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望京村在城市化进程当中被拆迁，村民变成富翁。深圳市大冲村改造工程使村民一夜之间成为千万甚至是亿万富翁。广州天河区新塘城中村拆迁之后户户村民都将有超过百万的身价，最多一户补偿高达5千万元。  

　　在政府强拆事件引得民怨沸腾、拆迁条例成为千夫所指的背景下，“拆迁富翁”无疑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道独特而惹眼的风景。面对拆迁户一夜暴富的神话，是嫉妒，是羡慕，还是该欣慰，成为测试社会心理的一道考题。不过我思考的不仅在于这笔从天而降的财富是否合法合道德，还在于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除去拆迁改变这些贫民的命运外，贫民窟里能否通过其他途径走出百万富翁？

　　拆迁富翁是现行拆迁制度的产物。尽管现行拆迁制度已经过于陈旧，但只要它仍有法律效力，“拆迁富翁”的诞生就应该受到法律保护。这正如北京大学教授王锡锌所言，“不过是一种长期累积的财富，在一夜之间的兑现”。但有必要深思的是，这种所谓的“累积”，与其说是当事人的努力，不如说是土地升值带来的增长。看似动辄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补偿资金，不过是“土地财政”的分成。简言之，拆迁户分享了级差地租的收益，而级差地租正是土地财政的主要来源。

　　与拆迁户自焚、上访等令人揪心相比，拆迁户因为被拆迁房屋位于黄金地段，按政策参与房地产利润的分享，并在一夜之间改变命运，这样的新闻令人欣慰。但是，在肯定拆迁式暴富应该得到社会承认之余，我们不能不忧心地看到，对整个社会而言，这种财富分配机制实际上是无效率的，甚至是畸形的。人民网举办的“大望京模式当中你最关注的是什么”调查中，有42.7%的网友关心政府和当地居民双赢背后谁来买单。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深奥。从炒房者的欢笑和房奴的哀叹中，都可以窥见端倪。

　　如果不拜城市扩张改造之赐，这些被拆迁户很难通过双手改变命运。另一个问题又在于，如果没有城市居民应当具备的文化素质、生存本领和文明素养，天上掉下的巨额财富可能很快被坐吃山空。大望京村暴富起来的农民，第一反应就是购买豪车，全村一下子购买了六百多辆汽车，有的拿宝马当黑车揽客，有的开着高级车去扫马路。还有的迷恋赌博，很快将巨额的拆迁补偿费输个精光。拆迁富翁因挥霍和盲目投资后返贫，正是因为他们缺乏自我发展能力的必然结果。

　　贫民通过拆迁成为百万富翁，对当事人而言是幸运的，对整个社会而言却是沉重的。一方面，能够通过拆迁进入富裕阶层的贫民，毕竟是极少部分。同为拆迁，偏僻地段的住户获得补偿的标准就要低得多。仅仅因为地段的差异，就决定了财富的多寡和贫富的分野，这实际上是一条运气式的发财路径。另一方面，飞来横财固然可喜，但发展的不可持续，却为未来社会埋下了隐忧。没有文化、没有技能、没有责任感的拆迁富翁，在金钱之外仍然是贫穷的。因为在拆迁补偿之前，他们除了贫穷，连钱也没有。

　　印度励志电影《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讲了一个下层青年依靠艰苦奋斗改变命运的故事。很不幸，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语境里，这个故事显得格格不入。对于一个有着几间旧屋的贫民而言，他们不需要奋斗，只需要开发商看中这块宝地，然后政策来补偿，然后一夜暴富尽情挥霍。这种现实多么荒唐，却又多么真实。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说，把房地产看成产业无异于破坏社会基础。联系到房奴的命运，再看看拆迁富翁的生活状态，我们不得不感慨，房地产业不仅扭曲了国民经济，对社会基础的破坏也是多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