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的独一无二
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王朝，一直以大一统和集权制的形态存在于世。这就使得很多人形成一种错觉，就是统一和集权是普遍而正确的存在，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国家大一统是一个无需争辩的真理。
但实际上，在全球史，大一统和集权制是一种特殊存在，根本不具备普遍意义。中国之外的几乎所有国家，在绝大部分历史时间里，都是松散、混乱、分裂的状态。（这些词语都是不褒不贬的中性词汇）
先说大一统，古代文明的重心一直在欧亚大陆。从西到东数，欧洲的罗马帝国只存在了三四百年，中东存在过波斯帝国和伊斯兰帝国，但大部分时间都是不稳定和分裂的状态，稳定和统一只是历史的一朵小浪花，中亚和东南亚就没统一过，南亚次大陆的历史就是一部分裂史和被侵略史。
俄罗斯起源于基辅罗斯，直到800年后才由彼得大帝建立俄罗斯帝国，至今存续仅400年。中间经历苏联解体，如今再次解体的声音依然存在。而且，亚洲部分基本都是人迹罕至的荒凉区域。
只有中国，两千年历经朝代更替，大一统不断得到重建和延续，绵久不觉。
再说集权制，早在秦朝统一前，中国便出现了集权制，比欧洲和俄罗斯早了近两千年，后不断趋于完善，集权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的不二选择。而在其他几乎所有国家，集权制都容易遭到抵抗，难以持续。
在统一与集权方面与中国最相似的俄罗斯，实际统治的人口、面积与统一历史，都与中国相差甚远。
也就是说，中国在两千年前就奠定了成熟而稳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结构。在工业革命之前，这是一种不错的政治形态，使得中国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繁荣稳定，领先于世界，一直到18世纪欧洲启蒙主义时期，那些启蒙哲学家们依然将中国当作向往之地。
当欧洲在16-18世纪呈现绝对专制主义趋势时，他们不过是在经历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经历过的过程，而且最终也失败了。
梁漱溟说，中国文化是一种早熟的文化。黄仁宇说，中国是一个政治上的早熟国家，他在过早地时期就完成了欧洲本应在1500多年后完成的进程。
2早熟的特征
集权的大一统国家，这种早熟政治的核心特征，就是权力压倒一切。
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合二为一，经济力量（贵族和商人）被政治力量边缘化。经济和文化都成为了政治的依附品，社会就没有了可以制衡权力的力量。
欧洲在整个中世纪的列国纷争中，始终有基督教的罗马教廷来制衡王权，形成了政教二元化的形态。国王的合法性来自于教皇的承认，教皇需要世俗王权的保护。教皇可以让神罗皇帝冒着严寒在卡诺莎站三天三夜以示悔过，法国皇帝也可以将教皇俘虏至阿维尼翁软禁起来。
当欧洲在16世纪开始出现战争扩大和统一苗头时，虽然王权压制了教权，但商人阶级已经成长起来，王权又遇到了商人阶级的抗衡。
而且，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欧洲君主权力一直都有旧贵族（封建领主）的掣肘。
因此，欧洲政府的权力一直面临着至少两种势力的制约，它可以取得一时胜利，但无法持续碾压教权和经济力量。
欧洲集权专制的颠峰是法国波旁王朝，但推翻波旁王朝的法国大革命，领导者就是教士和资产阶级。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向集权专制前进时，遇到了清教徒和资产阶级的拼命抵抗，这就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随着商业的发展，欧洲自由主义兴起，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理论。
于是，从19世纪开始，政府权力又受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商人阶级的束缚。自由主义是政府体系之外独立发展起来的，其政治投射就是议会选举，商人阶级得以利用议会来限制政府。
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和经济力量，三方制衡，持续至今。
即便是首次统一德国的德意志第二帝国，虽然有着浓厚的野蛮专制成分，但也得与资产阶级和工人力量在议会里进行博弈，偶尔可以绕开议会，但从未敢废除议会，俾斯麦无法强制议会进行配合，只能利用自己的政治技巧与议会各派力量进行“合纵连横”。
法家和儒家受到政府的改造和提拔，成为政府的利用工具和附庸，权力与意识形态合一，联合打压商业和贵族，经济力量步入边缘化。商人和贵族都没有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力基础和意识形态理论，只能栖身于政府权力体制之内，一旦有损政府权力，就会被政府轻而易举地压制下去。
于是，在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理论尚未充分孕育的前提下，一套权力主导一切的政治体系，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前建立起来了。它秘密监视和严格控制一切动摇权力的力量，在两千年历史长河中表现出超凡的稳定。
由于这种超稳定结构，无可否认，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的历史文化是领先世界的。当然，我们也为这种早熟的政治形态，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那么，为何中华文明如此早熟而独特？我们要从春秋战国那段关键时期才能找到答案。
3正常的春秋时期
公元前771年，平王东迁后，中原大地遍布一百多个诸侯国，没有哪个国家能强大到足以灭掉所有国家，他们只是追求霸主地位，成为周天子那样的共主，周天子的承认，就是他们霸主地位的合法性来源。
在这些诸侯国的内部，如同诸侯不听天子使唤一样，一些卿大夫贵族也不听诸侯使唤。诸侯国就是“小东周”，如同周天子一样，君王的政治权力受到周朝宗法制和贵族的掣肘。
分封制容易导致诸侯的纷争不断，这个兼并过程没什么好讲的，世界史大都这样。
在战争驱动下，一些国家占领了新的领土，一些诸侯就把新土地分给自己的臣子，结果这些臣子做大后，便开始操控朝政。这就是二级封建化。
比如晋国，公元前7世纪以前，灭了17个国家，但六卿专政的一百多年里，只灭了3个国家。
而在这期间，各国国君被贵族势力杀害的频率极高。公元前553至481年，齐国5位国君，死了4个。
二级封建化，也没有什么独特性，以公元前453年的三家分晋为高潮，以公元前386年的田氏代齐为结束。
绝大部分史书都将公元前453年的三家分晋作为春秋战国的分界点，但为了方便叙述，本文将公元前386年的田氏代齐作为分界点，将公元前771年-公元前386年，作为广义上的春秋时期。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时期是一个没有什么独特性的正常演进过程，以公元前356年的商鞅变法为标志的战国时期，才改变了中国历史。
春秋时期，持续不断的局部非摧毁性战争，迫使各国提升效率，增加王权，强权国家成为大势所趋。但是，政府权力上升的过程中，新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力量也在同步发展，但战国打破了这种协调发展。
周王室的权力受到宗法礼仪和封建贵族的双重限制。春秋时期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周王室的宗法制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诸子百家正在发展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各国为了富国强兵，都鼓励商业发展，商人阶级的力量在逐步形成。
整个春秋时期，与周朝一样，君王的权力都受到思想观念和世俗力量的限制。
王权受限、社会分散，在世界史，这是一个正常而普遍的社会形态。
4诸子百家的意识形态
大家都知道宋襄公的一个故事。公元前638年，宋国与楚国发生泓水之战，宋军本来可以在楚军渡河之时发起突袭，但宋襄公讲究礼仪，要待楚兵渡河列阵后再战，结果大败受伤，次年伤重而死。
宋襄公成为现代人嘲笑的迂腐对象，但在当时，这实际上是周朝的宗法礼仪依然在发挥较大作用。
十几年后，晋国与楚国爆发战争，陈兵于河南平顶山的沙河两岸，但双方都害怕对方发动袭击而不敢贸然渡河。僵持迟疑之下，双方罢兵而归。
可见，周朝的传统思想影响力在减弱，各国更加注重实效。
观念转变之际，需要新的思想，诸子百家兴起。、公元前6世纪，孔子周游列国14年，向各国推销自己的儒家理念，受到各国君王的款待，同时也受到一些贵族的排挤和嘲笑。
比如，孔子被鲁定公升为大司寇，但与保持朝政的贵族“三桓”不和，不得不离开鲁国。卫灵公非常敬重孔子，但卫国贵族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污蔑孔子，最终将孔子逼走。
孔子的遭遇，实际上代表了诸子百家学说与周朝传统思想的激烈碰撞。
我们现在熟知的诸子百家，几乎全部都是发端于春秋时期，它们都是各国精英自由创作的独立学说，而不是被迫完成的政治任务。各派学说的“学术代言人”，纷纷前往列国（不包括秦国），游说君王采纳自己的思想理论。
在权力合法性来源方面，诸侯都希望摆脱周天子的束缚，采纳新思想，但作为既得利益者的贵族，往往表现出保守的一面。
新老交替，总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很多人都会疑惑：为什么中国能在春秋时期出现思想绽放，而此后的两千年就再也没有了？答案就在本文的主题里：春秋时期政府权力受限，秦朝之后政府权力压倒一切。
5商人的发展
春秋时期的商业发展，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重大课题。
春秋时期，各国的经济改革都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商人的发展与国家权力的上升是同步的。
齐桓公的管仲变法，轻徭薄赋，发展商业。晋文公改革，“清关易道，通商宽农”。越王勾践，不仅鼓励商业，还动用国库买卖货物来调节市场。
各国都是通过发展商业贸易来富国强兵。
《左传》的这个典故本来是用来表示晏子的清廉，却从侧面也表现出了临淄的商业便利，连晏子这样的王公大臣也被深深吸引。
商业繁荣，商人阶级开始强盛起来。
郑国商人巧计退秦师。公元前627年，弦高在滑国碰到秦国士兵，要偷袭郑国，自己就亲自前往秦国军营，以郑穆公名义犒劳秦军，还派遣下属去给郑穆公报信。弦高能以一人之力为秦军提供补给，并直接先斩后奏地代表郑穆公，这不仅说明生意规模大，更说明他的政治地位较高。
孔子学生子贡，是一名商人，既得到孔子垂青，也得到各诸侯的国宾礼遇。你很难想象，汉唐宋明清的商人进私塾和庙堂会是什么情形。
越王勾践的大功臣范蠡，辞职前往定陶经商。对于这些勋贵而言，经商是一条普遍认可的人生道路。汉唐宋明清的商达官显贵们，辞官都是寄情山水，几乎没有经商的案例了。
如果说上述事例只是特殊个案，不能看出商业的广泛和商人的社会地位，那么，我们来看看古籍文献是怎么说的。
《韩非子·解老篇》：上有天子诸侯之尊，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商人已经可以去天子诸侯进行类比了。
《史记》记载苏秦的故事，苏秦怀才不遇，两手空空回到老家，遭到乡亲们的嘲笑，他们说，我们都是经营产业，赚取那十分之二三的利润，你却忘本去耍嘴皮子，活该失败。
这些记载和典故，足以说明，春秋至战国早期，商业的广泛性和商人的社会地位，至少不输于政治官僚。
关于春秋时期商业繁荣发展的例子，还有很多，可以说那是中国商业的萌芽和第一次飞跃。
这个商业发展的过程，与欧洲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有着相似之处。然而，中国商业的发展结局，却与欧洲截然不同：欧洲政府的权力始终受到商业力量的限制，而中国的商业发展最终被纳入到政府权力的管控之下，再也没有出头之日。
关键的转变，在于战国时期的秦国。
6秦国偏离历史轨道
以公元前400年左右魏国的李悝变法为标志，强权国家更加明显地成为大势所趋。
商鞅变法是李悝变法的学生，但一直到商鞅变法之前，尽管各诸侯国的政治权力在快速上升，但诸子百家和商业发展延续着春秋时期的蓬勃状态。
否则，就不会有前述《韩非子》和《史记》关于商业的表述了，也就不会有稷下学宫和吕不韦了。
魏国实行李悝变法后，成为中原霸主，屡战屡胜。但是，魏国从来没有想过一统天下，魏国的旧贵族、诸子百家学说和商业贸易，都在同步发展中。
因此，整个魏国的政治形态，依然是春秋时期的延续，国家权力无法一家独大，始终有“神秘力量”的限制，它更像是一个军事扩大版的春秋霸主。
但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就完全不一样了。
秦国与山东六国相比，有三个关键不同：
1、文化沙漠。
秦国本就是蛮夷，它的都城最开始是在雍城（陕西宝鸡，靠近甘肃省），戎狄混杂，定都300年后，直到秦献公和秦孝公时期，才迁都至西安附近。中原各国的知识分子几乎都不入秦，孔子当年周游列国14年，到了秦国边境上，无意西行，直接折返。
因此，它的文化十分贫瘠，本土意识形态权力十分脆弱，就是一张白纸。法家进入秦国，完全就没有竞争对手。
比如在魏国，法家倡导集权，但儒道墨是都反对集权，强烈批判。
比如近代欧洲，16世纪的马基雅维利、17世纪霍布斯的利维坦，都是向往强权的“法家哲人”，但是还有早期启蒙主义、自由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形成了思想竞争。
但在秦国，没有学说能够挑战法家，秦国实践法家理论，没有思想障碍，畅通无阻。
2、君主集权。
秦国有着长期的君主强权传统，秦国国君可以用贵族活人来祭祀，并形成一项传统，因此，秦国的政府最为集权，形式最为简单，贵族势力最弱小。
在春秋时期的二级封建化过程中，中原各国的国君遇害率较高，但秦国一位都没有。秦国仅仅只有一位国君遇害（秦出公），还是在战国中期。
3、商业薄弱。
秦国是一个游牧色彩浓厚的国家，农业仅限于关中平原一带，经济形式简单，再加上中原各国的歧视，它与中原各国的交流极少，因此商业基础最为薄弱。
于是，秦国与法家无缝对接，一套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合一、经济权力被边缘化、政治权力压倒一切的政治体系，顺利呈现出来。
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国家权力不受任何社会力量控制的局面。
没有经历商业繁荣和文化滋润的秦国，直接成为权力“暴发户”。秦国的重农抑商、严刑峻法和愚民政策，无一不是这种极致权力的外在体现。
一个早熟的怪胎，就这么出现在中华大地上。
7秦国统一是个意外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所有的变法，只图自强，无一是以统一为目的，即使是商鞅变法，秦孝公的想法也很简单：恢复秦穆公（春秋五霸之一）的霸业。
很多想当然的中国历史学家认为秦国统一天下，是大势所趋和民意难违，他们的逻辑是：诸侯纷争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中，人们盼望统一与和平。这种“国家统一出于人民意愿”的观点是很成问题的。
只需一个论据就可以让这种自欺欺人的观点不攻自破。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说明，都在反映一个事实：即使到了统一已经明朗的嬴政时期，六国人民都不愿当秦人，而愿意当楚人、赵人……。
没有任何的文献和考古证据可以证明当时的人们心向统一，后人强加给当时的统一愿望，根本就是违反历史规律的。很难想象，当时的农民和商人不去支持七国的和平共处，却要支持为了统一而发动残酷的全民战争，为什么要放弃眼前的和平日子去支持一个有失败风险的统一战争呢？这已经违反了人性常识了。
实际上，秦国统一天下，是秦国这台战争机器失控而导致战争性质发生改变的产物。
秦国顺利实现权力压倒一切的同时，把秦国改装成了战争机器。
由于这套体系控制一切的超高组织效率，它在战争中极为有效。作为一个之前的二流国家，在商鞅变法刚实行的40年之内，与中原最强的魏国大战16次，居然全部获胜。
从公元前317年至公元前256年，各国有150万人死于秦军之手，如此大规模的伤亡，不仅给各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长平之战后，所有国家都没有胆量与秦国单独交战了。
嬴政出面统一六国，不过是负责收尾工作而已。
很多人都会想，六国都被秦国打得要灭国了，怎么还不实行秦国那样的改革？非要这么等死吗？
不要以为自己比古人聪明，不要以为自己比古人更懂时局。
非不为也，乃不能也。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把变革做到秦国那样的变态程度。韩国的申不害变法、齐国的邹忌变法，都比商鞅变法晚，但无一能够做到秦国那样的彻底。而且在六国看来，秦国那种玩法是一种奇葩与落后。
那是那句老话，国情不一样，非人力所能为也。
最终，秦国这个变态狂和战争机器，逐一灭掉六国，统一华夏。
秦国，在一个很有限的经济条件和很原始的文化基础上，用压倒一切的权力，得以将中国的广袤土地拧成一体。代价就是，中国的意识形态思想和商人力量早早地停止了发育，而且一停止就是两千年。
事实证明，这种粗糙和早熟，带来的是灾难性的后果。
秦朝二世而亡，短短20年间中国人口减半。此后的中国封建王朝，对这套权力压倒一切的体制十分自信，稳定时期能带来和平与繁荣，也能带来高度同质化和低水平的内卷化；一旦体制崩塌，中国人口就迅速减半。
在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人口灾难，能够与古代中国相比，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秦晖老师就对此感叹：到底中国人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在社会危机中发生这么凶狠残酷的屠杀？他的答案是：那时的制度的确有某种问题。
事实上，自古以来，权力压倒一切的政治体制，最后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权力失控的德国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二战的日本，苏联的大清洗与解体，伊朗的倒退与贫穷，朝鲜的“二次元”文明……无一不是害人害己。
小结
这个世界上，能够给人带来最大的愉悦和享受的，不是金钱，不是性，而是权力！能够最快最大程度地腐蚀一个人的，不是金钱，不是性，而是权力！
权力就是一朵罂粟花，远远地欣赏，很美丽；近近地靠拢，很危险。可远观不可亵玩焉。
权力，必须被锁在笼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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