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23位女性的深度访谈，揭示了家庭背景、社会角色和内外部情境对女性读博意愿的影响。文章强调了理解女性社会角色、打破性别刻板印象的重要性，旨在为女性学者创造更加包容和支持的环境。

21世纪以来，我国高校女博士生规模迅速扩大，但仍普遍面临性别不平等、延期毕业、退学等现实压力。读博意愿是决定女性是否选择读博的关键因素，进而影响其学业表现和心理情绪。为提高女博士生教育质量，基于社会资本、社会角色和社会支持理论，遵循扎根理论分析进路，对23位女性进行深度访谈，借助网络搜集女性升学选择和女博士生就读体验的记录，深入探讨女性读博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由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构成的家庭资本是影响女性读博的先决条件，家庭资本越丰富的女性获得博士教育的机会越大，但出身社会低阶层家庭也可能激励女性选择读博以实现阶层跃迁；女性读博受内外部情境共同影响，外部情境主要指女性承担的社会角色和感知的社会支持，内部情境即女性自我认知，二者共同影响女性对读博的认知并调节其读博意愿的强度；家庭和社会通过赋予女性角色期待对其行为加以规训，由此诱发激烈的角色冲突并消解女性读博意愿，而来自重要他人的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和信息支持则正向强化女性读博意愿；由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共同建构的女性自我认知是影响女性是否选择读博的决定性因素；外界对女性过高的角色期待与女性对自身能力的过低评价加剧读博选择的心理冲突，带来女性在自我设限与自我发展之间摇摆不定。对女性读博意愿的关注需要理解她们的社会角色处境，突破性别刻板印象的藩篱，树立性别平等意识，为激励更多女性从事学术研究提供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和支持性的社会环境。

01 问题提出

博士生教育位于学历教育金字塔顶端，是国家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主要途径。21世纪以来，我国博士生教育规模呈现逐年递增趋势。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1997年全国博士生总数为3.99万人，女博士生占8.52%;2021年博士生总数增加到50.95万人，女博士生占42.18%。历经20多年的发展，我国女博士生规模不断扩大，生源结构日趋合理。不过，由于女博士生在读博期间面临更大的学业压力、更多的角色期待和更低的自我评价，相较于男博士生而言，女博士生更容易出现情绪焦虑和心理抑郁。近年来，女博士生因故被清退的消息屡见报端，且趋势愈加明显。英国权威期刊《自然》2019年发布的全球博士生调查研究也指出，女博士生学习满意度显著低于男博士生。
学术动机与学术意愿、学术创新具有内在关联。选择读博是多种动机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动机类型都会对读博产生重要影响。读博动机是影响女博士生学习成效的重要因素，学习动机影响学术态度，进而影响女博士生的学业表现、学习满意度和健康状况等。究竟哪些因素对女性读博意愿产生影响?哪些因素在影响甚至阻碍女性读博的学业进程?女性相较于男性在读博过程中面临哪些发展瓶颈?以上是本研究希望重点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探讨上述问题不仅有助于女性全面认识性别角色，使其更加科学、理性地进行升学选择，也可以有效纾解女博士生普遍存在的学业焦虑、心理抑郁等风险压力，切实提升我国博士生培养质量。本研究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借助扎根理论深入探讨影响女性选择读博的驱动因素，为帮助女博士生顺利完成学业提供有益参考。

02 文献回顾

（一）关于升学选择的研究
升学选择作为一项重要的教育活动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学者们从不同学科视角进行了理论阐释，其中最普遍的是基于社会学和经济学视角的研究。关于升学选择的研究最早开始于社会学领域，布劳与邓肯提出的地位获得模型以及在此基础上拓展而成的威斯康星模型、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和社会再生产理论、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迪马乔的文化流动理论等一致认为，由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构成的家庭资本通过“直接的资源排斥”和“间接的文化传承”实现优势阶层的代际传递，从而影响子女的升学选择和受教育机会获得。社会学领域的学者在解释升学选择时更多侧重于家庭背景，主要关注基础教育阶段，相关理论对高等教育阶段升学选择行为的解释略显乏力。20世纪70年代以后，学者们开始引入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包括运用人力资本理论解释教育投资行为及其成效，认为学生将教育视为对个人的投资，在升学选择时会充分权衡成本与潜在利益，以最大限度提高自身教育收益。

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发现单一的学科理论难以全面解释升学选择这一复杂过程。此后，学者们不断拓展研究视野，并尝试综合应用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加以分析，通过理论整合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例如，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就是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社会问题，该理论假定个人通过理性行动满足个体偏好或使效用最大化。还有学者结合文化资本理论与社会身份认同理论探讨社会期待对博士生读博意愿的影响。

（二）关于读博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首先，学生个体是影响读博意愿的主要因素,个体维度主要包括性别、家庭和学业表现等。不少研究发现读博意愿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对男女性别差异的刻板印象可显著预测不同性别学生的读博意愿。从家庭背景来看，家庭经济资本越丰厚且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接受博士教育的可能性越大。同时，家庭文化习惯和家庭教育期待也会对子女是否选择读博产生直接影响。从学业表现来看，课题参与数量和论文发表数量越多的学生读博意愿越强。此外，个体自我效能感、学术投入与职业倦怠能显著预测读博意愿。其次是学术组织的影响，学术组织主要包括导师、同辈和学术共同体等。导师情感支持显著影响学生学术态度,情绪性支持与工具性支持有助于提升学术能力,师门内部同辈互助程度与个体学术表现呈正相关。也有学者指出，读博意愿受学术共同体、学术分工和学术生产方式等因素影响。再次是学术环境的影响，教育环境包括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等。研究表明，学术环境和教育资源显著影响读博意愿。

（三）关于女性读博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
目前学界关于女性读博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相关研究主要采用量化分析方法，且对女性究竟因内部动机还是外部动机选择读博存在争议。有研究通过对35所设有研究生院高校的理工科博士生进行调查发现，女性因家庭和社会等外部因素影响选择读博的比例显著高于男性。也有学者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讨理工科女博士生的学习动力，研究表明女性更多因主观意愿选择读博。就读博意愿作用机制而言，赖秦江等基于2021年全国硕士生学习和发展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背景、求学动机对学术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赵嘉路等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探讨了不同读博动机对博士生专业认同的作用机制。也有学者运用质性研究方法考察了硕士生读博意愿的转变过程，指出读博意愿转变可划分为学术认知转变、学术能力获得、理性择业和深度自省4个阶段。

总体而言，学界围绕读博意愿进行了丰富而有益的探讨。研究理论视角多元，实证研究居多，特别是不少研究揭示了性别在读博意愿上的显著差异。读博意愿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现有研究大多基于问卷调查探讨了“是什么”的问题，对影响读博意愿内隐性因素及其内在关联性缺乏系统分析。研究读博意愿不仅要说明“是什么”,更要解释其影响机制。本研究将研究对象聚焦于高校女研究生，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将女性读博意愿作为一个连续过程予以考察，遵循扎根理论的分析进路，系统分析女性读博意愿的影响因素。

03 理论框架

社会资本理论将“资本”视为社会关系中的各种资源，包含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科尔曼重点阐释了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互动过程，指出该互动过程除父母给予子女期望性关注以外，还体现在对子女教育过程的有效参与上。就经济资本而言，博士教育尽管位于高等教育系统顶端，但博士生经济收入有限，仍需家庭和学校资助。由于我国“重男”思想根深蒂固，部分地区家庭在教育资源分配上存在明显的“轻女”倾向，女性只有出生于经济条件相对宽裕的家庭才可能获得相对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文化资本具体表现为父母受教育水平、文化惯习等。父母通常在日常生活中以相对隐蔽的方式将文化资本传递给子女，包括父母的教育观念、文化惯习等。研究发现，父母的教育背景对于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层次与质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就社会资本而言，父母的职业、社会关系、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及教育参与程度会显著影响子女博士教育机会的获得。

美国社会学家特纳（Tuner）将角色理论分为结构角色论与过程角色论。特纳更倾向于后者，并聚焦于互动角色扮演中的角色期待、角色冲突等问题。受“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维定式影响，女性在30岁前基本形成了“母职”和“家庭”的角色预设。相较而言，男性真正完成“父亲”角色的转换往往晚于女性。相对固化的角色扮演往往被赋予强烈的角色期待，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行为方式。博士生大多处于25至30岁，“学习”和“婚恋”的角色期待使女博士生在扮演“学生角色”的同时，也面临“家庭角色”“工作角色”等多重角色带来的冲突与张力，导致她们在选择读博时面临严重的角色压力甚至角色冲突。

Weinberger等认为，社会支持理论主要探讨外界支持对个体应对压力的影响。外在的社会支持有利于缓解女博士生学业压力和生活压力，从而减少因压力而造成的消极体验。Deutsch等基于人际关系功能理论，将社会支持分为信息支持、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等。其中，信息支持指在面临选择时获得的正面有效信息；情感支持包括对女性的鼓励、关怀与了解，女性相较于男性更为敏感，更需要情绪的慰藉和支持；工具性支持主要指女性在行动上获得的帮助。

原生家庭是影响女性是否选择读博的关键因素，显著影响女性读博认知。因此，本研究引入社会资本理论分析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女性读博的影响。借用角色理论和社会支持理论解释角色期待、角色冲突、工具性支持、情感支持和信息支持如何共同作用于女性读博认知，并最终形塑女性读博意愿。据此，本研究聚焦女性读博议题，引入社会资本理论、角色理论和社会支持理论，构建“女性读博意愿影响机制”的理论框架图（如图1）。

04 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聚焦于影响女性读博的多重因素，运用扎根理论探讨女性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读博意愿的生成过程。扎根理论是一种在分析资料的过程中建立理论的研究方法[30]。施特劳斯和科宾将编码过程进一步细化和可操作化，提出了程序化扎根理论。以卡麦兹为主的建构主义扎根理论流派倡导在研究者与受访者互动过程中共同建构理论。程序化扎根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明确的操作取向，建构主义扎根理论更契合研究秉持“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共同建构女性读博意愿影响机制”的价值倾向。据此，本研究遵循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分析进路，并结合程序化扎根理论操作路径，对获得的资料进行系统编码。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部分数据来源于半结构化访谈。为保证样本典型性，本研究遵循最大差异抽样和目的性抽样原则。首先，在样本选择过程中尽可能兼顾院校、年级、学位类型等因素，以女硕士生和女博士生为主要研究对象。其次，由于家庭资本显著影响子代博士教育获得，为确保研究对象的内部异质性，尽可能选取月平均收入和父母教育背景有显著差异的受访者。最后，重点关注女性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读博意愿。本研究调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22年4月至8月，第二阶段为2022年10月至2023年6月。笔者通过朋友引荐、线下招募和网络平台邀请等方式，共访谈了23名女性（包括在读和已毕业）,其中包含2名预访谈对象（见表1）。

另一部分数据来源于豆瓣小组网友的匿名帖。豆瓣小组“我们都是女博士，我们都站中间”“我们是学术女”小组均聚焦于女性升学选择和女博士生读博经历等话题，累计有10万余人参与讨论。这些匿名帖一定程度上勾勒出了女性读博的整体样貌和心路历程，与本研究主题高度相关，具有较大参考价值。我们从中选取50份匿名帖（发帖时间为2022年1月至2022年8月）及其评论回复，共计8万余字，将其作为访谈补充材料，具体编码方式为：D（豆瓣）+序号。我们在筛选豆瓣小组匿名帖时遵循两项基本原则：一是发表主题与“女性读博”高度相关，具有一定代表性并能引起广泛讨论；二是记录较为真实、完整，符合本研究需要。

我们预先编制了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并对2名受访者进行预访谈。访谈内容主要涉及研究对象的家庭背景、婚恋情况、校园生活、专业学习、社会环境和选择历程6个方面。访谈采取面对面或线上访谈形式，访谈时长通常在60～90分钟。在第一阶段访谈结束后，我们及时对转录后的访谈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随后针对开放式编码中出现的新概念，根据目的性抽样原则选择新一轮访谈对象并及时进行第二阶段访谈。两阶段访谈共形成转录文本23万余字。

（三）编码分析
本研究借助Nvivo 12.0质性分析软件对原始访谈资料进行整理，遵循程序化编码程序对访谈资料进行三级编码。在初次编码完成后，根据第二阶段访谈资料进行二次编码，并对初次编码和二次编码结果进行反复对比，不断优化编码结果。

第一步进行开放式编码。我们对访谈资料进行逐字逐句编码，并尽量选用受访者的原话进行标签化和概念化。由于初始概念数量多且存在概念交叉现象，本研究将意义重复的初始概念进行整合，选取频次在5次以上的初始概念，共提炼出78个初始概念，获得11个概念性编码。

第二步进行主轴编码。此阶段编码主要根据对女性读博议题“具有意义和阐释价值”原则，从11个初始概念中挑选出具有代表性且相互关联的类属概念加以提炼，从而实现范畴聚焦，最终形成家庭资本、自我认知、社会角色、社会支持4个主范畴。

第三步是选择性编码。此阶段通过归纳、整合、验证、提问等策略整理访谈资料，围绕主范畴描述并解释各范畴之间的联系，最终归纳出读博基础、读博内部情境和读博外部情境3个核心范畴。

本研究共邀请了3位受访者和2位专业人士（包括1名博士生和1名助理教授）对研究初稿进行审读，评价研究效度并提出修改建议。在编码过程中，研究者借助Guest等人提出的编码饱和方法检验理论饱和度，即用新编码占总编码的比例作为阈限值，发现当访谈进行到第16人时阈限值小于5%,判断资料达到饱和状态[32]。由于资料饱和存在不确定性，因此研究者进一步追加了7位访谈对象，并对7份访谈资料进行新一轮三级编码（见表2）,提炼出的初始编码与上述编码重合，未出现新的初始概念，故认为达到理论饱和。

05 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编码分析对提炼出的3个核心范畴和4个主范畴进行归纳、比较，建立起核心范畴联系，大致勾勒出女性读博意愿影响机制（如图2）。由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共同构成的家庭资本是女性读博的基础条件；女性读博认知受内外部情境共同影响，其中外部情境指女性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和感知社会支持，内部情境即女性的自我认知；社会角色和社会支持共同形塑女性的自我认知，并最终决定读博意愿。

（一）读博基础：家庭资本是影响女性读博的先决条件
受“重男轻女”传统思想影响，过去我国绝大多数女性在家庭教育资源分配上处于弱势地位，加之子女数量对教育资源具有明显的稀释效应[33],女性接受高层次教育的机会远不及男性。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为女性获得更多的家庭教育资源提供可能，成为我国女性获得平等受教育权的关键政策诱因。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作为家中独生女可以获得充足的教育资源。尽管独生子女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性别对分配家庭教育资源的影响，但衡量教育资源多寡的家庭资本仍是影响女性是否有机会接受博士教育的首要条件，家庭资本越丰厚，子代获得博士教育的机会越大。
家庭资本通过代际传递方式帮助女性获得教育竞争优势。科尔曼在分析社会资本对个体成长的作用时尤其关注父母与子女的互动，特别是对子女教育的有效参与。在构成社会资本的多重要素中，家庭资本对子女的早期教育具有显著影响。例如，接受过较高层次教育的父母的教育观念和文化认知在日常生活中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子女的教育观念、学习方式和求学动机。除家庭资本以外，经济资本同样会影响女性是否选择读博。通常优势阶层家庭能够给予女性充分的经济支持以解决读博期间所需费用，消除后顾之忧。优势阶层女性在硕士就读期间相对而言有更多时间专注于学业，而不具备阶层优势的女性，需花费更多精力从事兼职工作以赚取生活贴补，如X22和X19在读期间均从事5份以上兼职。兼职数量越多的女性由于学习投入时间减少，越有可能选择直接就业。不同家庭出身的女性对“钱”的认识及其意义建构不尽相同。优势阶层女性对家庭经济资本的态度更为乐观，如X18谈道：“父亲一次性打了4年的学费，完全不用考虑经济问题。”而不具备阶层优势的女性对“钱”的态度则更为敏感，倾向于将花父母的钱视为一种道德债务[34],她们会仔细权衡家庭经济资本和读博所产生的经济负担。“虽然爸妈说以我的意愿为准，但我心里总感觉会增加家里的经济负担。”（D07）
父母受教育水平、文化惯习和家庭文化氛围对女性读博意愿具有导向作用。父母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家庭由于积累了更多文化资本，对女性读博通常抱持积极的态度，希冀通过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维持优势阶层地位。X09这样描述父母对她读博的态度：“父母支持我的决定，我想读博的话就可以去读。”但文化资本代际传递并不是直接的，必须通过“惯习”加以形塑。布迪厄将“惯习”定义为阶层间文化差异的个体表现，惯习决定了个体稳定的性格特征和文化品位的形成。X02在谈到家庭环境时，强调与父亲的沟通交流对自身要强性格的塑造、目标规划、读博选择等方面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可见，家庭文化资本与女性读博意愿的萌芽和发展休戚相关，潜移默化地影响、形塑女性文化惯习。
在博士教育阶段学生间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家庭背景对博士生学业表现的影响逐渐减弱，更多强调个体的学习研究能力，但父母的职业背景、社会关系和对子女的教育期望等仍会影响女性读博意愿。尽管出生于父母职业声望有限和社会关系网络匮乏家庭的子女在社会资本方面处于劣势地位，然而部分受访者认为社会资本匮乏并不必然阻碍博士教育的获得，反而会激励其读博意愿的生成。X05的父母均是工人，她自大一起就对所学专业非常感兴趣并想继续读博深造。不过由于未达到论文发表要求，她的读博意愿开始动摇，但母亲一直鼓励她继续深造，在母亲的支持下她再次坚定读博意愿。父母寄予子女较高的教育期望源于我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读书改变命运”观念。社会资本匮乏的家庭大多秉承这一教育观念：赋予子女更高的教育期望，希望通过博士教育改变阶层地位以实现向更高阶层流动的目的。X04在谈及父母对她读博的态度时说道：“他们可能还是比较传统的想法，我可以通过读书实现自我价值。”
（二）读博认知：“角色规训”与“社会支持”的双重作用
特纳在阐述过程角色论时特别强调个体的角色期待与角色冲突。相较于男性，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容易受“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定位影响，并在职业生涯过程中自觉内化并践行这种角色认知。家庭和社会通过赋予女性独特的角色期待，对其行为加以限制、规训和引导。X12 生活在“重男轻女”观念浓厚的地区，她谈道：“我父母是不支持我读博的，他们觉得作为女生我的年龄已经到了，不用读那么多书，可以结婚，再考个公务员。”社会的“生育时钟”强加给女性的生育角色期待经常会引发角色冲突，如女性生育和学业之间的矛盾冲突。许多受访者表示，读博期间平衡家庭和学业异常艰难。脱产读博的D22便生动地阐述了这一冲突：“一方面怕现在不生以后生不出，另一方面怕生了毕不了业。”“读博毕业后也是30岁左右，去高校面临教师指标考核和生小孩的困境。”（X05）不独于此，女性还面临养育和事业的双重压力：“1到3岁小孩肯定更需要母亲，当跟我的事业上升期有冲突时，还是应当以小孩为主。”（X03）“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对女性赋予“母职角色”并形成“强度母职”（insentive mothering）的社会期待，即从文化上强调女性应把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陪伴孩子，暂时搁置个人事业，男性在养育子女上仅仅扮演辅助性角色而非替代女性照料婴幼儿。“强度母职”这一概念主要用以描述女性负担高强度家庭照料工作的生活状态和母职意识形态[37]。“强度母职”的期待致使女性不得不选择“退居二线”,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承担养育责任，从而降低了读博职业预期，弱化了读博意愿。此外，导师对男博士生的性别偏好也对女性选择读博产生抑制效应。X23说道：“实验室中男生居多。”X15直言：“通常情况下男导师更倾向于收男学生，认为他们更能吃理工科的苦。”
相较于男性而言，女性更为感性，更容易受外界因素影响。女性所感知的社会支持特别是人际支持对于读博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拥有的社会支持网络越强大，就越有能力应对来自社会环境的压力和挑战，从而提高其适应性。换言之，社会角色让女性更关注人际合作和认知共识，更注重对社会联系的建构和对生命意义的探寻，而非社会竞争本身及其所带来的成就。具体而言，其一，尽管大部分女性较少受他人意见影响，但仍有不少受访者表示情感支持能有效强化读博意愿。X08明确指出：“周围人对你的支持和肯定会让你相信你的决定是正确的。”其二，包括导师在内的重要他人的工具性支持和榜样示范能有效引导女性感知学术价值。“直到我遇到一位女老师，她充满激情活力和对学生的热爱，一直在领域内不断探索，为学科发展和社会进步做贡献，我发现了读博的真正意义。”（D33）学术型硕士生和专业型硕士生在培养目标上的差异也会影响导师指导风格。在读经济学专硕的X09坦言：“导师的指导偏向于就业，读博的同门较少。”在读法学专硕的X03也表示毕业专业对口是直接就业，她考虑工作后攻读在职博士以提升学历。倘若学硕获得导师的学术指导和发表论文数量较少，其学术热情难以得到持续强化，容易消解读博意愿。如X10表示：“受到的学术训练较少，经常需要自行摸索。”其三，信息支持有助于女性在读博选择过程中获取更多的信息资源和建议，从而更合理地做出是否读博的判断。良好的师生关系，特别是导师的社会性和可接近性有利于强化女性对博士的认知，提升女性学术自信。女性通过与社会支持系统中重要他人的互动交流获取情感慰藉、信息交互及对自我价值的认可，缓解焦虑情绪，增强自信并进一步强化读博意愿。
（三）读博意愿：在“自我设限”与“自我发展”之间持续摇摆
读博作为一项高利害、高风险的学术活动，是否选择读博对任何人而言都非易事，它是对自我能力评价和外部支持条件充分权衡的结果。已有研究表明，女性对自我能力评价普遍低于实际，而男性则会过高评价自我[38]。我们通过访谈发现，大部分女性对学习研究能力的自我评估相对保守，认为自身“学术素养普通”（X09）,“缺乏学术潜力”（X21）,自我效能感较低，而对自我的苛责极易诱发自闭、焦虑的消极情绪。究其根源，家庭和社会赋予女性的“完美、优秀、内敛、谨慎”的角色期待逐渐内化为女性对自身能力的高要求，“男强女弱”的传统性别角色进一步将女性置于两性发展的从属地位。从实际情况看，女性学业表现普遍优于男性，但对未来独立从事学术研究仍缺乏自信。如受访者X05认为自己“科研弱了一点，害怕毕不了业”。D11的研究虽然已卓有成效并获得学界认可，却因缺乏自信而陷入情绪内耗。她自述道：“总是忍不住觉得自己做的研究既没水平也没价值。”在读博期间有不少女性存在对自我能力的否定，认为“自己不是搞科研的料”（D41）,“热情和毅力都不太够，写论文无比痛苦”（D23）。许多受访者自卑感较强，过分在意他人评价而陷入自我怀疑，从而影响甚至束缚自我发展。
如果说对自我的过低评价对女性升学产生抑制效应，从而消解其读博意愿，那么多元的社会支持则有助于女性重拾求学的信心与热情。如前所述，当女性在考虑是否选择读博时获得的正向反馈越显著，升学指导越及时，师友的鼓励、安慰与关怀越多，则更倾向于选择读博。反之，则可能阻碍其读博。事实上，伴随社会环境更加包容开放和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愈来愈多的女性出于自我发展的考量选择读博。由于父母学历有限，难以提供与博士教育相关的建议，因此他们干预较少并更愿意尊重子女选择。如X08提及：“我在考虑究竟是工作还是读博时，父母一直比较尊重我的意见。”受持续扩招政策影响，博士学位带来的“边际收益”明显递减，学术职业前景并不乐观。正如X12所言：“我们想去一个稍微好一点的高校当老师，其实还挺困难的。”大部分受访者将个人发展置于首位，遵从自己内心的态度。学术志趣是支撑读博的首要动力，也是大多数女性衡量自己是否为“读博的料”的核心标准。拥有学术志趣的女博士生在读期间精神状态更好，延毕率更低。D13表示：“（读博）最大的快乐在于做自己想做的研究。”反之，对学术不感兴趣、为博士文凭而读博的女性则面临抑郁等精神健康风险，延期毕业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对读博士本身不感兴趣，只是想要学位，而自身实践经验少，博士初期非常痛苦，整个精神状态下滑。”（D49）

06 结论与反思

（一）研究结论
第一，家庭资本是女性读博的首要基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高等教育学生资助体系不断完善，女性发展空间得以有效拓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读博的经济压力。对优势阶层家庭而言，优渥的家庭条件能为女性读博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支持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而对不具备阶层优势的家庭而言，教育资源的匮乏也可能激励女性继续深造，促使女性通过接受博士教育实现自我价值和阶层跨越。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高校博士生与导师之间存在一定的经济依附关系，家庭资本不充裕的女博士生更容易受经济依附关系影响，从而导致女博士出现精神亚健康问题。
第二，社会观念和人际支持是影响女性是否选择读博及能否顺利毕业的重要驱动力。我国传统的家庭婚姻观念抑制了女性博士教育获得，女性在选择是否读博的过程中无异于一场“精神赌博”。在传统社会性别角色期待中，女性被赋予“安稳、完美”的角色期待，男性则被赋予“野心、勇气、试错”的角色期待。相对固化的性别角色和社会期待在无意识中束缚了女性思想及其行为方式，诱使其朝着符合女性性别和社会规范的方向发展。女性在实现自我发展和满足社会角色期待之间容易出现情绪波动，遭遇两难困境。同时，不少单身女性存在原子化境遇不断加剧的情况，人际支持的缺乏可能导致个体的“社会性瓦解”,严重消解读博意愿。女性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应树立自主发展意识，培育个人旨趣与志业精神，坚定自我发展方向。
第三，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共同建构女性读博的自我认知。性别由生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一方面，受传统性别观念和注重效率优先的市场竞争逻辑的共同作用，性别隔离现象始终存在于劳动力市场和教育领域，加剧了女性升学就业的压力和挑战。换言之，社会性别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女性读博的意愿。另一方面，在对自身学术能力的评价中，大多数女性表现出不自信和自我怀疑，对读博这场“赌博”满是犹疑。这一现象源自“父权制”的社会话语体系。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逐渐习得的“谨慎、内敛”等性格气质与生理结构中“力量小、承受能力低”等特质相互作用，进而演化为女性的能力焦虑，缺乏必要的社会性情感支持。此外，社会对女性生育的角色期待与其生理结构中独特的“抚育”特征共同强化了女性母职观念，女性在抚育子女时自愿付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从而影响其学业成就和博士教育获得。公平是教育的永恒话题，性别平等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要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龙头作用，必须努力扫除性别不平等的障碍，消除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和歧视观念。从长远来看，让更多女性接受博士教育有助于增强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强化角色定位和现实感知力，激发女性从事学术研究的内在动机和学术热情，为女性选择从事高挑战性的科研工作注入强劲动力。
（二）研究展望
受研究者时间、精力和条件限制，本研究在数据获取和影响机制建构方面仍存在改进的空间。第一，由于本研究的部分数据来源于网络豆瓣小组，受此前疫情和线上访谈等因素限制，研究者仅对部分豆瓣小组成员进行了访谈，对其余豆瓣匿名帖的作者难以进行深入交流以获取更多数据。由于态度和情感等信息在同质化群体聚集的网络社群中可能是单向度的，因此研究者只能基于自身理解进行判断，难以深入了解发帖者的复杂心路历程，对于匿名帖内容分析与发帖者本人表意可能存在理解偏差。未来有望进一步通过网络民族志深入女性读博社群，以了解更多社交网络平台中女性读博的内心世界。第二，在女性读博意愿的影响机制建构上，家庭或个人遭遇变故的女性读博意愿影响机制可能与本研究成果存在一定差异。如个人突发重病导致身体难以承受博士学习任务而不得不放弃读博，家庭资本和社会支持等均可能失去解释力。未来可进一步扩大研究对象范畴，增加研究对象的内部异质性，修正女性读博意愿影响机制以增强其解释力。第三，女性读博意愿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本研究尚未将访谈之后的女性读博意愿变化纳入研究范围。对此，未来可进一步做追踪调查，以深入探究女性读博意愿变化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