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社会陷入了孤岛之中，人人自保、事事防备，每个群体以及每个单位都在创造安全舒适的生存环境，全然不顾他们同时在给别人制造麻烦。孤岛效应已经成为一大公害，它提高了社会运行成本，减弱了公共性，是社会衰退的征兆。

　　一

　　从2024年1月1日起，北大清华将交互身份核验信息，两校师生实现畅行互通。第一眼看，这似乎是关于“开放”的故事，但看第二眼，却发现这是一个扩大版的“封闭”的故事。很显然，清华北大师生互通的背后，其实是自绝于城市，自绝于社会。这一政策，方便了两校师生，却麻烦了全社会。

　　它向全社会宣示：清华是北大人的清华，北大是清华人的北大，但清华北大不属于全社会。

　　中国最顶尖的两所精英大学，以“兼容并包”文化自傲的学校，却固步自封，带头建立“土围子”，人为设置社会孤岛，让人汗颜。也许，精英大学需要重新定义了，可以比照商业逻辑，越是标榜“私享”、“私密”、VIP、独尊，就越是精英。高校的精英地位，不在于其对社会的贡献，而在于其神秘感，师生的尊贵身份。

　　比照清华北大，如今全国有相当部分高校，都在孤岛化。孤岛化的理由简直让人苦笑不得，说是开放校园会影响校园秩序，万一学生受伤了怎么办？这种理由，简直是对大学和知识分子的侮辱，是对大学生的人格的侮辱。

　　教授把自己当成大学的“业主”，为封闭校园叫好，让人鄙视。大学生把自己当小孩，以为封闭校园是在保护自己，让人遗憾。大学的领导者无视公共性价值追求，校长思维降低为保安思维，考虑的不是如何服务社会，而是自身“安全”，极其短视。

　　曾有一段时间，各大城市都在致力于打通微循环，让城市更畅通。现如今，这种计划似乎停顿了，议题设置都没了，更不要说执行。市政公路要经过校园、医院、单位大院，谈何容易。越是层级高的单位，越是难以沟通，越是面临讨价还价。疫情防控期间，各城市首先征用的是市属高校、党校和其他单位，省属、部属高校的协调让人望而生畏。

　　这也就不难理解，很多高校成了独立王国，完全不顾及所在城市的需要，市民的呼声。

　　二

　　何止大学是孤岛，是个地方都要设置一些通行障碍。到处都有栏杆，到处都有围墙，到处都要扫码，到处都要登记，到处都要预约，到处都要人脸识别，到处都要检查。

　　“安全”问题已经从社会的隐蔽角落走入了光天化日之下。过去，“安全”是属于专门机关，专业人士的职责，现如今，人人都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再小一个单位，也要设置安全员，财产安全、消防安全、人身安全，无所不包。为了预防万一，就得一万个小心。

　　因此，任何场合都要安全程序，都要设置安全设施，也就变得理所当然。各地为了个日常“安全”，不知投入了多少人力和财力，效果却是，投入越大，人们承受风险的能力越差。人人自危，那就人人防备。

　　当前，几乎每一个小区都是孤岛。现如今，政府把特殊时期的无奈之举，当成是一个常态，网格化管理几乎成了无可置疑的创新举措。就没有人仔细去想想，划分网格，划清界限的背后，赋予每个网格员职责以后，其实是在划分“领地”，制造事不关己的社会风气。

　　就没人去想想，我们费尽心机打破封建绳索，节衣缩食让各地互联互通，深化改革创造统一大市场格局，竭尽全力构建命运共同体，结果却在微观环境里，不断制造障碍，不断制造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事实上，自由并不是一个抽象口号。现如今，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差别，完全可以从能否突破“界限”来衡量。大学师生是特殊利益群体，他们独享公共文化空间，让想要沾染学术气氛的普通市民望梅止渴。实在止不住，就只能托关系让学校的老师帮忙预约，结果，关系也成了身份象征。

　　让人感慨的是，一方面，城市里的公共空间越来越开放，公园、图书馆、博物馆等，都在开放。乃至于，很多居委会都为户外工作者设置了驿站。有些街边小店专门为清洁工提供廉价或免费服务。但在另一方面，既得利益者却在独占领地，不断打围栏设门槛，既要占城市的便宜，又要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三

　　如今，我们在刻意制造一个个“土围子”。

　　曾几何时，“土围子”是封建制的象征。笔者是客家人，聚族而居，老家每一个土楼都带有军事功能，我老家祖屋现如今都还有枪眼，方便防卫。笔者小时候还有极强的“领地”概念，去外姓同学家里玩，得小心翼翼，路过别人的“领地”，可以感受到别人审视的眼光。

　　人们只知道“土围子”里面的温情脉脉，却选择性忽视“土围子”之间的冷血残暴。很多人在想象“乡贤”的社会整合功能，却选择性忽略“乡贤”通常代表特定的“领地”利益，他们同时也是“领地”之间斗争的领导者，是社会分裂的助推手。

　　珠三角地区的集体经济，曾一度让人羡慕。受益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当地的土地增值极快。有些村民小组（自然村）集体收入暴增，村民因此获得巨额分红，一旦拆迁，村民一夜暴富。“土围子”以内的集体经济成员，享受好处；站在“土围子”之外的人，则红了眼。这种集体经济，到底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还是封建性质的，很值得怀疑。

　　城市社区的“网格化”也好，农村地区的“集体化”也罢，看上去都是现代性的产物，甚至还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色彩。在本意上，这些制度都是为了增进社会进步，让社会更加开放平等。然而，它们都意外制造了社会“孤岛”效应。人们都生活在堡垒里，都有明确的边界意识，都躲在堡垒里计算个人利害得失。

　　至今为止，邻避效应还在扩散。城市垃圾站是要修的，但别修在自己小区旁边。小区里的垃圾桶是要有地方放的，但别规划在自己楼下。业委会是要有的，但谁当谁倒霉。人人都在义正严辞伸张权益，唯独不讲公义。

　　四

　　社会孤岛效应也体制化了。社会上到处都是“土围子”，划定界限，政府部门也在跑马圈地，建立自己的专属“领地”。

　　现如今，基层已经被上级部门“殖民”了，他们没有自主性，能够做主的事情越来越少。每个部门都希望自己在基层有个“腿”，能够一竿子插到底。所以，各部门都有强大的动力指挥基层，或者绕开基层。

　　有钱的部门出钱，通过扩大机构建立基层组织，再不济也要雇佣协管员，为自己干活。有权的部门，则通过监督考核等杠杆，要求基层为自己的部门服务。基层充斥着各种条线工作人员，他们人在基层，做的却是上级部门下派的任务，直接接受上级指令。在各种平台和系统中，这些工作人员被程序控制，按部就班工作，成了“屏幕官僚”。

　　部门之间有明显的孤岛效应。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利益，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开展工作。很多部门在开展工作时，趋利避害是不言自明的原则。有利的事情，一定要想方设法攥在手里；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则要想方设法推出去。

　　部门之间也讲究三六九等，强势部门好处占尽，年中考核一定要优；弱势部门则自认倒霉，夹缝中生存，只能靠努力工作获得主要领导青睐。由于每个部门都有小九九，都在想方设法防备别的部门，以至于最为基础的信息也不愿意共享。

　　最典型的表现是，每个部门都建立自己的系统和平台，都不愿意和别的部门共享信息，部门间的孤岛效应扩散到信息领域，制造了数据孤岛。不客气地说，各地政府花大精力建立所谓的大数据平台，在现有的条块关系下，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在网约车商业化之前，各地的运管部门和出租车公司都在建立自己的网约车和电话约车平台，技术上没有门槛，但问题出现在部门和地区分割上。平台使用规模越小，数据越不能共通，效率就越低，就越无用。

　　所谓“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根源不在于技术，而在于部门之间的孤岛效应。

　　由于孤岛效应太麻烦，各地也就不得不成立各种协调机制。各种领导小组、委员会越建越多，但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政府机构叠床架屋，效率不进反退。各部门领导开会越来越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各种协调机构越来越多。

　　在基层，组建应急局的本意是为了更好地整合应急力量，把应急委员会设置在应急局也看似理所当然，但应急是一项综合协调极强的工作，一个职能部门根本就不可能调动指挥其他部门。最终，还是得依靠政府办来协调。

　　很多地方为了提高效率，在短时间内推进某项重点工作，干脆从各部门抽调人员，组成指挥部集中攻关。有些地方，抽调干部的比例极高，甚至于，指挥部成了特区，最有能力也最有活力的年轻干部可能都到了这种攻坚克难的部门，这在无形中重构了基层体制。

　　地方工作出现了多中心工作格局，常规体制往往不在发挥作用，而一直依赖于非常规体制。基层出现了奇妙的现象，治理资源越来越集中，领导注意力越来越聚焦，其结果一定是少部分人积极，多数人躺平。

　　非常遗憾的是，社会整体效率很可能在下降。我们看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高效，却忽略了孤岛效应下常规能力的急剧下降。（本文作者吕德文系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相关评论】 北大清华互通，丢人丢到家了 （虞乐仲）

前几天听说，因为反对北大门禁制度的北大副教授李植，在校门口闯关，闹出了比较大的舆情，北大校领导决定有序开放校门。

昨天，我才知道，我白高兴了一场。

原来，北大的所谓“开放”，不过是和隔壁的清华大学“畅行互通”。换句庸俗易懂的比喻，那就是“只有门当户对，才能结为亲家”。不是一个圈子的外人想进，门都没有。

此刻，北大正在高调宣传自己的这项新政，彷佛因为关闭校门几年时间之后，突然对属于自己同一阶层的“贵族”打开一道小小缝隙，北大校领导收获了一项响当当的业绩。

先关起大学校门，然而，再打开一点点。于是，一项“仁政”就此诞生了。或许，这也是关闭校门的好处之一吧。

政治学理论认为，权力和优越感的本质是对资源的垄断。当一个部分或一个人，手中拥有你渴望得到的资源的时候，这个部门或这个人，便对你拥有了权力和优越感。一旦没有了资源，这个部门或这个人，对你也就失去了权力和优越感。

北大校门对社会开放一百多年了，谁都可以自由进出。因此，长期以来，谁都不把这当一回事。

疫情期间，特殊原因导致关闭校门，让北大清华校领导们突然意识到，原来，从关起校门那一刻起，进出校门、参观校园的权利，瞬间便成为校领导手里的资源。一旦盘活了这份资源，一项权力和浓浓的优越感便从天而降。

某些校领导懂得施行“仁政”，不想独占这份资源，愿意让自己的教职工和学生分享一部分突然冒出来的“福利”。于是，某些名校出台进出校门细则。

细则规定，在校门口，本校教职工和学生，只要出示证件，就有权利带一到两个人进入校门。如此一来，原本无权无势的本校教职工和学生，也突然获得了一项权力和优越感。

这样一来，因为关闭大门校门，从校领导、教职工，再到学生，简直是皆大欢喜。

千万不要再跟我说，北大清华教职工和学生大多数都反对这项门禁制度。那只是你基于善意的想当然而已。

前几天，加我微信的北大在读学生亲口告诉我：“我是同意您的结论的，严查证件一定是绝大部分的老师、同学都支持。最起码也是默许。”（严查证件的意思，可不是外人凭证件就可以进去，而是北大其他校区的学生，凭本校学生证，可以自由进出。）

北大清华迟迟不肯对社会公众开放校门，告诉了国人什么了？

第一，习惯管制的思维，仍然深深烙在中国人的头脑里。习惯管制的背后，是多数国人对自由的深深误解和恐惧，总倾向于认为，自由便意味着失序和混乱。哪怕是北大校领导和众多教授，认知和见识也不过如此。

在过去的文章里，我一再强调，真正值得尊重和敬仰的大学教授，实在是没有几个。有知识，不代表有见识，不代表有认知高度，大多数教授不过是靠学术混口饭吃而已。现在，大家理解了吗？

第二，多数国人对自由怀抱深深的误解，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渴望自己独占自由的特权。

疫情几年，让开放一百多年的北大校门关了起来。然而，一旦校门关上，北大校领导和师生因此而品尝到了特权的滋味，他们再也舍不得失去它。

可见，多数国人真正痛恨的，从来都只是贪官，而不是特权。没有几个国人不渴望特权的，他们只是没有机会腐败而已。论心里对特权的向往，大多数国人一点都不逊于那些被捕的贪官。

第三，一个对自由如此恐惧和排斥的北大清华，一个对特权如此钟爱的北大清华，离世界一流还差得远，实在是丢死人了。值得你千里迢迢赶去参观吗？别跟风！国内没有一所大学值得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