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之后

那些运动的积极的革命愿景最终被击垮了。1970年代末，席卷全球的起义已经被压倒性地粉碎了。尽管这些政治失败的背景各不相同，它们都根植于一场更广的资本主义利润率危机中。【62】1970年代的性别反叛者也经受了运动的急剧衰落。女权主义者在目睹了1970年代女性平等由于经济变革和立法胜利而取得重大进展之后，又面临着政治的反弹和性别工资差距的延续。同性恋解放运动的能量放缓了，在1970年代缩减成一种狭隘的基于权利的倡导运动，只有在1980年代末的艾滋病危机高峰期间才重新进入了一个激进的阶段。到了1970年代末，福利权利倡导者也不再有进展了，很快就经历了新的紧缩时代下现金拨款福利和社会服务的大规模取消。

随着1970年代中期更大的一波斗争的崩溃，削弱后的残余运动开始越来越多地从与阶级政治完全脱离的角度对性别进行理论化和组织化。脱离了大范围的经济要求之后，女性和同性恋权利运动继续在法律平等方面取得一些十分有限的进展。更重要的是，这些性别运动改变了年轻女性和同性恋者的期望以及人际动态关系。现在大多数年轻人都欣然接受了非婚性行为的权利，也相信家庭可以采取多种可接受的形式。他们大多对同性关系以及非常规性别不再感觉不舒服了，对个人幸福的关注更有可能引导他们在性和性别方面的决定。

然而随着激进运动的失败，这些运动反对的家庭模式的关键特征却出人意料地发生了变化。1970年代中期以来，长期的利润率危机和工人运动失败，终于让大部分工人阶级都无法承担起一名无薪家庭主妇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开支。让这种家庭模式进入危机的不是酷儿或女权主义者。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模式在社会的任何部门都已不再典型，在同时出现的几种趋势的汇合之下，那种已经失去了社会主导性。取而代之的是双工薪家庭、不找伴侣或不结婚的人、原子化和碎片化的家庭结构，以及需要市场商品化的生育服务的人群急剧且稳步地增长。这些动态关系共同造就了工人阶级生活的多样家庭模式。与工人运动的诞生不同的是，当时的工人组织在为工人阶级家庭主妇创造优势条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造成家庭主妇的衰落的主要是一系列结构性力量。

在反叛的女权运动失败后的几十年间，女性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已婚女性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自1920年代以来随着白领职位的增加，女性对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率也逐渐提高。在郊区化高峰期的1950年代，年长女性大量开始工作。随着1960、70年代越来越多的年轻已婚女性也开始工作，这种转变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和确定了。对于在美国有丈夫的已婚女性，她们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从1960年代的30%稳步提升至1990年代的60%以上【63】。尽管劳动力市场法规的持续存在减缓了欧洲社会民主国家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增速，但经合组织国家（OECD）的女性就业率仍在稳步攀升。在英国，女性就业率从1961年的37%上升到1990年的53%，之后一直保持在55%左右。在德国，女性就业率从1970年的39%上升至2016年的56%，这也是实际工资下降的一段时期。【64】

促使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再生产服务劳动、白领职位、教育和医疗保健领域等女性化工作机会的增加，生育率的下降，兼职工作机会的增加，以及渴望工作的女性越来越多。在许多行业和国家，对已婚妇女就业和母亲就业的禁令在1960、70年代被取消了。对工人阶级家庭来说女性就业最主要的因素的是经济必要性。1970年代以来工人阶级的工资上涨停滞并有所下降，为了维持相当的生活水平，就需要绝大多数工人阶级家庭把妻子送进劳动力市场，同时借下越来越多的家庭债务。工人阶级家庭再也负担不起以家庭主妇模式的家庭了。资本主义摧毁了作为工人运动的体面性核心的家庭主妇家庭。

随着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经合组织国家的民众开始选择晚婚、不结婚同居、更早地离婚以及单身生活。在美国，15岁以上人口的粗离婚率从1950年的3.5‰上升至1985年的6.3‰；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同期的离婚率从0.9‰增至4‰。【65】1950年，家中只有一人的欧洲家庭占10%；到了2000年，这一比例在英国上升至30%，在瑞典上升至40%，欧洲这一比例最低的是希腊，为20%。【66】较高的离婚率可能意味着男女双方能离开糟糕的、不圆满的关系，追求更好的性生活和非传统的家庭结构。这也加剧了社会生活的原子化、孤立化和碎片化。

夫妻生育的孩子更少了，开始生育的年龄更晚，结束得更早。各地生育率都下降了；从1900年到2000年，德国平均每名女性生育的孩子数量从5.0个降至1.3个，美国从3.8个降至2.0个，印度从5.8个降至3.3个，拉丁美洲从6个左右降至2.7个。【67】婚外生育的比例也增加了。从活产的百分比来看，婚外生育从在英国从1960年的8.0%上升至2000年的39.5%，在美国从5.3%上升至31.0%，在前东德从11.6%上升至49.9%，在前西德从6.7%上升至17.7%。【68】较低的生育率意味着人们开始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生育、住房和狭小的核心家庭以外。

除了工资增长停滞之外，资本主义长期危机的另一个因素也导致了男性养家糊口家庭模式的衰落，与这些因素相关的还要再生产劳动的商品化。随着制造业等许多行业的利润率下降，资本投资越来越多地在消费性服务领域寻找新的机会，这使营利性企业和工资极低的工人（他们提供的服务原本是由无薪主妇完成的）大量增加。甚至许多工人阶级也可以把衣服送去自助洗衣店，把孩子送到日托中心，在快餐店吃顿饭，并付钱让其他工人打扫房间。这增加了女性化行业的就业需求，也为工人阶级女性和酷儿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富裕的家庭会雇佣移民家庭佣工来打扫房间、抚养孩子，这种现象是19世纪中期以来从未有过的。通过把再生产劳动外包给有偿服务提供者，人们可以为强度更高的工作周腾出时间，并减少对家中无薪劳动的依赖。

总的来说，这些变化都意味着所有人都更有能力走出家庭和社区的狭隘期待，追求更满意的关系。这些因素可能是追求同性关系、性别重置和复杂的非传统家庭的人数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从许多方面来看，人们寻求关系的方式有了巨大的人口学变化，人的性别和性生活质量也有了质的提高。今天的年轻人活在一个比他们的祖父母拥有更多性自由的世界里。

但这些转变也意味着对工资的依赖加剧。男性养家糊口的工人阶级家庭模式的衰落，使女性和酷儿的经验从依赖丈夫或父亲的个人化支配，变为依赖非个人化的工资支配。他们逃离了父权制家庭的暴政，却发现自己成了大城市街头的无家可归的酷儿，成了注定长期贫穷的单身母亲、在低工资服务行业工作的成千上万酷儿和女性的一员，或是处于工资经济边缘的非正式工人。每个人都被迫找工作、维持工作，不断和其他无产者竞争，并受制于雇主和工作过程的性别与性规训。正如工人运动的一系列胜利使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得以可能那样，长期的经济危机和工人运动的崩溃，也使人们陷于物质匮乏、市场依赖和工作异化。新的异质家庭结构既是关照的实践，也是绝望的症状，在对市场的依赖中，每个人都遭受新形式的掠夺。一个酷儿青年从与父母的暴力关系中解脱出来，却可能面临街头性工作的新风险；年轻的母亲选择不与虐待她们的男朋友结婚，却可能会发现自己要长时间地在零售部门，在性骚扰的经理的手下工作。

在这种经济趋势下，工人阶级更有可能像19世纪那样，依赖于碎片化的、广泛和异质的亲属关系。各个社会阶层的父母离婚和再婚率都很高，产生了所谓的继子女混合家庭。有亲戚被监禁的母亲（这在非洲裔美国人中尤其常见）可能会和姐妹、母亲或者好朋友生活在一起共同抚养孩子。移民会把一大部分收入寄回给他们原籍国家的家庭成员。他们可能会从长期汇款中受益，比如希望退休后住在农村的社区由家人购买土地、住房里，由子女抚养，但这种个人物质利益可能不足以说明移徙工人汇款回家的金额之高、持续时间之长。同性家庭越来越普遍，因为他们也能从事有薪劳动，对同性恋的制裁的减少和公共接受度的提高，都使同性伴侣更能融入各自的阶级环境。同性伴侣也更有可能在前爱人、继子女和半血缘关系的孩子、亲密朋友，以及其他后天选择的亲人组成的各式各样的酷儿依赖网络中扎根。

当然，这些也都是家庭的模式。它们都是对日益恶化的经济条件的适应性反应，是满足人们物质和情感需求的繁衍与生存策略，也是潜在的个人支配与暴力的空间。这些模式半自主选择的特性——它们不是那么被社会期望和自然化的血亲关系的压力所指定，而且和以前时代的模式相比提供了更多的退出的机会——提供了多一些的抵抗异性恋本位和父权制暴力的手段。在如何更理智、更合适地相互关照而不互相伤害方面，酷儿和酷儿的反文化可以给人们提供许多启发。然而，这些自足选择的家庭模式依然存在于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受到雇佣劳动的残酷性的限制和扭曲。在经济的制约下，关爱友谊的扩展网络常常会崩溃。比如在酷儿的反文化中，人们为了工作而搬家甚至生孩子都经常会破坏互相关怀的长期友谊网络。酷儿的生活仍然被阶级和种族划分所区隔，相互关怀的愿望很难克服严重的吸毒、长期失业、监禁或精神疾病的危机。在世界的残酷面前，酷儿、女权主义者和黑人左翼分子渴望彼此的爱与关照，但这在普遍化的市场依赖的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今天的酷儿群体既没有，也不可能预示共产主义的模样。

对于那些在历史上被排除在工人运动之外的人来说，家庭依赖性的下降加剧了不稳定和国家暴力；在稳定的白人工人阶级那里，这意味着经济不稳定之下的性别与性关系的大规模重组。有一些线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极右翼日益增长的男性复仇主义、1970年代后把异性恋家庭作为社会秩序基石的保守宗教运动的增长，以及在单子化的男性网络社区中滋长的对女权主义者的愤怒。家庭主妇和提供家庭工资的工作曾经给男性提供了尊严，以及一个能让无产者展现性和性别幻想、满足尤其是男性的性与情感需求的受保护的场所，一个逃避雇佣劳动考验的避难所，并确保了有人从事再生产劳动。无产阶级的男男女女都为这种家庭模式奋斗并成功了，在几代人间捍卫了这种模式，而现在它已经不复存在。有些人发现酷儿女权主义政治承诺了更多的人性，也有些人开始投向愤愤不平的郊区男性群体提供的厌女方案：法西斯组织、非自愿独身者论坛、Youtube上的厌女的自助频道、社会民主播客上反女权主义的幽默，或者公开表明自己是强奸犯和性骚扰者的政治家。

在本文追溯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历史中，家庭向来被用作攻击某一部分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武器。在恩格斯那里，这体现为对危机中的工人阶级所谓的性堕落的恐惧；在工人运动那里，它被用来支持体面的男性养家糊口的家庭，谴责它的对手——流氓无产阶级、酷儿和黑人工人阶级家庭。资产阶级及其盟友总是谴责贫困的家庭，把种族仇恨与对穷人在受限的环境下的再生产策略、所谓的性放纵和性别不规范的谴责联系起来。

家庭作为社会范式的文化及意识形态功能如今仍然存在，一系列政治斗争把它用于在很大程度上反动的目的。家庭在当代政治想象中的地位如此夸大，正是因为那些让作为工人运动的基础的男性养家家庭模式显得很有吸引力的那些因素始终存在：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碎片化、原子化和孤立下，家庭具有宣扬道德、社会和文化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力量。家庭被设想为社会秩序和道德的基础，这种重要性有多种表现形式。宣扬家庭的重要性是右翼和新保守主义政治的一个常见特征，它也常被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挪用。父权制核心家庭是右翼宗教运动设想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基石，这些运动不断对同性恋和妇女权利的进步发起攻击。宗教保守主义者和许多社会科学家一样，认为稳定的异性恋夫妇是养育有道德、在社会上正直的孩子的基础。社会科学继续投入大量的研究，以表明非传统的养育方式——尤其是在穷人和黑人那里——是犯罪和许多其他社会弊病的原因。主流同性恋活动人士强调说，他们稳定正派的家庭安排也是政治的一个核心部分，可以称之为“同性恋本位（homonormative）”。包括宗教保守主义者、社会科学家和同性恋本位的同性恋在内的这些表现，都把稳定的伴侣关系作为养育子女的基础，并贯彻了对性别规范的承诺。这些政治潮流表明家庭可以为一股保守的力量。考虑到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原子化、依赖性和家庭财产的动态关系，它们主张并非毫无道理。废除家庭的呼吁是与这种意识形态保守主义的对抗。

家庭主妇型的家庭模式已经被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破坏了。废除家庭的要求已不再直接针对体现阶级再生产的特殊策略的某种特定的家庭模式。但核心家庭，作为暴力和相互依赖的矛盾场所，仍然存在。今天的家庭仍然是近乎排他性的代际再生产的机构，也是无产阶级赖以生存的雇佣劳动的不稳定性的附属品。

今天的共产主义者再次呼吁废除家庭。【69】如今工人阶级的再生产的具体物质条件，也使这些呼吁不同于以往的时代。随着工人阶级的生活日益原子化，在今天废除家庭的呼吁也是与社会苦难的私有化的对抗。工资增长停滞、工作制度强化、社会工资基础架构解体等慢性经济危机，再加上资本主义生活的异化和孤立，迫使无产者寻找生存方式和情感避难所。碎片化的浪漫结合、孤立的再生产单位，以及重建核心家庭的表象的尝试，是这种撤离最有可能采取的形式。

与1980、90年代的学术酷儿理论家不同，新的废除家庭的呼吁总与共产主义的革命计划相关。它们都试图以各种方式解释1970年代以来家庭的政治经济变革所带来的性别关系的根本的碎片化。它们倾向于通过由非市场的集体机构承担再生产劳动，来解散作为再生产单位的家庭。每个理论都寻求重组代际再生产活动的方式。废除家庭的要求可以再次为摆脱当今的苦难指出一条道路。

在此之后：家庭的废除与共产主义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再生产依赖于以家庭为中介的雇佣劳动。无产者为了生存，通常必须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人（包括婴儿在内）则依靠他们与劳动力市场中其他人的家庭联系。除了家庭的工资以外，儿童还依赖着大量生育劳动。这些生育劳动中的绝大部分始终是无报酬的。家庭，尤其是异性核心家庭，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下无产者代际再生产的最稳定的主导模式。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有时会扩大并接管家庭再生产中的很大一部分，但这只是对占主要地位的工资依赖的补充。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资本主义下还存在着其他的代际再生产及日常再生产系统，如孤儿院、寄养和收养、单亲与大家庭系统，对于已经度过幼儿期的人来说，还有监狱、军队和工人宿舍系统。然而，这些机构离完全取代作为代际再生产的主要单位的家庭还差得很远。今天，有偿的、商品化的再生产劳动的扩大还没有延伸至大部分早期儿童养育劳动，还有许多家务劳动和生育劳动是无偿的。已经商品化的儿童养育活动，也仍然依赖于家庭与雇佣工人的联系，前者要为照料支付报酬，这改变了家庭依赖关系的领域。

在这种资本主义条件下，性别和性自由在根本上是受限制的。性和性别成了胁迫与暴力的手段，而不是人类繁荣的源泉。性别和性自由的缺失限制了所有人的自由发展与幸福的表达，使我们无法实现完整的性别表达与满意的性关系。家庭为人提供了他们需要的关心与爱，却以个人支配为代价。在家庭内部，儿童既接受父母的爱和照顾，也屈从于他们的任性偏见和支配，被隔离在原子化的住房单元中的状况，限制了家庭单元之外对儿童的干预。资产阶级的子女受继承和财产承诺的约束；而即使无产者能得到的资源有限，许多人在失业或残疾时也要依赖家人提供支持，或者提供无偿的、在经济上必要的服务，比如照顾孩子。无产者的孩子长大之后可以离开家，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但却只得依赖雇佣劳动才能独立。工作本身是一套复杂的性与性别规训，制约着所有无产者的生活，包括强制的着装规范、劳动过程本身的性别化、服务业中的情感劳动、工作场所的性暴力，以及尤其是雇主的任性偏见。在资本家主宰人的生活的社会中，性别自由是不可能的。在某些情况下，无产者可以依靠国家而在家庭或雇佣劳动之外生存——通过现金拨款福利、国家提供的住房和医保，或者监狱。然而所有这些机构都是性别规训体系，把统治阶级及其附属的专家的集体偏见强加于穷人的生活。

这种对依赖着家庭、雇佣劳动或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性别暴政，在非融入的跨性别者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跨性别者在家里面临父母或其他家庭照顾者的更高比例的暴力，并经历着高比例的就业歧视与工作场所中各种形式的骚扰和暴力。工人阶级的跨性别女性经常会被排除在雇佣劳动之外。当失业的跨性别者为了生存而求助于国家，便会面临暴力、被医保拒绝，以及流浪收容所、监狱或戒毒项目中强制的性别着装规范，在这些地方，性别规范是机构性合规观念的核心。尽管跨性别女性已经能从一些有限的社会福利条款中受益，但对非规范性别的人来说，国家远非可靠的盟友。

性和性别自由必然意味着，人们对于如何组织自己的浪漫生活、亲属关系网络和家庭安排选择，不会影响到生活水平和物质的富足。因此性别自由需要生存与再生产手段不依赖于家庭、雇佣劳动或国家而普遍可获得。生存手段既包括住房、食物、卫生、教育等再生产的物质方面，也包括人们现在主要从家庭获得的爱与关怀的情感性人际纽带。共产主义下的关怀会成为人类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相互关爱和支持的关怀，养育孩子和照顾病人的积极劳动的关怀；爱欲联结与愉悦的关怀；互相帮助以实现人类的巨大潜能——包括如今称为性别的自我表达形式在内的数不胜数的表达形式——的关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关怀是一种商品化的、屈从和异化的行为，但它的内核是一种非异化的相互依赖与爱。积极的自由是通过普遍的物质基础保障，和以爱为核心、支持我们共同的自我发展的酷儿和女权主义文化转变促成的。

家庭的废除，与当前的反文化形成替代性家庭的尝试不同，前者是在社区化和对经济的抑制基础上，对社会再生产的物质条件进行总体化重组。共产主义的爱与家庭再生产单元，必须取代家庭服务于每个人，通过斗争的条件探索并建立起新的机构。与之前的时代作为要求提出的废除家庭的主张不同，我认为共产主义的性别自由也需要同时废除雇佣劳动和国家。尽管我在这里没有讨论具体的模式，但我猜测这样的共产主义家庭单位可能和傅立叶的一些愿景类似：人们住在几百人的社区里，他们把再生产劳动集中化，共同抚养孩子，也对性快乐和满足有一定关注，力图满足每个人的人际和发展需求，而不打破个人选择的情感、浪漫或父母纽带。【70】

对家庭的积极替代，是对共度艰辛中的无产者在彼此中找到的真爱和关怀的维护与解放：爱欲的趣味和欢愉、养育子女和浪漫关系的亲密。这种爱和关怀，经过改造和普遍化后，将在废除家庭的主导之后保留下来。爱和关怀的潜力从异性恋本位的性别与性身份的僵化社会角色中解放出来，从资本主义的物质约束中解放出来，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经过重塑，最终可以释放到世界中。家庭的废除必须是对一种普遍人类关怀与酷儿爱情的社会的积极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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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尾注》：

原先的小组组建于2005年的英国布莱顿，成员起初来自《扬弃》（Aufheben） 刊物的参与者，此前《扬弃》与法国的《共产主义理论》（Théorie Communiste）进行了批判性交流。不过随着人员流动和新成员加入，小组变得越来越国际化。《尾注》原先的取向是从现状出发，将各种条件的可能性概念化，概念化的对象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共产主义超越，还有以这种生产模式为特点的社会所具备的多种统治结构。因此，小组一直关心“共产主义理论”内部的争论，尤其关心1968年后法国极左当中出现的“共产化” （communisation）问题；性别与消灭性别的问题；对当代斗争、运动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剩余人口的动力系统及其对资本和阶级的影响；“种族”的资本主义构成；价值形式理论和系统辩证法；20世纪革命的失败与僵局，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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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ECW 6，第501页。

【2】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MECW 4，第332页。

【3】 以下史实来自沃利·塞科姆（Wally Seccombe），《历尽艰辛：从工业革命到生育率下降的工人阶级家庭》（Weathering the Storm：Working-Class Families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Fertility Decline），Verso，1993；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扭曲：同性恋常态与酷儿反资本主义》（Warped：Gay Normality and Queer Anticapitalism），Brill，2015；约翰·德埃米利奥（John D’Emilio），“资本主义与同性恋身份（Capitalism and Gay Identity）”；杰夫·埃利（Geoff Eley），《铸造民主：1850-2000年间欧洲左翼的历史》，Oxford，2012；爱丽丝·埃科尔（Alice Echol），《敢于坏：美国激进女权主义，1967-1975》，Minnesota，1989；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理解性别差异：美国女性经济史》（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An Economic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Oxford，1999。

我也大量引用了共产主义研究群（Communist Research Cluster）的共产主义干预系列（Communist Interventions series）的三卷本，在网上可以查阅到。我对第三本《革命女权主义》的阅读尤其充实了这一论点。

【4】 塞科姆，《历尽艰辛》，第74页。

【5】 戈尔丁，《理解性别差异》，第48-49页。

【6】 同上注。

【7】 同上注，塞科姆，《历尽艰辛》。

【8】 马克思，《资本论》卷一，MECW 35，第465页。

【9】 同上注，第470页。

【10】这段关于美国奴隶制下的性别政策的分析，以及下文引用的作者的段落，都要归功于霍滕斯 · 斯皮勒（Hortense Spillers）和赛蒂亚·哈特曼（Saidiya Hartman）的作品。

【11】 安吉拉·戴维斯，“对奴隶共同体中黑人女性角色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Black Woman’s Role in the Community of Slavers）”，1972，见《美国的黑人革命者》（Black Revolutiona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共产主义干预》，第二册，共产主义研究群编辑（下文简称CRC 2），第329-330页。

【12】杜波依斯，《黑人的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CRC 2，第7页。

【13】安吉拉·戴维斯，“对奴隶共同体中黑人女性角色的反思”，1972，CRC 2，第332-333页。

【14】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ECW 6，第501页。

【15】同上注，第505页。《宣言》中废除继承权的要求是对资产阶级家庭的挑战，而不是像当时其他一些社会主义者设想的那样，认为这足以取代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废除。在其他一些地方，马克思对于从完整的共产主义计划中抽离出来的取消继承权的要求的态度是比较含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一要求写进了1848年的《德国共产党的要求》（MECW 7，第4页）中。在1869年国际工人协会上的一次演讲中，他明确表示，在不废除资本主义剥削的情况下废除遗产本身“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反动的。在处理继承法时，我们已经假设生产资料中的私有财产继续存在。”（MECW 21，第66页）。有人猜测马克思也担心这种要求可能会疏远农民（MECW 26，“序言”第二十四页）。

【16】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与国家的起源》（Origins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1884年，见《革命的女权主义》，《共产主义干预》卷3，共产主义研究群编辑（下文简称CRC 3），第18页。

【17】同上注，第19页。

【18】同上注，第15页。

【19】同上注，第19页。

【20】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1869年6月22日，MECW 43，第295页。

【21】这里用的“酷儿”一词涵盖了对性和性别偏异、性自由和非规范的性愉悦的多种形式的捍卫与追求。酷儿的生活经常体现于组织密集的反文化中，且经常被描述为一定程度上有自我意识的政治项目。这篇研究主要感兴趣的是渗透在边缘无产者的生存和反抗中的酷儿形式。酷儿爱的普遍化，是对非压迫性关怀的转变和普遍化。

【22】傅里叶，引自马克思《神圣家族》，MECW 4，第196页。

【23】傅里叶，《四种运动的理论》（The Theory of the Four Movements），Gareth Stedman Jones和Ian Patterson编，Cambridge，1996，第111页。

【24】傅里叶，《夏尔·傅里叶的乌托邦设想》（The Utopian Vision of Charles Fourier），Jonathan Beecher和Richard Bienvenu编，Beacon，1972，第346页。

【25】克里斯·奇蒂，未发表的论文草稿，由Max Fox提供。

【26】芬妮（Fanny）和史黛拉（Stella）是两名在伦敦被捕、拘留的变装者（Mary-Anns）。他们在河岸街剧院用“叽叽喳喳的声音”嘲笑去剧院的人，可能还卖淫，扰乱了秩序。他们的变装癖是无可否认的，但法院医生也对他们女性般的皮肤和体格感到吃惊；检验时，六个医生轮流用手指插他们的肛门。尼尔·麦肯纳（Neil McKenna），《芬妮与史黛拉：震惊维多利亚英国的两个年轻男子》，Faber，2013。对妓院数量的估计来自麦肯纳。

【27】茱蒂丝·沃克维奇（Judith Walkowitz），《卖淫与维多利亚社会》，Cambridge，1982。

【28】凯瑟琳·弗兰克（Katherine Franke），《婚姻：婚姻平等的危机》（Wedlocked：The Perils of Marriage Equality）

【29】这篇文章大体上是按照“分隔的历史（A History of Separation）”一文的批判思路理解工人运动的，Endnotes 4，2015年。

【30】这里，理解男性养家糊口范式的巩固的主要参考文献是塞科姆的《历尽艰辛》。

【31】我暂且不讨论顺性别女性的生育能力对于劳动的性别分工的影响，这里重点关注的是布伦纳（Brenner）和拉马斯（Ramas）的论证。

【32】戈尔丁，《理解性别差异》，第45页。

【33】共产主义研究群，《欧洲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干预》第一册（下文简称CRC 1），第24-25页。

【34】罗莎·卢森堡，“女性选举权与阶级斗争”，1912年，CRC 3，第57页。

【35】克拉拉·柴特金，“只有与无产阶级女性结合，社会主义才能取胜”，1896年，CRC 3，第51页。

【36】琼·斯科特（Joan W. Scott）与路易丝·蒂莉（Louise A. Tilly），“19世纪欧洲女性的工作与家庭”（Women’s Work and the Family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社会与历史比较文学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第17期，1，1975年，第64页。

【37】亚历山德拉·科伦泰，“论婚姻关系领域中的共产主义道德（Theses on Communist Morality in the Sphere of Marital Relations）”，1921年，CRR 1，212年。

【38】柯伦泰，“共产主义与家庭（Communism and the Family）”，1920年，CRC 3，第96页。

【39】同上注，第97页。

【40】同上注。

【41】引自斯科特，“勺子的暴政”（Tyranny of the Ladle），《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第34期，23，2012年，第6页。

【42】同上注。

【43】在那些由于棉铃象鼻虫灾害而突然切换到雇佣劳动制农业的南部地区，黑人的结婚率也下降了。布鲁姆（Bloom），费根鲍姆（Feigenbaum）和穆勒（Muller），“1892-1930年间的租佃，婚姻与棉铃象鼻虫泛滥（Tenancy, Marriage, and the Boll Weevil Infestation, 1892-1930）”，《人口志》（Demography），第54期，3，2017年。

【44】阿兰·贝鲁布（Allan Bérubé），《在战火下出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男女同性恋史》（The History of Gay Men and Women in World War Two），Free Press，2000年。

【45】2001年6月西维亚·雷·里维拉在纽约的同性恋社区服务中心（Lesbian and Gay Community Services Center）做的演讲。

【46】见“地下气象员运动中的女性（Women of the Weather Underground）”，“给女性运动的一封集体信”（A Collective Letter to the Women’s Movement），CRC 3，第160页。

【47】艾莉森·爱德华兹（Alison Edwards），“强奸，种族主义与白人女性运动（Rape, Racism, and the White Women’s Movemet）”，1976年，CRC 3，第228页。

【48】第三世界同性恋革命运动，“16项政纲与计划”（16 Point Platform and Program），《出柜！》（Come Out!）第7期，1970年。最近发表于Pinko，第1期，2019年。

【49】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Norton，1963，第15页。

【50】第三世界女性联盟，“斗争中的妇女（Women in the Struggle）”，1971年，CRC 3，第254页。

【51】对莫尼汉报告的更详尽的解读，见霍顿斯·斯皮勒（Hortense J. Spillers），“妈妈的宝贝，爸爸的也许：一本美国语法书（Mama’s Baby Papa’s Maybe：An American Grammar Book）”，Diacritics，第17期，2，1987年，第64-81页。

【52】弗朗西斯·比尔，双重威胁：做黑人与做女性，1976年，CRC 3，第257页。

【53】除了威尔逊·舍温（Wilson Sherwin）的一本未发表的著作以外，许多关于NWRO的历史研究都几乎完全忽视了该运动的这一维度。这里分析要归功于舍温的《丰富的需求：重温福利权力运动的激进政治》（Rich in Needs：Revisiting the Radical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Rights Movement），未发表的博士论文，CUNY，研究生中心，纽约，2019。

【54】玛利亚罗莎·达拉·科斯特，女性与社区的颠覆，1972年，CRC 3，第283页。

【55】同上注，第282页。

【56】同上注，第286页。

【57】同上注，第288页。

【58】西尔维娅·费德里奇，“工资对抗家务劳动（Wages Against Housework）”，1974年，CRC 1，第336页。

【59】同上注，第337页。

【60】这里既把家务劳动工资运动看做一种反工作运动，也看做一种讽刺性的挑衅的态度，结合了凯茜·韦克斯（Kathi Weeks）的修正主义史学，见《工作的问题：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反工作政治与后工作的想象》（The Problem with Work：Feminism, Marxism, Antiwork Politics and Postwork Imaginaries），Duke，2001年，以及威尔逊·舍温和达拉·科斯特、费德里奇最近发表的一些不经意的评论。

【61】“理论共产主义”，“无事生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Endnotes杂志，1，2008年。

【62】 见“分离的历史（A History of Separation）”，《尾注》Endnotes杂志，4，2015年。

【63】埃斯特班·奥尔蒂斯·奥斯皮纳（Esteban Ortiz-Ospina）和桑德拉·茨维科娃（Sandra Tzvetkova），“工作的女性：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的主要事实与倾向（Working Women：Key Facts and trends in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用数据看世界（Our World in Data），2017年。

【64】同上注。

【65】约兰·特班（Göran Therborn），《在性与权力之间：1900-2000年间全世界的家庭》（Between Sex and Power：Family in the World 1900-2000），Routledge，2004年，第190页。

【66】斯蒂芬妮·孔茨（Stephanie Coontz），“婚姻的世界历史性变迁（The World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Marriage）”，婚姻与家庭杂志（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66，2004年，第974-979页。

【67】约兰·特班，《在性与权力之间》，第293页。

【68】同上注，第199页。

【69】当代的很多作者怀着新的批判热情再次讨论起家庭的废除。JJ·格里森（JJ Gleeson）和KD·格里菲斯（KD Griffiths）在“儿童共产主义：21世纪家庭的女权主义分析与共产主义废除家庭的提议（Kinderkommunismus：A Feminist Analysis of the 21st-Century Family and a Communist Proposal for its Abolition）”（Ritual，2015年）中，提议用“反二元的托儿所（‘the anti-dyadic crèche’）”作为“反家庭机构”的理想形式来满足代际再生产的社会需求，把所有形式的教育整合进去。然而格里森和格里菲斯在他们的“反家庭”计划中没有充分说明国家或雇佣劳动的作用。

索菲·刘易斯（Sophie Lewis）关于妊娠代孕的书中提出了一种 “妊娠公社（gestational commune）”，作为非所有式关怀关系的普遍化。刘易斯通过调查目前代孕工人的斗争，把基因关系、妊娠劳动和育儿区分并分离开，把妊娠与家庭繁衍的无薪劳动去自然化。索菲·刘易斯（Sophie Lewis），《现在就成全代孕：反家庭的女权主义》（Full Surrogacy Now：Feminism Against the Family），Verso，2019。

玛德琳·莱恩-麦金利（Madeline Lane-McKinley）在最近对废除家庭的呼吁中，写到了集体相互依存的共同实践，她指出关怀的积极内核要被保护和改造：“终结作为私有财产单位的‘家庭’的革命性视野，如何动员我们迈向更全面、剥削更少的关怀的图景？这种对集体关怀的渴望必须与各类反家庭的言论齐头并进——否则便会落入自我管理和自律性的逻辑。玛德琳·莱恩-麦金利，“儿童的观念（The Idea of Children）”，Blind Field杂志（Blind Field Journal），2018年。

【70】这一设想的详叙见ME·奥布莱恩（ME O’Brien），“关怀的共同化（Communizing Care）”，Pinko，第一期，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