”的叶名琛进行了肯定与辩护，但是从根本上，从整体上讲，马克思对中国事务的评论是批判的、否定的，打的大多是差评。

关于中国文化

一家报纸发表文章推介一本关于传统文化的书籍，作者指出，“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品格，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五千多年之久，仍然充满生机。在当今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首先复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个作者不知何以对传统及传统文化具有如此隆重的评价与如此深厚的兴趣，好象越古老越进步，越悠久越前卫。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不止一次地指出传统的弊端，“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但是它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页717）“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页257）近来有司发文称，2025年前要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加之前些年提出的，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即意味着“曾有”与“重现”。不“曾有”“谈不到“复兴”，未“重现”也不是“复兴”。然而，无论优秀的传统，还是辉煌的历史，其内涵与外延都未能向世界明确作出宣示，这就必然削弱这类议题的公信力与影响力。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关于中国文化与中国文明，只体现为国人的自弹自唱，自娱自乐，在国外，甚至在近代以来的100多年里，并未形成一致的正面、肯定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源于德国古典哲学，与黑格尔在学术上有师承关系，马克思曾坦率地说，“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2版，第22页），法国学者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的扉页上，印着黑格尔的一段话：

“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政治专制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想。这个暴君通过许多等级领导着一个组织成系统的政府。……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1993年）

在黑格尔看来，从本质上说，中国历史是没有历史的，有的只是王朝更替的不断重复。他的另一种说法则是，中国社会是“非历史的”。我曾写过一篇《黑格尔如何看中国？》在此不赘。值得指出的是，认为中国是一个停滞的、僵死的帝国，几乎是当时许多西方著名学者的共识，文章开头引用的英国穆勒的议论，就是一个直接的例子。

马克思又是怎样认为的呢？应当说，马克思相比黑格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止一次使用“活化石”、“木乃伊”这样极其尖锐、辛辣的语言评论鸦片战争时的中华帝国。1853年，马克思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页692）在马克思的逻辑里，一个国家如同“木乃伊”，如同“活化石”，这样的国家与民族，这样的文明与文化，究竟有多少可取之处，其中能够蕴藏多少生机与活力，都是疑问。

马克思在另一篇文章中几乎唱响了中华帝国的悲歌：“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同上书，页716）近年来，发生一系列辱华事件，什么意大利品牌D&G，什么巴黎世家，什么美国麦当劳，什么德国体恤，什么瑞士phipp plein，什么瑞典电视台，等等。这类辱华事件，在形式上，大都体现在商品标识、网络争执、微博争议、肢体冲突等方面；在内容上，不外乎在对待中国和中国人问题上使用了粗俗或有争议的文字、符号或语言。这样的辱华事件，类似于街坊斗嘴，邻里纠纷，在大批国人走出国门的时代，似乎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这些在国内网络引起轰动的辱华事件，没有一件可称之为对我国家和民族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攻击和污蔑。而后面这个层次的辱华，在近代100多年的世界历史上，在西方许多著名学者的重要著作中倒是习见不鲜。比如，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指出：“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论法的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61年，页129）“中国人……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同上书，页316）再比如，德国学者赫尔德指出：中国“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这个民族在科学上建树甚微。几千年来，他们始终停滞不前。”（《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169）包括上述所引的黑格尔与马克思对中国文化的评论，与近年的辱华事件相比，真可谓大巫见小巫，这些论述至今影响着世界对于中国的看法。

关于太平天国

近年来，有关部门多次强调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对“早有定论”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不得歪曲与解构，决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一位名人曾把创办“拜上帝会”从而祸害半个中国的头面人物洪秀全，称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范文澜在那本钦定的《中国近代史》中明确指出：“太平革命是中国历史划时代的大事件，与五四运动同为一百年来历史上两大转变时代的标帜。它的光荣成就永不会磨灭，它的伟大精神也永远在继续和发展。”（《中国近代史（上）》，人民出版社，1947年，页151）对于洪秀全与太平军的肯定与歌颂，是基于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动力的逻辑推导，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然而，这样的结论符合历史与逻辑么？这样的归纳能得到马克思的认可吗？

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是对中国近代史的评论中，马克思与范文澜，他们二者之间，到底谁的结论才是“定论”？从历史发生顺序来看，范文澜的结论不可能早于马克思，马克思的结论才是真正的“早有定论”。当马克思的“定论”与范文澜的“定论”发生分歧甚至严重对立时，我们应当尊重并肯定谁的“定论”，肯定一方，否定一方，是否构成历史虚无主义？

下面看看马克思是如何评论太平天国革命的。马克思首先将太平天国革命类比为德国的“跳大神”，“在桌子开始跳舞以前不久，在中国，在这块活的化石上，就开始闹革命了。这种现象本身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因为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页545）马克思这段话与黑格尔所说的中国不过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的“非历史”的历史如出一辙。马克思不仅批评专制愚昧的中华帝国，对中国的民间运动同样给予尖锐的批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基于历史与逻辑。

在马克思看来，太平革命并不具有范文澜前面所概括的那种深远而伟大的历史转折意义，1862年，马克思在《中国纪事》一文中写道，太平军“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页545）在马克思看来，太平革命比他们要推翻的清政府还要坏，这样的革命不仅没有任何建设性，而且给中国南部广大地区特别是富庶的长江流域的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客观上削弱了满清帝国反抗外国侵略的国力，对于其间英法发动的第二鸦片战争与沙俄对我国辽阔国土的吞并，造成了极大的牵制与损害。

被马克思引用的英国驻宁波的领事在信件中描述说，“宁波落入革命太平军之手已经三个月了。这里同这些强盗们统辖的任何地方一样，破坏是唯一的结果。此外他们就没有别的目的了。在他们看来，使自己拥有无限的胡作非为的权力确实同杀人一样重要。”（同上书，页546）马克思就此评论道，“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页548）太平军迅速失败了，即使其建立的太平天国持续更长时间，也改变不了中国这个停滞社会的基本事实，无非就是王朝的一再更替而已，中国社会的内部机制没有任何更新与变革。

在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在官方钦定的《中国近代史》教材中，对于马克思关于太平革命的这一系列论述与评论只字不提。考虑到在我国从来不曾出现批评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先例，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论断的采纳与贯彻只能是“选择性”的。

关于殖民侵略

“从19世纪30年代起，……由于英国工业的飞跃发展，提高了商品对殖民地和其他国家输出的要求，又由于新式交通工具的使用，英国得以广辟新市场和殖民地。……这个贪婪强暴而又在印度积有经验的英国海盗，对满清政府统治下的封建中国，抱着极大野心，一刻也不肯放松侵略的机会是势所必然的。”（《中国近代史（上）》，页2）在范文澜的史观里，近代史上，西方工业国家的殖民扩张与市场开发，对于落后的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它带来的近代工业的最新成果（无论商品与武器），那是一场绝对的恶，只有灾难和死亡，而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然而，马克思的看法却不同，他认为，西方工业资本开拓市场，海外殖民，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页237）西方资本血与火的扩张当然是一种恶，然而，资本主义这种扩张与开发，摧毁是封建主义旧的经济体系，有利于生产力的扩大与发展，展现了历史进步的善的一面。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张，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28-29）

马克思在这段著名论述中也提到了中国和印度，也提到了殖民地，然而，马克思是思想家，是哲学家，他强调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强调的是人类历史的文明进程，因而才肯定资产阶级曾经发挥的革命作用，而不是站在狭隘的阶级、民族、国家利益立场上，“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咭咕地说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同上书，页51）

甚至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进一步指出：“所有那些迄今或多或少置身于历史发展之外、工业迄今建立在工场手工业基础上的半野蛮国家，随之也就被迫脱离了它们的闭关自守状态。这些国家购买比较便宜的英国商品，把本国的工场手工业工人置于死地。因此，那些几千年来没有进步的国家，例如印度，都已经进行了完全的革命，甚至中国现在也正走向革命。”他甚至对下述情况感到欣喜，很有乐见其成的味道：“事情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之内就会夺去中国千百万工人的饭碗。这样，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页234）他在行文中，对中国、印度这些古老的封闭国家，一般是称为“半野蛮国家”，而对英国这样的殖民国家，则称为“文明国家”，而把英国商品与市场的扩张，视为一个“文明和进步”过程。爱憎还是很清楚的。

马克思的新闻评论文章，往往饱蘸激情，他在评论英国对中国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指出：“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这种联系从那时起就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黄金吸引之下迅速地发展起来。同时，这个帝国的银币——它的血液——也开始流向英属东印度。”（同上书，页691）在马克思的口气中，“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这些鞭辟入里、激情四射的文字，让人感到了马克思对于满清王朝的鄙夷与蔑视，他对满清王朝由于战争的失败“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感到欣喜与憧憬。至于英国的鸦片贸易与船坚利炮，马克思只是以一种诗一样的语言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