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

转机出现在80年前，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柯南特决定根据个人天赋而不再是出身来选拔学生，通过入学考试，哈佛创造了一个知识精英阶层，拥有智力天赋和创造力的年轻人从此得以与拥有财富、权力及人脉的社会贵族阶层分享权力。

与哈佛不同的是，耶鲁的精英主义总带着一种其他大学所不能比拟的道德压力。在耶鲁，有一种从不公开表述、无法明确指明，却极被看重的高贵意识，那就是服务社会、贡献国家。

正因为如此，与其他大学相比，耶鲁毕业生的选择更为多元，以名声赫赫的耶鲁法学院为例，毕业生们可以去律所、法院，也可以去政府部门、非营利组织，甚至只是拿着微薄工资做法律援助。

耶鲁大学

不过，虽然哈佛和耶鲁在“培养什么样的精英”上有不同的预期，但在“学生应该学什么”上又殊途同归，都遵从了“自由教育”的理念。

什么是自由教育？它指的是在自由探究精神指导下的，不预设目标、不与职业挂钩的教育。

其实，“自由教育”这个概念最早是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他认为，人的生活有“鄙俗”和“高尚”之分，前者以“劳作”谋生，后者则以“沉思”为理想。自由人应受的教育即“自由教育”，其目的是人的理性的自由发展和德行的完善。在这场自由教育的攻守战中，哈佛和耶鲁站在了统一战线。

第二组：斯坦福和麻省理工。

在作者看来，斯坦福是梦想家的孵化器，创业精神是它最根本的气质，它深深刻在斯坦福的基因里。创始人老斯坦福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梦想家。

斯坦福

在斯坦福，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交融共生，工程师的严谨务实和美国西部的冒险精神和谐共存。不过，创业不止需要好的想法，更需要成熟的商业思维和足够的试错成本。

针对前者，工学院的院长詹姆斯·普拉默曾提出，斯坦福要培养“T型工程师”。针对后者，作者认为根本无需担心，因为作为斯坦福的学生，在大学两英里以内，随时可以找到风险投资公司为你服务。

和斯坦福的创业精神略有不同，麻省理工让创意以一种最纯粹的方式发生，在这里，你研究的东西，有没有用，能不能转变成商业产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享受探索的过程，以及你的发明能否让人类生活得更好。

之所以媒体实验室能在科研上有这种自由度，是因为它独特的筹款模式。它每年3000多万美元的资助来自60多家知名的大企业，包括谷歌、微软、LG、三星等。这些企业掏钱，但并不干涉实验室的研究。作为回报，企业可以派人观察实验室怎么创造，怎么创新，如果他们从某种发明中看到商机，可以向媒体实验室申请授权。

麻省理工

媒体实验室的自由度，不仅体现在研究方向的选择上，还体现在它不分学科的治学策略上。25年前媒体实验室刚成立的时候，当时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杰罗姆·韦斯纳和尼葛洛庞帝教授就已经预判到了这一点，“多学科”被作为一种传统在媒体实验室保留了下来。

第三组，牛津和剑桥。

真正留在牛津的是对智识的热爱，对品行、审美以及高贵的人的不懈追求，作者把它们统称为绅士精神，它是牛津最独特的气质。

这种精神也影响了牛津的治学策略。500年来学院依靠积累的财富和绅士的馈赠，固执地维持着“一小撮”的学生数量，确保本科生维持在400人左右。通过成本昂贵的一对一辅导课，由每个领域最顶尖的人因材施教，培养出与众不同的个体。

牛津大学

聊完了牛津，我们再来聊聊与它齐名的剑桥，剑桥大学副校长理查德·艾利森在多次演讲中强调了剑桥的价值观：“一个杰出的大学，其宏大而明确的抱负，是在知识的所有主要领域达至卓越”。这是他对剑桥校训“启蒙之所，智识之源”的解读，也是剑桥的精神。

剑桥大学 网图侵删

最后，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德国的海德堡。

在作者看来，海德堡大学最独特的精神，是在自由滋养下的哲学思辨，海德堡大学之所以能成为思辨之地，有天时也有地利。

首先，海德堡地处南北交界，是历代大哲学家的必经之地。

海德堡大学

其次，19世纪后叶，统一后的德国经济、科技、文化空前迅速地发展扩张，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广泛的哲学讨论提供了轻松的氛围。

第三，德国大学自由的教学风格，让哲学的种子在海德堡更容易扎根发芽。

走过美国、英国、德国的七所大学，我们的世界大学之旅已接近尾声。其实无论是世界的名校还是我国的大学，高等教育的共同核心都在人。高等教育的共同追求，或许就如马斯洛曾说的那样：“教育就是让一个人成为最好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