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家世的过分强调，在我看来是有问题的。今天中国人的族谱，都会写我们家里曾经出过什么名人，包括我回家时，人家也说：“你做得不错，祖上是哪一支？”我说我父亲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父母亲都是这样，祖上也差不多，从来没有找出我跟陈后主或者其他姓陈的名人有什么关系。我不相信这种族谱。

中国人的族谱绝大部分都是明代后期编的，诸位可以去看一下，在广东和福建，大致有这么几个大的姓氏，有人说“陈、林、蔡天下居一半”，这几个姓氏在我们那里人口特别多。我家是从泉州迁过来的，再之前是从中原迁到泉州的，但是颖川陈氏又是如何影响到这里的？没必要这么拉关系。今天中国人一大堆的族谱、一大堆的家世，我是不太承认的。而且这种说法很容易让人推卸自己的责任，把自己的努力全部寄托在家族所谓的曾经有过的辉煌上。净是阿Q那一类的说法：我祖上比你还富呢。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对中国人对官位的迷信特别不以为然。

在我读书的时代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经常说大官是好人还是坏人，而今天已经没有好坏了，只有大官。以前在阶级斗争时代，假定家乡有个亲戚是国民党的师长，我们都会避而不谈，因为怕受连累。而今天已经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秦始皇还是唐明皇，只要是官就行，所有的人动不动就说什么级别。我读书的年代没有副国级、正部级、副省级、副科级这一大堆的论述。可是今天经常会有人这样问。甚至有人问我，你当过中文系主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是什么级别？所有的人都问你是什么级，所有的人都迷信官位，这个状态是非常可怕的。

几年前在一个重要的活动上，主持人问我：除了北大中文系教授，你还有没有别的更好听一点的头衔？我说没有，就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很不幸，北大中文系主任我当了四年，退下来以后，至今还有人会这么介绍我。我说你知道吗，教授比主任大。教授是永远的，主任是短时期的，而且真正做得好的人，只要一个教授头衔就行了。今天中国这个迷信官位的状态是非常不正常的。

我毕业的大学叫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在广州，那个校园原来是岭南大学。1923年孙中山到岭南大学视察，题词：“学生们要做大事，不要当大官。”这句话就刻在岭南大学的礼堂前面。我读大学的时候每天经过那里，每天都面对孙中山的题词。结果有一年回去的时候，那个题词不见了。我就写文章批评，觉得这是中山大学的灵魂。中大马上给我打来电话说：“陈教授，不是这样的，是因为装修，题词还会重新放上去。”果然后来又放出来了。到今天为止，中山大学还是以这句话为荣。

我经常回中山大学去参加校方组织的活动。我的同学是当广东省委副书记的，但校方为了表示他们对教授的尊重，在介绍的时候都是先介绍教授，然后才是某某书记。我知道，当然是省委副书记对学校的贡献更大，可以给大学帮很多的忙，而我只是一个教授而已，但学校希望用这个办法体现对学问的尊重。他们解释得很科学，说远方的客人要先介绍，我是从北京过来的，其他人就在广州。我的同学也不会计较，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自信，知道当官的力量比一个教授大得多，所以不会介意学校先介绍我再介绍书记。

但是后来越来越令我不高兴的是，在好多会议上，可以看出主席台上是按照级别排列的，从大到小，而且有时候如果来的是大单位里的小官，也要坐到前面。比如说教育部来了一个处长，也必须安排在前面，因为他代表了上级。诸如此类的排列顺序让我感到非常困惑，好在我已经习以为常了。经常会碰到主持人说：“今天到会的有某某部长、某某省长、某某厅长、某某处长，因为时间关系就不一一介绍了，在座还有什么什么人‘等’。”我就属于那个“等”。我已经非常习惯了，一点没有脾气。但我不知道我的学生能不能接受这样的状态，也不知道在这种风气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会是什么样子的。

前天，在我的师兄老温的座谈会上，有一个朋友说起来，他参加家长会，老师让孩子们各言其志，有人要当大官，有人要当商人。他特别伤心地说：“我们当年读书的时候各言其志，都说要么当科学家、要么当医生，今天怎么都这个样子？”后来终于有一个孩子说要当警察，老师很高兴，问他为什么想当警察，回答是：“我想抓谁就抓谁。”还有另一个孩子说的也让他很惊讶，说想当小公主，爸爸回去后告诉孩子说：“孩子啊，没希望了，你爸爸不是皇帝，你这个小公主是当不了了。”

诸如此类的这一系列的风气变化让我们觉得很难接受。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来的时代不是这样的。今天的传媒和影视所灌输的竟然是这样一套制度，当年毛泽东说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舞台的时代”今天又回来了。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有点伤心。

最后一个问题，我在大学教书，突然觉得今天的孩子变得特别脆弱。

昨天我给我的师兄老温写的文章，题目叫《百战归来仍战士》，就是打了大半天仗回来还仍然是战士的气质，老兵不死的意思。因为师兄现在75岁，还在读鲁迅，而且做了好多好多工作，回过头来还保持这个信念，我觉得挺好，所以就取了这个题目。我一个早年的学生说听了这句话特别感动，想起20年前他跟我读书的时候，我说过一句话，他至今记忆犹新而且到处传播。是什么话呢？我说：“做学问不容易啊，古来征战几人回。从政如此、经商如此、做学问也如此，没有这样的信念就不要进来。”就是这句话让他记了几十年，再三传播。

而今天，我再也不敢跟学生这么说了，最近20年，学生们突然间变得特别脆弱，老师必须不断地说好话，稍微说重一点，学生马上就会接受不了，很伤心，很脆弱。我在想这是为什么呢？从小学到中学，最近20年，教育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说是跟美国人学的。美国人都是鼓励、从不批评，今天说你特别好，明天说特别特别好，后天说特别特别特别好，只有这么鼓励，孩子们才会长进。我问了个美国人，你们有这么傻吗？他说没有。

其实，越差的学校，越是以鼓励为主，精英学校从来不是这个样子，都跟中国人一样，“古来征战几人回”，没有这种信仰、这种意志，你是走不到最后的。当然，为了让大家都安心，越差的学校越是哄你毕业就行了，只要你不跳楼，能够平平安安地走出校园，至于学什么、多大成就，跟学校没关系。所以每到毕业前夕，学校的校长、老师们都必须在安全第一和学术水平之间保持一个必要的平衡。但这个状态我觉得不太理想。其实还是那句话：古来征战几人回。如果像我刚才说的，“百战归来仍战士”，我觉得挺好的。当然，很多人不赞成，但是这种状态、这种竞争，或者说这种境界，至今依旧值得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