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奈曼（Susan Neiman），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受业于罗尔斯，先后在耶鲁大学和特拉维夫大学任哲学教授，现居德国，系波茨坦爱因斯坦论坛（Einstein Forum）负责人，2014年斯宾诺莎奖获得者。奈曼的写作主题涉及启蒙运动、道德哲学、形而上学、当代政治，著有《文火：柏林犹太笔记》（Slow Fire：Jewish Notes from Berlin, 1992, 2010）、《理性的统一：重读康德》（The Unity of Reason：Rereading Kant, 1994）、《现代思想中的恶：另类哲学史》（Evil in Modern Thought：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Philosophy, 2002）、《道德明确性：成年观念论者指南》（Moral Clarity：A Guide for Grownup Idealists, 2008）、《为什么长大？幼稚时代的颠覆性思想》（Why Grow Up? Subversive Thoughts for an Infantile Age, 2016）、《向德国人学习：种族与恶的记忆》（Learning from the Germans：Race and the Memory of Evil, 2019）、《左翼不等于觉醒》（Left Is Not Woke, 2023）等。

我1982年到柏林时，正在写关于康德理性概念的博士论文。当我得知租住的公寓就在康德大街（Kantstrasse）附近，心里别提有多兴奋了，尽管当时我沮丧地想知道：为什么我刚刚离开的马萨诸塞州剑桥市没有詹姆斯街——不管是用来纪念亨利还是威廉？为什么没有纪念爱默生或艾略特（译者注：指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的街道？难道美国人就像自命不凡的欧洲人认为的那样对文化漠不关心？没过多久，我便习以为常地走在康德大街上，并在莱布尼茨街右转。

德国就像别的欧洲国家一样，有个现象让人印象深刻：它会拨出一整年来纪念自己的文化英雄。本世纪已经有了爱因斯坦年（2005）、贝多芬年（2020）、路德年（2017）、马克思年（2018），每个都是为了纪念某位英雄诞生或逝世的整数周年。不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慷慨解囊，赞助纪念这些思想家以及讨论其当代意义的活动。

2024年4月22日是伊曼纽尔·康德诞辰三百周年。早在几年前，康德曾经隶属的柏林科学院就组织了一次会议，开始筹备他的三百周年纪念活动。随后召开的第二次会议发表了记录报告，但当我敦促同事们借此机会针对更广泛的受众增设活动时，我得到的回应是茫然与沉默。哲学教授通常不擅长吸引更广泛的受众，但与其他文化机构交谈后我们意识到，康德的情况尤其棘手。

就像一位博物馆馆长说的，让人感到不安的不仅仅是庆祝“又一个已死白人男性”的周年。更大的问题在于，时代精神变了。对于2019年的那次会议的报告，“伊曼纽尔·康德：一位欧洲思想家”真是个很好的标题，其时，英国脱欧似乎使德国人支持的欧洲统一理想变得岌岌可危。仅仅几年后，“欧洲人”已经成了一个贬义词。在启蒙运动常被揶揄为旨在支持殖民主义的欧洲中心主义运动的时代，谁还会心安理得地为其最伟大的思想家举办为期一年的生日派对？

尽管如此，今年的庆典仍会在4月22日正式开始，届时德国总理朔尔茨将发表演讲，并举办自1805年以来每年在这位哲学家生日都会办的纪念午宴。庆典开始前两天，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会在总统府为一场展览揭幕，展出的是康德关于和平的著作。

德国将于4月22日举办纪念康德诞辰三百周年庆典

今年年初，四家德国知名杂志推出了康德特辑。一部关于康德的电视电影在3月1日首播，还有一部正在制作中。在波恩、吕讷堡、波茨坦、柏林，分别会办四场关于康德和启蒙运动的展览。会议将不计其数，其中包括一场由柏林的阿拉伯文化之家“会议厅”（Divan）组织的会议。

但为什么要庆祝康德年呢？

这位哲学家偶然为之的自传式言论提供了一条回答这个问题的线索。作为马鞍匠的儿子，康德自己本也会过上工人的生活，但一位牧师建议，这个聪明的小伙子应该接受更高的教育。他开始热爱自己的学业，并“鄙视那些一无所知的普通人”，直到“卢梭纠正了我”，他写道。康德拒绝了早期的精英主义，宣称他的哲学将恢复人类的权利——否则它们将比普通劳动者的工作更无用。

确实很有胆色。如果你随便读一页他的文字，就会更加惊讶于上述说法。你可能会问，人权究竟是如何与证明我们需要用“原因”“实体”这样的范畴进行思考联系在一起的？这个问题很少被提出来，康德的自传式言论也通常被忽视，因为传统的康德解读都集中在他的认识论，也就是知识理论上。

据说，在康德之前，哲学家分为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他们关注知识的来源。知识来自我们的感官，还是来自我们的理性？我们能知道什么是真实的吗？我们被告知，通过表明知识需要感官体验和理性，康德驳斥了怀疑论者关于我们永远不知道事物是否存在的担忧。

所有这些都是事实，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诗人海因里希·海涅认为康德比罗伯斯庇尔更具无情的革命性。这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康德自己说，只有书呆子才会关心这种怀疑论。普通人不会为桌子、椅子或台球的实在性而发愁。但他们确实会想知道自由和正义这样的理念是否只是幻想。康德的主要目标是证明它们不是。

人们常常忽略这一点，因为康德既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也是一位糟糕的作家。当他证明完普通经验对象的存在，正准备展示它们与理性观念有何不同时，一个学期已经快结束了。然而冗长并不是他的著作经常被曲解的唯一原因。想想一篇差评的威力吧。

如果康德在五十七岁生日前去世，他将会因为一些短小的早期文本而被部分学者记住。1770年，他放弃了这些文章的写作，着手构思和撰写他伟大的《纯粹理性批判》。在经历了学者们称为“沉默的十年”后，康德在六个月内完成了这部著作，并最终在1781年将其付梓。在书出版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康德一直在等待回应。终于，回应出现了，却是一篇指控他是贝克莱主义的（Berkeleyan）唯我论者的恶毒诋毁：该文诽谤他否认日常对象的存在。

《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初版本

任何写作者都可以想象康德的沮丧，甚至很可能是愤怒。为尽快驳斥对于他一生工作的歪曲，康德写了《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以及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由于后者比前书要短得多，读过的人也多得多，这就使人们对作为整体的康德著作的解读出现了偏差。如果哲学的主要难题是证明世界的实存，那康德肯定解决了它。（理查德·罗蒂认为他做到了，并认为哲学没有更多东西可以提供给我们了。）

实际上，有个至今仍困扰着我们的问题一直驱使着康德思考：像自由和正义这样的理念，究竟是乌托邦式的白日梦，还是有更实在的内容（substantial）？它们的实在性（reality）不能像物质对象那样得到证明，因为这些理念对我们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有些人对它们的要求完全无动于衷。哲学能否表明，道德行为即使不是特别常见，但至少是可能的？
在康德的下一本书《实践理性批判》中，一个惊人的思想实验回答了这个问题。康德让我们想象一个男人，他声称每次经过“某所房子”时（十八世纪很含蓄），都会被诱惑淹没。可如果造一个绞刑架，确保这人一出妓院就被绞死，那他便会发现自己可以很好地抵御诱惑。在对生命本身的威胁面前，所有致命（mortal）诱惑都会消失。

然而，如果要求这同一个人判处一名无辜之人死刑——假使不从，暴君便威胁要他抵命——他也会犹豫不决。康德总是强调我们知识的局限性，我们谁也不知道当面临死亡或酷刑时自己会不会崩溃。我们中的大多数很可能会。但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也知道，我们能够这样做。

这个实验表明，我们从根本上（radically）是自由的。不是享乐，而是正义，能驱使人类做出行动，克服最深层次的动物欲望——对生命的爱。我们想要规定（determine）世界，而不仅仅是被世界规定。我们生来是自然的一部分，死后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但当我们超越自然时，才最生机勃勃：生而为人，就是拒绝接受我们被赋予的世界。

康德形而上学的核心，是世界的实然（is）与应然（ought to be）之别。他的思想实验回击了一些人的观点，他们认为我们在享乐面前无能为力，可以满足于面包和玩闹——抑或是手工巧克力和最新款苹果手机。如果这是真的，那仁慈专制便是最佳的政府形式。

但是，在我们最好的时刻，如果我们渴望获得自由和正义的尊严，康德的例子就会产生政治后果。毫不奇怪，他认为法国大革命确证了我们对道德进步的希望——这与他的前辈大卫·休谟的追随者们截然不同，他们认为偏离传统和习惯是危险的。

这也回击了一些康德的当代批评者，他们对康德作品的解读，集中于它们是如何违背我们对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理解的。不可否认，康德的一些言论冒犯了二十一世纪的耳朵。但是，正是他的著作通过为每一项人权主张提供形而上学基础，给予了我们对抗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手段，如果忘记这点，将是灾难性的。

康德认为，每一个人都必须被视为目的而非手段——这就是为什么他称殖民主义是“邪恶的”，并祝贺中国人和日本人拒绝欧洲侵略者进入。当代对启蒙思想家的否定，忘记了正是这些思想家发明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概念，并敦促其读者从非欧洲的视角来思考世界。孟德斯鸠借虚构的波斯人之口批评法国社会；拉翁唐（Lahontan）通过与美洲土著的对话攻击欧洲政治。

在这个时代，建议一个人“现实一点”（realistic），差不多就等于说请降低你的期望，而康德的作品提出了关于现实（reality）是什么的深刻问题。他坚持认为，当我们进行道德思考时，应该从分裂我们的文化差异中抽身出来，认识到每个人都有潜在的人类尊严。这需要我们运用理性。与认为理性是支配工具的时髦观点相反，康德看到了理性作为解放手段的潜力。

康德还认为，政治和社会关系必须以正义而非权力为目标，尽管在实践中，这两者经常被混淆。我们已经更好地理解了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是如何阻碍真正的普遍主义的。我们该因为康德自己没有完全实现他的普遍主义承诺而放弃它吗？还是应该庆祝我们能够取得道德进步的事实？道德进步是康德会全心全意为之喝彩的观念。

在德国，现在经常能听到的说法是，启蒙运动充其量不过是好坏参半：虽然那可能是个理性的时代，但那也是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时代。这种论点忽略了一个事实，就像世界各地的进步智识分子一样，启蒙思想家并没有赢得所有的战斗。它还忽略了另一个事实，尽管面临审查、流放甚至死亡的风险，他们仍在战斗。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来自前殖民国家的当代智识分子拒绝这些论点。像加纳的阿托·塞基-奥图（Ato Sekyi-Otu）、尼日利亚的奥卢费米·塔伊沃（Olufemi Taiwo）、智利的卡洛斯·佩尼亚（Carlos Peña）、巴西的弗朗西斯科·博斯科（Francisco Bosco）、印度的本杰明·扎卡里亚（Benjamin Zachariah）这样的思想家，都不愿意将启蒙观念视为欧洲中心主义的而放弃它们。

诸如普遍人权这样的观念的问题，并不在于它们来自欧洲，而在于它们未曾在欧洲之外实现。也许我们应该汲取启蒙运动的教训，倾听非西方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