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美官员互动频繁，那么未来1-2年中美关系走向如何？有哪些重要的时间节点？中美能否构建新的稳定关系框架？7月3日上午，在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的主持下，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杰出研究员包道格（Douglas Paal）、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创始院长王缉思、美国欧亚集团主席克里夫·库普坎（Cliff Kupchan）、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在“第十一届世界和平论坛分论坛——重构稳定的中美关系框架”上就如何稳定中美关系进行深度讨论。

核心提要：

1.美方专家包道格对中美关系抱有较低的期待。他认为美国、中国台湾即将迎来的选举周期，会对中美关系造成较大的影响。中美近期外交工作的重点应该是为9月的G20峰会和11月的APEC峰会国际会议奠定基础，然而布林肯访华推迟至6月使得工作时间面临压缩。此外，包道格认为中美军方认为应该保持直接接触的渠道的开放，防止冲突的爆发。

2.中方专家王缉思认为，当前中美关系的特点，第一是中美双方都把对方看成是最大的外部威胁，两国相同的一点是都不希望发生战争或者尖锐对抗；第二是中美在双边经济关系中都把本国国家安全考量放在第一位。他认为，中美关系自5月以来有了比较明显的缓和，但根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不能轻信美国对中美关系的保证，中美关系不会在最近一段时间内有所改善。如果从现在到G20峰会、APEC峰会中美两国避免突发事件的出现，并且峰会取得一定的成果，明年的中美关系也许能够避免“惊涛骇浪”。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分歧可能会激化。而在乌克兰危机中，中美或许有合作的可能。此外，中美两国在金融与财政方面应该加深合作，中美人文交流还可以继续改善。小的进展仍然是可能的，气氛的改善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3.美方专家库普坎认为，中美双方都应该在对待紧张局势时保持克制，寻求共同利益，同时也要考虑到大国竞争的国际背景。他认为，现在中美都是正在上升的大国，力量强大也就意味着有责任，但与冷战时期相比，美苏在管理紧张局势方面比美中要好得多，现在的背景是非常危险的。库普坎称中美应该开放接触渠道，特别是军方渠道的开放，把核武器控制当作共同利益。中美要在南海问题、乌克兰危机、台湾问题上保持克制、管理竞争、突破僵局，在世界治理中互惠互利、保持合作，而不能等一次可怕的危机之后才进行中美合作。

4.中方专家吴心伯认为，在华盛顿“反中”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正确”，拜登政府对中国政府的政策调整是战术上的，而非战略框架的调整。中美就一系列双边关系的指导原则多次进行讨论，但没能达成一致。他认为，中美关系现在非常危险，都把对方视作最大的外部威胁，但两国合作也是必要的，因此我们需要重构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框架。拜登“四不一无意”的保证与中国无意取代或者挑战美国及现在的国际秩序的保证，是双方严肃探讨双边关系的指导原则的基础。他认为，为了重构稳定的中美关系框架，双方应该达成和平共处的共识，设下生存性威胁的红线，制定更加平衡的竞争与合作的议程，澄清双方对国际秩序的规则的态度。但由于美国进入大选季，这些要求并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

达巍（主持人）：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如何稳定中美双边关系。从去年11月G20巴厘岛峰会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稳定双边关系。 但很明显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今年2月的“气球事件”中断了这一进程。 幸运的是，现在我们想要恢复稳定双边关系的进程。王毅主任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会面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中美双方有机会再一次稳定双边关系。但接下来几个月应该如何行动？ 中美两国是否真的可能通过谈判建立一个“护栏”，也就是确立一个指导原则？我们应该如何把这些谈判变为具体的政策？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稳定双边关系？明年，美国就将迎来大选年，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这关键的一年？

包道格：我对稳定的中美关系抱有较低的期望

包道格：非常感谢达巍，感谢主办方清华大学。我与今天的嘉宾也已经认识很多年了，有了很好的友谊。在本次论坛讨论一开始就应该承认，我对稳定的美中关系抱有比较低的期望。大家应该都不惊奇，过去两年两国关系变得更加不稳定和不可预测，而且最近改变双边关系发展方向的努力基本上都是不成功的。

去年11月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巴厘岛的会晤给大家带来了希望，但却没有延续下去。如果此时稳定的双边关系是一座消失了的桥梁，那么乐观主义者甚至是现实主义者还能希望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呢？对我来讲，明智的做法是展望一系列事件发展和国家利益交叉评估的情况。

首先是国内政治进程。中国已经完成了五年一次的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周期，似乎将延续党的全会和相关的年度经济政策、军事政策的实施和调整的这种过去的模式，这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中国不太可能因为国际政治原因，而成为美陆台政策三角中不稳定的根源。

美国正在准备它的四年一度的选举周期，当前的政府就会压缩政策创新的空间以利于它捍卫自己的政绩，而反对派通常在这个时候会强化攻击，以求取代现有政党。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十年以来，当前政府为了应对其他党派的批评，捍卫其与中国以及其他敏感话题接触的政绩的传统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取而代之的是，现任政府和潜在竞争对手都竞相展示出一个新的模式，他们对中国将会有非常强硬的态度。从表面上看，这表明未来一年半美方在美中关系上出现意外的可能性会增加。

美中关系最敏感的领域就是台湾问题，大家知道台湾将在明年年初进行选举，从现在到那时，台湾的内部政府将越来越不稳定，因此就更加难以预测。台湾将会成为一个不稳定的根源。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国际的时间表，就是每年各国领导人聚在一起参加多边与双边会议的时间表，以解决和更好地管理一些棘手的问题。

去年中美领导人在巴厘岛的会晤带来了稳定中美关系的承诺，我们期待着为不断恶化的关系设置底线、增加“护栏”，以避免中美关系的恶化。但“气球事件”改变了这个气氛，至少推迟了巴厘岛会议中官员们所提出的稳定中美双边关系的目标实现的时间。与我们讨论相关的是，美国现在决定于11月举办APEC论坛，预计习主席将会参加，在此之前大家普遍预测拜登总统和习主席将参加9月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G20会议，这可能会影响美国大选。就我的经验来讲，美中近期工作的重点应该是为这两次国际会议奠定基础，以证明美中有能力应对一些可能导致冲突的紧张局势。

理想情况下，我们本来应该是在原定于2月布林肯国务卿首次访华的时候看到这些努力，但是后来他最终是在6月才能够访华，这个延误就带来了极高昂的代价：需要更快地跟进，把更多的工作压缩到更短的时间里。我认为目标不应该是为了接触而接触，也不应该掩盖真正的利益冲突，相反，目标应该是满足双方最低的利益诉求，避免代价高昂的冲突，并解决双方眼前利益及其他问题。

6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布林肯。据新华社报道，双方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坦诚和长时间的沟通。

当然，这些问题可能需要双方都做出妥协。现在人们习惯性承认,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大流行和全球健康和全球债务、国际金融和宏观经济方面存在共同的国家利益，布林肯访华之后美中都表示愿意就这些议题进行讨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与中国进行了数小时的会谈，来讨论其他敏感问题：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方表态为乌克兰危机——编者注）到朝鲜问题，再到古巴问题。布林肯访华还表示，美国将会创建一个新的工作组，专门解决双边问题。2021年我们为这种较低级别的官方互动提供了典范和先例，由舍曼副国务卿发起，在谢锋大使的监督下，我们解决了一些棘手的问题，其中包括孟晚舟的敏感案件。

官员们似乎再次准备好了解决签证、航班的准入、芬太尼前体的出口（芬太尼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强效阿片类物质，主要用于临床麻醉。——编者注） 、被拘留者的指控等等问题，后面这些问题从表面上看似乎属于可以解决争端的可控领域，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改善双方领导人9月和11月可能举行的会议的大氛围。他们甚至可能会被鼓励探索更多的谈判领域，比如说贸易关税和知识产权纠纷。但是我想保持谨慎，并保持较低的期望，因为这些问题本身很棘手，而即将到来的选举季使得他们比平时会更加敏感。

最后还有军事活动失控将两国拖入意外冲突的可能性。布林肯访华之后，美国对去年8月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以来，两国军方的沟通渠道仍然处于暂停的状态表示失望 （在6月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方代表何雷中将表示，中美两军之间的交往并没有中断。——编者注）。跟其他的互动领域不一样，军事领域会对领导人公开宣称的避免灾难性冲突的承诺产生直接影响。如果发生意外情况，两国的军队都进入戒备紧张的状态，我们的国家和世界都需要采取措施来缓和局势。双方对于对方使用或不使用这些军事渠道都有抱怨。

出于帮助稳定中美关系的目的，或者至少降低其中的危险性，我建议我们应该达成适度低水平的协议，也就是说双方只需同意保持现有的直接接触渠道的开放，并在近期进行监控就可以了。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方有重要的观点要向另一方面提出，就可以直接提出。但这并不意味着指定的高级官员会回复另外一位指定的高级官员，尽管这么做会更好，但至少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发出所需要的通报。因为我们讨论的两个国家都是核大国，我们觉得有必要就演习、警告甚至是最终的军备控制进行认真的讨论，但是目前我们的目标是危机在迫在眉睫的时候，要做出最低限度的分担关切的承诺。

展望未来，随着潜在不稳定因素由于不同原因在不同地方或增或减，特别是在美国和（中国）台湾即将迎来的选举的影响下，领导人需要制定措施，防止事件演变成危机。因此我们近期有管理敏感问题的议程，以帮助限制损失。我认为这些都应该是可实现的目标，如果我们能够实现最低限度的合作或者是至少不干涉，那么我相信我们可以开始迈向稳定之路。期待大家的评论和批评，谢谢大家的关注。

达巍：谢谢，非常感谢包道格讲到了今后几个月的时间表以及一些具体的措施。虽然他的期望值并不高，但是表明了这两国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稳定双边关系，非常感谢。

王缉思：中美都将对方定位为最大的外部威胁

王缉思： 达巍刚才提到了去年11月份中美在巴厘岛峰会取得了一定成果，两国国家元首决定要加强两国官方的关系。 但是本来第一个动作应该是布林肯国务卿原定在去年2月初到中国来进行访问，但是这次访问推迟了。大家知道原因是“气球事件”，我们不把它叫气球，我们说是叫无人飞艇，美国人说它叫“侦查气球”，这本身就已经有了分歧了。 中国认为美国过度反应，但美国人觉得这个反应还不够强烈，特别是美国国内有很多人对中国所谓的“侦查气球”有非常多的反感，所以布林肯访华就推迟了。

之后蔡英文到美国窜访，她是到拉丁美洲访问路过美国，会见了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智库的一些专家。美方称，对这次访问做了一些限制或者说采取了一些行动。这次访问总比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到台湾去更好，但是中方还是不满意这样一个结果，所以中方在这个访问之后也对蔡英文去的两个单位进行了制裁，一个是哈德逊研究所，一个是里根图书馆，在此之后又进行了一些军事演习。总体来说，对蔡英文这次在美国的过境，中方的反应没有像去年佩洛西到台湾那么强烈。

我本人在4月中旬到了华盛顿跟美国的官员和一些智库专家进行了交流，了解到美国官方非常希望能够恢复布林肯国务卿计划中的对中国的访问。但是他们说，中方没有积极的回应，或者说没有回应，他们也很着急。后来5月10日到11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外办主任王毅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进行了会晤。双方同意继续用好这一战略性沟通渠道，也就是说这不是唯一的一次。这次仍然没有提起布林肯到中国的访问。

后来在6月初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两国国防部长有了见面的机会，但是中方没有同意美方进行国防部长会晤的建议。我个人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方对我们的国防部长李尚福上将进行制裁，这个制裁并没有取消，所以这个会晤是不可能的。但是两个人仍然在宴会期间握手了，说明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进行国防部长的交往。

7月1日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向美国总统拜登递交了国书。同时中美之间也有一些其他的交往，比如中国的商务部长王文涛在参加APEC贸易部长会议期间会见了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贸易代表戴琪等等。

6月4日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还有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贝莎兰到北京访问。我得到机会与他们见面，他们说他们正在为布林肯国务卿访华做准备。但是我仔细看中国的官方网站，外交部发言人说，“我们没有消息可以告诉你们”。一直到美国国务卿访问中国前一两天才说到这个消息，而且没有说中国邀请，说两国政府商定他要来中国访问。

所以我个人感觉中国对于布林肯这次访问中国的报道比较低调，也没有太多的期待值，尽管如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是会见了布林肯，而且讲到了中美关系要稳下来，能够有平稳的发展，而且寄予一定的希望。

所以我感觉到今年5月份以来两个国家的官方关系比较有了明显的缓和，但是正像包道格讲的那样，根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我觉得中美之间存在一些根本的问题，比如两国在各自的国家战略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美国把中国看成什么，中国把美国看成什么。很清楚的是，美国一直把中国定位为最大的中长期的安全威胁和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最大挑战，而且美国人说中国是唯一有能力也有意愿去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国家。美国对中美关系的定位很清楚，就是把中美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

当然合作也有，但是在一些比较小的问题上。其实对美国来说也不小，对世界来说也不小，但是在中美关系中不占一个主要的位置，比如气候变化、医疗卫生、商贸关系，这些都在继续进行，但是美国对中美关系的定位已经清楚了。

我仔细研究中国方面的定位，没有看到中国有一个对美关系的系统性说法，就是美国到底是什么，中美关系是要怎么定位。但是我个人认为中国实际上是把美国看成最大的外部威胁，而且这个威胁不仅仅是国家安全方面，也是政治方面的。虽然美国经常说它不想改变中国的制度，但是美国的所作所为使我们很担心：美国仍然在政治上对中国抱有很负面的看法。

现在中美对对方的战略定位已经清晰了，我认为中国把美国看成是最大的外部威胁，美国也把中国看成是最大的外部威胁。两国相同的一点是都不希望中美发生战争或者是尖锐的对抗，希望避免对抗，特别希望避免战争，这一点应该说是积极的。

另外中美关系的一个特点是在双边的经济关系乃至双边其他关系中都把本国国家安全考量放在第一位。美国在很多方面都说国家安全，可能比商业关系更重要；中国也通过了各种各样的会议，把国家安全放在治国理政的首位。比如，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届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首次会议上指出，“要深刻认识国家安全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在谈到美国的时候，中外的观察者都非常注意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3月6号的一篇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急剧变化，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显著增多，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这个我认为已经说清楚了，就是美国对我国到底怎么样，应该怎么看美国。

所以我们应该放弃对美国的幻想，如果美国还对中国做出战略性的让步或者其他的姿态，我们也绝对不能相信美国这些保证，比如“四不一无意”（即美方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对抗。——编者注），因为美国说这些话都没有代表美国的实际政策。

这些大方面的判断上中美双方都没有改变，因为中美关系的实质已经表明中美关系不会在最近一段时间内有所改善，而且对对方的看法基本上是负面的，即使改善也是一个气氛上的暂时的缓和。我个人有一些担心，任何一个突发事件，比如说“气球事件”，都可能导致双边的关系又一次恶化，我们希望避免这样的事件发生。

我认为，布林肯访华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今年11月份将在旧金山举行的APEC首脑会议做铺垫。在这个首脑会议上，也许中美两国的最高领导人会坐在一起解决一些问题，或者是为未来中美关系定下一个基调。事实上，在此之前，在新德里G20峰会上也有见面的机会，但是中国领导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到美国的本土去了，11月份这一次在美方看来是一次机会。能不能从现在到9月，甚至到11月期间不发生影响两国关系的突发事件，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即使有任何的事件出现，双方是不是也可以避免特别激烈的争论或者冲突，我认为这是我们可以期待的，也希望可以发生的。

如果峰会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果，明年的中美关系也许能够避免惊涛骇浪。但是我并没有特别强的信心，因为领导人讲了“惊涛骇浪”，我们就不能不对惊涛骇浪有所准备。

包道格所提到的台湾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中国来说是国家利益核心中的核心，我们不希望台湾问题朝着“台独”的方向走得更远，我们也在密切注视着台湾明年选举可能发生的重要的变化。美国人经常说他们希望保持台海的现状，但是美国人也说，他们从中国人的讲话中听出了中国不希望保持分裂这种现状，而是希望在统一祖国的方向上能够有所进展，或者说有很重大的进展。于是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这种分歧将会在很长时间内不但继续存在，而且有可能激化。因为中国肯定对“台独”势力有更严厉的打击，在统一祖国力度方面会加强，而美国还在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和提供一些政治上的支持，这是我比较大的担忧。

再下面一点是乌克兰的危机。我们把乌克兰事件叫做乌克兰危机，我们没有讲俄乌冲突，没有讲战争。中国是希望能够解决这个危机的，但是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确实观点是不太一样的，美国认为俄罗斯在侵略乌克兰，而中国不愿意用侵略这样的词来定义这场冲突。中国希望劝和促谈，领导层能够坐下来谈，能够达成一个和平解决的方案，但是看来这个和平解决的方案还很远，不是很快可以解决的。两国在这个方面是有一些合作的可能性，但是美国还在指责中国可能对俄罗斯提供实质性的支持。

在俄罗斯问题和台湾问题之外，还有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我个人去年到现在有三次去美国，我觉得都还是挺顺利的，虽然也有一些不太高兴的事情，但是总体来说双方的人文交流还是可以得到改善的，可是有一些很具体的问题需要解决。刚才我问现场两位美国朋友是不是直接从美国飞过来的，一位说是从台北飞过来的，一位说是从迪拜飞过来的，为什么不直接从美国回到中国或者中国直接飞到美国，这不仅仅是技术性的问题，这里面有还有政治障碍，美国人心理上也会有一些顾虑。我们去美国或者是与美国学者交流的时候也是有顾虑的，也是觉得有技术上的顾虑，也有政治上希望他们能够改变的想法。

这些就是我现在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总体来说我跟包道格想法比较一致，就是说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可是小的进展仍然是可能的，而且气氛的改善对于双边都是有好处的，我期待未来有更多的改善，谢谢。

达巍：谢谢王老师，我似乎还是第一次听一位中国学者认为，中美两国现在互视对方为最大的外部威胁，我可能也同意，但是我是第一次听到。

库普坎：不能等一次可怕的危机之后才进行中美合作

库普坎：我同意包道格所讲的，但是我有一些不同的观点要指出。首先，我们都同意，目标很简单，就是双方都在对待紧张局势上保持克制。因为大家都不想只付出不获得，所以双方应该制定一些简单的可以实现的目标。第二级的目标就是寻求共同利益。美中之间共同利益确实是存在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帮助找出这些共同利益，就是说美中关系要有一个目标管理，这些应该是我们努力实现的公约数。

我更加关切的，首先是双边关系的背景，我们看到了大国竞争在现在历史中的发生，大国竞争就有点像是重力，不是说你支持或者是反对，甚至说是可以评论的，它就是自然发生的。

另外一点，我想说的是，人们经常会说修昔底德陷阱（由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即上升的新兴大国与现存强国之间由于不信任而走向战争。——编者注），但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两个上升的大国。但是今天在政治科学领域，对于修昔底德陷阱的研究有很大的差异，原因在于，一是核武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都不想卷入战争。

与冷战时期对比来看，冷战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局势，但我觉得美苏在管理紧张局势方面比美中要好得多。我们现在应该开放接触的渠道，把核武器控制当作共同利益来对待。我认为我们现在的背景是非常危险的。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发生，那时候我才刚刚有政治意识。我记得我母亲告诉我，我们可能与苏联进行核战争，对此我记忆犹新。因为有核武器，我这一代人就是伴随着核武器长大的，这是很可怕的，但是最终却导致了很多的合作，就是美苏之间进行了很多合作，两个国家建立了热线，而且进行了非常严肃的军控谈判，签署了实现战略稳定的协议。我们看到这些都应该感到谦逊，因为危机带来了合作。历史告诉我们，往往是需要一个悲剧才能够带来合作。联合国，还有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因为二战才成立的。欧洲的团结和合作也是大国合作的一个典范。欧洲合作为什么会发生，就是因为惧怕再一次“拿破仑战争”的可怕的后果。

我们还需要等一个可怕的危机和悲剧之后才能够进行中美合作吗？我希望不是这样，我觉得我们需要从我们的外交史中了解一下到底今天发生了一些什么。

接下来，我讲一下现在的僵局。确实在中美之间是存在一个僵局，因为我们双边做得都不好。我觉得管理竞争非常重要，这应该是双方的目标。拜登他们在台湾海峡部署军事力量。美国的立场是美国的政策和军事活动应该符合国际法。美国说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们做的是符合国际法的，因为这是属于国际水域，国际空域（人民网指出，美“航行自由计划”挑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的国际海洋法秩序，是违反国际法的霸权行径。——编者注）。但是我们都知道在南海，在5月26号有一次几乎发生冲突的情况，还有6月3号，这都表明我们需要高级别而不是低级别的军事渠道的对话。但是中方拒绝了，所以现在就没有，已经有一段时间是暂停的了（在6月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中方代表何雷中将等都明确表示，中美两军之间的交往并没有中断。——编者注）。

我也理解中方的立场，和平共处、共赢和互相尊重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这与美国的准则也差不多。中国认为在战略竞争中，美国和中国都不可能最终取得胜利，也许是这样的。中国认为美方的行为加剧了现在的紧张局势，但中国摈弃了这个区域军事活动的规则的制定，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会加剧现在的局势。

我非常担心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不知道目前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中国政府和私营企业是否提供了致命性武器给俄罗斯（针对美方不断散布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援助的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月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一直积极劝和促谈，推动政治解决危机。美方无权对中俄关系指手画脚，我们绝不接受美方的胁迫施压。”——编者注）。如果真正提供了致命武器援助给俄罗斯政府的话，我觉得这个世界情况就不一样了，那将会是美国的主要或者是第二制裁对象就是针对中国的大型国企和银行了。现在的商业界、企业界的图景跟以前是非常不一样了，但我认为2023年暂时还不会出什么大事。台湾地区领导人还被允许过境访问，另外还有G20的会议，还有11月份的会议，这不仅仅是领导人的见面，当美国政府要举行峰会时，其他的事情一切就会像停下来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之后可能从今年11月到明年5月会出问题。我们都知道台湾选举的时间，明年5月份台湾地区领导人会上台，他就会提出他的海峡政策。就我所知道的赖清德就有很强的竞争力，他支持“台独”，也许是事实上的，不是法理上的，但这对中国大陆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关切，这也是一个大的红线，我们都知道这一点。我觉得美国必须要特别的谨慎，避免支持任何的选举人，我希望美国能认识到这一点。

台湾选举进入白热化阶段，目前是国民党侯友宜、民进党赖清德、民众党柯文哲激烈竞争。

另外在这个期间还可能会出现军事上的紧张局势的升级，我想我们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需要军方渠道的开放。我们需要很好管理与中国的竞争，制定什么指导原则，比如说和平共处等等。我希望这个工作组，也就是刚才包道格所讲的工作组，能够正式化，使得美国、中国的政策管理能够更好地进行协调。当然这个名字也许并不是那么特别的好听，但是我们应该有互惠的政策。

还有中东地区，美国实际上对中国促进了沙特伊朗的和解持正面看法，这是中东类似的第一个不是由美国促成的协议，美国政府是欢迎这一点的。现在还需要一些会议来进一步讨论如何稳定中东。还有就是债务缓解的问题，这应该比较容易，比如说非洲和亚洲国家需要债务缓解，特别是在疫情后的时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实现政治上的稳定。我觉得现在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及时的、更加透明的中国的参与，以规则为基础，给这些身陷债务的国家提供债务的减缓。赞比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还有很多国家的债务我们可以努力。比如说斯里兰卡，斯里兰卡经过了几个月不稳定的情况，现在对于中国也是有机会的。因为现在这些债务减缓的项目是远不够的，如果中国能够参与的话，是可以起到很大的帮助的。

另外关于人工智能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在研究，我觉得要有比较高级别的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些探讨，包括共同的透明度，而且还有人工智能的网络。中美双方现在开始投资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而且投资非常多。之后就有可能出现一个情况，如果一方要想打破这个技术的一些限制，另外一方也会倾向于首先发起攻击。我认为人工智能应该是排在前期双方要探讨的一个话题。

总结一下，以这些话题为基础，我们可以取得一些进展，它会打开一个渠道，当前的局势经过一些包括在台湾、南海等问题上建立互相信任的措施之后才能够好转，谢谢。

达巍：谢谢库普坎。尤其是感谢您提出了一些潜在的解决方案，一些在双边的问题之外的区域的问题，比如说非洲、中东或者是其他一些战略性的问题，比如说你提到人工智能稳定性的问题，你说的没错，确实有必要提醒我们。其实我们作为人，要避免核战争，比如说像古巴的导弹危机再发生的话，我们可不能再等着再一次悲剧发生之后再去合作。

吴心伯：中美关系现在处在非常危险、非常令人担心的情况

吴心伯：我分享一下关于当前中美关系的看法，试图回答一下今天这个讨论提出的问题，即是否能够建立一个新的中美之间关系的框架。首先最主要的一点是，现在在美国尤其是在华盛顿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华”联盟，这是两党共有的，包括政府层级的、智库、战略社区的。现在美国民主党派人士在政治方面也是会就中国问题攻击共和党，共和党也会反过来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反华”现在在美国成为一种政治正确。我们使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试图联系美国的政府的官员，智库的人员和企业界的领袖，每提出10次邀请只有2次会得到回复，甚至这两次回复都是拒绝的回复，也就是说对方不愿意跟他们见面。现在在华盛顿很容易会因为公开代表中国而被批评，如果和中国有关系就会受到批评。所以就很容易让人想到50年代那种氛围。（50年代，美国参议员麦卡锡掀起了反共浪潮，迫害多位美国左翼人士，对美国的内政外交产生极大损害。被称为“麦卡锡主义”。——编者注）

我自己在华盛顿工作生活过几年，而且是在不同的阶段，但是这是第一次我发现华盛顿对中国的氛围是非常有毒的、非常不友好的，这个是我最主要的当前的关切。

我的第二点观察是，拜登政府在中国政府方面的调整是战术上的。我们已经观察到，从去年11月份开始，拜登政府试图推动更高层级和中国的交流，在4月份的时候，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耶伦财长关于中国发表了两个演讲，这两个演讲很重要，我们还要再去观察看看这些演讲当中提到的是否可以真的转变为现实还是仅仅只是措辞。

我的判断是，拜登的中国政策从去年秋天以来的调整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就是要避免和中国发生冲突。因为双边的关系自从佩洛西窜访台湾之后就已经很差了，同时拜登政府希望中国和美国在一些美国关切的问题上合作，比如说气候变化和宏观经济的问题。同时这也是对企业界所施加的压力的回应，美国的企业界想要看到更加正常的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但关于中美政策并没有什么新的战略框架，只不过是战术上面的一些调整，这是我的第二点观察。

第三点，去年11月份，习主席和拜登总统在巴厘岛见面，他们达成了共识。共识是什么呢，就是要重新开始两国的高级别的交流进程，我们将会有更多内阁级别的双方官员的访问。这个是当时达成的共识。这个共识并不是关于中美关系目标的共识。在两国领导人在巴厘岛峰会之前中国和美国有八轮讨论，讨论的是中美关系的指导原则，但是双方并没有就这一问题达成共识。在布林肯访华之前中国又再一次试图与美国谈判，试图就一系列中美关系的指导原则达成共识，但又一次没有达成协定。

所以这就是当前的中美关系的现状，总体上，美国尤其是华盛顿的对于中国的政治氛围是非常糟糕的。拜登政府也做了一些关于中国政策的调整，但这只是战术方面的调整，双方也赞同在未来的几个月要建立一个进程，但是关于中美关系最终的目标并没有达成共识。

接下来我回答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能够重构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框架。问题在于，首先这是不是我们想要的？第二这是不是可行？我认为这是双方想要的，因为中美关系确实现在处在非常危险、非常令人担心的情况。美国非常清楚地将中国界定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是从特朗普到拜登期间都是这样，关于中国我赞同王教授刚才的观点，中国也把美国当成中国最主要的外部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威胁，这个是现实。

但是另一方面，双方并不希望完全切断经济方面的交往，并不希望出现完全的两国经济的脱钩，双方也并不希望真的进入到一个外交冲突的状态。因为彼此确实还在很多的国际和全球的问题上需要对方合作。同时双方也并不希望进入到军事方面，包括台湾海峡和南海方面军队直接对抗，因为这样的结果是非常灾难性的，所以这就要求我们重构一个框架来管理当前非常有挑战的，也是非常复杂的双边关系。

实际上，我觉得我们是有一些基础的，在这些基础之上来思考一下这个框架。去年11月份习主席和拜登总统见面时，试图澄清中国的意图，讲到中国并无意图取代或者挑战美国，中国并没有意图推翻当前的国际秩序。拜登反过来也是想向习主席保证，拜登提出了“四不一无意”——美国没有意图改变中国的政治体系，没有意图和盟友一起联手对付中国，没有意图支持台湾独立，没有意图和中国发起冷战式的冲突。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保证就是一个双方进行严肃探讨的基础，可以严肃地探讨一下关于双边关系的指导原则。

这个框架应该是怎么样的框架，我来提三点建议。

首先，我认为双方应该讲清楚，也就是和平共处的关系。中国一直倡导和平共处，美国在以前并没有做出什么回应，但是在布林肯访华之后美方也开始在讨论与中国的和平共处，这个很好。如果我们能够就中美长期的和平共处这个目标达成一致的意见的话，我们就要探讨怎么能够保证双方的关系是既有竞争同时又是和平共处的。最重要的就是要设下红线，也就是说不要对对方带来生存性的威胁，对中国来讲最重要的首先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的一道红线，从70年代尼克松访华以来就一直如此。

第二个建议，应该制定一个更加平衡的竞争和合作的议程。从特朗普到拜登政府期间，华盛顿太过于强调竞争，但却没有适当关注合作。在特朗普任职晚期，当时和中国的合作基本上就消失了，至少官方措辞上是这样的。拜登政府也就是过去一年才开始讲合作的必要性，和中国合作的必要性。我们应该探讨一下务实的两国之间合作的议程应该是怎么样的，包括双边的、区域的和国际性问题上的合作，我认为有很多合作的领域是可行的。我们只是需要有政治意愿，把这个意愿和潜力转变成现实。

第三个建议，应该达成关于我们双边对于国际秩序的态度的谅解。美方总是讲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从来不讲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国际秩序。当美方说“基于规则”实际上是基于美国的规则。当你们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的时候，这个实际上是被WTO推翻的，但是美国根本就是无视WTO的判决，美国向中国发起的科技战实际上是削弱了国际供应链，但是美国根本就不在乎。美国入侵伊拉克、轰炸利比亚，你们就是这么做，谁管国际秩序呢？所以我们必须要讲清楚，国际秩序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规则。对于中方来讲，中国实际上是极大地获益于国际秩序的国家。但是并不是说中国对当前的国际秩序完全满意，它是很好的，但不是完美的，所以应该进行调整。

所以我们需要与美国交流，现在的国际秩序的哪些方面应该进行改进，以及如何进行改进。这个角度来讲，美中不仅仅应该向对方表明对于现在国际秩序的态度，同时也要让国际社会放心，作为世界上两大主要经济体，我们不仅只是关心我们各自的国家利益，同时我们也关心整体国际社会的利益。如果这成为了双方进行讨论的起点，就是这个关系框架的起点的话，我觉得这会是非常好的，而且从某种程度来讲是可行的。

说到这里，我觉得这并不是说今后一年半就会发生的，因为美国进入了大选季，一切都会变得很疯狂，这个我们都很熟悉，如果拜登想要竞选连任的话，就有可能这么做。但是现在来看，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并不高。但这并不是说我想怎样就是怎样，这是你们的内政，祝你们好运，谢谢！

达巍：谢谢吴教授提出了这三个关于战略框架的具体建议。虽然您觉得它不会在近期实现，但是我们确实是需要这种具体的建议的。有很多人在谈这个框架，但是很少人谈到它里面的内容，所以您的发言非常有用。

现在我们所有的嘉宾都已经发言过了，我觉得大家都认同我的说法，就是我们发现所有的嘉宾都有很强的共识，这个共识也代表了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的战略界的共识，也就是说现在的解冻或者是降温是一个战术性的变化，而不是结构性的或者是战略性的变化。但是双方可以利用这个时间窗口来稳定双边关系，管理差异。

我同意王教授和吴教授的看法，就是美中都把对方看作外部威胁，但是我想要说，除此之外，中国也需要美国，美国也需要中国。美国对于中国的福利福祉、经济发展、技术发展至关重要。就我来讲，我是大学教授，我很多学生仍然想去美国学习，所以美国很重要。当然我觉得中国对于美国也很重要，对于美国的福祉，对于美国普通人的生活很重要。如果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相互冲突、争斗对于整个世界来讲都是坏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