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还要不要学？| 图源：pixabay.com

近期，教育部对一条人大代表建议进行了回复，在教育部官方网站公布后引发了热议。这条建议提出降低英语教学比重、高考占分比重，教育部在回复中写明外语课时只占6%-8%，引动了大量家长的焦虑。
回看近年来的社会舆论，对英语在高考中主科地位的质疑几乎年年出现，这次人大代表的建议只是老调重弹。英语在国内既受重视又遭质疑的地位，背后是国人对英语学习的复杂心态。

9月23日，针对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提出的一条 “关于增强文化自信增加中国文化内容教学改革和降低英语教学比重” 建议，教育部在官网公布了答复。

这条建议提出，要 “降低英语教学比重、在考试中占分比重” 以及 “改革英语教学方法，不再以考高分为唯一目的，而是以口语对话、生活运用为主。”

教育部在答复中表示，中小学外语课时占比低于语文等学科。具体而言，《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规定，各科目课时比例为：语文20%-22%，数学13%-15%，体育与健康10%-11%，外语6%-8%。外语课时不仅低于数学、语文，也低于体育、艺术等学科。

考试分数占比方面，教育部表示，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保持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科目不变，分值不变 [1]。

这份答复引起了热议，一些人支持建议中减少英语在教学和考试中占比的观点，部分家长则担心英语课时占比如此之少，会不会影响孩子以后的英语学习。

这样的争议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2021年年初，全国政协委员许进曾经建议：“在义务教育阶段，英语等外语课程不再设为与语文和数学同等的主课，增加素质教育课程占比；不再将英语（或外语）设为高考必考的科目；禁止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参加非官方的各种外语考试。” 当时也引来大量争论 [2]。

类似的建议还能追溯到2009年，全国政协委员、山东中医药大学校长王新陆就提出，“高考不一定非得考英语”，大学一些学习传统文化的专业用不到英语，主张放开英语考试，允许考生根据情况自行选择外语或古汉语考试。

这类舆论在新高考改革前夕一度达到顶峰。2014年，各类全国中高考改革方案的消息在网上盛传，其中 “2016年起英语正式退出新高考”、“中国教育学会原会长顾明远称高考改革方案2017年实施，英语将退出统考” 之类的说法成为热门。

尽管当事人声称这是误读，教育部也进行了澄清，但舆论一直未曾真正平息。直到《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出台，明确规定保持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科目不变，分值不变，这一争论才尘埃落定。

在英语频遭质疑的同时，越来越多人开始强调语文的重要性。2014 年前后，在各地纷纷出台或酝酿出台的中高考改革方案中，常见 “英语降分、语文增分” “突出语文作为母语学科的重要地位” 这类说法。北京市的征求意见方案里就有 “高考英语分值由150分降低到100 分，语文分值由150分提高到180分” 这样的提议，该方案虽然没有实施，支持的声音却很多 [3]。

这种对英语教育既看重又担忧的心态，和英语教育在国内的发展史分不开。

高考制度创立之初，外语教育在这一体系内的地位就不稳固，后来更是一度中断。1978年恢复高考后，外语的地位直线上升，高考中，外语成绩从不计入高考总分变成了100%计入总分，仅用了五年时间。改革开放之后，外语主要指的就是英语 [4]。

当时，英语不仅被看作一门语言，更被看作是现代化和国际交流的关键工具，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1978年的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提出，“学不好外语不仅是业务上的失败，而且是政治上的失败。”2001年英语教育的推广力度达到了顶峰，教育部要求全国小学从三年级起开设英语必修课程。

这种推广英语的政策热情持续了数十年。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北京市政府还成立了 “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织委员会”，推行了 “市民讲外语活动”，从出租司机到街道的大爷大妈都拿到了《北京市民讲英语手册》。

横向和日韩比较，从中小学阶段开始，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标准明确提到了科技创新和跨文化人才培养这两项核心任务，强调国家战略。而日本韩国的文件则仅提到英语教育对公民个人的意义 [5]。

英语教育的热度，伴随着对成果的期待和无法达成目标的焦虑，费时低效的批评一直存在。教育部高教司外语处处长岑建君就曾表示，“由于我国大学生外语水平过低，严重影响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进度。”

在政府的持续推动下，英语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各类英语考试也成了中国考生必须跨过的坎。英语不仅成为高考的三大主科之一，很多学校还把四级考试通过和学位挂钩。尽管教育部多次重申从未出台类似政策。类似的措施招致了部分考生的反感。

外语学习的热潮，引发了一些人对本国文化地位的担忧。近年来，几乎每一份降低英语权重的倡议，都会把问题上升到保护本国文化传统，把学科之争定位成文化之争。今年引起争议的提议也提到，“用英语教学降下来的时间，去增加或者加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

减少英语分值，不是好办法
“降低英语分数占比” 这个提议，不仅早有人提出，而且在高考改革中曾经实现过。2006年，江苏省教育厅曾经将三门高考主科的权重调整为语文、数学每门160分，外语120分。

2013年开始的新高考改革前后，各地方曾经提出多种改革方案，总体来看可以划分为三类：降低英语权重、取消听力考试、英语考试社会化，允许一年多考。其中北京借鉴了江苏的经验，计划把英语调整为100分。但在随后的改革中，只有考试社会化成为了进一步改革的方向 [6]。

这是因为取消听力和降低权重两种方式都各有问题。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取消听力考试意味着教学中对听力的忽视，自然会导致教学结构的失衡；降低英语权重的问题则在于，对教学实践的影响不大，不能起到改善教学的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教授、教育部英语课程标准研制组核心成员程晓堂曾表示，“如果高考改革只是制度和组织形式上的改革，而在考试目的、考试内容和考试形式等方面没有大的变化，那么，从理论上讲，教师的课堂教学不需要做刻意的调整 [7]。”

况且，减少英语的分值未必会减轻考生的负担。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表示，现在高考录取是按照总分录取，实质上是按名次录取，不改变这点而只调整分值，是表面上的调整。即使英语分值减到100分甚至80分，数学的一分和英语的一分还是等值的，考生的投入程度也近似。

如果取消英语的主科地位，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失去主科地位的学科只会被边缘化。“这一问题在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学校会更严重。在很多专业、技术领域，要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理念、先进技术，必须懂英语，当前的科技文献、顶尖学术期刊大多以英语为主，在普遍不重视英语的情况下，国际化人才培养必然受到影响。从人才培养角度看，不发达地区、农村地区的学生和城市学生的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拉大而不是缩小。” 熊丙奇说 [8]。

有些学生确实兴趣不在英语，将来也不打算做运用英语的工作，高考英语对于这些学生是一种负担。对于这种情况，熊丙奇认为减少英语权重并不能解决问题，关键在于，大学要有更大的招生自主权，根据不同专业提出不同要求。

对此，熊丙奇举了一个例子。加拿大高中的数学课程按难度由低到高分为10、11、12三种，申请科学和工程专业需要修满数学11和12，招生学校也会提出具体的数学成绩要求。如果申请人文社科专业，可能就不需要提供数学11和12的成绩，只要数学10的分数达到合格既可申请，而这个标准是很低的。

而国内的情况考试招生教学一体化，统一考试之后按照名次进行录取。无论文科理科新高考的学生都要学同样难度的英语，按照考试的要求教学，这样就只会出现 “一刀切” 的英语要求，无法区别化对待。

一些人期待通过降低英语在教育和考试的权重，让学生更好地学习语文和传统文化。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郭英剑表示，从学科和文化角度看，这种说法都是错误的。

他具体解释说，从学科的角度，学习英语与学习母语之间并不是矛盾与冲突的关系，而是互补或相辅相成的关系。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不能把这两个学科对立起来，更不能把母语学习不好归咎于英语学习时间太长。而从文化的角度，学习英语与英语文化，反而有助于其对本国文化的认识与理解。将英语、英语文化与本国文化对立起来是错误的。

教育部回复人大代表建议时，也高度评价外语学习的重要性，称“外语是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培养和发展学生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学习能力等核心素养，培养学生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

熊丙奇则认为，中国基础教育应试化、工具化才是核心问题。不止是英语，语文和数学也都是应试教育，它们都不关注学生的兴趣和学科素养，自然难以培养学生真正的兴趣。

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里，熊丙奇就指出，期待英语退出后语文教育得到强化，是 “纯属臆想”。表面上，学生可以用更多时间来学语文，但“如果应试教育体系不变，语文教育还是走应试教育路线，学生会喜欢语文学习吗？语文教育能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公民素质吗？[9]”

“要改变这个问题，讨论某一个科目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必须要谈到整个的招生考试制度改革。这个问题不改革不解决，就是只考语文一门也没用”，熊丙奇告诉《知识分子》。

学英语，用不到吗？
“学了英语将来用不到” 或者 “英语仅仅是一种工具性语言，不应该占据必修课地位”，也是唱衰英语教育的常见说法。去年提出取消英语必修课地位的许进委员就认为，“英语教学课时约占学生总课时的10%，但英语只对不到10%的大学毕业生有用”。

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徐浩告诉《知识分子》，这种想法出自对英语教育的误解。“大家认为学英语的目标就等于用英语去交际，离开学校后很多人没有用英语交际的机会，就得出学英语根本用不上的结论。这种想法的误区在于只把英语当成一种交际工具，窄化了英语的工具性。”

徐浩解释，英语不只是进行日常交际、完成日常生活功能的工具，它还是承载知识、作为知识中介的工具，但因为人们窄化了对工具性的认识，只看重英语交际的功能，这一点被很多人忽略了。英语教育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学生掌握英语后，能够用英语去学习其他知识。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新修订课标特别提到，希望通过语言的学习，让学生能够增加对自然、对社会和对自我的认识。

另外，学习作为一个过程，本身也会促进把人的认知发展和成长。所以2011年版的《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课标特别强调外语学习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10]。

语言学习对学习能力增长的促进作用，已经得到了很多研究的支持。例如，美国一项长达18年的跟踪研究说明，学校提供的双语教学模式不但能够提高学生的第二语言成绩，也能够提高学生的整体学习成绩 [11]。

程晓堂也表示，“ ‘使英语回归工具属性’ 的观点，就是只看到了英语本身作为交流工具的作用，而没有看到英语学习在开启学生心智、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和开阔学生视野等多方面的作用。”

很多人认为，国家强大了，中文在全球的影响力不断提高，将来就不需要用英语交流了。在程晓堂看来，这种想到是不对的。英国的一篇外语教育发展战略报告就指出，由于英语在全球的强大影响力，英国忽视了外语学习的重要性，但英国人因为不懂外语错失了大概25%的商业机会 [12]。

对于 “英语只对10%大学生有用” 这种说法，熊丙奇指出，谁都不能确定将来自己一定属于用不到英语的90%。另外，这种舆论在熊丙奇看来折射的仍然是 “一刀切” 的应试教育体系与多元需求之间的矛盾。

他指出，在 “一刀切” 的招生考生制度下，大家的讨论往往就变成了两种极端，要么都去学英语并要求达到一样的水平，要么是都不学，没有一个中间态。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给受教育者选择权，这要求大学有招生上的自主权，同时建立多元的评价体系，让学生各方面的能力得到展现。

英语应该如何学
在英语学习上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但迟迟见不到效果，也导致了很多学生与家长对英语教育的不满。

英语学习负担太重吗？徐浩认为看待这个问题，大家应该正视语言学习，尤其是英语学习的两个特点。首先是学习全程比较长，需要持续的投入。他表示学生在达到CEFR（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b2等级（高于高中毕业生平均水准）之前，都需要稳定有规划的学习，至少一周学习8-10小时。

第二是中间不能断线，断线可能前功尽弃。第二语言学习者如果减少或者停止使用某门外语，水平就会随时间推移而下降，这在语言学中被称为语言磨蚀。积累越少，中断带来的负面影响越大。所以说，越是在基础教育阶段，英语学习越需要持续。

从课程的角度，徐浩认为英语并不是一个学科，不能类比知识体系清晰、学科性明显的物理化学等学科。英语也不能像其他学科那样分段进行规划，而是需要一个一条龙的总体的规划。和母语的学习类似，英语学习也需要长时间努力才能见效，“就像有的学生语文好，不可能是上了一个学期补课班，他语文就特别好了。”

学英语吃力的学生，可能是因为在小学阶段没学好拼读，不认识基本单词，初中课程难度上升自然会感到吃力。学生觉得英语负担重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老师没有教他们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徐浩建议，“在课上要教会孩子一些最基本的方法，让他尽快尽早的变成一个自主学习者。只有变成自主的学习者，他才可能解决学习负担的问题。”

“比如碰到一个生词如何背，又比如说背课文，背课文第一遍怎么处理？第二遍怎么处理？这些很多时候在学校课堂上是没有人教的，学生回家之后也不知道怎么做。” 徐浩说。

徐浩举了北外英语专业低年级课程的例子。低年级的精读课教学目标不是多少篇背下多少单词，而是有两个主要目标：第一让学生提高语言意识，也就是对语言的敏感，看到一个生词，会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一词多义的单词，是一个学习的机会。第二是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如何根据文本不同进行不同的释义，如何背长单词，这些学习方法老师都会细致教学。

至于英语教育成果不佳的批评，如果横向了解下日韩的英语水平，或许可以缓解这种不满。中、日、韩在托福成绩上一直相差不大，2010年中国托福平均成绩77分，韩国81分，日本较低只有70分，都是中游水平。在非英语母语的国家中，中国的英语水平并不算差。问题比较大的是口语，中、日、韩的托福口语平均分在世界上都是倒数 [13]。

郭英剑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生的整体英语水平，呈现大幅度提升的趋势。中国学生的托福、雅思乃至GRE等成绩，是不会输给绝大多数非英语母语国家的学生的。而且，中国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的听和读的能力占有很大优势。这些成就得益于中国的英语教学，包括基础教学与高等教育中的英语教育与教学。

社会上另外一种常见的批评就是“哑巴英语”。学生和家长觉得英语学习不见效，部分也是因为自认无法和外国人顺畅交流。过去，中国英语教学普遍采用的“双基教学”模式，看重语言知识的体系化和准确，不强调交际能力。随着英语的交际功能越来越受重视，这种教学法饱受 “哑巴英语” 的批评。

郭英剑也认为，对英语教育效果不佳的批评，主要是因为多年的英语教学中，对学生口语能力的表达重视不够，对学生的口语训练严重不足。同时，教师对于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过于苛刻，导致学生担心出错而不敢大胆地讲英语，这些因素都让人们觉得，我国学生的整体英语水平不高。

有鉴于此，2001年后启动的 “新课程” 改革，非常强调语言的交际性，侧重情景交流，就是要强化国内学生的听说能力。但中国学生并没有方便地和外国人交流的条件，语言技能也很难如预想中得到训练 [14]。

徐浩也提到，很多研究表明，学生做活动，比如演话剧、教育戏剧、辩论演讲等等，不一定能够促进英语知识的生成或者增加。基于缺乏英语环境的现实，从读写入手，也是获得知识相对来说性价比更高的途径，当然，这不代表忽视听说的重要性。

英语课时下降的隐忧
2022年，“新课标” 实行之后，很多家长发现英语课一周只剩下两节，课时还没有体育多，更比不上一周五节课的语文了。同时，一二年级的英语考试也取消了，这样很多家长焦虑不已。

这次教育部回复中提到，《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规定，外语从三年级开始开课，课时只占总课时的6%-8%，澄清误解的同时也坐实了家长的担忧。

实际上，这个比例早在2001年《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中就已经确定，外语课时比例不仅少于数学语文，还少于思想品德。[15] 据新京报2013年的一篇报道，当时北京市大部分小学一、二年级每周有两课时的英语课。一位北京教委负责人表示，2001年国家课程标准要求小学从三年级起开设英语课，但有条件的地区可以从一年级开设。

徐浩表示，课时减少肯定会对英语学习产生影响，因为不是所有学生都能够自主学习，也不是所有家长都能够起到重要辅导作用，很多学生还是依赖学校的课时。

徐浩特别担忧的一种情况是，英语校内课时的减少会带来教育不公平，一些资源不足的家庭可能受到更长远的负面影响。现在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数据来考察课时的减少到底会带来什么变化，很可惜的是，基础教育阶段几乎没有标准化的、稳定长期的测量和跟踪调查。

徐浩认为，时下很多关于英语教育的批评或争论，其视角是非常局限的，往往过度强调英语作为一门课程，应如何进行课时分配的问题。实际上，英语作为一门课程承载的知识技能如何，培养学生储备的价值是否重要，才是更应该讨论与关注的问题。

即使只从当下看，也不能仅仅因为其他国家的课时略少于中国，就决定减少国内英语教育的课时。更重要的是看英语在人类发展中的作用，包括解决 “卡脖子” 问题的作用。在徐浩眼里，英语教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我甚至都不觉得它是一个可选项，不是选还是不选的问题。”

 参考文献：
1.http://www.moe.gov.cn/jyb_xxgk/xxgk_jyta/jyta_jiaocaiju/202209/t20220923_664174.html

2.https://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21-03-04/doc-ikftpnnz1832282.shtml

3.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GWJX201501001.htm

4.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KSYA201401005.htm

5.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CJD&dbname=CCJDLAST2&filename=YYZC201501006&uniplatform=NZKPT&v=bu-V2oDpJZ8w_SpxjPi9Rrn2CRDCsNii8tyX19dTEloVbG_1V_DIFcmLHcx3FqA5

6.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WYCJ20160300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