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些时候，我在深圳和科技干部有一场交流会，大家的结论是：投资什么都会过剩，只有投资科技永不过剩。英国工业化250多年以来确实是这样，投资科技是无止境的，因为科技没有边界，永远处于扩展过程之中。

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尤其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现在的经济形势不太好，大家感觉未来的不确定性很大。今天只有国资还在进行投资，民间资本和外资都处于躺平状态。那么未来该怎么做？

中国人说危机是“危”中有“机”。如果大家能够看到机会，就要习惯各种危机状态。经济发展进程会产生各种危机状态，各种危机也为经济发展提供着不同的机遇。从西方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说，经济发展有周期，技术发展也有周期。今天，因为地缘政治的影响，经济领域的各种危机已经提前来到。

既然危机来了，那么我们应该思考如何应对？

我认为要面向未来进行思考，而不是缅怀过去，这点非常重要。现在大家说“资本”躺平了。但这仅仅是表象，资本本身是不想躺平的，资本就是行动体，躺平了就不叫资本了。我觉得， 民间资本和外资目前的躺平只是暂时现象，是对局势感到很大的不确定性的反应。实际上，各种资本都在思考未来要投资什么的问题。

去年二十大提出了“五位一体”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到底是什么意思？中国式现代化是否要替代美国、欧洲的现代化？到底应怎么看待中国式现代化呢？

我觉得，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讨论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还是要通过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如果经济发展不可持续，那么什么样的现代化都说不上。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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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内卷经济

今天我们面临巨大的困难。

前不久我们在珠三角一个一线城市的一个区做调研，被告知今年上半年这个区80%的投资来自于全国其他省份，10%的投资是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中的其他城市拉来的，只有10%的投资来自于港澳。

连依靠外向型经济发展起来的沿海城市都这样了，可想而知目前国内的投资内卷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为什么我们称这是“内卷经济”？因为这种招商引资方式是在没有增量的情况下对存量的竞争。增量没有了，地方政府都去抢其他国内城市的存量。

长三角和珠三角都是在外循环状态下成长起来的，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两个三角洲的成成都形成了类似“亚洲四小龙”那样的外向型经济体。但如果珠三角、长三角都那么内卷，整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呢？

我们今天的总盘子就那么大，以前有外资进来，民资也可以扩张，一直是有增量的，尽管不同时期的增量是不同的。但现在没有了增量，只有这些存量。

在这种情况下，要发展怎么办？我认为下一步还是应思考发展的大方向，大方向错了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GIG在定期举办“新湾区 新思想 新未来”的系列研讨会。这里，“新思想”最重要，没有新思想就没有新未来。

现在一讲经济增长就老是说起以前传统的“三驾马车”。但问题是旧的“三驾马车”经济还能增加多少？投资、贸易、消费，这三方面现在都面临很大的问题。

第一，就投资来说，以前的投资尤其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桥梁、港口、航空、高铁甚至房地产，拉动中国经济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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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三驾马车失灵了

但现在如果我们再去投资建设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已经没有空间了，如果再投资建设大规模的基础设施也是浪费。粤港澳大湾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基本完成了，整个中国东南沿海的基建甚至比很多发达国家的都好，再去投资是浪费了。包括我们一直引以为傲的高铁已经属于过度投资，能赚钱的高铁线路没有几条。如果还用传统的投资思路，对经济有害无益。

此外，中国人口开始萎缩，对投资有深刻的影响。

我们看看日本的例子就可知道。日本几乎1/3的人口集中在东京，而边缘地带的小城市都开始荒废。北海道以前也很发达，现在却连一些铁路都废弃不用了。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再去想这方面的投资。这种投资当然也会产生GDP，但这种GDP是最坏的类型，公路桥梁拆了又造，造了又拆，GDP是有了，但它不仅不能增加国民财富，反而损害国民财富，这种投资真的不需要。

第二，贸易还能带动经济吗？即便中国外贸的下滑与地缘政治有关系，我们也能够向发展中国家寻找贸易机会，但欧美市场是无法替代的。今天中美关系依然处于紧张状态，甚至呈现出越来越紧张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贸易也不会很好。

第三，消费也面临瓶颈。经济学家一直在讨论消费社会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但什么叫消费社会？消费社会从学术意义上来说就是中产社会。最穷的社会也有少部分的消费是过度的，大部分穷人的消费能力是不足的，能可持续消费的就是中产阶层。

中国的中产阶层有多少？一般从欧美或者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中产社会的建设来说，中产人数跨过人口50%甚至达到65%-70%的门槛的时候，这个社会才能叫真正的中产社会。我们说中国有4亿中产，但这4亿中产还不到人口总量的30%。而且，中国中产的增速在东亚经济体里面也是最慢的。

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答，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二、三十年之后，中产就达到了65%-70%，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的经济增长比这些经济体还高、还快，但是我们的中产现在只有30%。这个差异到底是怎样造成的？

如果到2035年或者2050年，我们的中产能达到8亿以上，那么中国经济就非常有希望了。

但如何从现在的4亿增加到8亿？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现在呢？

因为经济不太好，一些地方在普遍减薪，越减薪大家越不消费。中产阶层普遍觉得未来不确定因素太多，越不确定就越不敢消费，所以大家都去存款。南方的一个城市今年五一假期进来的人相当于2019年的三倍，但是消费只有2019年的一半。也就是说，大家都出来了，但是不消费，就是凑凑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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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新三驾马车

所以说，传统“三驾马车”已经出现了问题。但大家现在还是依然围绕传统“三驾马车”来讨论经济增长。这怎么能拉动中国经济发展呢？

我们可以看看发达经济体在这个时期在做什么，例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做什么。我觉得可以借鉴一些经验，为此我提出了新的“三驾马车”：基础科研、应用技术、金融支持。

大家有兴趣可以读一本书，英文书名是Doing Capitalism，中文可以翻译为《践行资本主义》。虽然我们践行的是社会主义，但践行社会主义也可以从“践行资本主义”中学到很多发展经济的经验教训。

《践行资本主义》的主题是：过去250年经济发展中有三个角色，即政府、企业、资本；政府负责基础科研，企业负责应用技术，金融既支撑基础科研也支持应用技术；这三者缺一不可，如果缺了任何一块都无法成功。

这个作者从二战以后就开始做风投，具有丰富的风投经验。我自己觉得风投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对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日本、“亚洲四小龙”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或是那些在拉丁美洲、亚洲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是最关键的。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之后，发展都很快。日本经济学家提出了“雁行模式”的概念，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然后是“亚洲四小龙”，再后来是中国。我们发现，这些经济体差不多每十年都会有一个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有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在一个产业内部升级，例如做衣服的永远做衣服，只是说一件衣服以前卖500块钱，现在卖5000块钱，但技术含量（也就是附加值）提高了。另外一种就是今天做鞋帽，明天做电子产品。

无论如何，必须有产业升级，没有产业升级就很难做上去。新加坡没有任何资源，但人均GDP已经达到7万美元，这是怎么做到的？答案就是做附加值高的东西。

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如果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或者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新的“三驾马车”不可或缺。所以，我们今天需要投资这些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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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升级与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基础科研很重要，但必须强调的是，基础科研不是资本密集型的。

我们针对1945年以来的诺贝尔奖做过统计，像物理、化学和生物/医药这些都属于基础科研，90%甚至更多的获奖者都来自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医药领域可能因为有临床试验的原因，获奖的科研工作者的比例相对低一些。

基础科研不需要投入过多的资金，但需要给那些学者教授一个体面、中产的生活，去追求他们自己的科研兴趣，政府不用干涉，给他们追求兴趣的自由。美国的国家实验室和大学实验室大都是为基础科研服务的，基础科研都是大学或者国家实验室在做。

应用技术是资本密集型的，需要投入很多资金，所以应用技术大都是企业做的。企业怎么做？风投是非常关键的。从1-10的技术转化风险很高，但一旦成功了回报也很高。

政府的钱来自纳税人，它没有合法性去做高风险的投资，传统银行也不能拿着人家的存款去做高风险投资，所以风险投资VC就应运而生。即使在美国这样的所谓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做VC的人很多都是坐过牢的，但后来美国很快把VC合法化了。VC就是要把闲置的民间资本集中起来，这样才有合理性。

我们国家现在缺少什么？首先，我们还没有真正把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分开。现在很多所谓的“基础科研”实际上还都是应用技术。

我认为基础科研要投入，但基础科研是那些从零到一的思想，这些思想到处都是，西方封杀不了基础科研，因为这只是在思想阶段。

举个例子，华为的5G是应用技术转化，5G最初不是华为发明出来的，是外国一位教授发表在专业杂志上的文章，华为觉得可以转化为应用技术。实际上，类似这样的想法世界上多得是。

我们的专利申请很多，但转化率只有2%多。这表明我们的基础科研的质量很差，不能做转化。与其这么做，我们还不如到世界的思想市场上多找找。

应用技术是非常重要的。应用技术的转化要由企业家来做，但是我们国家还缺少转化的桥梁。我们国家的大学教学有非常大的缺陷，就是没有培养一批既懂技术又懂资本的人。例如，美国一些好大学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课程，叫“工业工程与管理”，就是培养既懂技术也懂资本市场的人。

中国很多工科教授觉得自己可以成为企业家，也去做技术转化。但基础科研人员和技术转化人员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美国没有几个基础科研的专家会自己去做技术转化。做基础科研的人对钱不感兴趣，技术转化的人对基础科研也不感兴趣，但一定要两边都懂的人作为桥梁，这就是风险投资从业者。我国很多地方都在讲VC，广州、深圳都有自己的产投集团，但这个群体的人还不多，真正的专家还不多。

总体来说，我国无论从供应链、产业链还是价值链来说，刚好处于中等技术水平。具体地说，就技术水平而言，我们有两个特点：

第一，从0到1的原创性思想少而又少，甚至没有。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强调的是技术的扩散和应用，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基本上都在做西方技术的转化。我们常说“中国制造”，但这个“中国制造”不是那么科学的。80年代以前，当人们说“日本制造”、“德国制造”或者“美国制造”的时候，这些都是这些国家生存的整产品。但当我们说“中国制造”的时候，我们最多就是“中国组装”。所以，现在也有人在提倡要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智造”，就是要强调原创。

第二，从1到10的刻度里面，我们只做到了从3到7，8到10的少而又少。

例如，就制造业来说，美国是制造业第一梯队，日本、欧洲是第二梯队，我们处于第三梯队。一些人说，美国制造业都外移了，为什么还是第一梯队？有一个现象，我们观察到了，但还没有找到有效的解释，即凡是能做0到1原创的，也可以做8到10的应用；但如果不能做0到1的原创，做4到7也就到顶了。这个现象需要懂科学技术的人来解释。但美国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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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科技永远不会过时

我国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核心就是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经济发展。

旧的“三驾马车”已经不可行，就要强调新的“三驾马车”。但这并不是说旧的“三驾马车”可以被忽略了，旧的“三驾马车”对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都很重要，问题在于这“三驾马车”的动能来自哪里？未来如果我们把新“三驾马车”构架搭好了，其产生的新力量再反哺旧的“三驾马车”，重新启动旧的“三驾马车”。这是我们可以通往未来的道路。其他发达经济体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技术进步还是要实事求是，任何制度都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去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实际上，衡量制度优劣的核心就是哪一种制度体系更能促成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生产力的提高。

一句话，投资科技永远不会过时，永远不会过剩。投资这些新领域是我们走向未来唯一的通道。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