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苏关系走向破裂是中国当代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件，也是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件。半个世纪过去之后，对这段历史的解说仍然众说纷纭，相关研究日益升温。日前著名冷战史、苏联史专家沈志华教授参与主编的《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中苏关系史纲:1917N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对中苏关系破裂这段历史都给予了特别关注。沈志华教授受邀在“社科文献大讲堂”作题为“”的讲座，在利用新史料以及构建新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他对中苏同盟为什么会破裂给出了新的解释。

　　19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既非国家利益冲突，也不是意识形态分歧，也不能仅归之于领导人个性因素。

　　读书报:中苏关系在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为什么会破裂，在当时就有各种说法，后来学界也做了很多研究。请问比较有影响的解释有哪几种?

　　沈志华:第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中苏同盟瓦解是因为国家利益发生了冲突。但这个解释和历史事实不符。到中苏分裂的时候，中苏两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并没有突出的分歧和冲突。美国中央情报局从1958年开始评估中苏关系的发展趋势，每年一个评估报告，还有专项的评估报告，像1958年的大跃进、炮击金门、庐山会议等等，中情局的相关报告中都有对中苏关系走向的分析。几乎在所有报告当中，中情局都认为，虽然中苏之间有分歧和矛盾，但他们的同盟是不可能破裂的。为什么?讲的也很有道理。一是中苏意识形态一致，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是政治目标一样，都要走向共产主义;三是敌人一样，都是美国人。所以中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根本利益一致的情况下，同盟怎么会破裂呢?例如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后，中情局的判断是:“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中苏双方都认为世界的和平有赖于彼此在政策上更为紧密的合作”，“他们可能已经就未来军事合作的性质和范围达成了新的协议”，总之，“我们相信，中苏在对台政策上所持立场基本一致”。但事实上，中苏对台湾海峡的政策从一开始就存在分歧，并且不断扩大。这一分歧成为后来中苏分裂的主要事由之一。又如1959年7月底，毛泽东已经在庐山会议期间决定向赫鲁晓夫及所有怀疑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人“宣战”，而中情局的报告依然认为，虽然中苏之间存在分歧，但“他们没有选择余地而必须维持现状”，“这些分歧的主要后果是不断要求这两个国家在制定政策时相互为对方留有余地，而不是削弱同盟本身”。甚至到1960年8月，苏联宣布全面撤退在华专家，，中苏分歧已经公开化，中情局竟然还认为，至少在五年之内，“中苏关系中内聚力会比离心力更为强大”。中情局甚至非常怀疑这件事，说搞不好是假的，骗我们，白天坐火车走了，晚上又回来了。当然我们知道不是这样，一去不复返。后来中苏关系有一些缓和，1961年有几个专家又回到了中国，但数量很少，而且1962年又撤走了。一直到1962年底，中情局的年底报告才说，看来中苏同盟真的破裂了。读中情局的历次评估报告可以发现，他们的分析非常符合逻辑，认为中苏同盟的存在，不仅“极大地增强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力量”，而且“提高了中苏各自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因而是符合双方的国家利益的。这是一种理性的分析，但其得出的结论却与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事实相去甚远，为什么会这样?我说问题不在于美国人的逻辑，而在于美国人使用了一个不能解释中苏关系的逻辑来解释中苏关系。也就是说，美国人从世界通行的国家关系准则来理解中苏两个国家的关系，忽略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关系的特殊性，即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来看属于非理性的因素，得到就是谬以千里的错误结论。所以我说，国家利益冲突论并不足以解释中苏同盟何以瓦解，我们还需要从别的角度进行思考。

　　第二种流行的说法是，中苏两党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分歧导致了中苏关系的破裂。这个说法也有问题。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中苏两党

　　对马克思主义一些论断的理解确实有不同:苏联认为应该搞缓和，可以和敌人搞和谈，可以和平竞争;但是毛泽东认为不行，认为和敌人只能斗争，不能和谈。大家都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找到能够解释自己行为的理论根据，所以发生了论战。但是，最开始双方是为了说服对方而争吵，是把对方当成兄弟来看待，还是一家人内部的争吵。所以，很难说是意识形态的不同而造成中苏同盟的瓦解的。

　　另外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个性不合，导致了两国两党关系的恶化。毛泽东是“无法无天”，说话得罪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也是性情中人，动不动发脾气，这也是不错的。关于这方面，《中苏关系史纲》里写了很多具体的事例，比如毛泽东拿赫鲁晓夫开涮，让赫鲁晓夫下不了台，赫鲁晓夫也说毛泽东，两个人都有一些人身攻击。这原因确实特别重要，因为当时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领袖外交，都是最高领导人定政策。毛泽东和苏联闹矛盾的时候，很多中央领导人都不知毛泽东心里想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一定要跟赫鲁晓夫闹翻?一定要批苏联的修正主义?同样，很多苏联领导人也不理解赫鲁晓夫的做法，比如1960年撤专家，当时所有的人都不希望他撤专家，说不能这样做，对资本主义国家签了合同还要履行，何况中国是兄弟国家，说撤就撤，连一点信用都没有，但是赫鲁晓夫一意孤行，就这么做了。但是，对整个大的历史进程，领导人的个性因素不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如果1960年赫鲁晓夫不撤专家，是不是中苏关系会走向缓和，不会破裂了呢?其实不是。赫鲁晓夫撤专家的时候，毛泽东有一个说法，说撤得好，我还不欠他了。就是说，赫鲁晓夫的做法正好给了毛泽东一个把柄，后来中苏辩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一直就是抓着苏联这个把柄不放，说你不道德，违反情理，弄得赫鲁晓夫非常被动。虽然领袖外交的作用比较大，但是就整个历史发展的趋势来说，不是个人能够决定的。

　　谁来做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苏联地位下降，中国实力不足，中苏两党对时代认知有差异。

　　读书报:那我们是否应该回到当时，看看中苏分裂具体是怎么发生的?

　　沈志华:其实，应该说正是赫鲁晓夫把中苏关系推上了一个新台阶。从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问北京到1957年底，这三年的时间，是中苏关系发展最好的时候。好到什么程度呢?有两个方面:一是苏联对华援助。1957年10月15日，中苏正式签署《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决定援助中国原子弹的研究和生产，并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这种援助的程度已经到达了顶峰了，连核技术都能给你。二是1957年莫斯科会议，中苏两党主宰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事。赫鲁晓夫在台前，毛泽东在台后，什么事两个人都商量。莫斯科宣言也是中苏两党讨论以后，在大会上通过的。这是中苏政治合作达到了顶峰。但是，这个时候，中苏分裂的苗头就已经出现了。

　　首先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中苏两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原来苏联共产党是当然的领导人，这毫无疑问。从列宁创建第三国际，到斯大林解散第三国际，建立共产党情报局，再到战后社会主义阵营形成，苏

　　联都是当然的领导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党具有挑战的能力。但是，中共取得政权以后，特别是斯大林去世以后，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把中共推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台。朝鲜战争不用说了，中国人在前面打，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占尽风头。跟着是赫鲁晓夫批斯大林，不批斯大林怎么改变斯大林原来的做法?但问题是那样大批特批，使得社会主义阵营内思想上一片混乱。谁出来收这个烂摊子呢?是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连写两篇文章，稳定了社会主义阵营内的思想。第一篇文章发在《真理报》上，报纸就脱销了。第二篇文章苏共中央加印了100万份，要求全党来学习中共的文件。大家想想，这表示了什么?跟着就是波匈事件。当时是赫鲁晓夫处理不了东欧的问题，请中共帮助他处理。对于该出兵还是该撤军，不管赫鲁晓夫多么不情愿，他还是得听中共的意见。1957年1月，周恩来去莫斯科，去布达佩斯和华沙，穿梭外交，帮助赫鲁晓夫摆平了和东欧这些国家的关系，使苏联共产党渡过了难关。1957年6月，苏共中央经历了一场大风波。主席团开会要罢免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这个人没有大智慧，但是很有小聪明，说罢免可以，但先容许我检讨，他检讨得没完没了，一直拖到当天的会议结束。晚上，赫鲁晓夫就给朱可夫挂了一个电话，说你连夜派直升飞机出去，把200多名中央委员都给我调到莫斯科来，要召开中央全会，说中央全会才有权罢免总书记。而中央委员大部分都是赫鲁晓夫提拔上去的，所以一开会整个风向就变了，政治局里那些批赫鲁晓夫的人反而被打成了反党集团。这件事公布以后，在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东欧国家又引起了极大的动荡，大家都想不明白，苏联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没完没了地出事呢?过去苏联《真理报》登一篇文章，第二天，所有兄弟党的报纸都跟着登，这次批反党集团，好几个兄弟党就不再做声了。赫鲁晓夫非常着急，说这个事只有毛泽东能替我摆平。后来也果然如此，中共的支持让赫鲁晓夫渡过了危机。中共的地位，毛泽东的地位，已经开始超过了苏共和赫鲁晓夫了。

　　1957年，毛泽东有一个说法，很多人没有注意，毛泽东提出以苏联为首的口号，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中国还要提这个口号?包括赫鲁晓夫自己都觉得，我现在还能为首吗?要不就提出以苏共和中共为首吧。毛泽东说就是以你为首。实际上毛泽东想的是什么?苏联是大国，你有原子弹，我们没有，你能和美国抗衡，中国没有这个实力。但

　　是，虽然苏联是在前台，但重大的事情，你还是要听我的。这就是中苏两党的相对地位发生变化之后的实际情况。

　　但这样就出现了问题，即社会主义阵营谁是老大的问题。本来，苏联各方面也可以和中国采取妥协的办法，但是，有一点导致他们无法妥协。就是双方对整个时代的认知有差异，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对外。赫鲁晓夫提出和平共处的理论，最开始中国是同意的，而且双方保持一致的步调。1957年是社会主义阵营形势一片大好，苏联连续3年农业丰收，人造卫星上天，核潜艇下水，这都是美国没有的。所以，在莫斯科会议的时候，大家共同欢呼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胜利，说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是旭日东升，敌人是日薄西山等等。在这种形势下，赫鲁晓夫说越是这样，越可以说明我们可以通过和平的手段战胜帝国主义。毛泽东看法完全不一样，要继续革命，要搞武装斗争，苏联却要搞和平发展，看法有根本的分歧。

　　二是对内。你看“大跃进”，中国的报纸上都讲的是超英赶美，但毛泽东内部讲话讲的是赶超苏联，是中共创造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等等。而苏联当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已经开始注入市场经济的因素，比如成本计算、奖金制度等等。毛泽东就反对这个，说搞奖金制度，那不是腐蚀人吗?双方对对方的内政就都是批评态度，就有了争执。

　　为什么中苏有了分歧“谈不拢”?中苏争夺的是话语权和领导权。

　　读书报:这些都是观点、政策上的分歧，为什么双方不可以坐下来谈呢?

　　沈志华:回过头来看中苏之间的分歧，有没有可能通过对话和谈判得到解决呢?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同盟出现分歧的时候有一个谈判的平台，双方可以谈，最后化解危机。其实中苏之间不是没有谈过，1958年赫鲁晓夫来中国，双方就在谈;1959年赫鲁晓夫又来，后来邓小平去、刘少奇也去，但都谈不拢。为什么?

　　关键要看分歧在什么地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歧本质上是双方利益的差异，双方谈的是利益，利益最好谈了，利益可以分割，利益可以让渡，无非你多一点，我少一点，总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中苏之间谈的不是利益问题，而是原则问题，就是谁对谁错的问题。中国有一套解释中国共产党行为、政策的理论，苏联另有一套理论，都说自己选择的道

　　路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双方争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和解释权。真理只有一个，不是在你手里，就是在我手里。而谁有资格、有能力来执掌马克思主义这杆大旗，谁就有资格和能力来领导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因此，说到底中苏之间争夺的是领导权的问题。这个问题上谁都不能让步的，谁都不服，怎么办?———分家。

　　那个时候，兄弟俩谁都不愿意分家，但是问题是谁当家?即使到1964年、1965年初的时候，毛泽东还是尽心的想维持社会主义同盟的存在，因为他知道，如果大家都跑了，你领导谁?苏联其实也是这个道理。1959年10月份赫鲁晓夫来中国，和中共中央11个政治局委员，吵了一天，最后不欢而散，赫鲁晓夫甚至提前回国了。赫鲁晓夫跟陈毅吵得最凶，两人指着鼻子对吵。两国领导人会谈能到这种程度，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他们是一家人，才这么吵，跟外人肯定不这么吵;二是他们还是不想分，要不然费事吵什么，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就可以了。1959年底和1960年，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同时做出完全一致的决定，中共中央决定:中苏关系是当前对外政策当中最重要的关系，所以一定要解决好，一定要和苏联团结，但是前提是苏联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苏共中央也开了一个会议，也作了一个决议，一模一样，说“苏中关系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基石，必须跟中共搞好团结，但前提是毛泽东要承认错误”。所以1961年到1963年他们吵来吵去，就是谁对谁错的问题。

　　读书报:那么我们今天如何看待中苏之间当年的论战?

　　沈志华:从当时来说，中共在论战中占了上风。中共讲革命的理论也好，讲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也好，非常符合马克思和列宁的原著，引经据典，再加上胡乔木那几个笔杆子，文章写得好，很有力量。苏联就不一样了，苏联提出的很多都是新的理论，比如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在马列的著作里是没有的，他又不能说修正马克思主义，就显得非常尴尬，非常被动。但当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赫鲁晓夫时代苏联的政策要正确一些，还是要搞和平发展嘛。我们要注意的是，当时的苏共毕竟比中共要成熟，因为他早执政了30年，有很多经验教训，苏联不但是在国际体系内，而且它还是战后体系的制定者，一定程度上还是要维护这个国际体系;而中共刚刚执政不久，而且没有多少国家和我们有外交关系，是被排斥在国际体系之外的。

　　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不稳定，问题的实质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某种固有的结构性原因。

　　读书报:那么您认为中苏关系的破裂是不可避免的，您如何从理论上解释这一点呢?

　　沈志华:前面我比较过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与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不同。西方阵营中各国之间也存在矛盾和分歧，但矛盾主要体现在利益层面，相互之间可以通过妥协来保证同盟的存在。而人们在当年的社会主义阵营内可以看到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两国相好，就好到不分你我———大家以兄弟相称，高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

　　神掩盖了一切分歧和矛盾;两国交恶，就恶到你死我活———以至于抛弃国际交往的起码原则和惯例，甚至不惜兵戎相见。这种情况不仅仅见于中苏关系上，在苏联和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之间，在中越之间，都是如此。从苏南冲突到中苏分裂，从苏联出兵布达佩斯到中越边境战争，社会主义阵营的同盟关系从未稳定过，不断地动荡、分裂、改组，几乎与同盟相始终。为什么他们的联盟如此脆弱呢?这正是我们在《脆弱的联盟》、《中苏关系史纲》两本书中着力讨论的问题之一。

　　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不稳定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普遍想象。因此，其根本原因就必然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普遍原则和理念有关，必然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内在结构有关，人们就需要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形成的历史原因，并进而分析这一关系的政治准则和特性，从中找出那种结构性失衡的关节点。在我看来，问题的实质在于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某种固有的结构性原因。

　　原因之一是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追求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共产党宣言》怎么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按照阶级分的，就是无产者是一家，资产阶级是一家。世界革命理论，按照马克思最初的解释，世界上高度发达的国家同时爆发革命，取得胜利，经过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进入共产主义，世界大同，就没有国家了，哪里有什么主权?从共产党的角度，无疑必须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而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则需要维护各自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共产党人感到自己陷入了倡导国际主义准则与维护国家利益之间的两难境地。

　　原因之二是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地位和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把党际关系等同于或混淆于国家关系。在现代国家关系中，通行的原则是相互承认国家主权的平等，无论国家大小，应该在此基础上协商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在共产党内和党际关系中，强调的组织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两个原则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在中苏关系中，中共对苏共最开始当然是服从的，接受领导的，但1950年代，苏共在二十大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无疑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动摇了苏联在同盟中的领导地位。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提出了他的不同主张，而苏共不能接受，双方的争执就不可避免地扩大起来。

　　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重要体现是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因为在共产党的理念中，只有在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旗，也即拥有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党，才具备领导国际共运的资格。于是中苏之间在具体的对内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就上升为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了。单纯的利益之争可以让步，可以妥协，因为还有最大的利益和根本的利益，但领导权之争不在于实力大小、利益多少，而在于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因此在原则上是不可调和的。所以，中苏同盟的结局就只能是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