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次

3-1  托洛茨基的预测和二战后的实际状况

3-2 托洛茨基的门徒们摧毁了第四国际

3-3 从南斯拉夫到中国：第四国际的理论错误

3-4 第四国际的分裂和重新建立一个国际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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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B站的左翼辩论中，未明子声称第四国际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国际，没有也不能够领导任何社会革命。笔者在这本小册子的前言中已指出他的描述是基本正确的，尽管在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第四国际发展出大规模政党作为支部，是为例外的情况。未明子没有解答的是，为何一个由托洛茨基创立的革命国际之后变得涣散和无力领导革命，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在于在二战后第四国际已抛弃了托洛茨基主义纲领，陷入了中派主义的错误。

   然而，第四国际之所以会抛弃托洛茨基主义并最终完全涣散，原因不仅在于托洛茨基的过早死亡和第四国际余下领导人所有的经验不足和有限的理论水平等问题，而且还在于作为一个人数稀少的初创组织，第四国际在二战期间碰到了巨大的实际困难。
   在二战前夕和二战期间，第四国际的干部队伍发生了普遍的锐减。包括在与沙赫特曼派的分裂中失去了大约40%的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成员，同一时期发生了一系列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偏差，这些偏差都在政治上削弱了托洛茨基主义力量。1941年底，当美国真正参战时，坎农（J.P. Cannon）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扭曲了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军事政策。

社会主义工人党把全部重心放在托洛茨基路线中所包含的“妥协”策略上，如接受资产阶级军事化计划并努力将其置于工人的控制之下，但却掩盖了托洛茨基坚持制定这一政策的战略背景。接受军事化只有是在面对帝国主义战争已经发生的现实时，为革命失败主义所进行的明确无误的斗争。坎农以需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党的合法活动为借口，推迟党在二战爆发时发表的声明。

    只有在反对派的压力下，后者受西班牙裔墨西哥籍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穆尼斯（Munis,Grandizo）所启发，社会主义工人党才发表了一则声明，并首次刊登于1942年1月党的理论杂志《第四国际》上。不过，声明没有在党报《战士报》上发表，尽管后者的发行量更大。虽然这份声明有明确反对战争并高举国际主义旗帜、反对疯狂的战争杀戮，但是声明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指出美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美国资产阶级军队的战败是一种较小的邪恶。这可以算一份国际主义的反战声明，但不是列宁主义的革命失败主义声明。

社会主义工人党还走得更远，多次暗示法西斯主义、而非美国的“民主”帝国主义才是美国工人的主要敌人。1938年的《过渡纲领》为第四国际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部制定了一项指导原则：

“在反战运动中，首要的原则是‘主要敌人在国内’或‘本国（帝国主义的）政府的战败是较小的邪恶。”[13]

   第四国际在1940年的《战争宣言》也曾表示：“第四国际的政策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财富之上，而是建立在变帝国主义战争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之上。”[14]事实上，托洛茨基早些时候曾有机会谴责他的巴勒斯坦同志偏离了这条路线，可惜，在二战最激烈和迫在眉睫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工人党放弃了第四国际的立场。在《受审判的社会主义》中，坎农拒绝在这份销量极大的小册子中明确表示“主要敌人在国内”，如小册子中的：

“问曰：社会主义工人党真的像反对美国的资本主义的主张一样反对希特勒吗？

答曰：这是无法回答的。我们认为希特勒和纳粹主义是人类最大的敌人。我们想把它从地球表面抹掉。我们之所以不支持美国武力宣战，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美国资产阶级能够打败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我们认为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宣战才能摧毁纳粹主义。”[15]

在这个简短的问答中，坎农表现出了三个中派主义动摇：

希特勒、而非美国的财团“六十家族”，成为了美国无产阶级首要的敌人；
 

坎农提出用一场战争的方式——大概是入侵德国——来击败希特勒。而另一方面，托洛茨基正确地告诉提出类似战争的巴勒斯坦组织：“不，这样我们就无法帮助德国工人从昏迷中醒来。我们必须用行动向他们表明，革命政治就是在所有的交战国家同时进行反对各自帝国主义政府的斗争。当然，我们不能机械地理解这种‘同时性’……对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来说，任何一个在发达国家的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比所有帝国主义的‘民主国家’的军备总和要可怕得多。”[16]
 

坎农仅仅谈论工人的“领导”。因为这种说法太模糊，所以毫无意义。我们认为，只有当政府是我们的政府、真正的工人政府时，我们才会“保卫祖国”。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含糊的地方。然而，社会主义工人党则模棱两可，把“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革命失败主义口号变成了回避性的民主口号：“真正解决办法在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反法西斯战争”。[17] 他们甚至在美国参战之前就提出了这个口号。

    这种中派动摇性的意义在于，它表明社会主义工人党倾向于屈从民族主义压力和考虑，将之凌驾于国际主义压力和考量之上。坎农为其谨慎的措辞（实际上是政策）辩护的所有理由，都是为了触及“美国工人”当前存在的阶级意识，这本身自是正确且值得赞扬的愿望，但是坎农等人并未认识到作为社会主义革命者，他们需要：

反对战争初期的沙文主义狂热；

作为托洛茨基主义国际中最强大的政党，在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最佳条件下运作，就要履行其国际主义职责，以明确的革命失败主义术语向世界工人阶级大声呼吁。

    尽管在远洋商船和武装部队中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员为建立国际联系做出了勇敢的努力，但是党没有充当第四国际的国际组织中心，也没有在一个中立的欧洲国家建立一个这样的中心来和支离破碎的欧洲支部进行联络。尽管完成这项任务相当艰巨，但并非不可能。

 事实证明，欧洲人自己也能在1943年重新建立联络，当时他们在纳粹占领的国家举办了国际会议。一个国际中心，例如瑞士，使这一重组过程变得不那么困难。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没有采取果断行动来制止战争造成的组织混乱，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一些不良影响可能会被抵消。社会主义工人党进一步放弃了其作为世界运动领袖部分的责任（尽管在法律上它已经被禁止成为第四国际的支部，但它实际上仍然是其美国的支部），所以在二战后，它心甘情愿地把领导权让给了年轻和缺乏经验的欧洲支部，即帕布洛（Pablo）和曼德尔（Ernest Mandel）等领导人。

 除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错误之外，第四国际的战时历史也见证了其他各国支部偏离了社会主义一贯的反战和革命路线。在法国，二战初期还没有第四国际的官方支部，因为官方的独立工人党（POI）在1939年6月被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解散了，而其前成员暂时以“第四国际法国委员会”的名义聚集在一起。面对德国对法国的占领，他们采取了社会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认为一部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民族解放”斗争是进步的。独立工人党对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做出的这些让步是至关重要的，标志着他们对原则的完全抛弃。在二战开始时，法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受到反德情绪的感染，这种民族沙文主义毒药日后会被法国共产党广泛传播。

 第四国际在法国的另一个主要团体是国际共产主义委员会（主要源于莫利尼尔/弗兰克的战前组织PCI），这个集团虽然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潮流，拒绝支持代表法国资产阶级一派的戴高乐的“民族解放”斗争，但是他们对法国工农对抗德国占领军的斗争却陷入了抽象的宣传主义和宗派态度。

 1943年，法国在帕布洛的领导下成立了第四国际临时欧洲秘书处。1944年2月，它组织了一次欧洲支部会议，这次会议的目标之一是确保法国两大集团的统一。会议批评了独立工人党的民族主义倾向，但是接受了独立工人党的错误论点，即党在战争初期受到了工人阶级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感染。此外，会议还批评了PCI对游击战的宗派态度，暗示其宗派主义与独立工人党的民族主义和机会主义是同等的。（事实上，像曼德尔这样的中派至今仍认为法国支部主要的错误是没有充分参与戴高乐/斯大林派所领导的反对德帝国主义的军事抵抗运动）。

 没有人试图寻找PCI宗派主义的真正根源；为了实现支部的统一，他们没有提到其错误观点和对党与阶级关系的混乱问题等等。PCI试图建立“工人团体”作为苏维埃的雏形，这与莫利尼尔/弗兰克在1936年提出的将革命行动团体作为苏维埃的雏形的中派主义立场类似（参见布劳恩在《大众报》发表的《法国支部的危机》）。法国支部从来没有制定出一份二战期间完整、诚实的政治资产负债表。

 德国分部（IKD）则转向了孟什维主义方向，认为纳粹的胜利再度将“民主革命”而非无产阶级革命提上被纳粹占领国家的议程。

在英国，两个托洛茨基主义团体也犯了类似的错误。国际工人联盟（WIL）虽然在工厂开展了出色的工作，领导了罢工等等，但是最终还是落入了坎农所推进的路线。法国沦陷之前，WIL一直保持着明显的失败主义立场。在1938 年 12 月，WIL声称“唯一的行动方式是向德国工人阶级表明，我们正在与自己的老板作斗争，并以身作则鼓励他们推翻希特勒”。[18] 事实上，WIL对战争爆发所带来的实际问题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这预示着另一个托洛茨基主义团体——革命社会主义联盟（RSL）后来所犯的错误。他们认为，要求为工人提供足够的防空洞就等于协助战争。然而，在1940年法国沦陷后，这条界线开始发生变化。由于“敌人到了家门口”，WIL开始在民族沙文主义的压力前屈服。

此时，本国的战败不再是抽象的“较小的邪恶”，而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可能性。

1941年2月，WIL宣称其任务是“将当前的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工人反对纳粹主义的真正斗争”，它比美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更明确地将这一点与反对英国资本家的斗争联系起来。然而，他们的口号并不是一贯的革命失败主义口号。第四国际中较小的官方支部RSL保持着更强硬的失败主义立场。然而，与法国的PCI一样，他们表现出明显的宗派主义倾向，尤其是对这一政策的策略应用上。

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把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等量齐观是错误的。列宁在一战期间正是准备与宗派主义者结盟以团结最坚定的国际主义力量，当然并不意味着支持宗派主义者的总体路线。

我们认为，第四国际在二战后英国和法国支部的融合中，把这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等量齐观是错误的。法国的独立工人党、美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和英国的WIL的机会主义错误反映出来自社会沙文主义的压力。如果宗派主义倾向不涉及消极地放弃抵抗运动的地方（如法国），那么它显然是更优越的。同样不祥的是，第四国际和社会主义工人党本身未能起草一份诚实的政治资产负债表来说明和纠正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战时错误。

在1944 年，第四国际的几个欧洲支部在纳粹占领的欧洲国家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进行重组，会议采纳了《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革命高潮的到来》的报告。

这些证明了第四国际各支部当时仍有持续的革命潜力，这些报告写于反德沙文主义和亲盟军的情绪在欧洲迅速增长的时期，而他们依然拥护战争中采取的失败主义立场。报告表示在革命的基础上重建第四国际是切实可行的。

可惜，对关键问题观点的严重迷失最终阻碍了这一发展方向的实现。二战的后果并非像托洛茨基所预测的那样，当托洛茨基写作《过渡纲领》时，他认为未来一段时间的世界局势将会：

发生大规模的革命浪潮——尤其是在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和美国；

第四国际将质变为能够使用《过渡纲领》参与革命高潮并赢得运动领导权的国际政党；

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或仅在极权主义基础上才能生存；

要么是通过政治革命，要么是在战争中胜利的帝国主义国家将会摧毁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

工人阶级旧的领导层——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政党都会瓦解，因为他们的物质基础从帝国主义国家和苏联官僚特权的餐桌上消失了。

    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谈到的，《过渡纲领》并非一个马克思主义永恒真理的合集，而是一本“行动指南”。因此，有必要根据现实不断检验其诉求、策略和观点，并相应地制定新诉求。可惜，托洛茨基的门徒在二战后多次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3-1  二战后的实际状况和托洛茨基的预测

 托洛茨基在二战开始时的观点是，它将引发与一战后的革命一样、甚至规模更大的革命动乱。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及其改良主义的寄生官僚阶层都将陷入致命的危机之中。同样，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即使能在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军事惨败中幸存下来，也会屈服于由西方革命事件引发的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

从事后角度，我们当然可以批评托洛茨基缩短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崩溃的时间表，然而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先前都犯过的错误，这是和革命乐观主义密不可分的犯错误的风险。托洛茨基曾以如下方式考虑了他本人早期的错误观点，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他讲到：

“我们没有预测到日食，即超出我们意愿且完全独立于我们行动的事件。我们能谈及的是一个历史事件，即一个有了我们的参与就能够而且将会发生的事件。当我们谈及世界大战引发的革命时，这意味着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努力利用世界大战的后果，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加速世界革命。”[20]

   托洛茨基的预测之所以被二战后发生的事件所否定，首先是由于极其强大的客观因素。尽管英国和法国——三个“民主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两个——被证明像托洛茨基所观察到的那样腐朽和相当不稳定，可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情况远非如此。美国资本主义巨大的生产力和活力使其不仅能够维持腐朽的大英帝国，而且可以将法国帝国主义从坟墓中复活。英法作为美国的附庸国和从属国，无法挑战他们的华尔街主人。同样，在苏联，工人国家——尽管是堕落的，但是其计划经济的活力被证明比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的破坏和笨拙性都更强大。

尽管斯大林及其官僚集团在1941年将工人国家推向了深渊的边缘，还有斯大林所犯下的可怕暴行，但是一方面由于无产阶级的英勇抵抗以及农民和各民族对苏联工人国家的团结，另一方面也由于法西斯犯下了残酷的暴行，苏联最终获得了对轴心国的战争胜利。这次胜利不仅强化了苏联工人国家，也强化了寄生于其上的波拿巴主义官僚机构。美国和苏联军队横扫欧洲大陆，使盟军对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工人掀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浪潮产生出敌意。斯大林主义和英美“民主”帝国主义的胜利，强化了依赖改良主义和官僚主义倾向的政治力量。

一方面，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因“民主国家”的胜利而复活；另一方面，受苏联胜利影响的斯大林主义政党及其自身的党派也同样得到了加强。这些力量并没有面临物质基础的丧失、政治灭亡或组织解体。恰好相反，二者从二战中崛起，比 1930 年代末的状态还要强大得多。

此外，阶级合作的政治在二战前通过“人民阵线”建立起来、以第二和第三国际的威望为后盾，这些在二战后都回归了，直到1946/7年冷战开始时才被中止。资产阶级民主和斯大林主义的全部势力都被投入到掐断无产阶级革命行动上。一旦眼前的潜在革命危机得到解决，美国巨大的经济实力就用“马歇尔计划”通过对西欧的援助来发挥作用，克里姆林宫官僚机构封锁了东欧集团并开始将东欧转变为堕落的工人国家，预先在政治上剥夺了无产阶级。在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起义相当微弱，很快就被英美联军和苏联红军用军事手段镇压了。在意大利和法国，斯大林主义共产党解散了游击队民兵。在中欧和东欧各国，苏联军队和地方斯大林主义政党及其与“人民阵线”盟友的各种组合能够阻止任何革命高潮的发生。

因此，托派不仅在组织上软弱无力，而且他们摆脱作为边缘化的宣传小团体处境的努力也没有成功。相反，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政党不断壮大，并再次孤立了托洛茨基主义者。因此，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对第四国际这一弱小和迷失方向的力量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3-2 托洛茨基的门徒摧毁了第四国际

虽然新的政治和社会危机以及进一步的资本主义危机当然有可能发生，但是到了1946/7年，显然有必要对先前的结论进行重新评估并对前期的失败给出解释。如果第四国际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就不太可能出现基于灾难性的危机、立刻重新爆发的战争和延迟的世界革命等片面错误的观点。第四国际在这里犯了一种盲目的经验主义错误，马克思主义对危机、战争和革命的理解从事件被转变为长期过程，这种错误导致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寻求延长“革命视角”。

孤立和失败的第四国际领导人无法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正在从一个流产的革命时期（1944/5）过渡到一个反革命的时期，尽管这是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一次“民主反革命”，不是波拿巴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反革命。然而，大多数第四国际的老领导人还死守“马克思主义正统”而闭目不看眼前的事实。

 帕布洛和曼德尔周围的新的第四国际欧洲领导人，在表面上忠于托洛茨基革命观点的幌子下，开始以零碎和经验主义的方式歪曲托洛茨基的策略、战略和纲领。“革命”在他们看来成为了一个客观的世界进程，它在这里会选择斯大林主义官僚，在那里会选择铁托的共产党，在其他国家会选择例如英国的贝瓦派（Bevanite），去作为整个“客观历史进程”的“代理人”。而把这种零碎的修正主义系统化只是时间问题，帕布洛在1950-51年就进行了尝试。

 第四国际是在教条主义和盲目乐观主义的基础上制定二战后的前景的，而这种教条主义产生了一系列在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之间摇摆的错误。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震动将第四国际分裂为两个派别，但两个派别都受到同样错误的影响。一方面，尽管美国出现了经济繁荣的迹象，但是坎农仍坚称美国革命迫在眉睫。另一方面，坚称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要爆发的前景就意味着坚称世界永远处于前革命状态的边缘。1946年的国际代表大会的文件中清楚揭示了第四国际的这一倾向，在《帝国主义的新和平与政党建设》中他们声称：

“战争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解体，破坏了社会和国际关系相对稳定平衡的最后可能性。”[21]

之后又再次讲到：

“尽管这场战争没有立即在欧洲掀起我们所预期的范围和速度的革命高潮，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破坏了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平衡，从而开启了一个漫长的革命时期。”[22]

    这个“漫长的革命时期”成了一个不断扩大的时期，因而丧失了任何具体意义。

 不过，托洛茨基主义力量中存在纠正这些错误观点和在革命基础上重建第四国际的潜力。尽管国际领导层还是死守托洛茨基的预测，但是他们曾面临挑战，如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菲利克斯·莫罗领导的反对派认为：

“托洛茨基试图教导我们理解一点：虽然有必要对事态做出预测，但是同样有必要理解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是不可能事先预测变化的节奏的，因此我们需要在预测过程中不断引入必要的经验来纠正先前的预测。”[23]

   同样，第四国际的英国支部革命共产主义党（RCP）也反对《帝国主义的新和平》的决议，提出斯大林主义在战后得到了强化，没有陷入致命的危机。英国支部指出，认识不到这点可能会导致整个国际迷失方向。结果在1946年，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声称二战仍在继续！第四国际在呼吁苏联军队从被占领国撤军之前犹豫不决，最初它拒绝了英国支部对此提出的一项修正案，但是后来纠正了立场。法国支部则认为苏联在1946年比在二战最黑暗的期间更容易受到威胁！更令人惊讶的或许是德国托派新斯巴达克斯（Neuer Spartakus）给出的回答：“斯大林为什么要劫掠（东欧）？因为他输掉了这次战争。”[24]

同样，在关于帝国主义自身经济危机的紧迫性问题上，英国支部声称：

“但在一项旨在让我们自己的干部以眼前的经济前景为导向的决议中，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下一阶段的阶级斗争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这会影响我们眼前的宣传和策略……目前的情况是，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内资本主义第二次获得了喘息空间。资本主义自发崩溃的理论与布尔什维主义立场完全相左。”[25]

   可见，美国的莫罗和英国的反对派都对第四国际路线提出了正确的批评，但是二者都没有发展成为第四国际内部的左翼反对派。这一事实对理解后来为什么错误的决议都能不受控制地通过具有决定性意义。莫罗反对派得出的结论是，欧洲有必要回归“民主纲领”，而非过渡纲领。他们进一步敌视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占领东欧，促使第四国际采用吉拉斯的“新阶级”理论，从而完全放弃了保卫工人国家的立场。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层坚持认为，苏联军队的占领标志着经典的双重政权局面的启动，但是这并没有抵消莫罗的“新阶级”立场。最终的结果是，莫罗倾向逐渐脱离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加入了早已叛变的沙赫特曼集团。

英国支部的命运则截然不同，由于其对第四国际观点的批评和拒绝接受第四国际秘书处所赞成的“深刻加入”工党的政策，招致了来自帕布洛和曼德尔的敌意。坎农和社会主义工人党自二战前夕的政党合并谈判以来就对加拿大革命共产党的哈斯顿/格兰特领导层心怀怨怼。为了反对英国支部的现领导层，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国际秘书处在英国支部内发起了一个由格里·希利和约翰·劳伦斯领导的派系，他们于1947年分裂了英国支部以推行深度渗透工党的路线。这次分裂有效摧毁了英国支部、削弱了旧领导层并使其士气低落，同时加强了希利集团的力量。在坎农和帕布洛的支持下，两个派系于1949年重新合并，但过去的少数派在新任的领导委员会中却获得了多数席位。希利的活力后来成为他的标志，他着手开除以前的对手，将现在被称为“俱乐部”（The Club）的英国支部转变为帕布洛和坎农的忠诚份子。

 因此，当第四国际在1950年代初陷入新的理论危机时，1946/8年时的批评者已经从国际中消失了。在1951年，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主张纠正前期的错误，以此作为避免新错误的基础。

3-3 从南斯拉夫到中国：第四国际的理论错误

1948年，在帕布洛的领导下，并在坎农和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同意下，第四国际的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系统化了其错误观点，并初步建议把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转变为“国际内战”。[26] 这一观点的提出并不排除“其他国家政治发展中的其他重要因素”的可能性[27]。后来帕布洛利用第四国际的错误观点来暗示，帝国主义集团和苏联集团之间的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眉睫且不可避免。

因此，1948年大会文件中的观点曾被第四国际用作成立大规模的群众性政党的理由，后来也成为了帕布洛手中的工具，他发展出让托派加入社会民主主义党和斯大林主义党的观点。对战争可能自发转变为内战的乐观态度体现出战后第四国际所犯的一个关键方法论错误。托洛茨基的观点和预测变成了在短期内必须实现的许诺，而资本主义的崩溃和革命浪潮的爆发被认为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必须与之联系起来的“客观进程”的“必然结局”。

然而，虽然资本主义危机和工人阶级斗争的高潮显然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客观和内在矛盾所引发的，但是并不存在解决这些危机的“客观进程”。如果没有主观因素——革命的群众性政党——的胜利，工人阶级仅仅靠“客观进程”是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的。而在1948 年，第四国际没有领导任何国家的工人阶级。

此外，二战后期及战争结束初期的革命浪潮或前革命危机显然都已完结，而第四国际依然坚持这一错误预测。在1948年第四国际的世界大会上，关于斯大林主义的提纲并没有将东欧各国（包括南斯拉夫）发生的事件描述为革命过程的一部分，这是正确的。如果保留有早期的这一正确观点，第四国际是能够维持其托洛茨基主义正统的政治立场的。因此，我们支持1948年世界代表大会和1938年代表大会的两个纲领宣言。

但是，随着第四国际领导层的世界观与现实越来越不相符，他们的正统原则性也变得越来越薄弱。要将第四国际从1948年之前一直持有的正统立场中推翻，只需世界事件发生一个急剧的转折即可。事件的转折几乎是在1948年大会召开之后就立即发生了。

1948年夏天，铁托与斯大林的分裂公开化。南斯拉夫共产党（YCP）被共产主义情报局开除，而铁托被斯大林谴责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

从南斯拉夫事件中，第四国际得出了中派主义的结论和立场，他们在其中看到的是对他们错误观点的证实。根据第四国际领导层的说法，南斯拉夫证明了他们自1944年以来就一直预测的斯大林主义危机，而事态发展是成功的革命高潮的一部分。革命高潮的到来一直是他们观点的关键组成部分。

斯大林和铁托之间的一直潜在的派系斗争现在被第四国际事后地描述为“无产阶级革命”（起初只有帕布洛这么说，但到了1951年整个第四国际领导层都将其描述为“无产阶级革命”）。那场“革命”所建立的国家是一个工人国家，第四国际认为它只是量的形变而非质的堕落。相应地，铁托的寄生官僚机构也不是反革命的力量，而是需要第四国际提供建议的“列宁主义”友人。换言之，第四国际不是南共的革命反对者。第四国际秘书处在《公开信》中要求授予他们出席 1948 年 7 月的南共代表大会的权利，声明“我们完全理解你们肩负的重大责任，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协助你们沿着无产阶级和列宁主义路线解决当前的共产主义危机” 。[28]

时任第四国际领导人的帕布洛利用南斯拉夫事件攻击了托派运动的一些关键元素，例如他批判了对斯大林主义、革命政党、革命的本质和“加入主义”策略的传统理解，通过歪曲这一策略攻击了统一战线策略的共产主义前提。此外，他认为发生在南斯拉夫的进程（据他说，这确实是革命性的）也将发生在东欧“缓冲区”的其他地区，事实上，他已经在中国看到了这种情况的发生。[29]

帕布洛关于南斯拉夫的立场在第四国际1951年的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通过。这些立场得到了第四国际所有的主要分支和领导人的认可。没有人从革命角度出发反对帕布洛的中派主义立场，后者宣布“南斯拉夫是自从苏联堕落以来的第一个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国家，斯大林主义今天不再作为工人运动的有效因素存在，然而，这并不排除在某些条件下它可能会重新出现。”[30]

帕布洛立场的关键在于修正了托洛茨基主义对斯大林主义的理解，即斯大林主义始终是反革命的力量。托洛茨基的说法并不意味着斯大林主义永远不能实施进步的措施，例如实现财产关系的转变而推翻资本主义，托洛茨基的真正含义是在任何情况下，斯大林主义者总是会阻止工人阶级直接将政治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并利用手中权力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帕布洛在他的论述中曲解了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主义的分析。在1951年世界代表大会上，帕布洛的报告声称“我们已明确表示，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不尽相同，在某些特殊条件下他们有可能提出革命的方向。”[31]

帕布洛将这一修正与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作为战争和革命时代理论的修正结合起来，提出一个既荒唐又可笑的公式来代替列宁的公式。帕布洛说，无论是作为一种直接的视角还是作为对这个时代的一个决定性特征的描述：“取而代之的是革命—战争、战争—革命的概念的出现，我们时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和方向应该建基其上。”[32]

以这种理论上的“重新武装”（修正主义）为借口，帕布洛开始了一项涉及彻底清算托派纲领的策略。这是由帕布洛的“加入主义”所涉及的组织和政治让步所必需的，结果产生了“特殊类型的加入主义”（sui generic entryism），即加入社会民主党或共产党，在这些政党内进行长期活动，同时隐瞒自己的革命纲领。帕布洛认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和革命使得托派不会有时间建立一个群众性规模的政党，但这不再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各种政治力量将会公开地竞逐权力，比如斯大林主义政党也可能会迫于竞争的压力为自己提出革命的路向。而为了产生必要的压力，托派需要加入他们的党。在其他形式如社会民主主义或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党，加入的前提则是这些政党中分离出中派主义的倾向。在帕布洛看来，为了准备和发展出这种分离，加入他们是必要的。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帕布洛所主张的加入主义都不是托洛茨基在法国转向时期所倡导的那种加入主义。托洛茨基把加入主义作为一种统一战线的策略，旨在赢得左倾工人支持共产主义纲领，这种策略不可能是被长期执行的。反之，帕布洛声称“特殊类型的加入主义”必须是长期和深刻的，因此为革命纲领而进行的公开斗争必须“暂时”地放弃。[33]

这种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路线推动了第四国际沿着急剧右倾的中派主义方向前进。在1951年，帕布洛将阿根廷的庇隆主义运动描述为“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在中国，中共很快就和南共一样，也被认可为一股革命势力。

在英国，工党议员、左翼改良主义者贝文（Aneurin Bevan）成为了第四国际认可的“左翼中派主义”。1952年，帕布洛指示法国支部PCI“更深刻地”加入法国共产党，并“按原样”融入工人运动。这些让步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放弃任何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者参加的政党或运动的领导层的原则性政治斗争。

到了1953年，帕布洛领导的国际秘书处正在带领第四国际进行一次非常轻率的纲领清算，包括“特殊类型的加入主义”、斯大林主义政党的“革命”性、“战争和革命”的年代、党的从属地位等议题。这些都是帕布洛对第四国际的中派主义崩溃做出的贡献。

3-4 第四国际的分裂和重新建立一个国际的必要性

1953年，美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法国的PCI和英国的希利集团是组织与帕布洛领导的国际秘书处（IS）分裂的主要力量，然而这些人也不是革命的左翼反对派。这些人组成的国际委员会（IC）不构成托洛茨基主义相对于帕布洛的修正主义的“连续性”，而且他们也未能与1951年世界代表大会的取消主义立场彻底决裂，而正是1951年的立场为帕布洛的策略转向铺平了道路。国际委员会也没有批评（换言之，包括自我批评）第四国际的战后重塑以及由此引起的对托洛茨基纲领和方法论的系统性破坏。

国际委员会体现了其三个最大组成部分的民族孤立主义，每个组成部分都只是反对帕布洛用官僚集权推动各支部实现1951年世界代表大会的观点，换言之，只有当牵涉到他们的个别行动时。而在国际委员会内部，他们完全拒绝民主集中制。此外，由于不愿超越一个公共派系的框架，他们拒绝与帕布洛—曼德尔派系进行顽强的斗争。

因此，1953年的组织分裂可以说既太晚也太早了。从政治上讲为时已晚，因为所有的国际委员会分支都已经在1948-51年间认可并重新采纳了第四国际的路线转变。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在第四国际的框架内为在下一次世界代表大会上赢得多数席位而进行的任何斗争之前，现在分裂还为时过早。事实上，直接分裂的决定先于这样的斗争。国际委员会也没有独特和彻底的政治替代方案来替代帕布洛—曼德尔领导的国际秘书处，因此他们仍然处于派别热度取代政治光明的境地。

 尽管接受了1948-51年的修正主义，国际委员会有时仍能够对国际秘书处提出孤立但有效的批评。然而，这类批评根源于派系矛盾和对国际秘书处背叛的反感，仅仅是偶尔地超出了他们对所谓托派“正统”的毫无意义的辩护。事实上，这是灾难主义、斯大林恐惧症和对社会民主主义态度软化的修正主义混合体，坎农、布莱特鲁—法夫尔和后来的兰伯特—希利集团长期以来都率先开创了这种混合体。

 对这些团体在分裂之前和分裂期间的记录检查最终证实了这点。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与帕布洛一直保持着政治协议，直到1953年。[34]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他们不仅完全支持帕布洛对铁托的评价，而且赞同1951年世界代表大会上对南斯拉夫的决议。早在1948年，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全国委员会的一份声明就坚称铁托是“被斗争逻辑所迫”、不再是斯大林主义者。[35] 因此，当法国支部PCI联系坎农说要帮他们抵制帕布洛的政策和官僚伎俩时，坎农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我认为，第四国际的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对战后世界新现实以及这一现实所发生无法预测的转变作出了正确的分析……这些文件的作者所表达的是领导层的统一意见。他们为这场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值得赞赏和同志式的支持，而非不信任和诋毁。”[36]

    在1953年11月，第三次世界大会上的领导层宣布的那份《公开信》（实际上导致分裂的那份文件），正是同一个领导层现在宣布“第四国际的管理中不受控制的、秘密的、个人的派别，已经放弃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纲领”。[37] 结果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文件《反对帕布洛修正主义》，接受了帕布洛立场中的所有原则[38]，即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范围更大、强度更大、阻力更大”的革命浪潮，由此产生了“南斯拉夫和中国的革命胜利”！[39]

 反对斯大林主义原则的立场文件《公开信》，其方法论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派主义方法也是一致的。二者都反对斯大林主义者背叛法国总罢工，支持1953年东德起义后苏联军队从东德撤出，拒绝接受后斯大林时代苏联的自由化是好消息。这些原则和立场本身是正确的。一个革命的左翼反对派也会持有这些立场。可是，革命反对派——与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国际秘书处不同——不会把国际秘书处未能保持这些立场的过错都归咎到一个人头上，亦即《公开信》起草者帕布洛的头上。相反，他们会在领导层过去犯的错误中寻找这些错误。在1953年，社会主义工人党没有也不会这样做。从后来社会主义工人党向国际秘书处摆出的团结姿态可以看出，这些问题只是分裂的借口。

 事实上真正的分裂原因是组织原因。社会主义工人党转而反对帕布洛只是因为他通过科克伦—克拉克派系（Cochran-Clarke）对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事务进行“干涉”。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秉承美利坚民族的孤立主义传统（这在二战期间就已经暴露出来），拒绝被视为第四国际的“分支机构”，换言之，拒绝做出在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经第四国际大多数领导层同意的策略方针。当帕布洛决定支持科克伦—克拉克派系时，转折点出现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层发现了一些政治分歧，并直接分裂。此前，坎农曾相信，他之前对帕布洛的支持将确保社会主义工人党不会受到国际秘书处的组织纪律约束。这种纪律对于法国支部PCI来说可以接受，但对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而言却无法接受。

帕布洛主义——如果我们借用这个术语——的本质首先在于错误的纲领性前提，其次是帕布洛的策略性结论（即“加入主义”），最后才是他的组织方法。因此，就社会主义工人党而言，坎农领导的分裂源于其民族性考量，且主要集中在组织问题上。尽管坎农发誓不是因为这个，但这明显不是一次清晰的、有原则性的政治分裂。

 英国的希利集团几乎是完全照抄了美国的模式。在涉及的所有问题上，双方都没有严重的政治原则分歧，这体现在希利和帕布洛一样，他的办公室里悬有一幅铁托的肖像！而希利本人从1944年7月起就是坎农在英国分支的人选，他与帕布洛密切合作，摧毁了英国支部原来的哈斯顿—格兰特领导层。在哈斯顿对帕布洛对铁托表现出的软弱姿态表示批评后，这一过程更是加速进行。希利尤其不想对“特殊类型的加入主义”做出“彻底批评”，因为实际上这是他和劳伦斯从1947年起所共同开创的一个领域。

希利所主张的“加入主义策略”源自一种“视角”，它将预见左翼改良主义的领导人向中派主义的转变，而在这些人身后将掀起一场群众运动并迫使右翼改良主义的领导人下台。根据希利的想法，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这一切过程中的任务是与左翼改良主义者合并以及协助这一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公开放弃托洛茨基的《过渡纲领》、第四国际和革命政党，而且这意味着不成立专门的革命宣传机构。希利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高度秘密的派系和一个公开的左翼中派主义的团体，该团体将出版一份报纸，表达适应这种组织的政治观点。这项政策是在英国支部瓦解后由希利集团实施的。

 由此，英国支部变成了“俱乐部”（Club），一个秘密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被称为“社会主义联谊会”（Socialist Fellowship）的更广泛的公共团体包括了聚集在《社会主义前景》报纸周围的工党议员和工会官僚。

帕布洛赞同这一策略，并将其经验体现在他的“特殊类型的加入主义”策略中，认为这对于斯大林主义政党或社会民主党都适用。[41]

这种新型加入主义与托洛茨基倡导的加入主义有着明确的界限和区别。后者是基于阶级斗争的演变和在主观上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群众涌入改良主义政党的情况下，在改良主义政党内部公开形成了革命倾向，使得第四国际的旗帜至少能暂时地展开。托洛茨基认识到这样的加入只会持续一段很有限的时间，多半只是一个小插曲。

当人们考察希利集团自己对与帕布洛主义决裂的描述时，政治原则就不够清晰了。[42]

当劳伦斯（和美国的克拉克一样）成为帕布洛的直接代理人并挑战希利的领导地位时，争端就出现了。在朝鲜战争期间，劳伦斯在《社会主义前景》报刊的编委会中与“中间派”（他对左翼改良派的称呼）结盟，提出支持斯大林主义的立场。这种违反纪律的行为及其后果构成了《英国支部的斗争》（The Struggle in the British Section）。[43]不过，分裂的声明本身并非一份政治宣言，分裂时没有出现任何政治文件。这是一场组织斗争，其中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前景》中法定股东的数目，而非第四国际在1951年世界大会和之前所犯的错误。

 然而，分裂背后的政治分歧却是真实存在的。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帕布洛认为他的“战争与革命”的观点即将实现，英国分支需要确保《社会主义前景》报刊遵循帕布洛的路线，发表了一些支持斯大林主义的文章。希利和劳伦斯此时依然和平共处。然而，在1952年，在策略上转向加入斯大林主义政党后，帕布洛成功摧毁了法国分支并开始将他的策略强加于其他分支。到了1953年，劳伦斯与帕布洛勾结，在英国推动更加明确的亲斯大林主义倾向。希利对贝瓦尼派（工党左翼）的长期定位与这一策略转向相冲突，由于担心帕布洛派获胜，希利与坎农站在一起，后者正在担心帕布洛在美国也会采取类似的行动。希利在英国反对劳伦斯，并最终在国际上反对帕布洛。

 法国的PCI与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希利集团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从1951年起就对帕布洛发起了有限的政治斗争。由于他们的努力，法国支部的领导层居然还遭到了帕布洛、希利和坎农暗中的联合反对！然而，法国支部发起的政治斗争也不是基于革命政治。

1951年6月，法国支部的领导层布莱布特鲁—法夫尔在兰伯特和该组织大多数成员的支持下，对帕布洛的修正主义文件《我们走向何方？》做出了回应，题目为《帕布洛同志走向何方？》。然而法国的文件被曼德尔推迟出版。[44][45]曼德尔欺骗性地假装以“民主”为由反对帕布洛，但是警告布雷特鲁—法夫尔不要通过发布该文件来激怒帕布洛采取纪律措施。由于布莱布特鲁、法夫尔和兰伯特等人支持曼德尔的文件《什么应该修改，什么应该保留？在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关于斯大林主义问题的提纲》（即著名的“十点论纲”）[46]，所以法国人后来接受了曼德尔的建议。

结果，帕布洛与曼德尔合作在米歇尔·梅斯特雷（Michel Mestre）周围建立了一个支持帕布洛的法国少数派。在第四国际的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帕布洛拒绝分发布莱布特罗—法夫尔的文件，从而有效地孤立了法国多数派。

法国人宣布支持曼德尔的“十点论纲”，但是他们没有在大会上投票。1952年1月，帕布洛提议法国支部推行“特殊类型的进入主义”策略并加入法国共产党——当时法共处于左倾阶段。法国支部的多数票倾向于加入较为宽松的法国社会党（SFIO），而不是共产党，出于策略原因他们反对帕布洛的转向。经过一番斗争后，结果是1952年6月，帕布洛、曼德尔和希利（在坎农的同意下）联合驱逐了法国支部的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成员！

 无论我们多么同情法国支部PCI作为官僚手段的受害者，他们的斗争最终都是一场摇摆不定、政治上错误的斗争。首先，PCI支持我们在其他地方所描述过的曼德尔“正统修正主义”[47]，后者发现从“正统”的角度来看，斯大林主义政党在南斯拉夫和中国领导了被第四国际视为健康的革命而且取得胜利的观点是令人不快的，因此曼德尔修正了托洛茨基主义对斯大林主义的立场。他宣称斯大林主义具有“双重性质”——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而群众的压力可以让好的一面获胜。曼德尔因而写道：

“南斯拉夫和中国的例子表明，在某些特殊条件下，整个共产党可以改变其政治路线，领导群众斗争直至夺取政权，同时超越克里姆林宫规定的目标，在这种条件下这些政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斯大林主义政党。”[48]

    布莱特罗—法夫尔的文件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官僚机构，他们猛烈攻击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未能足够快地加入中共（而当时中共已拘捕和监禁了所有托洛茨基主义者！）。换言之，法国的多数派也接受了帕布洛对南斯拉夫和中国的分析，他们不接受这两个国家是由斯大林主义政党所统治的这一事实。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像第四国际中的其他人一样，准备支持1951年世界代表大会上对南斯拉夫的立场。这一立场自然是抛弃了托洛茨基主义纲领。

因此，法国支部批评帕布洛的“反对意见”，并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他们声称，中国证明了“尽管不存在革命政党，但阶级斗争的现实将比克里姆林宫的机构更加强大”。[49] 原因是共产党都隶属于克里姆林宫，如果他们反对克里姆林宫，那么他们就不会是斯大林主义者：“无论如何，谈论中国的斯大林主义政党都是荒谬的，更荒谬的是培养类似‘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胜利’的信念。”[50]

法国支部的意见表明他们没有理解托洛茨基的分析。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主义的分析是它是一股矛盾的、但主要是反革命的力量，即使它沿着社会爱国主义的路线分裂也是如此。法国支部的领导层向斯大林主义投降，之后为了拯救他们的“托洛茨基主义”灵魂，他们就草率地得出结论：中国和南斯拉夫的共产党根本不是斯大林主义。

1951年，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关于斯大林主义、南斯拉夫和一般观点（即将到来的“内战”观点）的中派立场毫无疑问地证明了第四国际的纲领性崩溃已经发生。没有任何一个派别投票反对南斯拉夫的决议，而这是所有错误的基石。这一事实具有重大意义，表明整个第四国际已经陷入了中派主义错误。

 从那时起，托洛茨基主义者面临的任务是在重新制定革命共产主义纲领的基础上重建一个列宁—托洛茨基主义国际。更换第四国际领导层是完全不够的，因为第四国际的纲领性基础必须改变。在1950年代初，这种做法的实现方式只是一个策略上的推测问题。对我们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是没有实现这种基础性纲领改变。由此，托洛茨基主义的历史连续性因而被打破了。在1952年2月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第十次全体会议上，帕布洛利用大会文件以引入“特殊类型的加入主义”就证明了这一点。在1952-3年，美国、英国、法国确实出现了反对派，他们在主观上致力于反对帕布洛。不过，评判他们的标准不是他们的动机，而是他们的政治观点。他们的“正统观念”不仅毫无生机，而且是建立在南斯拉夫事件推动下的战后修正主义基础上，不是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

因此，我们不能将1953年分裂后的任何一个组织成分视为托洛茨基主义的“延续者”，双方都是中派主义。

战后的迷失导致了第四国际的纲领性崩溃。在第三国际的纲领性崩溃之后，托洛茨基领导的左翼反对派保持了改革的观点，因为第三国际内部包含了一场群众运动。然而，在第四国际的纲领性崩溃和左翼反对派未能出现之后，第四国际就没有了纲领，其内部也从未包含过群众先锋队。第四国际与第三国际不同，从本质上讲，第四国际的存在就在于其纲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1951年后，无论采用什么策略，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都必须制定新的纲领，从而建立一个新的国际。

参考资料：
13. L. Trotsky, ibid., p. 131.

14. L. Trotsky, Writings 1939–40（New York 1973）, p.222.

15. J. Cannon, Socialism on Trial（New York 1973）, p. 52.（Our emphasis）

16. L. Trotsky, Writings 1938–39（New York 1974）, p. 213.

17. Militant（New York, 15th March 1941）.

18. Workers International News（December 1938）

19. Youth for Socialism（February 1941）. [Note by ETOL：There is no anchor for this note in the available text.]

20. L. Trotsky,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New York 1972）Vol. 1, p. 179.

21. Fourth International（New York, June 1946）, p. 169.

22. ibid., p. 175.

23. Felix Morrow, International Report（Minority Report）in SWP Internal Bulletin, Vol. III No. 8（1945）, p. 32.

24. All examples given are quoted from RCP Conference Documents（September 1946）, pp. 6–7.

25. ibid., p. 10.

26. Fourth International（New York, June 1948）, p. 101.

27. ibid.

28. Fourth International（New York, August 1948）, p. 181.

29. See M. Pablo, The Yugoslav Affair, in Fourth International（New York, December 1948）

30. Class, Party and State in the Eastern European Revolution（New York 1969）, p.57.

31. Fourth International（New York, November/December 1951）（original emphasis）.

32. M. Pablo, Where Are We Going? in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Documents 1951–1954（New York 1974）, Vol. 1, p. 7（original emphasis）.

33. See the advice to the Austrian section “not to push forward programmatic and principled questions”（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Bulletin, New York, December 1951）.

34. Theories abound as to whether Bleibtreu-Favre（or Favre-Bleibtreu – the name has been printed both ways）was one or two people. Further, it seems that Favre is a pen-name of Pierre Lambert. We do not know the truth behind this mystery. Nor do we care – the politics pioneered by Bleibtreu-Favre provided the（incorrect）basis for the Lambert group.

35. Fourth International（New York, October 1949）, p. 259.

36. Letter from James. P. Cannon to Daniel Renard, May 29th 1952, in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Documents 1951–54（New York 1974）, Vol. 1, p. 23.

37. A Letter to Trotskyists Throughout the World in ibid., Vol. 3. p. 152.

38. ibid., pp. 138–152.

39. ibid., p. 139.

40. J. Cannon, Speeches to the Party（New York 1973）, p. 89.

41. For a more detailed treatment of this period, see Workers Power 7, 39 and 40.

42. Trotskyism versus Revisionism（London 1974–5）. Six volumes.

43. ibid., Vol. 2, pp 72-84.

44. See footnote 34.

45.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Documents 1951–54（New York 1974）, Vol. 1. pp. 9–20.

46.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Documents 1951–54（New York 1974）, Vol. 1, pp. 16–24.

47. See Workers Power & Irish Workers Group, The Degenerated Revolution（London 1982）, pp. 90–93.

48.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Documents 1951–54（New York 1974）, Vol. 1, p. 18.

49.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Documents 1951–54（New York 1974）, Vol. 1, p. 16.

50. ibid., p.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