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实现伟大转折

　　在与“两个凡是”的斗争中，胡耀邦所发挥的作用突现出来。

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时，胡耀邦在邓小平领导下出任中国科学院负责人，他和当时任铁道部长的万里以及教育部长周荣宝、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一起，在不同领域里坚决贯彻邓小平关于“全面整顿”的指示，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与“四人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取得显著成绩，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称赞。胡耀邦在1975年夏天主持制定的（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和支持。但是，随着1975年底毛泽东亲自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展开，胡耀邦再次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而下台。（关于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也被“四人帮”诬指为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之一，受到批判。万里、周荣金、张爱萍也遭到冲击。其中，周荣金挨批判时，当场心脏病复发，不幸去世。当时，群众称胡耀邦与万里、周荣金、张爱萍是邓小平的“四员干将”。1975年的共同遭遇，使他们的心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在十一大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井于1977年10月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当时华国锋兼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胡耀邦实际主持党校日常工作。这一年12月，中央兔去了郭玉峰的中组部部长职务之后，胡耀邦又兼任了中组部长这一重要职务。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这样～个特殊时期，中共中央党校负责为新时期培养党的干部，可谓责任重大。富有创新精神的胡耀邦还开发了中央党校的理论资源，使中央党校在意识形态诸多部门中秀出于林，成为当时研究、宣传新时期理论的最重要的基地，为开拓新局面，推动当代中国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中共中央组织部这个部门，则站在平反冤假错案的第一线。这在当时是一项阻力很大、极为复杂艰巨的工作。

　　同时兼任这两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在党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胡耀邦不负众望。

　　1977年10月，在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长之前，他就指导、组织撰写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旗帜鲜明地针对大量冤假错案迟迟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为干部政策的拨乱反正大造舆论，引起强烈反响。

　　12月10日，胡耀邦任中组部长，他一上任就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

　　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改正过来。

　　讲话中所说的“不管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的”．当然包括毛泽东定的案。这就直接冲击了“两个凡是”。

　　胡耀邦敢说敢于。他率领中组部工作人员，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为指导思想，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使许多干部得到了解放，并且促进各地方、各部门解放干部的工作迅速展开。这就破除了”左”的办案思想和办案方法，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大规模平反积案、铁案”，揭开了序幕。

　　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残酷打击无情斗争，被搞得家破人亡而又迟迟见不到天日的干部，终于在有生之年看到了希望。许许多多受迫害的干部和他们的亲人称胡耀邦是“胡青天”。

　　胡耀邦成为中国政坛上一颗耀眼的朗星。

　　而胡耀邦为打破“两个凡是”、推动思想解放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还在后面。

　　时值1977年底1978年初，一场在思想战线上针对“两个凡是，“总攻就要开始。这场总攻的第一线组织者、指导者，就是绢耀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怎样产生的

　　在党的十一大上，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向全党提出：“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党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

　　1977年10月9日，粉碎“四人帮”之后复校的中央党校开学。

　　华国锋和叶剑英都在开学典礼上讲了话。

　　叶剑英在讲话中，根据刚刚结束的十一大精神，要求党校用心研究党的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叶剑英要求在研究中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他说：如果理论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

　　这实际上是要求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沿用“文化大革命…中对党内斗争的提法，指与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之所以沿用这个提法，是由于当时“两个凡是”的观点尚占主导地位，还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也还没有力刘少奇平反的缘故。

　　身兼中央党校校长的华国锋也向党校布置了同样的研究任务。

　　在讨论这个研究任务的过程中，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猖撅的现实，对“‘路线斗争”的研究发表了极其重要的指导意见：

　　“因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是什么论啊y“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还要看实践嘛！”

　　“以哪个人的讲话、哪个文件为依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

　　参加这项工作的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冯文彬说：“要研究党史就要恢复党的传统，敢于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脑子里还有；日框子，精神枷锁，就研究不好。”

　　在此期间的一次谈话中，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组的同志问：“耀邦同志，你对‘文化大革命’是怎么看法？”

　　胡耀邦回答：“实践是错误的。”

　　在十一大刚刚结束的情况下，身为中央党校负责人这样评价“文化大革命”，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魄力。

　　在胡耀邦的指导和组织下，1978年初，党校的理论工作者写出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一文第二稿。

　　文中提出研究党史应当遵循的原则是：

　　“第一，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来进行研究。”

　　“第二，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毛主席指出：‘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由路线斗争的实际结果来检验…离开实践或者闭眼不看历史事实，来争论路线是否正确，除了徒劳无益或者受骗上当以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

　　这正是胡耀邦提出的原则。

　　在这里，实践标准已经写得很明确了。

　　中央党校复校后的807名学员参加了这个文件的讨论。这些学员是中高级干部和理论宣传干部。他们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部队军以上单位。

　　胡耀邦主持党校工作，实行“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工作人员和学员的思想很活跃。

　　这些学员亲身经历了十年浩劫，很多人心里有不少疑问。在“四不主义”的氛围中，一些学员从实践出发思考问题，从根本上对“文革”提出了疑问，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了不同看法。大部分学员赞成从实践出发研究党支。这说明他们初步摆脱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接受了实践标准。

　　这807名学员是从全党范围抽调来的中高级干部和理论宣传骨干，他们的讨论十分重要，可以说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酝酿与前奏。其中，后来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高级班学员杨西光，在讨论中十分赞成实践标准。他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与这一次学习有直接关系。

　　当然，也有些学员提出：“还是应该按华主席讲话的口径来写党支。”这说明，有些人或是心有余悸，或是思想糊涂。总之，他们还是被“两个凡是“的框子套着。

　　在这期间，中央党校的刊物（理论动态）第9期（1977年8月25日）发表了该刊编辑组写的《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文，批评了一些人“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小道消息’为准，以某些权威的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一句话，以‘风’为准。《人民日报》于1978年1月9日发表邵华泽的（文风和认识路线），文章提出：“检验工作好坏、水平高低的标准是看实践，还是去看别的东西？”文章回答：“是看实践。”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张德成的文章（标准只有一个）。

　　说：“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实践标准问题，但没引起大反响。其中，张德成文章发表后，报社收到20多封读者来信，大部分来信对实践标准是持异议的。

　　这些情况，促使中央党校的理论工作者对实践标准问题做了进一步讨论和思考，并想就此问题撰写一篇重要的论文，当他们把这个想法向当时主持工作的党校副校长马文瑞汇报时，得到了马文瑞的支持。

　　胡耀邦基于要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动思想解放、进行拨乱反正的考虑，也正有此意。

　　于是，在胡耀邦的支持和指导下，由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开始起草论实践标准的文章。中央党校副教育长、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具体负责此事。

　　文章初稿草成，正在付论，来了《光明日报》的信息。

　　1978年4月，《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在审阅理论部送来的哲学专刊第77期大样的时候，看到大样上有一篇署名胡福明的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该文是报社理论部王强华去南京开会时约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朗写的。胡福朗的稿子1977年10月寄到报社，原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由《光明日报》马沛文、王强华对文章前后进行了5次修改，增加了反对教条主义、冲破禁区的内容，题目定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第五次修改稿经胡福明看过并同意。

　　杨西光看到这篇文章，联系起中央党校的学习、讨论与交锋，十分兴奋。他觉得这篇文章的题目说到了点子上，但又觉得文章仍偏重于历史叙述和理论论说，思想性和针对性不够强，特别是缺少批判“两个凡是”的内容。

　　他决定先把文章撤下来。一是文章要做较大修改，要进一步触及当时拨乱反正的重大现实问题，并且要从思想路线的角度进行阐述。二是这样重要的文章放在哲学专刊上影响小，修改后应该放到头版上，扩大影响。

　　此时。恰好胡福明到京开会，于是把胡福明请来投入修改。

　　与此同时，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孙长江正在撰写同一主题的文章，他便请孙长江于4月13日来报社开会，参与对立章的修改。胡福明、马沛文、王强华参加。

　　会议由杨西光主持，详细讨论了文章的修改意见。主要修改意见是：要加强针对性，批评“两个凡是”，要提倡冲破禁区，解放思想；要从各方面充分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充分论证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革命导师都曾经用实践修正自己的观点；要批判愚昧思想，批判“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的教条主义，等等。

　　会后，胡福明于14日、15日修改了一次，有事离京。

　　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接着作了较大修改，21日将改稿送给孙长江修改。

　　24日，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又一次讨论修改了此文，将修改稿再送到党校。

　　在此期间，杨西光亦曾亲自到党校同吴江、孙长江交换意见。

　　讨论此文修改。党校同志经过各方面考虑，决定把原已由孙长江写出的初稿和《光明日报》文章以及讨论意见并在一篇文章中，进行修改。这就是说，把党校已取得的成果放到胡福明的文章当中来。由孙长江执笔完成。

　　孙长江完稿后，再经吴江修改，27日定稿，送胡耀邦审阅定稿。

　　至此，文章进行了10次较大修改，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由胡福明起草初稿，孙长江最后执笔完稿。杨西光、吴江、马沛文、王强华多次参加讨论修改。

　　请注意标题中的“唯一”两个字。这里强调的是，除了实践这一个标准之外，没有任何其它标准，这就增强了文章的针对性和战斗力。

　　经过胡耀邦审阅定稿，决定文章先在中央党校办的《理论动态》上发表，然后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再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可以增加文章的重要性、权威性和神秘感，引人注意。

　　而且，这篇文章是集体的成果，用个人署名不合适。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全文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理论动态）是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创办的内部刊物，于1977年7月15日出版第1期。胡耀邦明确提出：办这个刊物，就是要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理论是非、思想是非再颠倒过来，一个问题一篇文章，从理论上加以说明。（理论动态）是一份朴素的，没有封面设计的刊物。每期大体只有十几页，以大字刊登一篇文章。它出版之后，由于文章理论联系实际，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很受广大干部和理论宣传部门的欢迎。

　　第二天即5月11日，（光明日报）全文刊登这篇七千多字的文章，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

　　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

　　新华社将此文向全国新闻界发了通槁。

　　各省市自治区报纸开始陆续转载此文。

　　这么多重要报纸如此迅速地转载光明日报的一篇评论，是极为罕见的。特别是这篇评论有强烈的针对性，触及到极为敏感的现实问题，所以立即轰动全国，犹如巨石投入水中，引起轩然大波。

　　自这一次《光明日报》出现“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大获成功之后，一段时期内，各主要报纸便不时采用这种署名方式，发表重要评论，以加强其权威性。这种署名方式也进入了新闻学教科书，成为新闻评论的一种。

　　历史雄文精华何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分为四个部分：

　　1、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2、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3、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4、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这篇文章的精华，就在于它紧密联系当时在各方面展开的反对”两个凡是”的尖锐的思想政治斗争，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请读一读该文部分精彩论述：

　　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诉一样。

　　有的同志担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会削弱理论的意义，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相反，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

　　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

　　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就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研究新事物新问题，不断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论推向前进。这些新的理论概括是否正确由什么来检验呢？只能用实践来检验。

　　革命导师这种尊重实践的严肃的科学态度，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真理或“顶峰”，可以不受实践的检验的；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

　　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己经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证明是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商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

　　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彼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是有超越于实践井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

　　这些精辟的论述，从理论上和思想路线上彻底揭穿了“两个凡是，，的画皮，击破了“两个凡是”的种种似是而非的依据，使困在“两个凡是“罗网中的广大干部群众获得了一种挣脱了枷锁般的解放感。

　　可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当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宣言书。

　　细读全文，其中许多论述，就是在今天也仍然有着强烈的针对性。。

　　这是因为，在改革进行到今天，仍然有人以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面目出现，大量摘引马克思的语录，说我们不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这些人承袭着其前辈的招数，企图制造新的思想枷锁，阻挡改革的脚步。对此，本书在后面向读者介绍并作分析。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不仅在间世的当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而且还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

　　风暴来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直接触犯了“两个凡是”的提出者和坚持者。，深受“左”倾路线坑害、压制、奴役的广大干部群众读了这篇文章，欢欣鼓舞之情难以用语言表达——中国终于有了希望！有人这样形容这篇文章的作用：“全国人民的思想活跃起来了。中国，就好像一个疲惫瘫软的旅人，突然服用了兴奋剂，一下子又恢复了青春活力，马上生机勃勃起来。”

　　“兴奋剂”一词用得合适与否虽然可以再推敲，但当时的那股气氛是表达出来了。

　　这文章受到了来自“上边”的巨大压力。

　　粉碎“四人帮”之后一场大规模的思想较量展开了。

　　《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12日当天晚上，正在上夜班的总编辑胡绩伟接到前《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吴冷西打来的电话。

　　吴冷西说：”你们怎么能发表这样的文章呢？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

　　他说。文章否定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恩主义的普遍真理。

　　文章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开始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之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

　　吴冷西说，文章在政治上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应该反对教条主义，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说了才是对的”，所谓要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

　　他说，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就是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名，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

　　他说，文章认为不能把毛主席的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思就是要砍旗。

　　吴冷西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有错误，大家都去争论哪些是错的，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能够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这是很坏很坏的。

　　13日．新华社社长曾涛也接到《红旗）杂志负责人打来的电话。电话说：新华社向全国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错误的，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

　　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负责思想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已开始追查此事。

　　他给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打电话问：“《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的事你知道吗？”

　　“不知道。”

　　“他们发表这么重要的文章难道没经你们审查？”

　　“按照规定，如果不是报纸社论或中央指定的文章，我们是不负责审查的。不过，这么重要的文章，按道理，他们也应该送审。”

　　“你查一查，所谓的特约评论员究竟是谁？这篇文章有问题。

　　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是想砍掉毛泽东同志这面旗帜。”

　　《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当天刚从朝鲜访问回国的华国锋自然也很快知道了此事，看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紧跟着在12日转载这篇文章，他感到事态严重。他的意见是：这篇文章的倾向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希望各报刊不要匆忙转载，等中央了解了情况之后，再作结论。

　　17日，汪东兴在一个会议上讲话中，公开点了这篇文章的名。

　　他说：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么千。”他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他批评新闻单位“没有高举毛主席的旗帜”，斥责刊登这篇文章的新闻单位负责人没有党性。他提出：“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18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刚刚开始，汪东兴就把中宣部长张平化找去谈话。谈话结束，张平化回来立即邀请教育工作会议代表团团长到钓鱼台，就《标准）一文发表讲话说：

　　“这篇文章，听说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很好，另一种意见说很不好。我现在也没有完全摸透，大家可以看看，小范围可以议论议论，发表不同意见。不要因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就成定论了。毛主席生前说过：不管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用鼻子嗅一嗅，看看是香的还是臭的，不要随风转。”张平化还要求大家回去之后向省委常委汇报。

　　邓小平说：“打破精神枷锁”！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处于十分困难的时刻，邓小平以大政治家的气魄和敏锐，抓住了这个契机，毅然决然顶着风险出来说话了。

　　5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说：

　　“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30日，邓小平同几位负责人谈话时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

　　邓小平说：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的不一样，和华主席的不一样，就不行，这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

　　再过几天，就要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了。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的邓小平决心在这个重要场合反击“两个凡是”。

　　邓小平得到了军队的坚决支持。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筹备会上，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讲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就是要宣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宣传一切从实际出发，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步也前进不了。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

　　他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夭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沦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夭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

　　邓小平在讲话中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邓小平的讲话，极大地支持了（真理标准）一文。

　　邓小平讲话的第二夭，《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在第一版刊登通栏标题：邓副主席讲话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对邓小平的讲话作了报道。

　　6月6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又在第一版全文发表了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斗争白热化

　　就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邓小平支持真理标准的讲话之后，6月15日．汪东兴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会上。汪东兴再次对《标准》一文进行批评，并点名批评胡耀邦，要胡耀邦在报上发表文章要注意。

　　汪东兴说：党报要有党性。党性与个性的关系，是个性服从党性。《红旗》是党的刊物，《人民日报》是党报，新华社是党的喉舌，广播电台是党的喉舌，《光明日报》也是党报。党性与个性要摆得对，允许个性，但个性要服从党性，个性不能超过党性。

　　汪东兴还说：特约评论员文章可要注意，有几篇不是那么恰当。不要图一时好过。宣传上的不足之处，国内外敌人会利用。

　　苏、美两霸和反动派都要利用，挑拨。他们挑拨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关系，挑拨中央委员之间的关系，挑拨毛主席和华主席之间的关系，挑拨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宣传的关把得不紧，被敌人利用是不得了的事。

　　7月，汪东兴到山东视察。他在同山东省委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还说：“现在报纸上只宣传17年（指“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1949年至1966年——作者注），宣传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不宣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嘛！三七开嘛！在这一时期，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和一些省市的负责人，对真理标准的问题，不要介入，不要表态。他还批评了一些省市的负责人表了态。

　　这就影响了一部分部门和地方。某市的干部群众对《标准》一文反响强烈，可市委宣传部负责人却加以压制，一再说：“中宣部不讲话，我们不要动。…‘不介入这场争论。”该市报社组织的文章也被压了下来不准发表。

　　7月21日，邓小平同中宣部长张平化谈话，把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情况跟他讲了，然后向他指出：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

　　但是，张平化8月份到东北，在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地方上的同志请他讲讲真理标准的讨论问题，他回答说：学（实践论）吧，这就是最好的教材，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它。只讲其中的一条语录，不全面贯彻《实践论》不行，要融汇贯通。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是一条语录，不全面。他暗示大家：有人要“砍旗”。

　　9月，邓小平从朝鲜访问回国，即在东北视察，沿途大讲思想路线问题。

　　9月16日，邓小平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说：

　　“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作‘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邓小平强调：“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还是我前边讲的那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9月9日．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说：“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把包括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在内的许多理论问题搞乱了，造成思想混乱，必须予以澄清。”他强调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地办、坚持到底。我们的一切政策、计划、措施，是否正确，都要以能否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标准来检验。

　　胡耀郊奋起反击

　　面对巨大的压力，胡耀邦没有退却，他组织中央党校的理论工作者继续写文章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反驳种种刁难《标准》一文的谬论。

　　根据胡耀邦的指示，吴江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一文。

　　文章批驳了林彪、“四人帮”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颠倒；同时阐明：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也就是实践检验理论，使理论得到补充、纠正、丰富和发展的过程。文章说：对不可知论、怀疑论和其他怪论最有力的驳斥就是实践。

　　文章指出：尊重实践，尊重科学，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就能推动理论发展，获得新的真理。

　　文章系统地回答了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种种责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人之所以坚持“两个凡是”的口号，除了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这一点之外，还因为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或多或少地同这些旧口号联系在一起。

　　这篇文章把围绕着《标准》一文的分歧公开化了，被称为是《标准）一文的姐妹篇。

　　这篇文章得到了解放军领导人的坚决支持。。

　　文章送到《解放军报》，该报社表示完全赞同。6月18日，文章清样送给中共中央军委秘书氏罗瑞卿审阅。

　　罗瑞卿指示军报不要匆忙，再做一些修改，再提高一步。

　　罗瑞卿对《解放军报》负责同志说：“现在不是有人搞‘两个凡是’吗？这种做法，表面上好像在维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违背和损害毛泽东思想。马恩列斯从没讲过‘凡是’，毛泽东也没有讲过‘凡是’。如果用‘两个凡是’对待列宁的话，就不会有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和以后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用‘两个凡是’的态度对待毛主席的话，中国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在新条件下继续发展。’文章凡经修改后定槁。发表之前，罗瑞卿同志去联邦德国做腿部手术。他一直惦记着这篇将要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文章。临上飞机之前，他对解放军报负责人姚远方同志说：

　　“那篇文章，你们放胆发表。可能有人要反对，我负责，打板子找我。”

　　罗瑞卿还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我愿挨五十大板。”

　　令人痛借的是，罗瑞卿在联邦德国治病竟一去不归。他生命的最后岁月，还在为中国打开新局面竭尽努力，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6月24日，（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解放军报）发表。第二天，《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了通稿。

　　继《原则》一文之后，胡耀邦又组织了第三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刊登在9月10日出版的《理论动态）上。

　　9月26日，《人民日报》以“本报特约评沦员”的名义公开发表此文，把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

　　形势朝着有利的方向转化

　　社会各界和党内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场大讨论当中。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邢贪思的文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从理论上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

　　7月5日．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召开理论讨论会，批判林彪、“四人帮”在理论与实践关系上制造的混乱，支持《标准》一文。

　　7月17日到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邀请中央国家机关及各省市自治区党校、高校、研究机关的理论工作者和干部160多人，讨沦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会议参加者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周扬在会上讲话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意义重大。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关系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离开了实事求是，离开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离开了千百万人民革命实践的检验，就离开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新闻出版界也以空前的积极性加入讨论行列。

　　据不完全统计，到1978年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发表的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有650篇之多。这就形成了以理论界为主力，波及全国，影响各界，人人关注的讨论热潮。

　　至关重要的是，从8月到11月，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和军区负责人先后表态，公开讲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在8月27日第一个表态支持。

　　后来从9月10日到11月23日公开讲话表态支持的顺序是：

　　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玫。

　　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青海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锋，宁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陈伟达，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许家屯，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马力，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彭冲，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任荣，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

　　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沈阳部队党委第一书记孪德生，广州部队党委第一书记许世友，兰州部队第一政委肖华、司令员韩先楚，甫京部队第一政委廖汉生、司令员聂凤智。

　　成都部队司令员吴克华、第二政委孔石泉。

　　昆明部队党委第一书记刘志坚；新疆部队司令员刘震。

　　力量对比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这已不只是对学术观点的看法了，而是对重大政治原则问题的表态。

　　这些表态，对坚持实践标准的邓小平、胡耀邦等同志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同时，削弱了“两个凡是”的力量，从而使中国政治力量的天平倒向了坚持实践标准这一边。

　　这次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了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冲破了“左”倾思潮和“两个凡是”的束缚，打中了林彪、“四人帮”反科学思想体系的要害，使广大干部群众对“囚人帮”

　　路线极左实质有了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为清算“四人帮”假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同时，也深深启发和触动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根本态度问题的思考，推动了人们纠正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推动了各条战线的整顿，为大规模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条件，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

　　真理标准大讨论，是当代中国一次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历史作出了抉择。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在舆论上、人事上都陷入了极大的孤立。

　　孤独的《红旗》杂志

　　在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中，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保持着沉默。

　　在绝大多数新闻媒介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下，《红旗》杂志采取了消极抵制的态度。。

　　熊复于1978年5月17日来到《红旗》杂志担任总编辑。

　　刚上任，他就说：《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我看都有问题。

　　熊复说：现在要强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不是要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按劳分配，不能离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把按劳分配说得那么好，毛主席讲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还算数不算数？熊复上任之后第二天，汪东兴来到《红旗》杂志。在讲话中，汪东兴称赞了熊复的观点。在谈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时，他激动他说：这是针对毛主席来的！他鼓励熊复说：“（红旗）要一花独放，不参与真理标准讨论！”

　　在其后的两个多月里，各报刊大量发表文章，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专家学者以及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态评说，举世关注。

　　紧张的气氛。更给围绕这篇文章的讨沦增加了激情和扣人心弦的吸引力。人们都知道这场大讨论对于中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红旗》杂志的沉默格外引人注目。

　　7月份，《红旗》杂志编辑部内部也曾想撰写一篇温和的文章参与讨论，但终因意见不一，未能发表。

　　谭震林的一篇文章，终于打破了这个僵局。

　　1978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生85周年纪念日。《红旗》杂志提前约请谭震林撰写一篇文章。

　　谭震林是跟着毛泽东在井岗山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元老。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打击与迫害。他在党内外部很有威望。

　　谭震林的文章10月下旬送到编辑部。文章中一大部分内容是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谭震林曾对《红旗）杂志约稿的同志说：“文章不能只讲历史。

　　要从现实着眼。要我写文章，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

　　面对这篇文章，熊复为难了。他主张删掉这部分内容，但有人说文章是谭震林个人署名，应该尊重作者意见。

　　编辑部还没来得及作出最后决定，谭震林又送来了文章的修改稿，并附一封信。信中说：原稿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阐述得不透彻，强调得不够，现再作加强。

　　《红旗》杂志派人登门告诉谭震林，中央明确指示（红旗）不介入讨论。

　　谭震林大力恼火，说：“文章中材料可以动，但观点不能动。实践标准的讨论是全党的大事，有谁来辩论，找我好了。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

　　熊复只好把谭震林的文章送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审定。

　　邓小平看了这篇文章，在批示中写道：“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意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人，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就是卷入。

　　李先念批示说：“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

　　《红旗）大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

　　华国锋也同意刊登这篇文章。

　　《红旗》只好刊登这篇文章、最终也卷入进来了。

　　《中国青年》发起冲锋

　　《中国青年）是一份影响很大的杂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停刊。

　　1978年9月11日，《中国青年》杂志复刊第一期出版。

　　这一期杂志，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和童怀周编辑的一组“天安门侍抄”。

　　《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介绍了天安门事件的英雄、青年工人韩志雄的事迹。韩志雄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面对迫害打击英勇不屈，坚决与“四人帮”进行斗争。

　　童怀周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冒着风险收集整理的天安门诗歌，早就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不胫而走。

　　但是，当时，天安门事件还未公开平反。

　　这一期《中国青年》杂志刊登的涛文，显然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产物。这一期杂志一间世，立即在北京引起了极大轰动。已经通过邮局送到读者手中的4万多份杂志被人们争相传阅。

　　兼管工青妇工作的汪东兴看到这期杂志之后立即打电话给当时共青团中央负责人，严厉地提出四点意见：

　　一《中国青年》为什么只有叶副主席题辞，没有华主席题辞？二、《革命何须怕断头》宣传的韩志雄，你们了解清楚了吗？这个人有问题。

　　三、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怎么又出来了？四、为什么没有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的文章？接到汪东兴电话之后，团中央负责人立即要求杂志停印停发。

　　清华国锋题辞；把《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中“不妥当”的段落删去；同时删去“天安门诗抄”中的天安门题图和编者按，“天安门诗抄”

　　另换题目。

　　针对汪东兴的批评，《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向中共中央主席以及每一位副主席写了申诉信，要求这一期杂志不要改动。

　　9月14日，汪东兴召集团中央负责人和《中国青年》杂志组长以上的干部开会。

　　汪东兴在会上讲话，更严厉地批评了《中国青年》杂志的内容。

　　并批评了杂志社没有通过他直接向中央写信的行动。

　　他在讲话中引用华国锋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天安门事件不能翻案的讲话，批评《中国青年》杂志刊登的文章不符合华国锋讲话的精神，要求有关文章要考虑重新改动。他还要求把华国锋的题辞和毛泽东诗词三首及照片放进杂志中。这一期杂志停印停发，已发出的要收回封存。

　　汪东兴的做法引起了反弹。

　　了解内情的干部和群众纷纷向中央写信，要求“救救《中国青年）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