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丽县是紧靠缅甸的天涯地角，和缅甸有141公里的国境线。1976年夏天，我在县委宣传部任文化干事，应省军区《民兵文艺》编辑部之约，要写一篇边防民兵先进事迹的文章，我来到民兵工作搞得很好的、瑞丽江界河岸边的顿洪傣寨。

在这里，我意外地碰到了准备偷渡出境的刘涛。这位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当时和她一家人竟然跳入波涛汹涌的瑞丽江，在奋力游向对岸时，公公、婆婆被激流卷走，她自己和丈夫、小姑被闻讯赶来的边防民兵救起，押送回京。

行踪可疑的“地质队”

那天晚上9点多钟了，队长、也是民兵连长喊板才从允当桥边的大田栽秧回来，见着我他就说：“允当桥头贺派寨的树林边，有几个躲太阳的外地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戴着太阳镜，顶着遮阳帽，还有几个箱子，几把雨伞，看样子可能是地质队的，我们给他们送了水、送了菠萝，所以，耽误到现在才回来。”

我听了，马上表扬他：“地质队是最辛苦的，成天在荒山野岭生活，听说我们瑞丽有铁矿和锰矿，他们可能就是为此事而来的。你们做得好，我们民兵既要打敌人又要爱朋友，当民族团结的模范嘛！”

吃完晚饭，喊板给我介绍他们民兵建设的情况：“我们栽秧打谷都带着武器到田间，从不放松警惕，前不久，我们还抓了两个想炸允当桥的匪徒，在我们口岸还抓了几个贩卖大烟的坏人。”

飞机押送回京

晚上12点多钟，公安局的小陈来敲门找我，他说：“我们局长叫我来请问你一下，你是内地来的参加过文革的大学生，有一个叫刘涛的女人是个什么人？”我感到有些莫明其妙，反问他：“叫刘涛的多得很，你要问的是什么意思？”

小陈说：“白天送来的那几个越境的人，一句话都不回答，那个女的，我们预审股的丁股长审了她半天，她才说了一句话：‘我叫刘涛，什么都不想给你们讲，要讲我要向公安部的华国锋部长讲！’你说，这么大的架子，她是哪里来的刘涛？”

我一听，有点吃惊了，赶紧又问：“她说的是哪个地方的口音？”“普通话口音，”小陈立刻回答，“标准得很！”这一下，引起了我的联想，莫不是刘少奇的女儿刘涛？

是呀，她和我的年纪差不多，清华大学毕业的嘛！文革中她不是和弟弟一起写了一张刘少奇的大字报吗？闹得四处风云，后来听说是江青逼他们写的，一直未听到她的消息，现在又不知是哪股“疯”发了，要跑外国！

肯定是她，只有她才敢说要找华部长。想到这里，我立刻惊恐地说了：“那一定是刘少奇的女儿，你回去告诉预审股的，肯定不会错。”是的，预审股审了一夜，就只得到这一句话，其他什么也没有。

第二天，公安局根据顿洪寨民兵提供的情况，还专门到贺派树林中去搜索，结果查到刘涛他们带来的当时在缅甸最走俏的中药材杜仲，另外还有衣物和解放前的同济大学毕业证书之类的东西，都丢在树林中，但就是没有证明刘涛身份的任何材料。

县公安局立即把这些情况向上级公安部门作了报告，层层上报，当天就报到了公安部，公安部很快就明确指示：对作案人要严加看守，不准再审问，保证安全，明天之内把作案人送回北京，飞机由公安部安排，瑞丽公安局明天下午2点前一人一车押送到保山机场，不得有误。

他们一伙有五个人，三男两女，后来才听说，被水冲走的是刘涛的公公婆婆，还有一个姑娘是她的小姑，男的有一个是她的丈夫，有两个是他们的亲友，但姓啥名谁一个也没有交待。当时的瑞丽公安局，没有小汽车，要一人一车押送，怎么办？县委决定把唯一的一辆吉普车从乡下调回来专用，还是不够，怎么办？

我知道此事后赶紧向公安局长建议：小招待所停了4辆小轿车，客人可能还不走，就说有紧急外事任务借用一天，请他们支持一下，归还的时候给他们加满汽油就行了。我首先就和我接待的贾芝先生商量，他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还是李大钊同志的女婿，来民族地区深入生活，他一口就答应了。

当时的小轿车都是领导同志的公务用车，一说有紧急的外事任务，这些领导同志都同意了。第二天中午1：30分，押送刘涛5人的高规格车队按时到达离瑞丽最近的保山飞机场，那里已有飞机在等候，机旁还站着几个公安战士。

瑞丽公安局感到这个案子又大又蹊跷，刘涛肯定不敢盲目冒险来浮游滚滚界河越境，一看就知道是第一次来中缅边境，所以公安局更加注意边境那些可疑人的动向，终于抓住盈江县一名姓黄的女人，她是专门为越境客牵线搭桥的，她供认了刘涛一事和她有关。

原来，刘涛的丈夫通过从瑞丽回去的北京知青和这个盈江人的蛇头组织联系上了，他们从昆明坐的卡车都是专门安排的，直送到贺派的树林边，原定在这里和一个从缅甸来的男子接头，晚上在华侨旅舍住一晚，第二天就专门送他们从没有岗哨的田间小路出境。

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个男子未按时来，他们在树林边，被顿洪背枪的民兵问过几次，他们心虚，十分害怕，就躲进了密林深处；后来男子来了又没有见到这几个要出境的人，也就离去。当时又没有手机，刘涛他们在林中被雨水淋了一夜，想到再不走，一定会被民兵抓走，又误认为中缅国境线在这里只有瑞丽江，没有陆路，所以横下一条心。

天一亮，就来到江边无人的地方，一人抱着一根竹筒就跳下水，公公婆婆被大浪冲走了，丢在林中的同济大学毕业证书就是公公的。后来才知道，落后的缅甸决不是他们的目的地，他们想要以此为跳板到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去。

第二天，我查了一些文革中的数据，得知刘涛和我一样大，也是1944年出生的，清华的毕业生，同我一样是文革前的末代大学生，心里怎么也恨不起她来，甚至还莫名其妙地有点同情。一个国家主席的女儿，水淋淋地被当“叛国犯”从界河中抓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谜”，我不相信国家主席的女儿连国家都不爱，肯定有其他原因。

我联想到，1976年清明节期间，参加纪念周总理活动的人都成了反革命，邓小平又重新被打倒，连我心里也都憋着一口气，何况她还是最大走资派的女儿。我又想到，文革中，她和弟弟被迫写了父亲的大字报，但仍然没有得到好报，还只是一个“可教育好”子女，大学毕业才当了个工人。

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她肯定有冤屈，有想不通的事情，才走上了这条绝路。我的征文文章最后还是写完了，我没有、也不愿引用这场最精彩的“活报剧”，但写了一些顿洪、允津、芒苓几个村寨的其他生动材料，后来，仍然在《民兵文艺》上发表了。

刘涛的悲剧总是在我心中时时闪现，我到北京开会，仍然打听不到她的下落。后来，在她被关了两年的时候，才正式宣判她以偷越国境罪判刑两年，押期抵刑期。判决时，她的服刑期正好也满了，恢复了自由。

盈江那位姓黄的女子，当初判了15年刑，送到保山的监狱服刑；后来，警方知道刘涛已出狱了，她也在服刑三年时，被提前释放了。

现在，刘涛早已平反了，恢复了党籍，也落实了待遇，在北京过着平静的生活，我的心情当然也跟着平静了，但作为同龄人，我还是把她意外的逃缅之灾写出来，让大家知道这些意想不到的事情，知道她人生的坎坷，我也愿她晚年安康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