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20-30年，美国的领导地位不会发生巨大颠覆性变化。事实上，目前来说，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也符合中国利益，因为中国在各方面尚不具备领导世界的条件，且国际责任等等的成本是巨大的，中国还负担不起。

在近代史上，美国是最具全球领导力的国家。这是因为美国社会活力旺盛，具有很强的自我纠正和修复能力。另一方面，美国吸引了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这种大熔炉的特性也为美国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我曾在几个场合推荐美国的政治家读两本书。

第一本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于美国独立战争的同一年，近两百多年来的世界基本上就是《国富论》的理念在全球范围的不断扩展。美国政治家之所以应该读这本书，是因为美国现在有走向保护主义的趋势，而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以封闭而不是开放的姿态来领导整个世界，一个封闭的美国是不具备领导世界的合法性的。

第二本书是老子的《道德经》，美国逐渐要从领导价值观相同或相似的国家转变为领导价值观多元甚至迥异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懂得“大邦者下流”，以一种低的姿态来领导整个世界。现在的美国的领导方式是对内自由民主，对外专制，作风霸道。当下它的领导地位虽然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挑战，但是其领导方式有必要进行改变。中国不能接受的不是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而是美国的领导方式。

过去200年，世界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革，从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到大趋同、大融合（Great Convergence）。数据显示，在200年之前的漫长的历史中，一个国家的人口和GDP的相关系数基本是1，19世纪之后两者的相关性剧烈下降（大分流），20世纪70年代达到最低水平，然后又逐渐恢复到21世纪初的0.55左右（大融合）。这种大融合的趋势是不是会继续下去将会对国际关系的领导格局带来巨大的改变。

我的观点是，世界的格局和美国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在做什么。如果中国不断犯错误，美国的地位就将得到稳固。近两三年来我对中国发展的态度从乐观变为了谨慎的乐观。这首先是因为一些原本被认为不可逆转的事情现在出现了逆转。这其中包括经济体制的逆转，比如政府干预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新的价格管制、计划体制的回归，还有“国进民退”。政府方面，20世纪80年代大家比的是谁干事、谁有闯劲，现在比的是谁不干事、谁沉得住气，整个国家的气质在发生改变。

中国现在把经济转型变成一个宏观问题，货币政策问题，财政刺激问题。但是经济转型真正要做的是开放市场，靠企业家精神。就国内市场而言，中国近些年最好的成就是交通的发展，交通成本大大降低，在物理上创造了统一市场的条件，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交易成本奇高无比。

中国的体制使得市场的交易成本非常高，而交易成本高了之后企业家精神就不能得到有效发挥，无法真正完成经济转型。此外，中国强大的国家主义倾向的影响力巨大。现在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了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因素，继续维护这些国有企业的国有体制，从长远的、国际战略角度看是不好的，对中国走向世界会带来负面影响。

中国的未来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和印度在发展道理上很大的区别在于，印度是先进行政治体制民主化，再进行经济自由化；中国是先进行经济自由化，未来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时间序列上来看，我认为中国的做法是更好的，但是也有巨大的风险，因为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关是早晚必须要经历的，印度已经渡过了这一关，而中国还没有。

我认为，中国未来三十年里，前十五年的重点应该放在司法改革，建立法治社会，后十五年重点进行民主化改革。把司法放在民主之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法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从长远看来，中国需要探索新的道路，这种探索也许可以从香港地区得到启发，包括台湾地区、越南的经验也非常值得中国研究。中国可以从功能团体、党内民主等等开始着手政治改革，也许三十年内能慢慢地完成向民主化的过渡。

中美关系中存在很多冲突，主要是两方面的冲突。一方面是利益冲突。两国在利益方面的争夺，包括地缘政治、资源方面的争夺。 另一方面是价值观念方面的冲突。中美关系往往就围绕着这两个冲突。例如台湾问题就是一个利益问题。美国在国际上经常打着价值观的旗号来争夺利益。

但是有时美国也会面临自己内部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诉求发生冲突的时候。例如美国在中东所支持的人，如穆巴拉克，都是一些独裁者，是和美国的价值观所违背的；一旦这些国家出现了问题，美国这种利益和价值观的冲突就暴露无疑了。就我观察，这几次中东问题美国最后还是选择了利益服从价值观的做法来解决问题，不会明目张胆地支持这些独裁者。美国本身内部的这个冲突就会给整个国际带来麻烦，也会影响中美关系。

利益冲突方面，美国企业家、经济学家、领导人都基本相信，合作共赢的经济利益比互相冲突时大得多。经济方面的利益还是以合作为主的。因此主要的冲突还是来自政治和核心价值观的不同。这种冲突应该怎么解决？有些做法可能可以简单地解决国际层面的冲突，但是这些解决办法国内的百姓可能很难接受认可。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美冲突的很多问题最终都归结到民主政体的建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真正走向民主化的过程是非常关键也是非常危险的，有可能向预期一样地走向法治和民主，但也有可能滑向比原来更糟糕的境地。

我们现在面临两个很大的挑战，其一是民粹主义（包括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其二是民族主义。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领导者权威的正当性已经不是靠打江山了，也很难继续靠经济改革来支持，寻求正当性的唯一途径就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如果缺乏勇气，没有足够的决断力和权威来推动政治改革，求助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这是非常危险的。在这种局面下，大的改革无法进行，倒退就很有可能发生。可以想象，当下层领导胡作非为的时候上层领导却没有足够的权威性能够表态时，倒行逆施就可能盛行。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问题相结合，就使得在中国，有理性的行为很难进行。

我们现在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往往不是按照市场的逻辑，不是以法治的精神，而是先通过舆论等手段对事情进行道德定性，然后就不考虑处理方法的合法性了。总之，政治体制改革将是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

总而言之，未来十年，中国政治体制改变或者不变，都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就美国而言，美国的领导地位若干年内难以挑战。未来中国在经济上超过美国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这不意味着中国就能挑战美国、领导世界。美国的经济规模1890年就超过英国，但美国的领导地位只是在二战后才得到确立。

在经济问题上，美国领导人太政治化，导致了很多事情难以处理。例如人民币的升值问题，对美国究竟会有什么好处，现在尚且不明朗。但是其可预期的对美国的影响至少有二：第一，美国消费者会支付更高的价格，美国将会面临更快的物价上涨；第二，将对国际大公司的利润结构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是跨国公司、品牌公司，因为它们所在的市场是一个寡头市场，利润本身比较厚足，人民币的升值将挤出这些跨国公司的一部分利润。这对整个企业的结构都带来影响。

国际关系方面，中国这个国家在世界上没有公开而坚定的盟友，相比在国际社会上有很多公开盟友的美国，中国是很难挑战它的领导地位的。

我相信影响历史的是理念和思想。因此我的态度是既悲观又乐观的。悲观的是，理念和思想的传播是非常缓慢的。乐观的是，思想仍然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现在年轻人的观念已经与老一代很不一样了。

中国和美国的联系原来只是政府与政府之间，而现在有了很多民间的势力，比如企业、学者、媒体等等。美国对这种力量也非常重视。所有这些民间的力量都在影响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影响中美关系。未来民众的外交力量会成为国际交流的第二渠道。

如果将国家比作企业，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任何国家进化发展到一定程度，阻碍它的力量就会出现，没有一棵大树能长到天上！我认为，美国不可能衰落，但是它的国际地位，相对自己的历史将开始走下坡路。如果中国能不断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平稳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在外交方面采取合适的战略，美国在世界上的独霸地位可能不能维持太久；但是如果中国走错了道路，那么美国和中国的地位变化会变得十分微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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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解世界

1、国际关系中的利害与是非

我说的理解世界，是指理解西方人怎么看世界。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国际交往中国与国之间究竟是利益关系，还是价值关系？

以往的观念认为，国际关系就是利益关系，国家之间的冲突源自于利益冲突。但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后新建的国际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国家之间除了利益关系还包含价值关系。就是说，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时候，不仅讲利害，也讲是非，就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一样，道不同不相为谋。并且，当价值与利益相悖时，价值观念经常会成为主导力量。这是人类百年来的进步。以美国和埃及的关系为例，穆巴拉克政府在维持中东和平上的政策与美国利益相投，因而尽管其为专制者，他与美国政府关系也一直十分融洽。但在埃及随后的革命中，由于革命方所主张的价值观念与美国所公开倡导的价值观念契合，所以哪怕会带来利益损害，美国政府依然不得不站在革命的一方，而不是帮助穆巴拉克镇压革命。进一步讲，西方世界历史上的诸多战争，包括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冲突、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的战争等等，都是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的相互混杂。

2、西方世界的价值观

所谓价值观，简言之即人们对正义、善恶的理解。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有三个重要观念：人权、种族平等和先进帮助后进。

人权的观念上可追溯至17末世界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的人权大于主权的观点，进而影响了近代西方世界民族国家的概念。而此前所谓“国家”，更多指向统治集团、统治家族，所以一个家族可以统治几个国家。现在国际上很多冲突都涉及人权的观念，西方认为涉及人权之事不是内政，这也是联合国派遣维和部队阻止种族屠杀的道德和法理基础。

二战后种族平等的观念逐渐确立，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主导下，欧洲尤其是西欧国家不得拒绝接受难民，尽管由此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先进帮助后进也是二战后形成的观念之一。此观念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加入国际组织的条件是不对等的，中国一开始作为发展中国家受益良多，比如中国改革开放后所得援助位列世界银行资金流向的首位，中国加入WTO也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享受了很多优惠条款。反观美国为了扮演世界领导者的角色，承担了很大的成本，从其负担约1/5强的联合国经费就可窥一斑。特朗普政府提出“对等”要求，也是基于中国之发展阶段的变化，所以中国是否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就成为一个重要争议。

3、西方所理解的和平

西方世界认为，贸易、民主和国际组织是世界和平的三大基石，这是人类过去三百年的历史所总结出的经验教训。贸易使得各国的利益趋于一致，民主可以遏制统治者的野心，国际组织则促进各国通过沟通化解误会和冲突。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说：商业的自然作用就是带来和平。19世纪法国自由派经济学家巴斯夏曾言：在商品越过国界的地方，军队便不会越过国界；商品不能越过的边界，军队便会代而行之。

民主和平论是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发明，现在已成为西方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在2001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美国政治学家布鲁斯·鲁赛特和约翰·奥尼尔基于1816-2001年间两千余场战争数据的研究发现，民主国家介入战争的概率较低。当对抗的两国中一方是非民主政体时，发生战争的概率比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当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时，发生冲突的概率减少50%。当把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加上之后，冲突的可能性下降。将民主、相对军力、大国地位和经济增长作为控制变量，他们发现，给定年份对贸易依存度高的国家，下一年则较少卷入军事争端；一个向全球开放的国家更少倾向于军事冲突。换言之，民主和平只在两个国家都是民主政体时发生，而贸易和平即使只有一方是市场经济时仍然有效。就世界和平而言，贸易比民主更重要！

二、理解中国经济

1、理解中国过去40年的成就

且不谈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我们是否理解，仅仅是中国近40年来的历史就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以往40年，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无人否认的事实，但对事实的理解和解释尚有争议。目前，对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增长有 “中国模式论”与“普世模式论”两种解释。前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得益于独特的中国模式，即强有力的政府、体量庞大的国有企业和英明的产业政策。后者则认为，中国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和英国的崛起、法国的崛起、二战后德国、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一样，是基于市场的力量、以创造力和冒险力为代表的企业家精神，中国还利用了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三百年间所积累的技术。我年初发表的《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一文，总结了中国是如何在改革开放后4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西方世界250年间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后发优势意味着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直接可以共享别人曾经花费巨大代价实验得到的技术成果。

中国模式论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会对中国的未来产生很不好的后果。

2、中国模式论

根据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编制的市场化指数报告，中国整体市场化指数自1997年的4.01上升至2014年的8.19，期间在2009年“四万亿”刺激政策后市场化指数有些许下跌。但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差别很大，其中，浙江、广东、江苏等省市场化程度位列前茅，东部的市场化指数领先于中部和西部。反观地区GDP增长率我们却发现，2007年之前东部的GDP增长率一直高于中部和西部，但2007年之后反而是西部的增长率位于首位，中部次之，东部最低。还有一系列的证据表明近五到十年来，各省市市场化程度与GDP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由此得出结论，有一个“中国西部模式”，西部地区的体制和政策优于东部地区，进而要求东部和中部向西部学习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很简单：西部的市场化改革起步晚，因而在后期具有了“后发优势”。东部1997年和2001年的市场化程度，分别超过西部2006年和2014年的市场化程度。利用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市场化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的经济增长数据，我们发现不管是近十年还是近四十年，市场化指数的“变化”都与GDP增长率正相关。这便揭示了“中国模式”的问题：市场化是一个动态的渐进过程，我们不能仅凭某一时点上的经济表现而不结合历史就推断出某种因果关系。

更多的实证证据可以用来证实市场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包括中国城镇国有部门（或者私人部门）就业比重、国有（或外资与私人）工业资产比重等指标与人均GDP及增长率的相关关系等等，毫无例外地证明：国有部门越大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越慢；与国进民退的地区相比，国退民进的地区有更高的增长业绩。

中国过去40年的增长大部分靠的是技术后发优势提供的套利机会，中国企业家和西方企业都可以靠套利赚钱。随着套利空间的收缩，今后的发展则越来越依赖创新。

经济学家用三个指标衡量创新：研发密度、专利、新产品销售占比，分别对应投入、中间和产出三个阶段。就这三个指标而言，中国近十来年还是取得了不小进步，但地区之间差别巨大。跨地区数据分析表明，这三个创新指标都同市场化和民营化程度显著正相关，却同每万人拥有的政府机构数量和公共部门就业比重负相关。无论用企业数量、就业人数，还是工业资产，平均而言，国有部门比重越大的地区，创新能力越低；私有和外企比重越大的地区，创新能力越高。

3. “中国模式论”后果很严重

上述证据表明，“中国模式论”严重不符合事实。中国过去40年的高增长，来自于市场化、企业家精神和西方三百年的技术积累，而不是所谓的“中国模式”。

更大的麻烦是，用“中国模式”解释过去40年的成就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很不利。

第一，对内误导自己，自毁前程。一味强调独特的中国模式，对内就会走向强化国有企业、扩大政府权力、依赖产业政策的道路，导致改革进程逆转，改革大业前功尽弃，经济最终将陷入停滞。

第二，对外误导世界，导致对抗。“中国模式论”将中国树立为西方视角下之令人惊慌的异类，必须导致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冲突。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与一些经济学家（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对中国过去40年成就的错误解读不无关系。在西方人看来，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与公平贸易和世界和平不相容，绝不能任其畅通无阻、高歌猛进。

哈耶克曾说：尽管事实本身从来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但对事实的错误解读却有可能改变事实和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当你看到一个人跑得很快，但缺失一只胳膊，如果你由此就得出结论说，缺只胳膊是他跑得快的原因，你自然就会号召其他人锯掉一只胳膊。这就是哈耶克说对事实的理解会改变事实本身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