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笔者故意设计的一个带有双重歧义的标题，我们可以把“怎样看中医”理解为人们应该怎样看待中医的地位、患者应该怎样去寻求中医诊治（主要是指哪些疾病适合由中医诊治）、中医师们应该怎样用与时俱进的眼光和手段去从事这门职业。其中，怎样看待中医是最需要首先探讨的方面，如果能试着说清了这个问题，势必有助于为后两个方面提供合理参考。          

第一节 中医的起源。

     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都是在漫长的岁月由广大劳动者在生产实践活动中逐步产生的。然而，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历史中尤其是史前的神话中往往倾向于把一些关乎文明进步的伟大事迹记录在某个“英雄”的名下。例如，古希腊传说普罗米修斯从天国为人类盗来了火种；古代中国的传说是燧人氏教会人们钻木取火。似乎结束人类茹毛饮血的时代都是因了某个人的英雄壮举或者超人智慧，这显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鲁迅曾经有个结论大概是不需要考证的，他认为在原始人中为了协同用力出现的劳动号子才是人类最早的歌声。医学的出现也不是某个神医或圣贤所为。医学的雏形发端于人类在自然界中寻找东西治伤疗疾的本能，这种本能在动物界即有表现。东汉末年，华佗曾观察到水獭吞食紫苏草而缓解了令它躁动不安的腹痛；唐代张鷟的笔记体小说《朝野佥载》提到“医书言虎中药箭，食清泥；野猪中药箭，逐荠苨而食；雉被鹰伤，以地黄叶帖之。”近代有位云南人曲焕章就是因为受到老虎和蛇本能的自疗行为的启发才研制出了一种举世闻名的“白药”；国外科学家发现，黑猩猩如有腹痛时，它的同类会跑几公里外找回一种叫Aspilia的植物叶片来给它食用，随后科学家对这种叶片化验证明它含有抗病毒、驱虫和抗霉菌的物质。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全世界的医学都是起源于人类治疗伤病的本能，中医也概莫能外。按逻辑推理，语言产生以前，猿人就已有本能的治疗经验；语言形成后，人类则有了言传身教的治疗经验和零散的辨证防疫知识；只有当文字出现后才逐步形成了能称之为“医学”的理论体系。这种推理与岐黄时代有“神农尝百草”、秦汉时代成就《内经》是相吻合的。

     本来，“中医”这个词在鸦片战争致国门洞开以前是不存在的，那些时候华夏先民自称“中央之国”，视一切异域外邦为蛮夷之地。医生这个行业有太医、御医、杏林、郎中、岐黄之术、青囊之士等等，问世不足一百五十年的“中医”这个词汇是为了区别随鸦片一起走进中国的西方医学而派生的。事实上，“西医”这个词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不常见的，它是中国人为区别本民族的传统医学——中医而派生的。今天看来，西医其实就是诞生于欧洲并以科学技术为动力不断发展至今的现代医学，它已被全世界所接受，所以它本不应再有地域色彩。但是从中国的人口基数而言，中医是世界上势力最大的传统医学，因而“西医”这个词在中国还有继续沿用的理由。

    中医的创立的标志是最早的中医理论经典《黄帝内经》的问世。它是中国第一部将黄帝时代到汉朝的历代医生的知识进行总结并上升到抽象理论高度的经典，其中的主导思想是来自《易经》的阴阳学说。与世界上其它国家大抵相似，中国远古时代本无专职医生，治病疗伤主要由巫师兼职。中国巫师的看家法宝是阴阳八卦图，治病也不例外，无非再加些符水、咒语、仙丹或草药等等。之后部分巫师大约发现巫术对治病实在是无济于事，就开始观察疾病、研究医术，他们逐步转行或偏重于医疗之职，出现了古代文献中常常提到的“巫医百工”的行业分类。专职医生的出现肯定也还有巫师以外的其他阶层人士的参与。随着文字的形成、《易经》学说的影响，那些由巫师蜕变而来的医生保留了对解释疾病有用的阴阳理论，但是撇开了八卦学说，因为乾、坤、震、巽、艮、兑、坎、离实在与疾病挨不上边。然而，单纯的阴阳理论显然势单力孤，不足以包罗疾病症候之万象，古代的医生受八卦解释天地万物的影响，创造性的虚拟了一个能专门解释所有疾病的理论系统——五行生克学说：五行就是指五种自然物质木、火、土、金、水的运行，五行相生是指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相克是指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五行学说将人体的五脏六腑分别归属于五行。从五脏的相生来看，肾水之精养肝木，肝木藏血济心火，心火之热温脾土，脾土运化水谷充肺金，肺气清降助肾水。从五脏之间的相克来看，肺气清降，可以抑制肝阳上亢，即金克木；肝气条达，可以疏泄脾土的郁滞，即木克土；脾主运化，可防肾水的泛滥，即土克水；肾水的滋润，能够防止心火的上亢，即水克火；而心火的实热，可以阻止肺气清降的过度，即火克金。此外，五行学说还被用来对人的情绪、感觉（颜色和味道等）、地域的东西南北方位、自然界物质的属性等等进行分类。例如，情绪中的怒属肝志，喜属心志；颜色中青色属肝象，红色属心象；喜食酸味是肝病的表现，口中发苦是心火上延；东方日出有升发之意故属木，南方炎热故属火。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五行学说是人为主观规定的一个理论框架。平心而论，在两千多年前的时代局限下，能设计出这样一个理论框架也是古代中医智慧的结晶、进步的产物。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五行学说的“取象比类”法决定了它与八卦理论具有相同的本质。古代中医撇开八卦而采用一个新的理论工具——五行生克论，是因为相互衍生、相互制约的五种动态的物质比八卦能更好地解释疾病的复杂多变、相互转化和治疗上的特异性。阴阳五行学说就象个设计巧妙的“大型货架”，与疾病相关的各种症候及其他因素均可在这个货架上得到“分类摆放”。而且不仅如此，通过五行相生、相乘、相克、相侮的原理，疾病的演变机理、动态的表现过程、和治疗方式的对应选择等方面都能得到一个说法。从这个意义上讲，阴阳五行学说又象是灵活机动、随机应变的“魔盘”。

      按逻辑推论，五行学说的出现是巫医分家的标志，但是不管怎么看，五行学说还是没能摆脱与八卦相似的、牵强附会的本质。凭什么说肝属木而肺属金？凭什么说金生水或肝克脾？类似问题可以提出很多，一般都难以找到令人信服的依据。使医生和巫师彻底划清界线的是古代中医总结的更切合实际的或者说真正算得上古代科学的医学理论——八纲辨证，它才是中医真正的特点和精华。如果说五行学说类似于八卦理论，那是因为它依然沿用了《易经》的取象比类法，把肝归类为木、肺归类为金的做法在世界上任何人看来都会觉得理由不足，但是，八纲辨证理论就从根本上超越了《易经》和巫师们的方法论，具有一定的普世价值。它的内容是表、里、寒、热、虚、实、阴、阳八个辨别症候的纲领，这八纲中阴、阳属总纲。阴证涵盖表、寒、虚证，阳证涵盖里、热、实证；八纲病证也可互相交叉结合，如表实里虚；八纲病证可在一定条件下向对立面转化。八纲辩证理论几乎能对所有的病证作出合乎逻辑的分类，并对治疗提供正确的指导，正如《内经》所言：“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八纲辨证理论之所以合乎逻辑，是因为每个概念与它所指向的客观事物保持了同一性。例如，寒虚之证指的是面色苍白、倦怠无力、畏寒脉沉等等，任何有常识的人对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理论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它的合理性应该在古希腊希波克拉底提出的“体液学说”之上。作为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认为复杂的人体是由血液、粘液、黄胆、黑胆这四种体液组成的，四种体液在人体内的比例不同，形成了人的不同气质：性格急躁、动作迅猛的胆汁质；思想活跃、动作灵巧的多血质；生性好静、动作斯文的粘液质；个性孤僻脆弱、动作迟钝的抑郁质。人所以会生病，就是由于四种液体不平衡造成的，而液体失调又是外界因素影响的结果。

        总之，阴阳五行学说的出现只是巫与医形式上的分家，而八纲辨证学说的创立才真正使中医摆脱了“同流合巫”的身份，以阴阳五行和八纲辨证为理论基础的《黄帝内经》则是中医问世的出生证！

               第二节  中医理论的本质定位。

     现代医学与现代科学的其它学科一样都是在漫长的年代里由肤浅、粗略、谬误较多向高深、精微、谬误较少的发展过程。例如，与我们现代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化学就是从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的古代炼金术发展而来。幻想将普通金属用某种方法冶炼成黄金或将某些矿物烧制成使人不老的仙丹的炼金术早在十九世纪就被证明是荒谬的（象炼金术一样被科学家们抛弃掉的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永动机的研制）。炼金术虽未炼出黄金和仙丹，但却“炼出”了一门极为重要的学科——化学。也就是说，化学这门学科是继承了炼金术研究物质的某些方法和原理，但却破除了它的研究方向而形成的。实际上，古代的西方医学发展为现今世界通行的现代医学也象炼金术发展成化学一样，它从两千多年前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学说、放血疗法发展到今天的转基因疗法、干细胞研究、核磁共振成像诊断技术等等，也是从蒙昧、朴素的状态一路走来，其变化是翻天覆地的。现代医学和化学的形成过程一样，它们都符合“科学一定是不断逼近真理的过程”的规律。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传统医学——中医不符合这一规律。

      以阴阳五行、八纲辨证理论为核心的中医理论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从来没有过被突破，它的合理性似乎被定格在了汉朝的《黄帝内经》之中，或者说今天的中医理论与汉朝时 的没有本质区别。虽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很多象《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之类的著名中医经典，似乎它们在不断丰富着中医理论的宝库，但是这正如孔子及其门徒写作《易传》一样，那只是在全盘继承的前提下对《易经》进行解释和阐发，并不存在实质性的突破和发展。为什么中医理论会出现有“不断丰富”却没有“突破性的发展”呢？换句话说，为什么中医理论甚至是实践活动始终都在两千年前的古代名医们用阴阳五行、八纲辨证思想画好的圈子里活动到现在？在回答这个疑难问题之前，先作一个扭转时空的假设，进而运 用逻辑推理来说明前面提问中预设的结论。假如被中国人尊为神医的扁鹊从九泉之下来到现今中国的任何一家中医医院，没有人会怀疑他具有和任何一个中医院的主任医师旗鼓相当的医疗水准，他仍然可以作为一位很高明的中医给他两千三百多年后的华夏子孙们实施他所创导的望、闻、问、切，而争先恐后的患者们在他的门外还排着长队呢；另外同时假设，比扁鹊年长五十多岁被称为西医之父的希波克拉底重新回到欧洲任何一家医院，他将会因为不认识、不理解医院里眼花缭乱的一切诸如体温表、听诊器、X光机、超声波成像仪、血常规化验单、冠状动脉搭桥术等等而无法再胜任医生的工作，几乎没有一个当地的百姓还会去接受他两千多年前的治疗方法，欧洲的卫生部门也绝不可能发给他行医执照，而这位古希腊杰出的医生也只好呆在档案馆写写回忆录了。通过对东、西方两位医学大师的假设及其逻辑推理，我们就可以说中医理论和实践都没有象西医那样呈现“破”和“立”交替式的发展。两千多年来的中医理论是历代医家对《内经》的理解、继承和发扬，也包括他们运用《内经》理论进行临床治疗的体会和总结，从来就没有一位中医师站出来质疑《内经》有何谬误。从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到清末吴鞠通的《温热条辨》，从秦汉时期收录365种药物的《神农本草经》到明朝李时珍记载了1892种 药物的《本草纲目》，从过去仅有的汤剂、丸剂、散剂到现在新增的胶囊剂型和针剂，还有中药灌肠疗法、直流电针穴位疗法、中医汽雾透皮治疗等等，这些都是在中医理论不变的基础上对中医体系的“扩容”。学过医学的人都知道，在现代医学或者说西医理论中，没有一本古代的、哪怕是五十年前出版的医书还在作为医学理论或临床指南，一句话：过期作废！中医刚好相反，《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等越是古老的经典越是必读的教材。如果把古代的中医比作一棵树苗，那么今天的中医充其量只是一棵大树；如果把古代的西医也比作一棵树苗，那么由它发展至今的现代医学就象一片森林！

     医学史上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值得关注：中医和传统西医的核心理论都曾经在同一时期即一千八百多年前趋向成熟，当时中医理论的代表是《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等，象征中医理论成熟的代表人物则是《伤寒杂病论》的作者张仲景；而传统西医理论成熟的标志则是西医大师盖伦和他的著作《论解剖过程》、《论身体各部器官功能》等等。有趣的是张仲景时代的中医理论自古迄今无法突破，而盖伦的医学理论也在西方延续了近一千五百年无人动摇其权威地位。这就引申出一个结论：三百年以前的西医也和中医一样具有对医学专业的师长、前辈尤其是创始人绝对的服从。中医的历史可以说是一幅和风细雨或阳光明媚的画卷，基本上相当于一个人长期服用六味地黄丸过程；西医也曾在盖伦以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和中医类似的延续过程，到今天它变成全人类的现代医学基本上是仰仗了近三百多年来的突飞猛进，其动力来源于现代科学和产业革命。回顾这三百年西医疾风骤雨的剧变史，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不堪回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无数个重大的医学新成就都是用患者或伤者的痛苦和生命来使之得以完善的：全身麻醉的意外、异体输血的反应、器官移植的排斥、心脏手术的失败、心血管药物的中毒等等。这个发展过程也是非常感人至深的，它真正体现了前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用生命去延续了后人的生命！

     为什么中医理论没有发展或者说不能发展呢？因为它是个画地为牢、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它的思想源泉来自《易经》的阴阳学说，同时又在《易经》的那个解释天地万物的八卦“软件”的启发下仿造了一个 解释百病的五行“软件”，正是这个无法升级的软件似的五行学说导致了中医理论基本上就是个停留在汉朝的“医用哲学”。虽然中医理论中的八纲辨证的合理性甚至超过了古代西医鼻祖希波克拉底创立的“体液学说”，但是由于八纲辨证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得象原子核中的质子和中子一样紧密，所以八纲辨证的合理性根本无法拓展出更大的空间。

    为什么五行学说是阻碍中医发展的祸根呢？为了能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先在此再次提到那位与东汉的医圣张仲景同时代的著名 西医盖伦，看看他是怎样建立他的医学理论的。盖伦是古罗马时期最有影响的医生，他被认为是仅次于希波克拉底的第二个医学权威。盖伦一生专心致力于医疗实践和解剖研究，现存于世的拉丁文记录的古代经典中竟然有十分之一是盖伦的著作！他的最大特点是极力创导并身体力行医学解剖学的研究，从而真正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动物解剖研究，盖伦发现已被消化的营养物质由肠道送入肝脏，乳糜状的营养物在肝脏转变成深色的静脉血并带有自然灵气。带有自然灵气的血液从肝脏出发，沿着静脉系统分布到全身，使营养物质到达身体各部分，并随之被吸收。从这里可以看出盖伦已经大致了解了肝脏与肠道及心血管系统的比邻关系，初步领悟到肝脏具有处理肠道吸收之营养物质的功能。盖伦还发现心脏右边是静脉系统的主要分枝；从肝脏出来进入心脏右边（右心室）的血液，自右心室进入肺，再从肺转入左心室。流经肺部而进入左心室的血液，排除了废气、废物并获得了生命灵气（其实就是今天人所共知的氧气），而成为颜色鲜红的动脉血。带有生命灵气的动脉血，通过动脉系统，分布到全身，使人能够有感觉和进行各种活动。盖伦认为血液无论是在静脉或是动脉中，都是以单程直线运动方法往返活动的，它犹如潮汐一样一涨一落朝着一个方向运动，而不是做循环运动（事实上血液是循环运动的）。我们今天的医务工作者的确应该佩服一千八百多年前的这位医之智者，他对心脏和肝脏的解剖学和生理学上的认识与今天的理论大体上相似。他的理论延续了一千四百多年才被英国的王室御医哈维以“血液循环理论”所更新。盖伦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竟然在那么久远的年代里作出如此非凡的人体研究和著述，而且最关键、最宝贵的是这种正确的研究方法和他本人 的思维方式。

    那么，反观古代中医里作为研究人体和疾病的阴阳五行学说究竟是怎样一种研究方法或思维方式呢？五行学说是用人为拟定的概念构成的“环形软件”，它在较少研究实体脏器解剖学、生理学的情形下，生硬地给五大脏器戴上了 “心属火”、“肝属木” 、“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 这五顶帽子，而且还规定了它们之间存在所谓五行相生和五行相克的关系。前已述及，《易经》的最大危害就是常常使人把简单的概念模糊化、复杂化，而且在概念与概念之间建立牵强附会的联系。这种思维方式也指导了中医理论的建立。于是，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医学理论诞生了：在中医的五行理论中，心、肝、脾、肺、肾 五个字眼并不完全指代 胸腹腔里的五大脏器，而是附加了许多完全不相干的含义（如：肝属木而喜条达等等。），这就使得脏器的概念和脏器的实体之间失去了逻辑上的同一性原则。在中医理论中 ，心、肝、脾、肺、肾这五个字眼与五大脏器的实体之间是若即若离的关系。例如，中医的肾并非指腹腔内的泌尿器官肾脏，它是虚拟的“概念肾”；根据中医理论，肾能“主持水液代谢、藏精、主骨、司二便、主管人体生长发育和生殖繁衍”等等。在此情形下，人体中原有的肾脏在中医理论中反倒没有了，它转化成一个功能概念存在于那个涵义极其丰富而又捉摸不透的中医之“肾”中。另外，现代生理学证实脾脏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嗜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还通过多种机制发挥着抗肿瘤作用。它的主要功能是过滤血液中的病原体，吞噬衰老的红细胞和异物。同时，脾脏还有少量的储血功能，当机体失血时，脾脏的血窦收缩将储存的血液挤入静脉系统使失血得到一定的缓冲。然而，中医理论却规定：1. 脾属土，主水谷精微的运化。其实肝脏才具备“主水谷运化”的功能，这一点古代的盖伦通过解剖实验发现了。2. 脾统血：血液在脉道正常运行，除依赖心脏的推动、肝脏的调节，又有赖于脾气的统摄控制，使之循经运行不至溢于脉外。所以脾气充足，则血不妄行。若脾气虚弱，气不摄血而溢于脉外，即所谓“脾不统血”，可出现月经过多、崩漏、便血、皮下出血等慢性出血疾患。3. 脾主肌肉和四肢：人体的肌肉、四肢依靠气血津液等物质来营养，而这些营养物质的来源又有赖于脾。因此，脾气健运，营养充足，则肌肉丰满壮实，四肢活动有力。中医的先辈们置腹腔的脾脏于不顾，杜撰了一个 “脾”的概念，这种虚拟的“脾”使得腹腔中真实 的脾脏在中医理论中根本就无影无踪。这难道还不荒谬得可笑吗？其实，可笑的绝不是创造五行理论的古代中医们，他们在那样的条件下臆造出了五行生克这种独特的医学“软件”也是需要极高智慧的，可笑的是它被后人们完整继承并沿用至今长达两千多年之久！这可笑的事件背后的实质是可悲！

       有关心脏的理论也是如此，中医认为心主要有两项功能，一是“心主血脉”，指心脏具有推动血液在经脉内运行，使血液运行到全身以滋养各个脏腑器官组织的生理功能，这与西医学对心脏的认识基本相同。二是“心主神志”，指心与精神意识思维活动有密切关系，心主神志的功能正常，则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反之，如果心主神志的功能失常，轻则出现失眠多梦、反应迟钝、健忘等症状，重则出现精神失常、不省人事。由于心脏是位于人体的中心位子的一个最大的搏动器官，所以世界各国的古代医学家都曾把它与人类的最高级的生理功能——思维和情绪相联系。但时至今日，除中国外，任何国家的医生都会认为心脏只是个驱动血液循环的血泵，它是由自主搏动的心肌组织和瓣膜构成的空心器官。唯有中医还在“心主神志”，这不是抱残守缺的话还有什么是抱残守缺？如有人站出来纠错：“人的大脑才是主管思维和情绪的器官，心脏与心理活动无关”。那么，中医的辩解往往是“此心非彼心也，尔等不解中医之深奥，岂可胡言”。其实，这句话本身就正好说明：不管现代科技使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达到何等深入而精确的程度，这些都与中医理论无关。换言之，无论心、肝、脾、肺、肾五大脏器有了什么最新研究成果，即使这些成果几乎被全世界采纳，它们也动摇不了中医理论的丝毫，理由是“西医有西医的五脏，中医有中医的五脏”。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传统医学都会与中医一样产生朴素、肤浅乃至错误的理论，这是由于时代的局限而合乎情理的现象，但是可贵的是其它民族的传统医学似乎都有自我纠错、除旧迎新的发展功能，唯独中医理论是个“永远正确的”思想体系！说到根本处，五行学说既是中医们诊治疾病的大脑软件，也是限制他们的紧箍咒，它从创立的两千多年前至今，一直阻碍了中医们去研究人体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由于五行学说的牢牢牵制，中医理论中八纲辨证这一合理的成分就只能永远定格在它诞生的年代。

    当今中国社会，最能体现《易经》损害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就是中医理论，可以说中医理论是明显包含《易经》糟粕的最大活化石！常常见到维护中医理论的最后一道防线是：“现代科学包装的西医只能代表西方的科学，中医属于东方的科学，它与西医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科学体系，不能说孰优孰劣。”这实在是无力招架时抛出的最后一招诡辩术。科学无国界，何分东与西？现代社会每个人的衣食住行、事无巨细无不体现着科学的普世价值。前面通过事实展现和逻辑推理已经说明了两点：1. 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理论原汁原味地流行了两千多年至今；2. 中医理论的核心——五行学说丧失了形式逻辑的同一性原则，通俗而言就是不合逻辑。这两点足以表明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是格格不入的。大抵应该这样说：中医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鉴于它包含着对立统一的阴阳理论和能够联系实际的八纲辨证理论，因而中医理论也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组成部分，它的准确定位是“中国古代诊治疾病和防病养生的哲学思想和治疗经验的总和”。

                第三节 中药的精华和糟粕。

    人类用药物治疗疾病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语言形成以前的石器时代。世界公认古代的埃及在使用药物方面具有最早的文字记录。五千多年前，埃及人在一种用纸莎草制成的莎草纸上用具有部分表音功能的象形文字记录过植物药如茴香、番泻叶、天仙子、蓖麻油、毒芹、海葱、罂粟汁之类。中国古代最早提到用药物治病的文字见诸《诗经》，而第一部药物专著则是两千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

    药物的发展大抵经历了由初级到高级的四个层次：1，直接以某些植物、动物、昆虫、矿石等自然物为药物，例如番泻叶、鹿茸、斑蟊、磁石等，这个阶段至今已有七千多年的历史；2，从自然物中提炼能作为药物的有效成分，如青蒿素、三黄注射液等等，这一阶段从广义上可包括古代的内服药酒和外用酊剂，以及炼丹术的某些产物。狭义上特指用工业技术手段在以植物为主的自然物中提取有效药物成分的历史，使用这个意义上的提炼药物的历史应该不超过三百年，这是按产业革命出现的年代估计的。3，将提纯的或合成的某些物质作为原料用化学方法合成指定的纯药，如阿司匹林、青霉素、安定等等。药物合成的历史不足一百五十年，却占据了当今全世界药物市场的主导地位。可以说阿司匹林是解除人类疼痛的最大“功臣”，而青霉素则是拯救人类生命、延长人类寿命的“元勋”。4，“生物导弹”——新概念药物。以往任何药物在治疗疾病的同时也必然对身体疾病以外的正常组织、器官产生不良影响，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是药三分毒”。生物导弹其实就是生物合成药物，它采用了抗原与抗体在体内特异性结合的原理，由单克隆抗体与药物、酶或放射性同位素配合而成，这种带有单克隆抗体的复合药物在生物体内能自动导向与特定目标细胞或组织结合，并由其携带的药物产生治疗作用。这就意味着顽固的病毒或肿瘤细胞受到精确打击而正常细胞完好无损，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生物导弹技术的日臻完善，晚期癌、艾滋病之类的绝症将很快被人类征服。

    对应于上述药物发展的历程，中药基本上还处在第一阶段。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中药研究进入了第二阶段，即中药活性成分的提纯阶段。上述药物发展的梗概使中药的的整体有了一个初步的定位。

     世界各国的医药史上都有使用自然物为药物的过程，为什么埃及人没有在他们使用的所有药物冠以埃及药的总称？印度没有留下“印度药”，希腊更没有所谓“希药”等等，唯独中国人偏要给药物的家族加封个“中”字呢？在我国的医药古籍中，却找不到“中药”一词，而只有“本草”或者“药”。那么，“中药”一词是怎样出现的呢? 一般认为，“中药”一词的出现与西药输入我国有关。可是，现代科学结晶的西药是无国不入，所以还是难以说清在人类传统药物的大家族里，中药这个名称为何一枝独秀。另一种解释是所有这些中国的草本药物都经过了中医独特的四气五味理论的分类和解释，也就是说都贴上了“温凉寒热”和“辛甘酸苦咸”的标签。但是，所有的国家都有各自的传统医药理论，都会对产自相应地区的药材加以解释。结果，这些国家的传统医药在现代医药的席卷之下几乎全部走出正统体制以外，回归民间任其自生自灭。唯独中医中药还在苦苦支撑着与现代医学在医疗市场上分一杯羹的局面，对这个现象同时也对出现“中药”一词的理由有一个还算说得通的解释是：我们的祖辈们有极强的“中央之国”或大中华意识，视自己的一切传统为全人类之正宗，面对来势汹汹而又确有极大征服力的西医西药，只好挖出两道鸿沟即“中医”、“中药”来避免遭到同化的淹没，这就是中医中药实先生而名后至的缘故。

    若按照现代医学的双盲试验的科学标准，中药绝大部分都未获得疗效上的验证，但这并不意味着绝大部分中药是无效的。中药的疗效是建立在千百年来的医疗实践的经验总结之上，精华与糟粕并存。九十年代初兴起于西方国家的循证医学其核心思想是临床医学一切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手术等，都应根据最好的临床研究证据来作出，同时也结合医生个人的临床经验。按照证据的质量和可靠程度可分为五级，最可靠即最科学的证据是第一级——大样本随机分组对照的双盲试验。有趣的是在这五级标准中，可靠性最低的证据是第五级标准：专家的意见！这多少有些让国人感到以外。循证医学只能是医学的理想殿堂，它改变不了医学将永远是经验科学和实验科学的综合体。例如，由于病原体的变异、疫情的突发、人体的罕见疾病和个体身体素质的差异等等，如果都按循证医学的套路来处理，则必然是“急惊风遇到了慢郎中”。所以，中药的疗效是在“医学也是经验科学”的意义上存在的。为了改变中药象中国足球一样在国际上的地位，为了谋求中药以及其它中医疗法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必须做到：“废除中医理论，研究中医疗法。”

    著名文学家俞平伯的曾祖父、经学大师俞樾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率先提出了“废医存药”论，之后又经历梁启超、严复、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撰文响应。作为留学日本的中国西医先驱之一的余云岫医师在一九一七年著有《灵素商兑》，尖锐地指出《黄帝内经》无一字不错。他以新、旧中国中央卫生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分别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两度提出“废禁中医”，前一次导致中医在旧中国受到各种限制达二十余年。后一次造成卫生部一度下令全国中医学西医，中医药领域出现了短时期的混乱局面，是毛泽东主席提出“首先是西医学习中医”，结果当时的两位副部长贺诚和王斌遭到了撤职处分（卫生部长李德全因为民主人士的身份受到宽待）。由此可见，余云岫是在反对中医的运动中造成了最大影响的学者。学术观点上的异端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个无私的爱国者的人品：在他的医疗生涯中，始终极力主张应用国产药物；临终前他提出将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界做研究之用。

    尽管这几十年中医药是在中国政府的大力保护下走到了今天，而现今中医药的发展仍然步履蹒跚、不尽人意。有鉴于此，科学家何祚庥院士、科普作家方舟子博士提出了“废医验药”的观点，这种用科学实验手段研究本草无疑是中药发展的光明之途。为了证明“废医验药”的正确性，我们不妨把眼光投向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这个国家在中药的科学实验研究方面已取得了领先于中国的位置，值得中国同行们学习。从公元五世纪后的一千年左右，日本人不遗余力地学习中医并逐渐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理论的日式中医——汉方医学。十七世纪以后，西医进入日本，汉方医学遭遇信任危机，这与中国的中医受到西医的排挤状况如出一辙。不过，历经二百年的冷落之后，汉方医学采用科学实验的解释和验证的办法，在上世纪初重新获得日本社会的肯定，而后以得迅猛发展。曾记否，当年伴随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两个与中药有关的象征物：一个是被当时中国老百姓诅咒的“膏药旗”，另一个则是大街小巷常见的仁丹广告。仁丹，那么细小的颗粒却能对多种病症发挥立竿见影的疗效，即使在抵制日货的时期，没有使用过仁丹的中国人恐怕不多。透过仁丹这个缩影可以看得出日本的中药提炼技术和制作工艺已经超过中国。那么现在的情形又怎样呢？据中国工程院院士姚新生透露：“由于日本对中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而中国对中药的研究却没有日本发达，加之日本汉方药在国际市场占有80%的比例，所以相当一部分日本人认为，汉方药才是正宗的中药，中国的中药是不正宗的，于是相当一部分日本人想把‘汉方药’在国际市场上更名为‘东洋药’。中国的中药基本不能申请到知识产权，而只有国家行政保护，这对中国的中药走向国际市场很不利。之所以不能申请到国际知识产权，就是因为中国中药企业对自己产品的成分作用机理讲不清，不符合国际申请知识产权新颖性、创造性和适用性的标准，日本的汉方药在这方面做得比较突出。”面对日本在中药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功，韩国、泰国等有关方面都在同样的思路下急起直追。这些外部的事实大致说明“废医验药”这一倡议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