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17两日，湖北、河南、江苏等25个省份举办地方公务员的笔试招募。据公务员培训机构的推测，本周末约有450万名考生要抢逾15万个岗位的最后面试资格。

这是继中国去年底的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创下300万人报考的纪录后，考公大军再一次捅破天。虽然省考的平均考录比约34:1，但据经济观察报去年12月份引述“华图教育”的统计显示，少数岗位竞争激烈，如江苏省政府信访局机关处室二级主任科员及以下岗位的考录比高达2581:1，是实打实的“千里挑一”，另外，徐州市泉山区-区委统战部一级科员一职，也是逾两千人抢一个岗位。

而在另一边，河南妇女由于求告无门，在包公祠里面悲从中来，隔着栅栏哭拜包青天。然而包公虽然确有其人，但是包青天除了借用了包拯的姓名、身份之外，故事基本都是编造出来的，所谓包公戏、包公案小说讲到的司法情景，都不是宋代司法制度的再现。

京剧《赤桑镇》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包公的侄子包勉，为萧山县令，因贪赃枉法被人检举，奉旨出巡的包拯亲审此案，查明真相后，下令铡死亲侄子。

编写剧本的文人大概是想用这个故事来表现包青天的执法如山、大义灭亲。

而今天的法学家一看，包公亲审侄儿，这不正是传统司法缺乏回避制，缺乏程序正义的体现。万一他把侄儿给放了呢？

实际上宋代司法有着非常严格的回避制，法律绝不允许法官与原告、被告之间存在亲嫌关系，假如包公接到包勉案，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申请回避，而不是亲审侄儿、大义灭亲。

然而许多中国人，还是对包青天充满期待。中国人为什么有着浓厚的“包青天情结”？

这是因为两千年的传统农耕文化，儒家思想长期浸淫，宣扬“贤人”治国，老百姓期待“明君”,期待“包青天”，因而忽视普遍性规则的建立。

难道司法正义只能诉诸包青天式的人物？是否不通过包青天，难以达成社会正义？

实际上，人们的包青天情结，来自于人们对于司法正义不彰和制度的不健全的控诉，人民求告无门，只好天天祈愿包青天的降临。但是包青天情结，也是法治的阻碍。

2015年，中央信访督查组赴江西实地督查积案，许多访民在诉说过程中直呼中央督查组领导为“包青天”、“青天大老爷”。对此,督查组官员反复表态，“督查组不是包青天”。

中央督查组赴江西组组长、国家信访局办信二司副司长朱选文说，老百姓将督查组称为“包青天”，反映出信访群众“信上不信下”的问题。

他表示,“包青天”暗含着人治的意味，但中央督查组并不是“大包大揽”，而是将事项落实到有权处理机关，明确其处理问题的主体责任，推动信访事项按照职责权限依法按程序得以解决。

《检察日报》曾经发表文章指出，清官一人唱独角戏不符合程序公正理念。

这篇文章引用豫剧《七品芝麻官》中一句经典唱词，“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话说明，在法治不倡时代，“为民做主”乃是普通百姓呼唤救世主的呐喊，也往往成为衡量一个清官的标准。其实，“为民做主”绝非“民主”。

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是民众当家作主，民众的权利本就掌握在自己手里，不需要谁来施舍。“为民做主”恰是民众权利被剥夺殆尽的真实写照。清官老爷之所以能够“为民做主”，还不是因为他们手中操持着生杀予夺的大权。

在民主及法治社会，社会共同体成员自愿出让权利以便于社会和谐有序。在一个民主、文明、体制健全的法治社会，“清官”是不值得称道的，他们只是恪尽职守，做了他们该做的事。

当人们遵守了国家法律的时候，他们就不应当感觉到法律和司法机关的存在;反之，当人们向司法机关提出请求的时候，法律和司法机关就在他们身边。

如果在一个时代里，人们仍然呼唤清官，只能说民众的福祉还未能通过成熟的法律体系固化下来，一万个包青天,抵不过一只把权力关进去的制度笼子。

而450万的考公大军中，能有几个包青天？其他国家，考公也这么热吗?

数据显示，日本公务员的报考人数逐年减少，2021年考试报名人数为1.431万人，比2020年减少14%，也是自2012年以来的最低纪录。

日本人口1.2亿，报考人数1.431万，对比中国人口14亿，2021年公务员报考人数537万，报考/人口比大概是日本的37倍。在美国最受欢迎的十大职业中，前十职业里有7个是医生相关。前100位没找到一个公务员相关的，最接近的是74位的政治科学家。

对他们来说，公务员并非是年轻人喜欢的职业，究其原因，无外乎有三个：待遇差，油水少，法纪严。

2021年5月，俄罗斯《观点报》有一份关于择业的民调，受访者是18-22岁的俄罗斯年轻人，数据显示15%的人将公务员作为自己最理想的职业，其次是医生12%、IT专家和企业家9%、教师8%、律师6%。

2011年，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接见企业家时指出：“青年争当公务员，说明腐败很严重”。

韩国，每年公务员考试、司法考试和外务考试并称韩国三大考，2010年，韩国报考中央直属的公务员录取比达到1100：1，泰国也是，之前曼谷市政府招聘79名新公务员，有6.7万人报名。

新华网曾经评论说，亚洲官场文化盛行，其文化中对权力的崇拜很深，这和传统上亚洲国家政府职能范围广、权力大很有关系。当公务员等于拥有特殊地位和特权，人们憎恶腐败，痛恨官僚作风和以权谋私，但这种憎恶并非单纯不满，而带有羡慕、嫉妒的潜意识。

在八九十年代，许多公务员辞职下海，或者自己创业，或者进入私营企业，因为发挥的空间更大，得到的待遇更好。说明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前景可期。

在广大学子中间，考公如果能够成功，就被称作”上岸“，他们不是国为民，是为了“吃皇粮”，他们为的是福利，为的是特权。

虽然现在公务员日子也不好过，没有以前那么多油水，但是总比找不到工作好，总比没饭吃好。公务员职业的这种安全、稳定，有保障成就了各类职业之王。

如果说理想信念，“上岸吃皇粮”就是他们的初心，指望他们中间出一个包青天，是痴心妄想。指望他们中间出一个马斯克、奥特曼，更是天方夜谭。

他们既没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基本素养，也没有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更缺乏最基本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

这些人对中国国家民族社会的进步，有没有一丝丝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