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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议“梁效”和“上海市委协作组”
作者:丁邢 | 2023/9/23 15:09:52 | 浏览:1171 | 评论:0

  1976年10月以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即梁效,和上海市委写作组都作为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加以审查。北京大学在首都体育场,于 1977年12月29日,召开了万人批判大会。在1983年开始的整党中,梁效成员受到如下处分:

  第一, 李家宽、宋伯年、王世敏属“三种人”,开除党籍;

  第二, 范达人、钟哲民犯有严重错误,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第三, 叶朗、杨克明犯一般错误,记录在案;

  第四, 汤一介、胡经之等组长一级成员犯一般性错误;

  第五, 一般成员不予追究。

  据范达人介绍,当时北大党委对这样的处理与上级有争论。他们说,“梁效”中有许多成员,在“文革”初期是受打击迫害的,他们后来成为“梁效”成员是当时的组织派去的。但上级没有采纳北大党委的意见。

  后来,一些曾经是梁效成员的学者,在北京大学获得了发展的空间,有的成为著名的学术带头人,何芳川担任了北大副校长。

  在上海,徐景贤被判处徒刑十五年,朱永嘉被判处徒刑十四年,王知常被判处徒刑十二年。写作组的其他成员也受到不同的处理,总的来说,处分较梁效严重。

在舆论中,这些写作组成员受到鄙视和谴责。北大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周一良四位老教授被讽刺为“四皓”。后来冯友兰和周一良留下了回忆录,讲述了他们那一段的心路历程。这些颇费踌躇的笔墨,发表后引起过不少争议。历史学家陈旭麓曾为上海市委市委写作组外围组织“近代史组”负责人。他去世后,由他的学生编辑出版了《陈旭麓文集》,在第四卷《浮想偶存》中,收有他给郑云山、左步青等人的信,从这些信中知道,他因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一般性问题”,被折腾了7年,“代价是六十岁变成了六十七岁”。余秋雨也引起了很多争论。

写作组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史上有什么意义,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有人认为,他们的教训是跟错了人。如果他们跟的人在政治上不倒台,他们也不会倒霉。其实,写作组的悲剧不过是中国知识分子大悲剧的一部分。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跟对人?怎样才能跟对人?而在于知识分子是否应该丧失自身的独立性。知识分子如果仍然把自己定位成“毛”,不管附在哪张“皮”上,悲剧或迟或早总难避免。写作组作为一页历史,已经翻过去了。但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意识,放弃独立人格,甘心充当御用工具,却不是一页被翻过去的历史。

1949年以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逐步被纳入不同单位,自由职业者阶层消失了,文人处在全能国家的掌控之中。没有单位,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经过思想改造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国知识界从整体上失去了独立思想的能力,只能以追随权力为惟一选择。现代意义上的以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为基本特征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的前台,基本上是看不到了。保持着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可谓少而又少,万里挑一。他们身上体现的某种先知的光芒,是在后来才被发现的。而当时,他们无一不处于精神上孤立无援的境地。

  在那个时代,最受权力赏识的文科知识分子,莫过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突击手。建国初期,两个小人物批判俞平伯一鸣惊人。姚文元在反右派运动中一马当先,张春桥在大跃进中率先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他们都成为当时文人的成功样板。1960年代,以“九评”为代表的反修文件,更是中国知识界人人必读的经典。“九评”的思维方式和文风影响了一个时代。能够参加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的,都是党内的大秀才。多少参与其中的一点资料工作,在当时也是文科高级知识分子莫大的光荣。上海市委写作班,集中的也是沪上笔杆子的精华,在当当时是令人羡慕的。据朱永嘉回忆:“ 写作组内有炮打张春桥的红革会骨干,有高义龙炮打过于会泳,还有说过江青坏话的人,我一律量才录用。不仅对那时的青年人如朱维铮、姜义华是如此,对老人也是如此,如蒋学模、雍文远、冯岗、姚鼐、吴云甫等,对我的老师辈如谭其骧、刘大杰、陈守实、王运熙,我更是始终尊敬有加,没有说过他们一句不是的话。包括那时对巴金的工作安排,甚至沈尹默的遗孀,我都同样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尽量照顾她们的生活,我这样说,并不是各个单位都能如此,我那儿情况有些特殊。记得有一次在康平路小礼堂开会,王洪文指着我说,你那儿可是牛鬼蛇神的老窝了。我置之一笑,既不答也不辩。为什么他会如此说呢?因为我进人都是临时性的,没有编制,不用向人事组织部门备案,所以那时市委的组织组、文教组无法查写作组的人事关系。而且我上面有张春桥与姚文元的大红伞,而张、姚又从未过问我用人的问题,徐景贤对此也不闻不问,我这个系统,那时的工总司根本无法置喙。王洪文尽管不高兴,也无可奈何!”

  做驯服工具已经是大批知识分子的自律性准则。文革时期,多数知识分子巴不得被用起来。写作组是由许多学者个体组成的,但个人的学术意志在写作过程中作用甚微。让文人形成一个严密的组织,利用他们的学术能力,去表达政权的政治意志,这种做法在文革中得到推广。文革的任务被简称为“斗、批、改”,为了适应批的需要,各地各级政权,乃至军队以及企业事业单位,都有成立写作组、批判组、创作组、通讯组的。文科知识分子被吸收到各类写作组里,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他们和罗思鼎、梁效的区别,只是通天与不通天的不同,并没有方向上的不同。

  虽然批林批孔已是文革后期,民间对江青的不满情绪已经开始蔓延,“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之类的民谣已经到处流传,但多数人的不满情绪只是在针对奸臣的层次上,真正从思想体系能跳出来的人太少了。

  总的来说,不管北京、上海还是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当年能进入写作组,都感到一种荣幸,他们都想以自己的知识和才能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在当时,有机会进入写作组而又拒绝参加者,可以说非常之少。据魏承思对朱永嘉、王知常、朱维铮、高亦龙、姚汉荣、高志仁、邓伟志、刘修明、李海生、胡申生等10名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正式成员或外围成员的访问,只有朱维铮一人表示,“接到去写作组通知时并不想去,‘因为学校的课程并不减少,家里又照顾不及,但当时不敢说不去。’其余九人都一致表示当时根本没有不去的念头。”对当时的心态,王知常说是“得遂青云志”,高义龙说是“感到很光荣”,高志仁、刘修明说是“求之不得”,胡申生说是“很高兴”,李海生说是“十分荣幸”。

  写作组成员可以分为老年、中年、青年。经历不同,背景不同,可以各自分析。像冯友兰这样早年已经自成一家的学者,进入写作组就面临着一个否定自己原来学术思想乃至整个价值观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冯先生在他晚年作过自我解剖。老知识分子,在解放后历次运动中,一再挨批,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文革中又被触及灵魂,甚至殃及皮肉,早已是惊弓之鸟,噤若寒蝉。到批林批孔时,突然要用你,而不是整你。这时不说是受宠若惊,起码也有知遇之感。中年知识分子,从走上社会之日起,所习惯的就是一切听从党安排。这是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一种普遍的精神状态。在他们的经历之中,50年代跟着批判胡适、胡风,反右派,拔白旗,60年批判修正主义,都是理所当然的。文革中,批林批孔,或者批判其他的对象,也是理所当然的。至于青年,文革初期从大中学校毕业后,都进了农村、工矿、军营,接受再教育。参加写作组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进入知识文化界的机会,他们当然乐于接受,甚至求之不得。

  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了独立的空间。为主流意识形态效力,是几乎所有知识分子躲不开的义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充当革命动力,就得充当革命对象,二者必居其一。想要置身局外,可能性微乎其微。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苦恼,不是因充当革命动力引起了良心的内疚;而是想充当革命动力没有资格。后来一些人回忆历次政治运动,往往只说自己如何“走麦城”,挨批斗,不提自己当年勇,如何过五关,斩六将。文化大革命,包括批林批孔,与以前历次政治运动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就算是对江青产生反感,而真正能够从思想上拒绝决策者的,当时又有几人?写作组吸收学者到其中效力,并不是以哪个帮派哪个团伙的名义,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又都无可选择地隶属于所在单位,谁能拒绝以组织名义分派的工作?就算当时有人拒绝了,也不敢直截了当,只能找一点巧妙的借口。多数人的实际情况是既不想拒绝,也拒绝不了。

  知识分子参加写作组,是时代的悲剧。他们遵命写作,个别人有时也追求写出一点个性,追求与众不同,但总体上不可能超出意识形态的框架。当时的总体政策是舆论一律,是按照自己规定的模式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但对大前提符合己意,而风格上又能显示个性才华的知识分子又颇感兴趣。某人文章被最高领导看中,称赞只言片语,即刻身价百倍。在当时,把这当作荣耀并不奇怪。毛泽东晚年谈什么问题,喜欢从古典文献中的某些片段,引伸出一个意思,高深莫测。当时的领导层,包括高级干部,都感到理解起来很吃力。这些典籍的本意,老学者们有能力解释,但对从哪个角度引伸,却不好琢磨。而如果解释得不符合上意,责任又是他们所承担不起的。

   参加写作组的人数虽然不多,但这些人的笔杆子都比较好使。当时用人的标准首先是听话,是愿意紧跟,同时也要看能力。张春桥、姚文元是文人出身,谁笔头子硬,他们清楚。所以,选入写作组的人,肚子里都是有墨水的,一部分还是某一学科的顶级专家。文革时的中国是一个封闭社会,政治信息不透明,学术思想信息的传播也受限制。但写作组成员在为当时政治服务的时候,有机会接触到较多的学术资料和思想信息。与那些住监狱、蹲牛棚、下放劳动、不得不中断知识活动的知识分子相比,他们是占了先机的。就中老年成员而言,他们先他人一步回到读书写作环境;对于青年成员而言,他们在特殊的政治背景里接受了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学术训练。虽然这是一种有毒的训练,但毕竟不同于没有训练。到了1980年代,参加过写作组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在中国学术、文化界比较活跃,其中不少处于领先地位。这也成为写作组值得探讨的一个原因。

  冯友兰、周一良汤一介先生写回忆录时年事已高,回首平生,叙说这段历史,已经相当不易。而年青一些的,则还要面对社会生活。他们不能够坦言过去,似乎有失风度。但从实际情况考虑,主要是因为内心恐惧。因为写作组的经历,毕竟是他们头上一片不散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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