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这样生活肯定很困难。决心保持纯粹并不容易。从定义角度看，文化令人心向往之。他（费曼）是大都市里的鲁滨逊，这并不容易做到。

　　——科学史家 杰拉尔德·霍尔顿

　　詹姆斯·格雷克 ｜ 撰文

　　大多数科学家知道一条不那么有趣的铁律：获得诺贝尔奖标志着一个人多产生涯的结束。当然，对于许多获奖者来说，这一结局早就到来了。对另一些人来说，名望和荣誉往往会加速减弱他们作为科学家的能力，这种能力赋予了他们从事创造性工作时所需的短期强化的、狂热的专注力。还有一些获奖者进行了反击。弗朗西斯·克里克构思了一封直截了当的信：

　　克里克博士感谢你的来信和盛情邀请，但很遗憾他无法接受

　　请他签名

　　协助你的项目

　　提供照片

　　阅读你的手稿

　　治愈你的疾病

　　发表演讲

　　采访

　　参加会议

　　广播谈话

　　担任主席

　　出演电视节目

　　成为一名编辑

　　餐后讲话

　　写一本书

　　写推荐信

　　荣誉学位

　　此时此刻，费曼收到的信件中充斥着上述大多数请求（除了来找他的记者更喜欢“听我的宇宙理论”而不是“治愈我的疾病”）。成熟的科学家成了实验室负责人、部门主席、基金会官员和研究所所长。维克多·魏斯科普夫是差点儿获奖的人之一，此时，他担任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主任，他认为费曼也会被无可奈何地推入官方机构。他怂恿费曼接受打赌，并在证人面前签了字：“如果在未来十年内的任何时候（即在 197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费曼先生担任了一个‘负责人职位’，他将向魏斯科普夫先生支付 10 美元。”他们对以下含义没有异议：

　　就上述打赌而言，“负责人职位”一词应被视为一种职位，由于其性质，该职位迫使其持有人向其他人发出指示以执行某些行为，尽管持有人对其指示上述人员完成的任务一无所知。

　　费曼在 1976 年获得了这 10 美元。

　　他试图避免打扰，仿佛每一次邀请、荣誉、职业会员资格或敲门都是围绕着他的创意中心的另一根藤蔓。当他获得诺贝尔奖时，他已经试着提出从美国国家科学院辞职五年了。这项简单的任务还衍生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费曼一开始在会费账单上潦草写道：他付了 40 美元，但他辞职了。差不多一年后，他收到了美国国家科学院主席、生物学家德特勒夫·W. 布朗克（Detlev W.Bronk）的亲笔信（费曼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时，读过他关于单一神经冲动的原始论文）。费曼觉得有必要写一个礼貌的解释：

　　我提出辞职只是个人愿望，这并不意味着任何形式的抗议……我有一个特点：我觉得从心理上来说，评判人们的“功绩”是非常令人厌恶的事。因此，我无法参与挑选成员的主要活动。成为一个团体的成员，其重要活动之一是选出那些被认为值得成为该团体成员的人，这让我感到困扰……

　　也许我没有解释清楚，但这段话足以说明，作为一个自我维持的荣誉群体的成员，我并不快乐。

　　那是 1961 年。布朗克把费曼的信搁置了几个月。然后，他故意迟钝地回答：

　　感谢您愿意继续成为学院的一员……我已经尽力弱化在选举时对“荣誉”的重视……请您至少在我担任主席的最后一年里继续担任会员，对此我表示感激。

　　八年后，费曼仍在努力。他再次提出辞职。候任主席菲利普·汉德勒（Philip Handler）回答道：“我想，我们真的别无选择了，因为科学院肯定会满足您的意愿。”他巧妙地将费曼的辞职信解读为虚拟式：

　　我认为您的辞职确实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我写信希望您能重新考虑……我不愿支持这样的做法……在处理您的请求之前，我相信内政大臣办公室已经以某种方式准备好了这一程序，我非常希望您能让我们进一步了解您的情况……

　　费曼又尽可能清楚地写了一封信。汉德勒答复：

　　我领会了您多少有点隐晦的意思……我们正想增进学院的重要作用……您不愿意与我们一同努力吗？

　　最后，到了 1970 年，费曼的辞职甚至在学术界看来也已成定局，尽管他仍会收到科学家的来信，询问他是否会证实流言，并对此解释原因。

　　费曼拒绝了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提供的荣誉学位，因此最终守住了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那天对自己做出的承诺。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数百项其他提议，甚至连他的秘书都印象深刻。一位图书出版商邀请他“向一个相当沉闷的领域引入新鲜空气”，他写道：“不，先生。这个领域已经因为有太多热空气而变得闷热了。”他拒绝签署请愿书和报纸广告；越南战争此时激起了许多科学家的反对，但费曼不会公开加入他们的行列。诺贝尔奖得主费曼发现，即使是取消杂志订阅，也需要写一整封信。《今日物理》（该杂志第二期曾刊登了费曼关于 1948 年波科诺会议的文章）的编辑在一封长信的开头写道：

　　亲爱的费曼教授，您在随我们五月号的问卷发回的评论中（“我从来没有读过您的杂志。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杂志要出版。请把我从您的邮寄列表中删除。我不想要。”）给我们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

　　400 字之后，编辑没有放弃：

　　我很抱歉再占用您的时间，但如果您能向我们详细说明一下先前的评论，《今日物理》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将非常感激。

　　所以费曼解释了：

　　尊敬的先生，

　　我不是“物理学家们”，我只是我。我不看您的杂志，所以我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也许它不错，我不知道。别寄给我。请按要求将我的名字从邮寄列表中删除。无论其他物理学家需要或不需要，想要或不想要，都与此无关……我无意动摇您对贵刊的信心，更无意建议贵刊停办，只是希望您停止把它寄到我这里。请照做行吗？

　　费曼的保护壳更加坚固了。他知道自己看起来很冷漠。他的秘书海伦·塔克（Helen Tuck）保护着他，有时会在费曼躲在门后时送走访客。或者，他会对一个满怀希望的学生大喊大叫，让学生离开——他正在工作。在加州理工学院，他几乎从未参与过自己部门的事务：决定任期、申请拨款或其他任何对大多数科学家来说是“时间开销”的行政琐事。加州理工学院的各个部门，就像每一所美国大学的科学院系一样，其大部分资金是通过美国能源部、国防部和其他政府机构的高度结构化申请流程而获得的，其中有团体申请和个人申请，以支付工资、学生、设备和管理费用。例如，在加州理工学院，一位高级教授可以要求空军支付部分工资，他会得到一笔可自由支配的款项，用于旅行、购买计算机或资助研究生。费曼在加州理工学院独来独往，在物理学领域也几乎独自一人，他对自己拒绝参与这一过程感到心情愉快。在一些同事看来，费曼似乎很自私。

　　然而，科学史家杰拉尔德·霍尔顿想到，费曼可能在当“苦行僧”。霍尔顿说：“这样生活肯定很困难。决心保持纯粹并不容易。从定义角度看，文化令人心向往之。他是大都市里的鲁滨逊，这并不容易做到。”拉比曾说过，物理学家是人类中的彼得·潘，费曼不肯放弃不负责任和孩子气的特质。他在自己的档案中引用了爱因斯坦关于“探究的神圣好奇心”的一句话：“这株娇嫩的小植物，除了刺激之外，主要需要自由；没有自由，它无疑就会走向腐烂和毁灭。”他保护自己的自由，就像保护大风中快要熄灭的蜡烛。他不惜冒着伤害朋友的风险。在费曼获得诺贝尔奖后的第二年，汉斯·贝特年满 60 岁，费曼拒绝以自己的名义按照庆贺惯例为纪念论文集投稿。

　　他吓坏了。在获奖后的几年里，他感到自己没有创造力了。1967 年初，他的加州理工学院同事戴维·古德斯坦与他一起前往芝加哥大学，古德斯坦将在那里向本科生发表演讲。古德斯坦认为，费曼看起来非常沮丧和担心。当古德斯坦下楼到教师俱乐部吃早餐时，他发现费曼已经在那里了，正在和一个人交谈，古德斯坦认出那是 DNA 的共同发现者詹姆斯·沃森。沃森给了费曼一份暂定命名为《诚实的吉姆》（Honest Jim）的手稿。如果按照后来的标准，这会是一本枯燥的回忆录，但当它以不同的标题《双螺旋》（The Double Helix）出版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它以一种令沃森的许多同事震惊的坦率，描绘了真正科学家的野心、竞争力、失误、误会和原始的兴奋。费曼没有去参加为他庆祝的鸡尾酒会，却在芝加哥教师俱乐部的房间里读了这本书，他觉得很感动。后来，他给沃森写信：

　　不要让任何没有读到结尾的人批评这本书。它表面的小毛病和琐碎的逸事都有着深刻的意义……那些“说科学不是这样完成的”的人是错的……当你描述你脑子里发生的事情时，真相会断断续续地扑面而来，并最终被完全认识，你就是在描述科学是如何完成的。我知道，因为我也有过同样美丽而可怕的经历。

　　那天深夜，在芝加哥，费曼把书塞进古德斯坦的手里，告诉他必须要读这本书，吓了古德斯坦一跳。古德斯坦说他会很期待这本书的。费曼说，不，你必须现在就读。古德斯坦照做了，一页一页，直到天亮，而费曼在他身旁踱步，或坐下来在一张纸上涂涂写写。在某一刻，古德斯坦评论道：“你看，尽管与其所在领域的所有人做的事不同，沃森却做出了这一伟大的发现，这太令人惊讶了。”

　　费曼举起他一直在涂写的那张纸，在潦草笔记和装饰图画中，他写了一个词：“忽视”（DISREGARD）。

　　他说：“这就是我所忘记的。”

　　本文摘自《费曼传》，[美] 詹姆斯·格雷克（James Gleick）著，高爽/赵晓蕊 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赛先生》获授权发表。

　　詹姆斯·格雷克（James Gleick），享誉全球的美国作家，曾任美国作家协会主席。凭借《牛顿传》《费曼传》《混沌》三次入围普利策奖，《信息简史》荣获英国皇家学会图书奖和中国文津图书奖。各类作品已被译为30多种语言。物理学家默里·盖尔曼曾说：“格雷克的书描述了费曼的天才一生，证明他自己也是一位天才。”

　　《费曼传》

　　[美] 詹姆斯·格雷克 著

　　高爽/赵晓蕊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