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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离开孩子去留学的妈妈们,现在怎么样了?
2024/4/6 12:34:58 | 浏览:787 | 评论:0

那些离开孩子去留学的妈妈们,现在怎么样了?

离开孩子到国外去留学,对许多婚育女性来说,这是一件倍需犹豫的事。


在留学之路上,已婚已育的女性面临着比常人更大的挑战。她们要突破的不仅是家庭内部的难题,还有社会语境中对于是否尽母职的道德审判。


割舍“母职”,决心留学

出海关时可能面临询问,打车时也要告诉司机准确的目的地,如果这一切都用中文来沟通,自然不在话下,但杨惠诺此行的目的地是韩国 —— 她要到异国进行为期4年的硕博连读留学生活。


虽然申学前已通过语言考试,但理论和实践是两回事,杨惠诺不免感到紧张。她把一些需要用到的句子和单词记在了手机备忘录中,在去往韩国的飞机上,反复在脑中演练。


杨惠诺今年30岁,是一位公演艺术文化学专业的留学生,同时,也是一位一岁婴儿的母亲。


出国留学的计划,早在成为一名母亲前,就酝酿并被杨惠诺有序执行。


留学念头萌发在2019年。那时,杨惠诺还是河南老家一所中学的音乐老师,已经任教了近3年。她毕业于厦门大学,刚到任时对这份工作热情笃深。


杨惠诺不满足于照本宣科,希望学生能通过课堂深入了解音乐作品背后的寓意,学会通过音乐共情艺术家和他们身后的那个时代,更为靠近音乐学习的本质。为了设计出拓宽学生音乐素养的课程,她不得不占用自己夜晚、周末的休息时间和精力来备课。


然而越用心,杨惠诺越是会被磋磨热情。她花了一段时间去认清并接受了一个现实:在考学压力巨大的校园,她的课堂,更多会被学生当作补课和休息的暂歇地。


有好几次,杨惠诺在讲台上放眼,发现大半学生伏在课桌上写主科作业。另一次,她在洗手间的隔间里,无意间听见了女学生的对话。一个女孩说:“太好了,下节音乐课我要补觉。”


和大部分职场人一样,杨惠诺不可避免地走入了职业瓶颈中。困住她的,是职业理想和现实条件之间无法相容的矛盾。


经年累月,她既开始怀疑工作的价值,也自觉以目前的能力找不到解决之法。为了摆脱当下的环境,寻求新的职业发展,她想到可以通过留学,继续深造。


避开竞争激烈的地区和院校,2022年中,经过大半年时间的准备,她通过了语言关,并同时着手申请韩国一所高校的硕博生。


还没等收到录取结果,她先得到了自己怀孕的消息。


同年6月份,杨惠诺的生理期迟迟不来,通过医院的一系列检查后,她确认自己体内正在孕育新生命。


“怎么办,会不会影响我去上学。”


当时,她正在等待留学申请结果,得知消息的第一反应,是对“履行母亲角色”与“实现个人成长”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的顾虑。


她不由地担心,如果生育后需要养育孩子,过去几年的辛苦付出,将会付诸东流。


那些离开孩子去留学的妈妈们,现在怎么样了?

图片图 | 决定前往韩国留学时,杨惠诺曾备考过雅思


杨惠诺这代出生于90后的女性,从孩提时期开始,就被鼓励学业有成、事业有成。“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理念耳熟能详。留学,被许多中产阶级学子,视作向上跃迁的有效途径。


然而,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当一个女性生育后进入母亲的角色,也就默认需要把许多事物的优先级,放置到个人发展之前。养育、教育孩童,并展现母爱,这些代替个人发展,成为许多女性的首要任务。


中国育儿服务平台宝宝树2019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年轻父母全职在家的比例逐渐上升,其中95后全职母亲的占比占绝大多数,在80%以上。


女性觉醒的“自我实现”意识,与陈旧的社会叙事框架间,正在不断产生摩擦和冲突。


2018年本科毕业后,林语一边工作一边备考,上岸了一所985高校的研究生。但这是她二战后以2分之差与清华大学失之交臂,选择调剂后的结果。没有考上心仪的院校,她开始寄希望于出国留学,想要通过毕业后读二硕的方式,向更高峰发起冲刺。


读研期间,除了学业,林语也忙着准备雅思考试、申请文书和作品集,有限的一天被切割成若干份。为了节省费用减轻留学负担,无论是雅思学习还是文书写作,林语都没有求助机构,自己准备。


“打怪”之旅进入最后阶段,2022年春天,林语成功被芬兰一所大学所录取。她没有想到,留学计划会被一场意外怀孕所打乱。


那时,她本打算生完孩子就出国留学。但由于女儿出生时已经错过了入学时间,再加上对女儿与日俱增的母爱,林语还是被牵绊住了脚步。


林语说,自己自小父母离异,很小就独自在外求学,辗转借住过不同亲戚家。这段经历,让她更懂得察言观色,也因此从小到大,鲜少敢于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需求。


生下女儿后,林语感觉自己的世界里,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回音。


女儿在身旁,就会回应她所有的举动。有时林语打了个喷嚏,躺在一旁的女儿也会乐呵呵地笑起来。诸如此类流淌在母女之间的感应,将她和孩子的连结变得愈加紧密。


“她会时时回应你,并且无条件地爱着你。”


沉浸在这份难言的幸福中,又顾及到自己肩上的责任,和留学本身在经济上的性价比,林语离家求学的决心变得踟蹰。


但另一方面,林语申请上的大学,专业在全球排名第6。这所学校在全球仅录取12人,华人的录取占比更是少之又少。离曾经的梦想只有一步之遥,林语不愿放弃这个得之不易的机会。


家庭和自我,此刻如同天平两端上摇摆不定的秤砣,怎么选都不轻松。


母亲有自我成就的权利吗?


婚前,丈夫曾告诉林语:“女性要更专注于自我提升,不要把赌注全压在另一个人身上。”但社会结构和家庭分工上的不同,让夫妻俩发现这一理想化状态,难以被具体落实。


在农业社会,女性的角色被降低为家庭助手,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的社会结构得以加强。社会将对幼年子女的照顾义务分配给家庭,家庭内部又将主要义务分配给女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子女的养育被视为女性,尤其是母亲的天职。


2022年年底出月子后,林语和丈夫尝试独立带娃生活,不劳烦父母帮忙。白天,丈夫外出上班,林语留在家中照顾孩子。


临近毕业季,林语的学业进入紧张的收尾阶段,但与此同时,她的双手还被琐碎的育儿工作所占据:


女儿一会儿要喝奶,一会儿要换洗尿布,一会儿又要哄睡。醒着的时间里,女儿不能脱离林语的怀抱,否则就会哭闹不止。当时正是疫情封控期间,每天下楼检测核酸时,林语就用绑带将女儿背在身上出门。中午,丈夫赶回来给她送饭,两个人常常累得坐在餐桌边上四目相对,谁也吃不下。


撰写国内硕士学位毕业论文等工作,只能留待夜晚女儿入睡后。她已经忙碌了一天,时常觉得需要花更多的精力,才能集中精神在一天的末尾再投入学术学习。


林语想起曾看过的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女主角金智英毕业于名校,丈夫体贴、女儿可爱,看起来,她拥有幸福美好的家庭。但故事深入金智英的生活,观众最终发现,这样一位高智商高学历的女性,一旦结婚,就囿于家庭的贤妻角色中。家庭生活中,金智英照顾着家人,也在过程中逐渐丢失了自我,患上心理疾病。


“虽然我很享受照顾她(女儿)的过程,但待在家里就会被占据掉全部精力。如果未来一直是这样的话,我很难接受。”在脱产照顾女儿的过程中,感觉到专业能力和竞争力逐渐退化的可能性,危机感也困扰着林语。


国内外研究一致表明,婚姻和生育对女性职业发展,有重大负面影响。由此,社会学家们提出“母职惩罚”的概念,指女性在生育后通常因担负更多家庭职责而中断就业,出现收入、个人发展皆与同龄的男性拉开较大差距的一系列现象。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沙尼·奥加德曾在自己的著书中指出:


“虽然,妇女在媒体上的再现有了明显改变,但她们仍时常被描绘成照护型角色,尤其是作为母亲的时候。


当代媒体和文化对母亲大书特书,而对父亲一笔带过,这样的结果,是女性同儿童养育和其他更普遍的护理工作之间,产生了更加深度的绑定关系。 ”


一旦选择生育,无论是家人还是普罗大众,都难免认定:在父母之间,母亲理应承担绝大部分照顾孩子的职责。对于她们来说,在无形中,许多选择和机会由此被无声剥夺。


2014年,王璐的母亲得到了前往美国读硕士的资格。那一年,王璐10岁,在上小学五年级。


家庭生活中,母亲是王璐的照料者,这种照料包括辅导她的学业等。


在王璐的童年,母亲总是陪伴在侧。王璐练琴时,母亲就在一旁默默陪伴,一练两三个小时。小学有段时间,王璐的英语成绩不好,母亲每晚拿着卷子手把手教她做题。


王璐知道,母亲一直对学习十分向往。母亲曾告诉王璐,她高考那年因家中发生变故而遭受打击,成绩从重本水平一路下滑,最后只考上了一所专科院校。


走过学生时代,后来进入社会、家庭,高考失利仍然是王璐母亲的心结。


做下留学的决定,王璐还记得,在送别的机场,母亲抱着年幼的她大哭了一场,而后离开她进入机场内部,踏上了离家的航班。


母亲离开后,以往沉默寡言的父亲承担起照顾王璐的担子。也是那时候,年幼的王璐在懵懂中,对父母的家庭分工和社会角色有了更进一步的认知。


王璐的父亲是中南大学毕业的工程师,印象里,父亲双手灵巧,操作起复杂的器械轻车熟路。但在做家务这件事上,王璐发现,父亲的双手变得笨拙。


在家庭生活中,女性被迫变得全能。身为母亲的女性,总被要求先兼顾母亲的角色,再是她自己。


相比之下,父亲即使“偏科”,在家庭照料上无分,也被认为无碍。


每天早晨,王璐总是顶着父亲梳好的“鸡窝头”去上学;回家后,再吃餐桌上各种带着糊味的饭菜。煎鸡蛋不难,父亲却也做不好,经常烧焦。父亲能力有缺的情况下,王璐也不得不学着干活,照顾自己。


在母亲留学后、和父亲一起生活的那两年,她掌握了洗衣做饭等各种家务活。


两年后,母亲结束硕士学业毕业回国。王璐明显感觉到了母亲的变化 —— 她的生命重心,不再只围着家庭和孩子转。母亲不再那么频繁地过问王璐的成绩,也就不会像一些中国式父母那样,把自身未实现的期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毕业回国后那两年,母亲在家中总是捧着书读,偶尔会频繁外出。后来王璐才知道,母亲留出了一些生活的余地,一直在为自己的前途奔忙,准备申请博士学位。


2019年,王璐休暑假时,母亲告诉她自己要再一次离家到美国求学。当母亲认真地告诉王璐,自己已经收到了博士的offer时,看着对方一脸认真的模样,王璐意识到,母亲并非开玩笑,而是在说一件对她自己来说很重要的事。


王璐当时14岁,只觉得委屈。她意识到,自己要再次和母亲分别,这次是四五年。她难以接受,和母亲吵了起来。


那时候,还是孩子的王璐无法理解,为什么母亲不能像别人的妈妈一样,陪伴在孩子身边,而是如此“与众不同”?


和母亲争吵的那一天,无法入睡的王璐抱着手机,查了一晚上资料。从什么是PHD,到申请流程;从托福考试,到母亲申请的学校。她惊讶地发现,那是一所相当不错的大学,她难以想象,将近50岁的母亲,是如何一步步艰难走来的。那一刻,她觉得不该再阻挠母亲留学的梦想,决定支持她离去。


直到王璐长大,以成年女性的身份去面对生活,再次回看母亲留学的种种,她看到了背后所指向的更深层的议题——当女性成为母亲,她是否还留有为自己而活的权利?

肯定是有这种权利的。


但在缺乏育儿帮扶的社会中,这种权利很难被真正执行。社会施加给已育女性的母职重任,使她们难以跳出家庭的责任,往往要在家庭和个人的二元框架内做选择。


一旦女性选择了个人成长,余下的家庭劳动,由谁分担?


女性在家庭之中所从事的家务劳动、育儿、养老看护等无偿劳动,被称为再生产劳动。


在欧洲诸国,公共部门将育儿作为一种社会服务提供给国民。东亚国家的男女平等形势并不乐观,女性仍然需要在家庭和个人中保持艰难的平衡。或者,她们需要把这种劳动分给父母辈,特别是母辈分担。


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将这种由亲属,特别是由祖父母来承担育儿、转移女主人在家庭中所肩负的再生产劳动的方式,称为“亚洲型解决方式”。在过往,分摊出去的劳动,大多数时候还是默认由女性家庭成员接手。


婆婆来帮忙照顾女儿之后,林语有了喘息的机会,开始有意识地开始调整自己的状态。她尝试着每天给自己至少留出半天的时间,去图书馆继续完成学习。


但她的注意力无法完全集中,担心孩子在家会不会出状况,又担心婆婆会不会太累,身体吃不消。纷杂思绪难以平静。


每次出门,林语总是格外控制外出的时间。对接过大部分育儿工作的婆婆,林语心存愧疚。


难以消弭的育儿焦虑


因为母亲的育儿帮衬,2023年8月,杨惠诺在推迟入学时间一年后,得以起行去韩国留学。


离家前一晚,杨惠诺反复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平息内心对离开家人的不舍。“明天千万不要哭”,她告诉自己。


次日用完午饭,临出门前,杨惠诺的女儿由孩子外婆抱在怀中送行。杨惠诺没忍住,又回身走向襁褓中的女儿。“让我再看孩子一眼吧。” 她和母亲说,两人先后哭了。


时至今日,回想起和女儿分别的场景,杨惠诺仍然忍不住哽咽。


生育前,杨惠诺自认不是个喜欢孩子的人,没想到经过半年的养育,她感觉自己对女儿的感情愈加浓烈。到韩国后,她每天都要翻手机里女儿的照片,缓解思念。


出走之后,远离家庭为自己求学,“母亲”的身份仍在她们身上留有痕迹,很多人在异国求学的过程中,都伴随着难以消弭的育儿焦虑。


尽管有家人的接手,杨惠诺偶尔还是会担忧:


惦记女儿吃得好不好,会不会生病过敏。她一次次通过手机向丈夫嘱咐如何精细照顾女儿。吩咐细致到,洗完澡应该先涂什么,再涂什么,不能弄错顺序。


丈夫看起来不将这些细节放在心上,认为“涂了就行了”。焦灼之余,杨惠诺只好努力开导自己:“也许这样带出来的孩子不会那么娇气。”


好在,女儿后来的成长一切顺利,对她的离去也没有表露出明显不适。杨惠诺这才渐渐卸下心理“包袱”。“不然我心里会更难受。” 她说。


那些离开孩子去留学的妈妈们,现在怎么样了?

图片图 | 留学后,杨惠诺住在狭小的单间里


2023年9月,林语准备出国留学,彼时正值女儿断奶开始吃辅食的过渡期。女儿不爱吃肉,每次吃到肉都要吐出来。林语在家时,总是想方设法给她准备吃食,比如把牛肉一点一点捣碎,加在胡萝卜汤里,或者用三文鱼搭配紫菜饭团,再放上各种时蔬。她担心,如果自己离开家庭,其他家庭成员能否耐心、细致地应对女儿的各种情况。


为了让林语安心,丈夫在她离开后,根据育儿书籍上学来的专业知识,制作了一张饮食作息表,每天记录女儿的饮食、睡眠和心情状态,再根据前一天的情况对女儿的作息进行调整。


有了更科学的育儿方式,女儿的状况很快得到了改善。以前林语怎么变着花样做饭,女儿的奶量还是常常在两位数徘徊,最多不超过120cc。丈夫介入后,女儿平均一次就能喝150cc的奶量,甚至能达到180cc、200cc。


那些离开孩子去留学的妈妈们,现在怎么样了?

图片图 | 林语离开后,丈夫给女儿做的辅食


在丈夫的照料下,女儿慢慢适应了林语不在身边的日子,变得越来越黏爸爸,变化同时在三个人身上发生着。


在此之前,丈夫是个工作狂,一心扑在事业上,有时会以此为由,推辞陪女儿玩耍的请求。


现在,他开始抽出时间来安排女儿的日常起居,带她打疫苗、出门玩、为她添置生活用品,偶尔碰上加班,也尽可能赶回来吃完饭,或等女儿入睡后才离开。


真正放手出国后,林语才发现,一旦丈夫用心,他就能做得很好。


某种程度上,林语的暂时“缺席”反而增强了丈夫的担当,迫使他更多地参与到家庭生活中。而在过去,林语一直被视作绑定在女儿身上的“首要责任人”,承担着育儿的体力、脑力和隐形的情绪劳动。


但无法陪伴在女儿身边的亏欠感,还是会在林语心中浮现。她觉得,自己的离开无意中让孩子难以适应,情绪难受。


她与丈夫视频时,总能察觉到原本在一旁默默玩耍的女儿,放下了手中的玩具,似乎在愣愣地出神。女儿的这份失落,透过屏幕,传递到林语心中。


她尝试着和女儿视频了一次,镜头里,女儿不停地喊着“妈妈,妈妈”,等确认了林语的存在后,又赶紧去拿平时的读物,想要竭力表现自己。等要挂断视频说“再见”时,女儿像是感应到了什么,开始剧烈地哭泣。


林语对女儿的反应心疼不已,她没想到女儿小小的年纪,对周遭的感知如此敏锐。


还有一次,丈夫告诉他,自己前一晚在给孩子洗澡时,孩子突然大哭了起来。联想到女儿平时总是将“妈妈”挂在嘴边,林语认为,这和自己的离开不无关系。 “她可能想到了我,突然就大哭了。” 这让她倍感愧疚,和家人的沟通,只好更多通过线上文字和语音来完成。


偶尔想念女儿时,丈夫就给她打一个无声的视频,叮嘱林语不要发出声音,默默转播女儿吃饭的画面。每每这时,她的内心总是五味杂陈。为了缓解这份愧疚之情,林语只能敦促自己更加刻苦地完成学业。


先是自己,再是妈妈


女儿出生后,林语曾在留学问题上有过短暂摇摆。


一个人到国外留学,需要解决很多问题。第一天抵达芬兰时,她还没有收拾好住处,晚上是在地板上睡的觉。在国内,她有舒适的生活环境、温暖的家人、可爱的孩子,在她看来,那是段每天被爱包围的日子。


犹豫不定时,她曾问自己“何必再花几十万去折腾呢?要不算了吧。”回过头来,她被这样的念头惊醒。


林语独立、要强,从学生时代起,就希望掌控生活的主动权。


四年级之前,她被寄养在乡下的奶奶家。乡村生活寡淡,无聊时,林语就捡哥哥姐姐留下的书看。阅读浇灌了林语自我意识的萌芽。当林语得知,小学毕业后自己要被送到镇上的中学就读时,她展开了一场自我营救。一有机会,林语就缠着母亲,各种软磨硬泡,要求转去更好的小学念书。母亲拗不过她,只好同意,同时把她接到了姨妈家居住。姨妈家虽然还是在农村,但与城市的距离缩短了。


父母离异后,林语光是小学就转过5、6次学。但不管到哪,她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学校里,林语积极参加各种唱歌、舞蹈、写作比赛,拿过许多奖状,引起了继父的关注。他觉得,林语是个值得培养的好苗子,想办法把她接到了市里念书。


“我从小就觉得我不应该比别人差,我也不会比男性差。"内心深处的这股力量,如一根线般贯穿着她的成长生涯,始终牢牢牵引着林语,支撑她考上名校、进入互联网行业、又再次脱产读研。


到芬兰留学后,林语拥有了更多自由探索的空间。


2024年,第二学期的学习阶段中,她开始学习如何将AIGC技术与不同专业相结合,并运用到作品中。除此之外,还有AR、VR等软件技术的学习,以及她之前就感兴趣的数据可视化课程教学。可供探索的选项太多了,林语不想错过,每天的课程都排得满当。


学习大量艰深复杂的课程,常常让林语觉得痛苦。但她告诉自己,一定要加倍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时光,成为更优秀的人,未来以其他形式加倍补偿女儿。


留学并非是条光鲜、平坦的道路,除了远离家乡的孤独感外,留学生们还要承受着语言不通、课业繁重和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压力。


由于语言不通,2023年8月,初到韩国时,杨惠诺很难跟上教学进度。上课前,她要将课程内容先预习一遍,回到宿舍后,再复习一遍,才能勉强消化知识。韩国没有午休时间,每节课大概三小时,有些教授中途不休息,连着就把课上完了。


下午一点,匆忙吃过午饭,杨惠诺继续返回教室上课。晚上回到寝室,即使格外疲惫,她仍然不敢放松。要是放在过去大学时代,她也许会适当偷个懒。如今,想到国内的女儿,她又觉得有了继续学习的动力。即便实在很累,也会逼着自己再去学一些。


留学以来,杨惠诺如同一块海绵,每天都在汲取着崭新的知识,边界被不断拓宽。


上学期,杨惠诺修了一门名为艺术治愈的课程。她这才知道,原来艺术治愈不仅可以运用在心理医疗领域,还可以在青少年犯罪领域运用,通过长期的跟踪与实验,帮助目标受众改善心理状态。


音乐并非纯供欣赏,它有独特的魅力与存在价值。第二学期,她开始学习音乐与各门专业的跨学科融合。“跨学科”是当下前沿概念,杨惠诺迫不及待地想要了解,音乐还能在哪些领域,发挥怎样的作用。


那些离开孩子去留学的妈妈们,现在怎么样了?

图片图 | 杨惠诺在教室中上课


杨惠诺庆幸自己选择了这条艰难的道路。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述,女人的不幸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


过去的生活中,杨惠诺见过太多被埋没的女性。将留学经历发在网上后,杨惠诺在后台收到一位网友的私信。对方申请到了德国的博士,非常想去,但身边所有亲人、朋友,无一人支持她的决定。德国的学位,在学术界具有极高的含金量,站在女性共同体的角度上,杨惠诺深深地为对方感到惋惜。



许多女性在步入婚姻生活后,会主动、被动地放弃职场,回归家庭。杨惠诺身边的一些朋友,即便没有完全退出职场,重心也会更倾斜在孩子身上。


她有一位在大学担任老师的朋友,在她看来,以对方的能力,完全可以取得更卓越的学术成就、带出优秀的学生。但组建家庭后,她将更多精力奉献给家庭,忽视了自身发展。“太屈才了”,杨惠诺说。


怀孕期间,杨慧诺总是听到这样的声音:等你生完了,肯定就不会走了。


有朋友指责她留学的决定“非常自私”,认为“孩子小时候的安全感需要在妈妈身边建立”。杨惠诺不认可这种看法,她认为孩子的安全感并非只建立在单一的个人身上,应该由整个家庭氛围来滋养。妈妈给的安全感是一部分,但爸爸的责任也同样重要。


杨惠诺从未动摇过留学的决心。


她始终记得,小时候父亲曾告诉她:“自己认定的事,无论结果如何,无论别人如何看待,只要你觉得是正确的,就要把它做到底。”


父亲在生活中不常与她亲近,却总会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给予她正确指引。小升初那会,父亲拉着她聊了三个多小时,以身作则,从小时候如何上寄宿学校,到如何独立面对生活,一点一滴地将过往的经验智慧,教给她。


父母与孩子作为一体两面的存在,共享着紧密相连的命运。前者的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后者的人生轨迹。可以说,杨惠诺身上所生长出来的“对抗性”,正是父亲言传身教的结果。


成为妈妈后,她更加相信榜样的力量。“只有当你自己先做到,才能让孩子信服你的教育。”她希望自己今天的选择,能在女儿未来成长的生涯中播洒下一些什么。同时她也计划着,等博士毕业回国后,就带女儿离开教育资源有限的河南,去其他城市发展。


那些离开孩子去留学的妈妈们,现在怎么样了?

图片图 | 杨惠诺在图书馆学习


2020年,高二的王璐在母亲的引导下,决定前往美国读高中。得益于母亲在美国的博士生身份,王璐能够免费在美国的公立高中学习,省下了私立高中的几十万学习费用。在母亲为她打开的这片天空里,她获得了和国内的应试教育截然不同的自主性教育,又重新捡起了因学业而放弃的钢琴。


尽管王璐与母亲有过争执,也常听见他人指责母亲狠心,竟然“抛下”唯一的女儿出国留学,但王璐的心中,从未怀疑过母亲对自己的爱。


2023年末,母亲终于完成答辩,结束了博士生涯。王璐调侃着问她,如果4年前自己没有同意她来读书,母亲是否会留在河南,陪在自己身边。母亲毫不犹豫地回答她:会。


从专科到博士毕业,母亲用了35年。她感谢14岁那个还不懂事的自己,愿意放手,让母亲完成她的梦想。而母亲在追逐自我的同时,也将她托举向了更广阔的天空。


很长时间里,她总是无意识地将母亲作为目标,亦步亦趋地跟随着母亲的脚步前进:读母亲留硕时的大学、把读博作为未来的目标、在恋爱中更加独立自主。


她曾经纠结于过去母亲不在身边时的经历,但那颗由母亲播撒下的名为“独立”的种子,此刻已然生根发芽。学着母亲展翅的样子,她慢慢寻找着自己想要飞翔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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