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在帝俄时代，华人与俄罗斯人一同合作开发了远东地区，俄罗斯人是统治者，控制着军政大权和金融、矿产等命脉行业，而华人则在一般性行业占有优势地位，这与南洋地区欧洲殖民者与华人合作的模式有很大相似性。华人在人口上的庞大占比，也跟英属的东南亚地区人口结构很相似。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改变历史进程，华人可能还会持续不断往这个地方移民，并且以后成为这个土地上生活的主要族群之一，海参崴也或许会成为东北亚的新加坡。
1917年的十月革命给华人带来了希望，布尔什维克主张人人平等，废除压迫制度。华人在远东虽然生活得还可以，比国内的同胞好，但是地位明显不如这里的欧洲人。华人开始积极参加革命，希望与布尔什维克一起推翻旧的反动统治，用自己的努力获得新生。正如上乌金斯克华人代表大会向苏维埃新政权的信中说的那样：
据研究，全俄境内至少有5万华工参加了十月革命和此后的国内革命战争。各地涌现出众多的“中国团”、“中国营”和“中国支队”。远东地区最著名的是华人辛继武组织的游击队，人数规模达3300多人，活跃在乌苏里江流域，给白匪军沉重打击。当白军占领海参崴后，远东铁路上的华人职工参加了大罢工，严重干扰了白军的供应和军事部署。
（海参崴十月革命胜利广场上的红军英雄雕塑）
十月革命的确在某些方面改善了华人的境遇，比如华工的待遇比沙俄时代提高了很多，不再需要忍受监工的鞭笞，劳动时间也大大缩短。苏联当局还允许设立华人俱乐部，开设华文学校。但是，华人并没有实现他们期待的自由和平等，华人在远东是“商业民族”，自然与新政权消灭私有财产的目标相冲突。1921年起，苏俄当局不断查封中国商会，强令中国商户购买国家公债，严格限制华人往国内汇款，导致华商在远东生存越来越艰难。此时，海参崴领事馆向国内报告：
自苏联政府成立，华侨之所受损失数，在华银一千余万元，华侨被害之生命，在二十余人以上，此二种不过指海参崴一埠而言、且皆有案可稽，至无案可稽及其他各处所损失之金钱与生命，俱未之计也。
新政府开始实行户口登记和日常生活用品供给制度，由于绝大多数华人没有国籍，不能获得供给，生活也日益艰辛。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苏联渐渐背弃了革命时期的民族政策，渐渐走向大俄罗斯主义的道路，对非俄罗斯民族，尤其是非欧洲人的、力量较为强大的亚洲民族采取排斥、同化甚至消灭的政策。苏联政府这些民族非常不放心，视其为国土安全的威胁，之后陆续发生全民族遭受驱逐、镇压（如华人）或者迁徙流放（如朝鲜人、车臣人、卡尔梅克人）的事情。
不过，此时苏联正推行“一五计划”，劳动力短缺的远东还离不开华人。这样大批华人劳工被吸收进入国营企业，成为国家雇佣的工人。据统计，这个时候，整个滨海边疆区的工人中，华工比重为40%，主要分布在重工业、采矿业、伐木业和捕鱼业等——华人虽然在商业上被排挤驱逐出远东，但是在劳动力市场上仍旧占有一席之地。
到1926年，远东华人数量减至6.3万人，比战前减少了一半多。但是这里的华人开始定居，开始逐渐接受这个国家的文化，似乎长期的稳定生活，让华人逐渐从侨居者，向少数民族在转化。
三、血腥的离场
然而，1929年后，随着中东路事件后中苏关系交恶，苏联对华人打击越来越公开化：“任意关闭华商，任意没收华侨财物，强纳苛捐杂税等”。“九一八事变”后，苏联进一步视华人为威胁其远东地区和平的不利因素，对华人的镇压驱逐政策逐渐开始浮出水面。1934年，远东地区华人减少至3.1万人，又比1926年减少了半数以上。
如果说之前是采用比较柔性的经济手段来限制华人，达到驱逐华人的目的。到1935年以后，苏联则开始采取完全非人道的手段来镇压消灭华人。1936年4月17日，联共布政治局通过决议，责令年底之前肃清海参崴百万街的华人，执行机构不是地方政府，而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即内务部，镇压肃反机构）远东边疆区管理局。
（华人聚居的百万街今昔对比，张宗昌在海参崴谋生时曾经居住在这里）
由于害怕引起中国抗议，联共布政治局在6月17日，又给远东边疆区一道指令：
今后行动更加谨慎，不要给人口实，即让人以为行动是针对中国人的。驱逐过程与外交人民委员会相配合，不晚于今年完成处理百万街。
这一年，共有4000多名海参崴华人被迫回国。
1937年6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颁布镇压间谍、破坏分子的决议，12月22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即内务部部长）叶若夫下达绝密令：
所有中国人，不论其所属国籍，凡有挑衅行为或恐怖意图者，立即予以逮捕。
12月29日夜，远东开展第一次大规模抓捕华人的行动，内务人民委员会命名为“中国行动”，本次有1100多名华人被抓捕。
1938年2月1日联共布政治局通过《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远东相关问题》的决议，责成把所有外国人从远东和后贝加尔地区驱逐出去，逮捕任何涉嫌间谍和反苏行动的嫌疑人，不论国籍皆进行镇压。
在这个决议的指导下，1938年2月下旬，苏联远东当局又针对华人采取第二次大规模逮捕行动，中国驻海参崴和伯力的领事馆给国内发来报告：
内政管理局连夜派人分乘大汽车搜捕善良华侨又有百余人之多，其势汹汹如擒大盗，变本加厉，势必至拿罄而后止，闻前次被捕之华侨即将发往边远苦寒各地，罚充苦工。
此次对待华人真狗彘不如，生杀予夺一任其便……搜捕侨民夜以继日，并有工作时间将其逮捕者，苏方咄咄逼人不留余地，其蛮横行为等于庚子年驱逐华人故事。
内务部人员到华侨家中挨家挨户搜查，逃脱的华侨跑到领事馆门前，要求进入避难达一千多人，大家彻夜不归，“群情惶骇，不可言状”。这次被抓捕的华人达2005人。
（海参崴华人遗物，俄罗斯滨海边疆博物馆藏）
事后，中国驻苏大使馆对苏联发出最严厉抗议，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则辩称华人多数是日满间谍，并还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3月下旬，又开展了对华人的第三次抓捕，这次行动更为彻底，内务人民委员会直接在大街上抓人，很多华侨在公交车上就被抓走。抓捕对象也不再限于成年男子，妇女儿童也不幸免，很多侨民欲逃亡领事馆躲避，都被中途拦截带走。这次抓捕行动进一步带走3082人。
从1937年底到1938年3月，仅仅滨海州被抓捕人员就至少6000多人，而此前一年领事馆统计华人数量为11000人，半数以上的华人被逮捕。而整个远东地区被抓捕的华人达到11000多人，约占华人总数的60%以上。可见肃反已经超越了打击间谍和恐怖行为的范畴，变成了赤裸裸的针对华人的种族清洗。
这些被抓捕的人是何种命运呢？肃反机关对这些抓捕的华侨严刑拷打强迫他们承认间谍罪名：
被捕之人多有被勒令站住热火锅炉旁拷问间谍口供情事，侨情疑虑恐迟早将不免……被捕华侨食不果腹，且有遭到刑讯致死者。
中国领事馆提出探视关押人员也不被允许。4月27日至5月27日，内务管理局仓忙编织卷宗，进行审判，最终3123人被枪决。其余被送进劳改营，多数惨死于劳改中，比如，1938年一次抓捕中，以非法越境罪被流放的270名华人，在劳改营中有269人被饿死、冻死，仅有1人因为是厨师幸免于难。那些少数幸存下来的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中国政府交涉，得以回国。
即使是那些加入苏联国籍，并且政治上积极倾向于苏联共产党的华侨，在镇压中也没有得到宽容。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会下令逮捕180名师生，重点审查对象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多数经过草率审判就被处决。能够查询到档案的人员，比如学员王维清，原为东北义勇军战士，后成为苏联情报人员，多次去伪满洲国执行任务，1938年被枪毙；列宁学校中级部主任杨兴顺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也在抓捕后彻底失踪。到1938年5月，全校400多名师生中，只剩下89人有人身自由。
（列宁学校的华人学生的自供状以及政治审查报告，来源：米兹《中国人在海参崴》）
对于经过历次驱逐、抓捕，剩下的8000余名华人，已成惊弓之鸟。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的进行了多次交涉，这些侨民终于获准乘坐西伯利亚铁路火车，通过中亚和新疆，回到国内。1938年5月20日，苏联当局通过《迁徙远东华侨的办法》，至7月，远东地区领事馆共组织8025人回国。到1939年，整个苏联滨海边疆区仅剩下351名华侨。
至此，数万人华人聚居海参崴，数十万人聚居远东的情形彻底不再，在继1860年远东与中国切断政治主权关系后，在文化上也与中国脱离关系。中国彻底丧失对苏联远东地区的文化和经济上的影响力，直到冷战结束后才有所恢复。
结语
苏联在1937年至1938年对远东华人的镇压和清洗，在手段上与同时期的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非常相似，甚至更加血腥——纳粹在二战前对犹太的迫害仅仅是驱逐和没收财产，而苏联除了没收财产外，还实行惨无人道的大规模肉体消灭。根据俄国社会与政治史国家档案馆的记录，有8500多华人在“大清洗”期间遇害，其中多数应该是远东地区的华人，如果加上死于流放劳改的华人，数量应该在一万人以上，占当时华人总数的一半以上。如此高的死亡率，定义为种族灭绝丝毫不过分。
犹太人被屠杀的历史，被整理成一部部历史著作、电影和纪录片，一座座纪念馆，提醒全世界人民不要忘记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两万名波兰人在卡廷森林被害的事件，也一再让俄罗斯向波兰人民道歉。而提起华人的这段遭遇，我们却没有一点纪念，甚至是记忆呢？
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是俄罗斯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视中国人为“黄祸”的阴魂依然游荡在西伯利亚上空。华商至今在远东仍然遭受各种不公平待遇，官方屡次发生捣毁中国市场的行动，光头党多次发动针对华人的谋杀。由于我们没有记住这段历史，我们也就不可能提醒俄罗斯人记住这段历史，中国人被迫害的悲剧或许未来还可以重演。
我们没必要通过揭露历史来挑动民族仇恨。也深知要看到中俄两国交往中积极的部分，维护好中俄两国的政治友好关系。但是这一切都不是忘记历史的理由。因为被选择性忽略的不只是悲惨、血泪，还是正义、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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