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2年前的今天，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

列宁与群众在街头

1922年8月，联共中央成立了由斯大林主持的专门委员会，提出各苏维埃共和国以自治共和国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方案。格鲁吉亚领导人反对这一方案，遭到粗暴的对待。病中的列宁得知这件事后，立即写信给中央政治局，严厉批评“自治化”方案和一些人的大国沙文主义错误。列宁建议各苏维埃共和国接平等自愿原则一起加入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根据列宁的建议，1922年10月中央全会讨论通过新的文件，该文件得到了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党和苏维埃机关的热烈响应和支持。

12月30日晚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首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斯大林在会上作关于成立苏联的报告。列宁因病未出席大会，被推为大会的名誉主席。大会通过了苏联成立宣言。当时加入苏联的有俄罗斯、南高加索、乌克兰和自俄罗斯等4个加盟共和国。大会通过的联盟条约规定，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联盟人民委员会为执行机关。条约还特别规定，每个加盟共和国都保留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

苏联，这个盛极一时的世界强国，为何最终走向解体的命运，一直是人们谈之不尽的话题。

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沈志华根据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指出，苏联崩解的因子早已内化在僵化的体制中，苏联74年历史上有过几次重大改革的机会，但都没有把握住，到了勃列日涅夫后期，苏联已经“改无可改”，病入膏肓。

近日，记者赶赴上海专访沈志华，请他谈苏联解体原因，以及苏共失去执政地位的历史教训。

斯大林曾想过要改革

沈志华向本报记者提出一个颠覆性的观点：斯大林也曾思考过变革转型，按照西方国家的游戏规则，致力于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促成斯大林“思想转弯”的时间节点出现在“二战”后期。

“二战”暂时掩盖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斯大林体制，因为那种体制非常适合战争环境。战争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改变了国际格局，国际关系发生了变化。战前苏联被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苏联人有一种孤岛意识，这是斯大林模式得以产生的原因之一。“二战”后，苏联进入并参与缔造了国际体系，很多游戏规则是在苏联的参与下制定的。这就为战后苏联的发展道路转轨提供了客观前提。

斯大林对战后安排的考虑，不外乎苏联的安全和发展问题。在当时的国际格局下，这些都离不开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合作。1943年5月斯大林突然宣布解散共产国际，就是一个明确而重大的信号，表明斯大林对战后苏联发展道路的新思考。他很清楚，继续高举世界革命的大旗，与资本主义世界长期对抗，是没有出路的。通过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等一系列世界巨头会议，斯大林取得了满意的收获，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确立了对战后苏联安全和发展的保障。为此，他答应了西方的条件，在其势力范围内维持议会选举制，在其势力范围外，不输出革命，要求东欧国家建立议会制和多党制，命令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放弃武装参加政府，强烈主张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和谈，其目的就是保证与西方合作的政治前提。在这个前提下，苏联可望从美国得到60亿美元的贷款，从德国得到100亿美元的赔偿，为其发展积累资金。

但是，斯大林的努力并没有实现。沈志华正在写一本书—《冷战与重建：斯大林的最后年代》，他看过大量的档案文献后得出的初步结论是，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是矛盾的。他对外可以开放，对内却继续收紧。斯大林担心其统治地位动摇，其统治合法性受到挑战。后来又发生了两件事，外部爆发了冷战，内部出现了百年不遇的旱灾，结果他马上回到了战前的老路。

勃列日涅夫后期，改无可改

沈志华说，苏联74年历史，大的改革机遇至少有3次。在斯大林之前，因应国内经济紧张和人民不满，列宁曾实行过“市场性质”的新经济政策。由于列宁很快去世，斯大林放弃了这一政策，开创出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之后是赫鲁晓夫，主张跟美国和平竞赛，国内发展经济，但是他的改革受到制约而不敢放手实施，被随后的政变迅速终结。

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阶段。沈志华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十分奇特，苏联重回到斯大林模式，且将其进一步凝固化。经济上，赫鲁晓夫的探索成果几乎全部抛弃，表面上的经济飞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国际能源价格的飙升和不计成本的国家投资。而国力增强和经济繁荣的背后，是商品的严重短缺和百姓生活水准的相对落后。

在领导体制和干部制度上，苏共干部队伍中形成以利益为诉求的官僚集团。军工、石油、外贸、农业、教育、卫生等等部门高官各自为政、各霸一方。与此同时，是社会的碎片化和道德体系的全面崩溃。

到勃列日涅夫后期，苏联社会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以权谋私现象普遍存在，人们失去了社会公德意识。除了官员以权谋私外，“差不多所有的苏联公民，都参与这种形式的非法或伪合法的经济活动”。人们生活水平的增长中止，住宅、商店、幼儿园、学校等社会建设骤然放慢。看不到希望的苏联人借用酒精麻醉自己，到1970年代末，苏联酗酒者比1960年代增加了一倍。1978年有近900万酗酒者进过警察局，超过600万人进过醒酒所。

“勃列日涅夫遭遇和造成的困境超乎外界想象，外界的人们只看到其光鲜一面，而看不到此时的苏共已失去了创新能力。”沈志华说，勃列日涅夫时期堵塞了经济转型、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的所有通道，苏联丧失了调整和改革的最后机会。

“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

勃列日涅夫时期，许多地方领导人希望国家发生变化。“他们这些州党委和边疆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从自己的角度看到国家的问题日益严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自己日夜辛劳，其中许多人对于莫斯科那些头面人物的镇静自若，感到无法理解和接受”。他们是苏共党内要求改革的力量。但是，他们最初并不敢公开提出批评，也不可能有方针政策上的改变。

有俄国学者早已意识到，研究苏联解体的人们通常都把关注焦点放在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强调戈尔巴乔夫“改革”不当，但其实那些企图改变苏联局势、修正国内局势的力量所开展的活动，不但以前早已有之，而且实际上为后来发生的诸多变化作好了准备。

在苏联巨变前十年间，人们对苏联模式的怀疑情绪越来越重。1985年6月18日，保加利亚领导人日夫科夫在给戈尔巴乔夫的信中写道：几十年来，西方在经济上超过了我们，而我们继续跟在它们后面走，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几十年还达不到前列？我们的科学成果竟很快地被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首先掌握和应用，这岂非咄咄怪事？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原本只是想对病人进行手术，结果发现是癌症晚期，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沈志华表示。

请你吃饭不是因为好客

沈志华的上海公寓远离繁华市区，地处闵行，面积不大，没有书房，也没有独立餐厅。我们的面谈在餐桌两侧进行，谈完了端上早已做好的饭菜。

“我请你吃饭，可不是因为我特别热情好客啊，我只是没办法匀出成块的时间与你聊天。”沈老师直率地指出“真相”。

他每天早晨四点起床做研究，中午小睡一会。小区很安静，环境不错，他却很少下楼散步锻炼。有一次他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全过程是在车上完成的：从市区开往他位于大兴的别墅，来回需要约三个小时，等到停车，话题全部谈完，记者掉头打道回府。他觉得那样很好，可以节约出大量时间进行研究和写作。

沈志华是一位颇富传奇色彩的学者，当过兵，坐过牢，经过商，用辛苦赚来的一百多万元到俄国买档案。二十多年来，他的冷战史研究已卓然成家，他领导下的华东师大冷战史研究中心目前是世界四大冷战史研究机构之一。

“我这个人擅长做实证研究，我觉得史实优先于史观，把事实搞清楚了，价值判断交给读者。读者都不傻，是不是？”他在多个场合说过这样的话。他认为接触多了历史真相，自会产生平和、贴切的历史认识，懂得审慎和克制，不做无谓的拔高和无谓的争辩，不胡乱跑马。

他几乎每出一本书都成了畅销书。记者半开玩笑问他，出书的利润报酬是否已经让他收回了“投资成本”，他摇摇头：“怎么可能呢？”

沈志华的成就感何在？他一边扒饭，一边认真作答：“每当从档案、书籍中获得一个新发现，打通了一个老大疑惑，我就特别开心，特别有成就感。”六十出头的他身体敦实，笑容憨厚。

苏联积重难返

读+：很多人认为，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基本上就两个原因，一是美国和平演变，二是戈尔巴乔夫的背叛。你是什么看法？

沈志华：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这两个原因恰恰是所有原因中最表面、最浅层次的。苏联和美国的斗争，或明或暗、或文或武，你死我活，世人皆知。但为什么人家没败你败啦？是你自己有问题嘛。毛泽东早就说过，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在苏联解体的问题上，过多追究个人责任的做法并不可取。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革命失败的教训时，也特别批驳了“领袖出卖”论。苏联到戈尔巴乔夫手里已经积重难返。

读+：二战中，苏联与英美是同盟国成员，是盟友，这对斯大林的心理产生过强烈冲击吧？

沈志华：当然了。战争的一个最重要结果，是为苏联这个封闭的社会打开了窗口。几百万苏联红军打出国境，来到欧洲，大开眼界。我在俄国档案中看到许多普通战士的家书，有人说：匈牙利一个普通居民家里竟然有抽水马桶！有人说：捷克斯洛伐克的老百姓家里挂了个壁毯，这在原来俄国贵族家才有呀！

更有意思的是，战功卓著的朱可夫元帅被斯大林撤职，真实原因当然是功高盖主，但档案中反映出来的罪名竟然是从占领区往家里运送红木家具。

与外部世界接触以后，苏联人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自认为代表着人类前途的社会主义的现状还不如资本主义？我们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究竟在哪？党内领导层出现了一种要求变革的倾向。我在俄国档案里发现了一个材料，是1947年2月起草的苏共十九大党纲，提倡加大对农业和轻工业投资，强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许多方面与后来的二十大报告十分相似。

读+：赫鲁晓夫求变为何不深入，并很快被抛弃？

沈志华：赫鲁晓夫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他的目标有些朦胧，总体还是不错的，只是缺乏保障的措施。公开批判斯大林是他没有政治智慧的表现。

1958年以后中苏分歧加剧并逐渐公开化，中国提出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对赫鲁晓夫是一种压力。腹背受敌、内外交困，赫鲁晓夫下台是迟早的事。他的变革不深入，当然还有党内保守派的强烈反对。这个话题很值得继续研究。

现在是研究苏联剧变的好时候

读+：苏联的历史对我们有哪些启示？

沈志华：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发展模式，被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这种只靠国家力量发展和增强与国家国防实力有关的少数部门，给国家的经济带来了沉重负担，又使民众得不到实惠。商店前排队购物的队伍越来越长，人们的耐心也越来越有限。党内外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苏联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缺少民主和监督，公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导致官员的腐败与为所欲为。

苏联的历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邓小平坚定不移地在经济体制上搞改革开放，抓住了历史机遇，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读+：你有一个基本观点：一种历史，只有让它离去一定时间，我们才能科学地研究它，完整、全面地把握它。如今苏联解体已经20多年，应该可以对一些问题做比较清晰和准确的把握了吧？

沈志华：研究历史必须要以原始资料为基础。我在社科院读研究生时，研究苏联和东欧，基本就是利用两方面的材料，第一是当年的公开报道；第二是外国学者的著作。但是这两种材料，还有后来的一些当事人回忆，都是第二位的。核心的史料是什么？是原始档案。

各国档案的解密期不尽相同，大概是25年左右吧。由于苏联解体，俄国对历史档案的管理有一个混乱时期，提前开放了，虽然后来又收缩了，但很多原始文献流落世界各地。现在比较开放的是东欧各国的档案，几乎全部都解密了。所以，现在是研究苏联、东欧剧变原因的大好时期。目前我们已经收集到2000多件有关苏联解体的俄国解密档案，正在组织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