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代这样的例子也俯拾皆是：从阿富汗、扎伊尔、南斯拉夫、索马里，直到最近苏哈托垮台后的印尼——后者虽未发生全面的内战，但从东帝汶、亚齐之变直到各主要城市频频发生的暴力骚乱，也比前述那种“混乱的和平”无序得多了。至于历史上，从强力控制解体走向统一国家消亡，乃至“文明”衰落的例子更比比皆是，能超脱于这种命运的反是少数（中国在“治乱循环”中一直延续了它的文明就是一例），而像罗马帝国解体后那样走向长期混乱乃至文明变异的却是世界历史上的“常规”。
第三种结局是外部输入民主与法治的新秩序，从而摆脱“砖制的稳定”与“混乱的民主”之循环。
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德、日二战后在被占领状态下的民主化，二战后的西德没有步魏玛共和国的后尘，原因固然很多，二战后德国受美英法占领当局的改造无疑是重要的一条。但这种状况要接受被占领的统治，除非出现非常条件（战败），是难以让人接受的。
▌对于“帝国后遗症”有几点需指出：
第一，强力控制帝国的后遗症并不是某种“主义”所特有的。无论“左”的还是“右”的强力控制，由于过分地垄断社会组织资源，都可能导致社会缺乏替代组织能力，从而造成强力消失后的无序，出现所谓“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俄罗斯的“乱”被一些人指责为放弃了某种主义的结果，而另一些人则反过来认为某种“主义”要为如今的“乱”负责。苏联帝国解体后产生一些与东欧国家不同的现象，与苏哈托砖制崩溃后印尼的混乱、1917年沙俄崩溃、1911年清帝国垮台后的混乱十分类似。它与帝国的意识形态无关。同时，乱中出现的新铁腕也非某种主义所特有，德国“魏玛共和”之后出现极右的纳粹专制，俄国“二月民主”之后出现极左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波兰的毕苏茨基萨纳齐体制产生于左翼——社会党，而匈牙利的霍尔蒂体制产生于右翼——箭十字党。但结束“混乱民主”，建立比旧体制更严酷的强权则是其共同点。
第二，这种后遗症也非某种“文化”所独有的。儒教的中国、东正教的俄国、天主教的匈牙利与新教的德国都出现过这种现象，而且不但像中、俄这样砖制帝国历史悠久的国家出现过，经历过启蒙运动深度洗礼并久已实行立宪制度的德国出现过，甚至在中世纪就长期具有“贵族民主”、“自由选王”等非砖制传统的波兰也出现过萨纳齐砖制这样的现象。当然，传统可能使人更能适应某种体制，但造成帝国后遗症的一些基本因果关系（组织资源垄断与无序状态的互为因果，等等）是跨“文化”的。
第三，外界的干预并非这种后遗症的基本原因。有些国家如后蒙博托时代的刚果（金）、后殖民时代的安哥拉出现乱世，固然与外因有关，但大多数国家，如西亚德之后的索马里、门格斯图之后的埃塞俄比亚、苏军撤走后的阿富汗以及南斯拉夫，致乱因素都主要是内因。在有些场合，外来干预反有助于稳定，如国际社会的监督对南非过渡期的作用就是如此。但无论外因是促进稳定还是生乱，都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
第四，“后遗症”中今不如昔的议论与事实均不少，固然前行道路荆棘密布，虽偶有倒退，但回到昔日的可能几乎没有。我国民初混乱时代今不如昔的怨声不绝，但几乎无人愿意回到帝制，袁世凯称帝与溥仪的复辟都被唾弃。1917年以后的俄国、1918年以后的德国等等也莫不如此。
混乱中产生新强权、更严厉的强权是很可能的，但恢复旧式强权则罕有其例。就连俄罗斯这种民族性和帝国性特征密切关联的国家，据说俄属于“染色体分析”帝国构造形式鲜明的国家，至今很多俄罗斯人仍迷失在“我们祖上曾经阔过（帝国的疆界）”的臆想中无法自拔，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俄国81.9%粮食出口增长来源于18世纪扩张的7个草原省份，他们把帝国扩张的红利看成是历史上的“黄金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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