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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设一浅譬，如今制，教育部派督学到某几大学去视察，此督学之地位，自不比大学校长。彼之职务，仅在大学范围内，就指定项目加以视察而止。

但唐代则不然。犹如教育部分派督学在外，停驻下来，而所有该地区之各大学校长，却都是受其指挥，他可以直接指挥各大学之内部行政，而各大学校长俯首听命。

这一制度，无异是降低了各大学校长之地位。

故唐代监察使，论其本源，是一御史官，而属于监察之职者。但逐渐演变成了地方长官之最高一级。把府县地方官压抑在下面。

如是则地方行政，本来只有二级，而后来却变成三级。

然其最高一级则名不正，言不顺，遂形成一种中央集权，对地方行政，极有流弊。

——摘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二讲《唐代·唐代的政府组织》

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是一种科学，就其结构而言，是典型的形而下，但其设计理论，却是形而上艺术。

既然是艺术，它就应该符合结构学原理，应该有结构美学存在，至少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监察权应该是望远镜显微镜，而不应该是笼子，监察制度才是关押权力的笼子。

监察制度是一个结构，而监察权，既是监察制度的行权工具，也可能是个人的行权工具。监察权一旦被个人滥用，尤其这种滥用成为制度附着物，便如癌变，那就可怕了。

唐代的问题，恰恰就在于此。

唐代的监察制度设计并不完善，这也可以理解。

其一，真正形成监察制度，是汉代的事，而汉代的监察制度，又总在左右摇摆，忽重忽轻，忽有忽无。

故此，严格说来，这不是监察制度，甚至只能算是监察认知的对应，是监察作为制度化的发端。

既然如此，不完善不成熟，也就是自然而然。

其二，公权体系中的每一项制度建立的同时，便会受到权私的侵蚀、分化、攻击。

这是一对永恒的矛盾，正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样一场攻防战无休无止。

监察权的滥用，本就是私权作用的结果。

其三，监察权太容易助攻集权，对监察权进行各种限制是势所必然，故此，更容易变动。

钱穆先生说，“故唐代监察使，论其本源，是一御史官，而属于监察之职者。但逐渐演变成了地方长官之最高一级。把府县地方官压抑在下面。”

这恰恰就是监察权越权侵占行政权的结果，而且，这种越权行为，客观的制度设计为其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条件之一，皇帝要专权，不敢轻易将权力交到下属手里。

条件之二，中央和地方之间缺了一级行政结构。

条件之三，监察权没有被关进笼子里，也就是不受监察。

如此一来，哪怕监察使官虽然品级很低，基本和县令平级，却有权监察刺史以下所有官员，监察权也就成了高高在上的上位权。恰好填补了中央到州之间，缺了一级行政结构的空白。

这也就是钱穆先生所说的，“如是则地方行政，本来只有二级，而后来却变成三级。”

我不知道钱先生一再赞许汉代的郡县两级地方结构，是否认定两级是最为科学的地方结构。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汉代的两级郡县结构，让中央管理三百多个郡国，是极不科学的。

别说三百多个，就是一百多个，都根本管不过来。

唐代将全国分为十五道，这是为了执行监察权，一道也要监察约二十个州。且不说范围广权力大，一个监察使，管着二十个州，相当于现在两个省，根本就忙不过来。

早在汉代，地方监察官员由巡官变成一级行政官员，出现了州一级类行政结构，刺史变成州牧，就已经是监察权侵凌行政权的滥殇，原本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可毕竟，汉朝之亡，并非亡于监察权的过度滥用，唐朝因此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别说唐代，就是到了明朝，监察权的泛滥，达到了极致，才引起后人的重视。

钱穆先生说，“然其最高一级则名不正，言不顺，遂形成一种中央集权，对地方行政，极有流弊。”

我想，他的这句中央集权，不应该理解为皇帝集权的中央集权模式，甚至不是御史台对监察权的集专，如果理解成上位权的专控，或许就可以说得通。

另一方面，形成这种局面，源头确实是皇帝想搞中央集权。

皇帝想集权，而自己是孤家寡人，肯定集不了。他必须要用一些人，这些人便成为皇帝集权的工具。之所以能成为工具，恰恰在于皇帝向他们放权。

这种权一旦下放，便会在这些人身上，形成权力堰塞湖。区域权力集中到了这些人，比如唐代的巡按身上，不可能集中到皇帝手里，所以，集权的努力，反倒成了权力的流失。

皇帝后来是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因此，以后在尚书省也搞了一个巡官制度，称为行省。

行省基本和监察区的道重置，此举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