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底线被洞穿的景象，历史已经向我们展现过了。在那个特殊时期，子女揭发父母、妻子揭发丈夫，邻里朋友、同事之间互相揭发，导致社会人人自危，亲情殆尽信任丧失。1970年4月11日，安徽固镇县，四里八乡的人们争相汇聚到县政府旁的空地上，赶着看一场盛况空前的万人宣判大会。人们拥挤着，踮脚翘首望向主席台，上面正跪着一个五花大绑、短发、白净的40多岁妇女。挂着大木头牌子，上面写的是现行反革命犯方忠谋，然后是红笔大叉。抓住她的头发往下按，要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她脖子一梗，头一偏，又抬起来了。喧嚣的人群中，16岁的张红兵也远远地望着台上那个等待宣判的女人，那正是她的母亲。当宣读宣判结果的时候，整个万人会场安静了下来，张红兵清晰地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方忠谋被拉上汽车，背后插着亡命旗，押赴刑场。刑场就在固镇县三八河东岸，距离县城两公里，那里有一块荒野洼地。人们奔跑着、追赶着刑车，生怕赶不上围观枪决的时刻，路上尘土飞扬。张红兵脚步沉重地裹在人流里。
这不是某部小说的片段，而是真实的历史！
方忠谋之墓
1970年2月13日，正月初八。那天晚饭后，像往常一样，张红兵刷碗，方忠谋给丈夫和儿子洗着衣服，一家人开展家庭讨论。这时候母亲拿起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上面印了这样一句话：“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她指着这一行字说，这是别人说过的话，毛引用的。
印有语录的手册
听到母亲这样说，张红兵勃然作色：“你这不是在贬低我们伟大的领袖吗？语录怎么是别人的？我说方忠谋，你不能用语法问题来攻击领袖。”
16岁的张红兵是大院里最积极的红卫兵之一，小学还没毕业，就加入了毛著作学习小队，对毛极为崇拜。此刻，这个忠诚的红卫兵愤怒了。为了捍卫毛，张红兵立即对方忠谋进行了批判。
深夜的张家小屋就像是惊涛骇浪里的小船。一直看着妻子和儿子争吵的丈夫张月升，此时再也无法沉默了，他站了起来：“方忠谋，从现在起，你就是阶级敌人，我们要和你划清界限，你把你刚才说的话都给我写出来。母亲坐在藤椅上，拿起父亲的香烟盒，抽出一支烟点燃了。从小到大，我从没见过母亲抽烟，但是那天晚上她破例地抽起烟来了。她一边抽烟一边说，那还不好写吗？我敢说、敢想、敢干，就敢写。”
拿到了妻子的“罪证”，张月升立刻走出家门，向军代表揭发方忠谋的“反革命行径”。张红兵仍然不放心，他怕父亲还留恋夫妻之情，不是真的去举报，自己又匆匆写了一封检举信，并包上平日佩戴的红卫兵胸章，他也走出家门，把信塞进了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代表的宿舍门缝里。
张红兵揭发母亲材料
由于父子二人的揭发，“重大反革命”方忠谋被当场缉获。在长长的揭发材料的结尾，张红兵和父亲都写上了“枪毙方忠谋”的字样。同日，张月升还写了离婚申请，和代表儿子脱离母子关系的申请，方忠谋毫不犹豫签上了“同意”。
因为“大义灭亲”，张红兵被树立为革命典型，在母亲的批判大会上做演讲，他的“革命事迹”还被创作成漫画在县展览馆展出。1970年4月11日，在万人宣判大会之后，方忠谋被枪决，她也是固镇县在文革中第一个被处死的“反革命”。
宣传张红兵“大义灭亲”的漫画
方忠谋死后，张方两家也彻底断绝了往来。方忠谋娘家遭到了冲击，二妹忧愤而亡。而张家也并未因“大义灭亲”得到眷顾，“反革命家属“的政治帽子如影随形。张红兵兄弟二人，初中毕业后，没有获得进厂、升学或当兵的机会，被安排下乡插队劳动；张月升则又在后来的大小运动中，经历两次挨整和被免职，日子过得战战兢兢。
1976年，十年动荡岁月结束，之后的两年，极左思潮统的统治开始松动，对于文革的反思、批判，逐渐蔚然成风。然而就在全中国的老百姓欢欣鼓舞的时候，张红兵却彻底茫然了：自己曾经坚信的革命理想，对领袖的崇拜，难道都错了吗？
1978年末，多年未见的方忠谋的弟弟方梅开突然找到张家。当时文革的平反工作，正从中央到地方陆续展开，方梅开决定给姐姐伸冤。不久，张红兵父子在报纸上读到了张志新的平反消息后，掩卷长叹，张红兵也终于明白，他对父亲说：“我们当年真的做错了”。
右二张红兵，右三张月升，左二方忠谋
母亲，是张红兵生命当中已经消失了近十年的一个词汇。方忠谋死后，张月升把和方忠谋有关的照片、字迹全部统统都毁掉了。而把这个几乎被抹去的母亲，重新“找回来”的过程，强烈地冲击着张红兵。当年他写的是揭发材料，而这一次写的，则是申诉和平反的材料。
更重要的是，母亲为何在那个黑色的夜晚忽然爆发？这一巨大谜团，也在张红兵的回顾中，呈现出惊人的答案。在张红兵的印象中，母亲方忠谋一直都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医务工作者和一个虔诚的革命者——她曾为一个大出血的产妇献血；一个小男孩患上白喉、被浓痰堵住气管，方忠谋冒着传染的危险，用嘴吸痰，救了对方一命。
但为什么在1970年2月13日那个夜晚，她会突然歇斯底里、举止癫狂呢？在仔细翻阅了父亲、自己以及其他人的检举材料时，那些尘封的琐碎细节所揭示的真相，令张红兵五雷轰顶。
年轻时代的方忠谋
张红兵当年写下的一切，把母亲钉上了十字架，而如今，每一个曾经钉子一样砸在母亲身上的词句都反弹回来，让他锥心彻骨。张红兵痛哭着写了近一个月，61页。他把申诉材料初稿读给父亲听，父亲沉思了半饷说：“我们当年的做法，也有点不讲人道了。”
张红兵文革后参加高考的准考证
1980年代，张红兵考上了当地电大中文系。一天，在上古代文学课的时候，他读到了明代散文家宋濂写的《猿说》，如遭雷击。“有一种猿猴，猎人把母猴捉到了，扒了皮，小猴子看到它母亲这样下场，抓、撞、反抗，最后这个小猴子也死了。文章最后说，猿猴尚且如此，何况人呢？我看到这些的时候，就在自己心里面痛骂自己：张红兵啊张红兵，你畜生不如啊，动物还有亲情，还有母子之情，你呢，你有吗？”
“有一天，母亲突然又出现在我的梦里，我担心她会马上消失，我就拉着母亲的手，哭着说：妈妈，你别走，儿子对不起你，真的对不起你啊。可是妈妈不说话，一句话都没有说，就消失了。”
2013年，张红兵写下了一篇名为《一个文革“逆子”的忏悔》的文章。在文中，他像当年做“大义灭亲”报告一样，详细描述了1970年，那个残酷夜晚所发生的一切。
三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站在人性的立场来看，社会应该尽量避免让无辜的罪犯家属站上“大义灭亲”的尴尬地位，避免让他们在“亲”与“法”之间做出痛苦的抉择。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就免除了被告人的近亲属必须出庭作证的义务。但是，类似这样的人伦之痛，并未从我们的世界消失。它只是蛰伏，一有合适的土壤，就会呼啦啦长出来。
多灾多难中国人啊，你们要警惕啊！
（淑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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