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中国一切的问题，都要通过钱来解决。没有钱就没有投资，没有投资就没有产业，没有产业就没有就业，没有就业，社会就会乱。这是一个政权最核心的要害，一旦出现问题，问题就大了。

宋朝的真宗皇帝赵恒，有一首家喻户晓的《劝学诗》，诗里说了三句让中国所有读书人都馋涎欲滴的话，“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是房子，颜如玉是二奶，千钟粟是饭票。

知识分子吃什么？知识分子吃的最直接的，是书。之所以书中会吃出房子、二奶和饭票，是因为被统治阶级看中了，他花钱来给你这三样东西。要是不幸没被看中，那对不起得很，吃一辈子书也只能吃出纸浆与油墨，吃不出其它玩意儿来。

统治阶级是知识分子的饲养员，他们是大爷，知识分子是孙子，书是联系两者的“血缘关系”。孙子听话，大爷给糖吃。孙子不听话，大爷打屁股，甚至还杀头。

因此，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一见着官老爷就会“泪流满面”的。这倒不是由于他们泪腺过于发达，而是看到衣食父母来了，给激动的。既然身为孙子，自然要乖乖听话，很少见到敢跟大爷顶缸的。

但顶缸的也不是没有。于建嵘教授是其中一个。他到江西万载县去讲课，号召政府别拆老百姓的房子。县委书记明告诉他，“为了发展，就得拆。”于教授争辩了几句。县委书记亮出底牌，“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拆房子，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

县委书记的话，可谓一针见血，尖锐得很，深刻得很。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吃的都是官府的饭，其中九成九是拥护政府，政府给发的饭票；还有一小撮，是靠反对政府吃饭的，政府虽然不直接发饭票，但如果没了政府，他们的批评文章就没了点击率，照样没饭吃。

既然知识分子无一例外都是靠政府吃饭的，那于教授怎么就跟政府的优秀代表县委书记顶上缸了呢？

政府要给知识分子发伙食，首先要保证一条，自己得有饭吃。政府可不是活雷锋，自己不吃先给知识分子吃。那政府吃什么呢？毫无疑问，吃老百姓。

老百姓属于食物链中最低端的一个物种，既不是大鱼，也不是小鱼，更不是虾米，而是浮游生物，生来就是被吃的命。别人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先要交各种各样的税，税不够，再交各种各样的摊派，摊派再不够，继续交无数种名目的费。政府拿着这些钱，养着官大爷，官二代，多了的，分点给知识分子。但人的胃口总是越来越大，吃着碗里的，手开始伸向锅里。

这口锅叫做土地，在中国有个名词，称之为“土地财政”。政府要盖楼，官员要嫖娼，官员子女要出国，知识分子要养活，这都是花大钱的地方。钱从哪里来？当老百姓卖光血汗之后，剩下的便是他们脚下所站立的土地。

现如今，中国一切的问题，都要通过钱来解决。没有钱就没有投资，没有投资就没有产业，没有产业就没有就业，没有就业，社会就会乱。这是一个政权最核心的要害，一旦出现问题，问题就大了。

经济发动机不能停，就需要源源不断的动力。动力从哪里攫取？在出口受到遏制，消费无法提升的局面下，通过土地财政来实现动力供给，就成了当下上至中央下到地方，官员们的共识。

不能把拆房子的罪过都归于地方官员。如果没有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与首肯，他们绝不会这么积极，也绝不会这么坚决。发展经济是他们的升官之路，哪条路最有效，他们就会义无反顾赴汤蹈火走哪条路。中央指了拆迁，他们就走在拆迁的大路上。

知识分子其实也是其中的受益者，看看这几年教授专家们的收入增长，在中国几乎只有大蒜和房子的价格能与之相媲美。但现在有些知识分子忍不住了，他们开始跟官员和政府顶缸，原因很简单，对于土地财政这条生财之道，社会上的“共识”已经分裂了。

原本应该紧密团结在政府周围的知识分子们，他们中的有些人，开始选择离开自己的饲养员。他们不是不明白自己吃什么，也不是不明白谁是自己的衣食父母，而是当喂到他们嘴里的馒头上，处处沾着老百姓血泪的时候，他们难以下咽了。

拆迁中发生的种种悲剧，土地财政引发的种种弊端，造成的早就不只是知识分子的重新站队，还有社会上越来越严重的对立情绪。官员下井中毒死了，网络上不问缘由，就大肆庆贺。

中央如果不及早反思土地财政这条发展之路，那官员与百姓的二元对立只会愈演愈烈，谁都无法在其中润滑。即便是千万个被圈养的知识分子的歌功颂德，也远远比不上于教授的一次拍案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