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小学习刻苦，是家乡中学里仅有的几个能考上一本大学的人。到了大学他依然努力，却因计算机基础薄弱、跟不上课程而挂科，最终勉强毕业。

在读本科和硕士的7年里，为了节省路费、打工挣生活费，他只回过4次家。为了申请美国高校的博士，他边工作边备考，住在一个不足8平米、完全不见光的地下室。

支撑他的理由只有一个：想当科学家。

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读博期间，他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他不再受家庭出身、成长背景的羁绊，与曾经的苦难和失败告别，而是开始享受科研的过程，自由地探索和成长。

他的名字叫黄焕平。今年，他完成了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博士后研究，成为了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助理教授，实现了从小到大的梦想。

黄焕平（图片为受访者提供，下同）

以下是黄焕平的自述。

 

梦想：我想当科学家，帮助农民提高粮食产量

我的家乡在广西玉林市下属的一个村子，父辈世代务农为生。小时候，看到书本上钱学森、袁隆平、居里夫人等科学家的事迹，非常佩服，希望自己未来也能当一名科学家。

学习之余，要帮家里干农活。我深知种地的艰辛和不易，非常想考出去，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帮助农民提高粮食产量、改善生活。

黄焕平

因此，我学习一直很刻苦，在年级里名列前茅。整个中学阶段，我总是最后一个去食堂吃饭的人，因为可以节省排队时间，多学一会。

可命运似乎总爱跟我开玩笑，一到大考，我就会发挥失常。初升高时，差了2分没考上重点高中；高中阶段，我成绩都在年级前3名，可到了高考却再次失利，成绩比平时低了几十分；还有后来的考博，差4分没过录取线。

我本科上了中国农业大学，因为分数原因没读上心仪的生命科学专业，只好就读于电气信息类专业。大一阶段的基础课，我成绩很好，但后来专业课越来越依赖计算机，就不太能跟上了。

要知道我在此前几乎没摸过电脑。当时学校基本把网吧和网瘾画了等号，作为模范生的我自然是保持距离，家里买不起，亲戚家也没有，连高考志愿是老师帮着报的。上了大学，才慢慢开始学打字，专业要求的编程是一个很大的坎，这相当于我刚学会走路，就要求跑起来了。

我想转专业，但当时学校规定成绩必须达到专业前几名才有资格。这就是个悖论，因为不喜欢、不擅长才想转专业，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学得好、考得好呢？最终的结果是挂科补考，勉强毕业。

抉择：是否该坚持科研、放弃到手的offer？

临近本科毕业那段时期，我非常迷茫，不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我心里仍然想当科学家，但曾经选修的生物技术课和我想象中的、能切实帮助农民增产有很大的偏差，这让我怀疑自己是否了解生命科学，是否真的喜欢它。

2009年，恰逢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召开，我了解到了气候变化对农业的不利影响。又想起在夏秋季节，家乡总是刮台风继而发洪水，淹没农田，摧毁庄稼，就想自己是不是可以去研究气象？如果能提高极端天气的预报能力，也能间接增产。

综合这两点考虑，我选择到中国农业科学院读气象学的硕士。

硕士阶段，接触到一些科研项目、乡村调研后，我看到了气象学在农业中的实际应用，所以非常想继续做科研，想到国外去学习最前沿的研究。

可我对自己的英语能力没什么信心，不敢直接申请国外博士，就选择了先考国内高校的博士再申请联合培养，这样风险更小。果不其然，“逢大考必失败”的“魔咒”又灵验了，我的英语成绩差了4分没进面试。

幸好我做了两手准备，工作方面拿到了北京气象局的offer。当时周围的人都劝我接受这个不错的职位，我自己也很犹豫。后来，我就去气象局待了一天，算是对未来工作状态的考察吧，发现工作内容很常规，缺乏挑战性和新鲜感，最终我还是放弃了这份工作。

这时已经到了5、6月份，招聘招生都基本结束了，毕业之后去向何方？我完全没有想好。有天通过农科院的老师，我了解到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有个教授着急招博士生。那时的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马上联系了那位老师，但由于没有托福、雅思等英语考试成绩，现考根本来不及，我再次错失了一个好机会。这让我很气馁。

因为英语短板，接连受到两次打击，我已经没有退路了，就下定决心攻克英语，申请国外博士项目。为了多点生活补助，我找了研究所研究助理的职务，边工作边备考。

备考：地下室见证着我的艰苦奋斗

2013年7月，从租下农科院隔壁小区地下室这一刻起，我的备考之路正式开始了。

地下室不足8平米，一张单人床、一把椅子、一盏灯，再没别的了。我选了靠里面租金少的一间，完全见不着光。

我每天早晨6点多起床后就开始晨读英语，8点左右到研究所，利用工作的间隙学习英语。后来发现附近北京理工大学的食堂更便宜，就在完成工作后去蹭自习室和食堂。

我的英语基础差，也没有什么高效的学习方法，就花了大量时间背单词，一遍一遍地背。我把英语词汇书撕成了7份，每份大约1000个单词，每天背一份，一周背一遍，然后是第2个轮回、第3个……

很多时候，到了晚上11点自习室熄灯还没背完，就转战路灯下接着背。

通常夜里12点左右，我回到地下室睡觉。我的邻居们多是在附近餐馆打工的年轻人，足足有几百人，他们下班晚，这个点正是夜生活的开始。我被吵得睡不着，就爬起来接着背单词，等到周围安静下来，基本一两点钟了。就这样，我考了1次托福、1次GRE、3次雅思。

最难过的，是考试成绩不理想和看到拒信的时候，越发焦虑和彷徨。这时我就会去小卖部买瓶酒，坐在楼前的草地上，边喝边看星空。

脑子里充满了怀疑和自责：再考一次会有好结果吗？是不是不应该放弃气象局？我的路子选错了吗……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和明亮干爽的农科院研究生宿舍仅一墙之隔，看着宿舍楼一个个窗口的亮光，我总想起自己在里面住的时候，后悔没有提早规划出路。

哪怕我已经很努力，可还是会怪自己不够努力。

每天下班后，我都会去操场跑步解压，负面情绪通常持续不了多久。下一次考试的报名费已交，考试时间也开始倒计时，我已没有任何退路，也来不及过度伤心，只能用加倍的努力搏一把。

我时刻提醒自己，一年之后，我一定要自信满满地走出地下室。

高光：我被常青藤大学录取啦

我永远都会记得那个日子，2014年2月10日，那个我曾想象过无数次的场景终于来了。

之前我陆续申请了6所学校，其中有1所藤校。后来，我陆续收到了4封拒信，一次次的坏消息把我的信心快打击没了，我想：一般的学校尚且看不上我，藤校就更没可能了。

又一次面试完后的第二天早上，我十分忐忑地打开邮箱，一眼就看到了“Congratulations”，是来自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的录取通知！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由得尖叫起来。我在实验室跑来跑去，特别开心，特别激动，跟每个老师喊，“我有学上了！我有学上了！”

我把录取邮件打印下来，仔仔细细地看了好多遍。当时我的雅思成绩依然没达到学校要求的7.0，而达特茅斯学院的导师却破格录取了。老天终于眷顾了我一回，似乎是想弥补我曾经的种种遗憾。

想象中我应该立刻搬离地下室，可事实上一直住到了离开北京那一天。不过，从那天开始，黑暗的小屋里似乎有了希望，我头顶上的达摩斯之剑一下子消失了。

到了达特茅斯学院之后，新的困难又来了。即便我的学术英语水平已经有了不小的提升，但仍然难以应对日常交流，同学们讨论的话题有很多我都听不懂，加上比较害羞，一度不想参加社交活动，只想埋头学习。

但有几个同学非常热情，经常邀请我参加聚会，而我又是那种不太会说No的人，只好硬着头皮去。从另一个方面说，我内心其实非常渴望交朋友。

其中有个在中国待过的美国同学，会说简单的汉语，她经常试着跟我用中文对话，也主动把我介绍给大家。我慢慢地放松下来，对他们的信任感也越来越强。

那一年我去了至少50个party，口语也得到了快速提升。

后来，我还在学校担任了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主席，帮助新来的华人学生和访问学者融入当地，举办了英语角、秋游、春晚等一系列文体活动。

博士毕业后，我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今年起，成为了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助理教授，继续从事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的研究。

蜕变：我终于与过去的自己和解

读博是我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此前读本硕的7年中，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打工挣取生活费，我只回过4次家。同学们都知道我吃穿条件差，自己在人际交往中也总是缺乏自信。

直到读博时，我去到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诺威小镇。那里很安静很美丽，我做着自己喜欢的研究，也交到了一些知心朋友，生活简单而充实。

我的同学中，甚至有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后代，我在想是什么让我们坐在了同一间教室？不是家庭出身、成长背景，而是那份对学术的执着和对进步的不懈追求。曾经我也希望自己的出身背景能更好些，但既成的事实和失败我已无力改变。我能做的就是着眼未来，付出更多，争取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最终，我们殊途同归。

黄焕平

读博的生活让我逐渐忘记了物质上是否优越，越来越关注自己内心的满足感，开始了自由地探索和试错，并真正享受科研。慢慢地，我与自己和解了，我不再看重外在条件的差异，与过去的苦难和失败作别，不再聚焦于自身是幸运或是不幸。我接受了自己的独特性，接受了每个人的成长道路注定不同这个事实。

每次回到家乡，我都会到母校中学去演讲。这是一所每年有1000多人参加高考，只有大概10个人能上一本大学的中学。

我想，我讲的那些经历和故事，不久之后大家可能就忘记了，但也许不会忘记的是，在这么落后的一个地方，曾经走出过一个人，他去到了世界知名高校从事科研和教学。这或许对很多人来说遥不可及，但可以成为他们求学路上的一点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