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专业化”，是说原来所有的专业都难免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在市场社会的格局中逐渐减退，同时大量的留学生回国执教、大面积的对外学术交往、“国际学术规范”推向普及。90 年代中期各杂志上展开的关于“社会科学规范化”的讨论最终起到了统一思想的效果。从论文结构到加注方法的学术写作规定，从核心期刊、权威索引到引用率的学术评价体系，各种要素的确立使学术的专业化具备了雏形。

说“职业化”，是说原来的学术并未形成为一个职业利益集团。市场经济唤醒了学者的利益觉悟，也为学者的利益满足提供了空间。学者们从前习惯于为抽象的理想与理念而斗争，至 90 年代，开始为自身的利益而斗争，一时间学者的诉穷、斥穷的声音盈耳。

若干半吊子的学术史家满怀艳羡地数说起了三四十年代大学教授的收入与待遇，并不准确地折算出了几乎是天文数字的教授工资，同时还算出教授与工役四五十倍的收入差别。虽然这些史家并未考虑当时政府欠薪、教授索薪的常见情节，并未论及大量知识分子失业的背景形势，更无暇辨析教授比工役工资高出 50 倍在道义上是否妥当，但他们以历史叙述来指涉、匡正其时学者利益过分失落状况的动机却是无可厚非的。

知识分子在争取自身利益的博弈中越来越成为一个强势利益集团，比下岗工人、比收入徘徊乃至下降的农民都要厉害得多。经济、社科学先获得较大利益，人文学者也紧随其后小步快走。90 年代末低工资（“必记本”注：相对国外而言）外的高补贴（相对工资而言）制在高等学校推广，这标志着学者的比较利益已得到稳定上升。

此外，课题费、稿费、讲演与咨询费也称得上可观，尤其对于知名学者而言。利益较充分的满足是学术界职业化的前提与动力。收入微薄时只是勉强从业，收入丰裕时才能乐业，才能对自己的职业有归属感，才能在职业不断发达的同时将自己越来越深的职业化。

20 世纪 90 年代末，当代中国社会人文学术界初步实现了专业化与职业化。专业化与职业化是环境与学者的内在愿望双重作用的结果。它固然给学者带来了满足，但也带来了新的困扰。在中国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特定的社会现实中，这种困扰还挥之不去。

学术职业化之后，学术生涯的意义首先就成了问题。西方学者有僧侣血缘，中国学者有士大夫血统，这种血缘和血统都指向学术的神圣性。所谓神圣性，就是一种无限和绝对的追求。张载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上承孔孟的情怀，千百年间一直是定义学术生涯的豪迈之词，它对历代学者确实有巨大的精神引导力量。所立之心与所立之命、所继之绝学、所开之太平代有新义，但这种神圣化的精神结构却代代相传。20 世纪 80年代前中国当代意识形态化的学术倒同这种精神是契合的，而今天职业化的学术则与之相疏离。

职业化的另一幅面孔就是世俗化，它消蚀了学术的神圣意味，将学术的目标限定在有限的层面上，将学术活动变成谋生与谋利的活动。

仅仅在一百多年前，龚自珍（“必记本”注：清代诗人、思想家）还把“著书都为稻梁谋”自责为一种堕落，今天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职业化的势头迅疾而来，它快得甚至不容人们做好准备，于是目前这几代学者就成为过渡性的“中间物”。旧时的神圣情怀与英雄人格尚在，暂难纳入到职业伦理的框架之中，结果是神圣情怀固然无处着落，职业伦理又绝不足依凭，行为的失序也就难以避免了。

与行为失序相伴的是心理失衡，身心不适应、精神不满足的痛苦时时袭上心来。如果学者生涯仅仅是出卖知识产品并从中盈利，人生的价值就要大打折扣。精神劳动者本来比其他从业者有更强的精神需求，但市场体系却漠视这种需求，将他们与其他职业者等量齐观。

这真是恼人。

贫困的时候固然想富裕，但如今果真富裕却也无聊得很，更何况这种富裕又是以放弃自由、浪漫而高蹈的精神历险为代价的。大学的企业化取向与企业化管理，量化的业绩评价方式，超量的课时，同事间无休止的竞争，职业化带来的这种种局面不仅消解了学者们“为真理而斗争”的高调的自期，也消减了他们“为知识而知识”的低调的自娱，使他们成为自己无法掌控的机器上的零件。

有趣的是，职业化及其引发的失衡无据的过渡期心理所带来的不仅是高尚的精神痛苦，亦有并不那么高尚的恶性行为。比如说过分逐利。利益之心的觉醒是正常而正当的，但利益之心一旦觉醒往往会膨胀，并不容易知止。

事实上，学术在市场社会所获得价值实现是有限的，它可以为学者们提供比较体面的生活，却无法提供工商阶层所拥有的豪华生活。但有时学者们难免生出与商人攀比之心，想作为“知本家”与资本家比高。这就会使学问变成急功近利的俗学或者逢迎阿世的曲学，甚至成为欺世的伪学。

学者们应该明了求利之道与求利之度，在一定的限度上坚决止步，以保证学问的淳厚与地道。这往高里说是一种人格操守，往低里说是一种人生智慧。否则可能既求不到利又求不得学，徒使人生变成仓皇的追逐。即使侥幸求利得利也未必可嘉，学者成为大款虽不算是羞耻却也算不上光荣，学者真正的光荣是成为大家。

再比如说行为的庸俗化。较雅的庸俗化诸如热衷于同国际名校与学术名人建立关系，将操持学术会议与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当成最高目标，虽然渺小却也可以容忍；较低的庸俗化则是“跑”教授，“跑”学位点与各种基金与基地，乃至行贿，这就变成文化的自我否定了。

专业化对中国学者来说是利弊兼具的。我们目前所说的专业化，指的是来自当代西方大学尤其是美国大学的学术话语系统的进入与主导。这种专业化消除了意识形态化理论学术的空洞、肤浅与虚假，提高了中国学者的学术水准乃至整个社会的思想能力，它确实具有指涉真实对象的诚意与功能。

不过，外来的学术概念毕竟源自外国的经验与问题，它在部分解释中国经验的同时，也会误解、掩盖甚至歪曲中国经验；来自中国生活的生动知识可能无由进入专业化学术的表达渠道，而中国传统学术方式所拥有的潜力也可能被压抑并埋没。

专业化还意味着技术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挤与替代，意味着社会科学对人文科学的介入与统治，这无疑会减少我们知识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丰富性。学术规范的程式化有可能造成一种新的八股，在扼杀思想的同时，也剥夺了学术表达本有的乐趣，而对翻译概念的过分依赖，也会使学者减弱对母语的亲近、热爱与运用能力。由于社会境况的差异与隔膜，来自西方田野与十字街头的学问在中国还可能变成纯粹象牙塔中的东西，成为少数人苍白无力的自说自话。

尤为严重的是，因为西方学术由名校、名刊、名人以及文化资本等因素所建构的强有力的话语霸权，要纠正它带给我们的弊端将会是异常困难的。

这或许需要我们兼具接受的勇气与选择的智慧，兼具包容力与自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