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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乾隆年间为了培养八旗子弟的尚武精神，不准他们坐轿子，一律骑马。

然后他们就想出了个办法——坐马车。

乾隆皇帝无奈，只好规定王爷和一品大官可以坐轿子，其余不能骑马的绝不轻饶。

后来嘉庆当皇帝的时候，直隶提督的兵马册子里写轿夫18名，军人变成给人家抬轿子。

乾隆还规定，八旗子弟每人每年都要打靶，1人10发子弹，结果全部中靶者一个都没有。

作为“大清国本”的骑射训练按规定是每月4次，却是“十人上马半数落，呲牙裂嘴腿骨折”。

八旗官兵每年还要举行一次阵法表演，练习“十进九连环”阵法，也就是交替使用火器轰打的方阵，不过“所演阵图，则年年皆循旧式，毫无改进。”基本上就是走个过场。

但自从嘉庆皇帝之后这个过场都没有了，可想而知当时八旗子弟的战斗力有多差。

夏天圆明园的守卫，居然趁着嘉庆皇帝不在光着膀子在门口睡觉。

有人说他们消极怠工，就说我们至少干活了，谁说不可以躺着看门。

嘉庆八年二月，一个47岁叫做陈德的厨子刺杀皇帝，当时有一百多个侍卫，但只有六个人上前护卫，六个打一个，其中还有一个被人家捅了三刀，皇帝受到非常巨大的刺激，一大批护卫被免职降罪发配。

02

天下承平日久，赌博风气高涨。

当时盛京军营里十几个赌场，军官带头开赌，北京城里也有很多赌场，嘉庆曾经亲自召见兵部尚书明亮，因为他家有人就开赌场，然后叫大学士禄康去查， 然后发现大学士家也有人开赌场。

嘉庆只能换了两个人去查，后来这哥两都降职处罚，只不过依然吃喝不愁。

接下来几年，嘉庆又发现审理北京赌案13起，但是其他高官手下的赌场还是不断地开。

后来实在是受不了了，把一部分八旗子弟送回东北双城堡开垦（现在叫双城子，距离哈尔滨非常近），希望可以让他们重新有武力。

但这群享受惯了的的八旗子弟哪受得了东北的苦寒，不久便逃回来了好多。

嘉庆只能杀鸡儆猴，砍了几个带头的，但是没什么用，那就不了了之了。

嘉庆还重开宗室参加科举，希望他们能为国家出力，乡试会试直至圆明园光明殿复试只考一诗一文（多少汉人学子求一辈子都没机会）。

可即便这么简单，很多八旗子弟还是考不上。

当时的礼亲王昭槤都看不过去了，指责很多宗室不肯当官，只愿意在家里胡吃海喝，架子非常大，一天到晚装大爷，一天到晚跟那些市井流氓混一起，有什么作奸犯科的，还说自己是宗室，搞得下面的官员都不敢管。

03

还有一件非常搞笑的事，嘉庆皇帝为了保持八旗子弟的尚武精神，规定八旗子弟不得看戏。

但当时得御史和顺告诉皇帝说，自己骑马的时候，看见戏台上有六个旗人唱戏。

嘉庆就下令把那六个人和戏园老板一起被抓了。

结果戏园老板说和顺经常来看戏，但抢不到好位置，于是一怒之下就把抢了好位置的六人全举报了。

和顺反驳说，自己来戏院只是为了搜集更多证据，搞得自己像个无间道一样。

嘉庆知道后气了个半死，一怒之下，将和顺送到了伊犁当苦差。

04

太舒服就会腐化，有很多宗室都去唱戏逗鸟赌博怠工，最后居然连满语都不会说了。

清初，由于皇家重视有加，满语一度占据上风，不谙满语的汉臣需要借助翻译才能参与朝政：

“国初，满大臣不解汉语，故每部置启心郎一员，以通晓国语之汉员为之，职正三品，每遇事，座在其中参预之。”

清朝全盛之际，满语却已有明显衰微迹象。

最先抛弃国语的是驻防各地的八旗将士，他们原本就满蒙汉语混用，对满语并无特殊感情，长期驻扎汉地，日常以汉语沟通，令他们在入关不久就渐渐淡忘了满语。

康熙曾言：

“朕不虚其不知满语，但恐后生子弟渐习汉语，竟忘满语，亦未可知。”

此言一语中的，到了他执政末年，不仅是驻防在外的旗人，就连京城附近的八旗子弟也已有不谙满语者：

“闾巷则满汉皆用汉语，从此清人后生小儿多不能清语。”

雍正年间，八旗子弟满语水平退化进一步加速。

据载，驻防广州的八旗子弟：

“听闻稀少，耳音生疏，口吻更不便捷。”

尤为令皇帝震惊的是，京畿之内的旗人，也公然违背祖训。

如果说之前的传闻还是道听途说，此番则是皇帝亲耳所闻：

“近见挑选之侍卫、护军，弃其应习之清语，反以汉语互相戏谑。”

皇帝为此降旨，要求旗人“嗣后各宜勉力，异其习气，以清语、拉弓及相搏等技，专心学习”，又设立翻译考试制度，以“国语骑射”作为旗人奖惩的标准。

即便如此恩威并施，满语退化的速度并没有延缓。

乾隆年间，皇帝重申，宗室子弟“如有不能清语者，在学则将管理宗人府王公、教习治罪，在家则将父兄治罪”，可见宫廷内外满语生存环境已经不容乐观。

其后，乾隆看清了形势，对满语危机的积重难返心知肚明，他退而求其次，对驻扎各地的旗人放松了要求：

“八旗人员住居外省日久，于本地语音，虽微有随同，而旗人体态则不能更改。”

截至此时，对于清朝而言，只有东北故地的满语尚未沦陷，其余各地，包括京城附近，满语已经名存实亡。

乾隆晚年，甚至朝中满洲大臣都转而用汉文递交奏折了。

康雍乾之后，大清国运急转直下，满语命运也是岌岌可危。

嘉庆对此无能为力，只能下旨重申祖训：

“我朝列圣垂训，命后嗣无改衣冠，以清语骑射为重。圣谟深远，我子孙所当万世遵守。”

这一套说辞没什么效力，因为满语甚至渐渐在宫闱之内都不再流行。

同治年间，皇帝偶尔用满语呼唤宫人更换所乘白马，左右近侍无一人能解，只有醇亲王尚能听懂。

难怪文廷式在《闻尘偶记》里感慨：

“王公大臣通国语者，百无二、三矣。”

无独有偶，刘体智在《异辞录》里提及“满汉同化”：

“皇帝典学，尚知国语，馀则自王公大臣以下，佥不知其为何物矣。清末满大臣带领引见，太后前则易，皇帝前则难，以太后不通国语也。”

可悲可笑可叹！

05

八旗也有富贵贫穷之分，宗室日子不错，只不过底层八旗就一言难尽了。

清朝初年八旗子弟是个很珍贵的称号，通过大规模的圈地活动，掠夺许多肥沃的土地作为旗地，按照不同等级分给八旗官兵。

就算地位最低的披甲人都可以分到房屋两间，耕地30亩，月饷银二两，年米十余石，以及出征时一定数量的银米津贴（称为行粮）。

可一旦不打仗了，停止圈地，然后随着八旗人口不断增加，有些八旗子弟就活不下去了。

此后财政越来越吃紧，1853年，清朝取消了恩赏八旗兵的1个月钱粮，10年后更规定八旗骁骑校以下只发六成饷，养育兵只发七成饷，同时还规定其中三成发制钱，银钱兑换上又刮一道油水。

直到1885年京师八旗才恢复了全饷，而地方驻防八旗一直到大清灭亡都只领不到七成粮饷，而且越往后，这种扣发和欠饷越严重，到了20世纪初，东北八旗甚至只能发到不到四成钱粮。

事实上，鸦片战争时，八旗兵还只是“生计倍形竭蹶”，也就是生计艰难。

到了光绪年间，反复克扣后的八旗大兵，又没有湘军、淮军、绿营之类的种种非法收入，已经进入了崩溃区间，钱粮只勉强够夫妇二人的生存需要，子女一多就贫困不堪。

据当时日本人的记录，八旗旗人饥寒贫穷者占十之七八，不少八旗兵丁将家中“所有物件变卖糊口”，“衣敝履穿，形同乞丐”，据《清实录》记载，有的八旗兵无家什可卖，只能“男妇赴乡乞食，死者甚多”。

事实上，一个八旗马兵的收入，即便不打一丝折扣，也不过是晚清一个自耕农的水平，这还没有考虑八旗禄米广泛存在的“典钱粮”之类的借债，也没有考虑禁旅八旗自康熙年间即开始蔓延的“奢靡之风”。

事实上，刚刚到雍正年间，

“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副都统内，颇有家计艰窘之人”

——《清世宗实录》。

都统为从一品，前锋统领为正二品，基本相当于“大军区正副职”……竟然过不下去日子了……

到了嘉庆朝，八旗的生计问题甚至造就了一个“奇迹”，那就是八旗汉军出身的四品官曹纶，竟然参与了攻打紫禁城的“天理教起义”。

最后曹纶在嘉庆十八年因参与谋反而被处以极刑，为啥？

因为“穷”！

曹纶之父曹廷奎是一个廉吏，身后毫无积蓄，死于任上后，曹纶万里扶棺回京归葬，荡尽家财，到京城后居住在宣武门内报子街，妻子衣衫褴褛，曹纶出外当差只有一件破旧长袍，在家则衣不蔽体……

所谓全家只有一条裤子，也不过如此了。

而天理教的领袖林清早早就开始结交曹纶，不停地给他送钱送物，也告知了他天理教的最终目标就是攻打紫禁城，不过曹纶本人因为“出差”护送土尔扈特人到热河，错过了起义的大举，他的儿子曹福昌则已经头缠白布参加了对紫禁城的进攻。

当然，曹纶这还算是“穷报恩”，另外一群人就纯粹是奇葩了。

大清朝的宗室、奉恩将军（正四品）庆遥，宗室举人庆丰，宗室海康都是天理教外围组织红阳教的成员，天理教进攻紫禁城的计划早早通知了他们，这几位也欣然决定参加，以便在起义成功后当上被许诺的大官……

所以到了清末八旗子弟除了血统比较靠近皇室的过得不错，剩下的都已经变成穷鬼和流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