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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东林党和阉党
2024/4/23 10:39:33 | 浏览:343 | 评论:0

前些天翻了翻晚明的书,又查了一些资料,有点感想随便说说,个人看法而已,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

01 党争问题

所谓东林党、浙党、楚党乃至阉党等等,都是既无组织,也无纲领,不算什么真正的党。其中,东林党最接近于现代意义的“党”,因为它明面上还算有一套共同的价值观底色,但细看之下,也是一盘散沙。

至于它们之间的党争,大家都说党争万恶,毁掉了明朝。这话也有道理,但问题是为什么?

党争本身没什么不好。英法美德等等都有不同的党派,都有党争,而且争起来也很激烈,但是它没有损害国家,反而是向上的力量。那么明末的“党争”为什么都说不好呢?主要还是缺少制度上的支撑。

正常的情况下,东林党和阉党之争,应该从观念的不同出发,形成不同的政策纲领。然后,每一方都要对自己的纲领负责。但是明朝没这个环境。东林党也好,楚党浙党阉党也好,都无力将分歧上升到纲领层面,他们也不必为任何政策纲领的成败负责,那自然就堕落成了人事上的争执。

大学士王锡爵和东林党的顾宪成有段著名的对话。王锡爵说:现在有个怪事,内阁觉得对的事情,外面一定认为不对;内阁认为不对的,外面一定认为对。顾宪成回答说:我倒知道另一件怪事,就是外面觉得对的事情,内阁一定认为不对;外面认为不对的,内阁一定认为对。

历史学家往往认为这是党争的劣根性,其实这就是内阁和”影子内阁”的关系,它完全可以成为一种监督的正面力量。十八世纪的辉格党和托利党不就这样吗?英国也没有垮台,反而蒸蒸日上啊。如果换个环境,把东林党的这帮人放到英国,他们就很可能建立一个类似辉格党那样的组织。但问题是明朝没有议会。没有议会,也就没有一个能做政治竞争的制度化平台。分歧无法通过合理的政治进退来表现,就只能变成内部攻讦。这是东林党的悲剧所在。

说说东林党和阉党
辉格党和托利党何尝不争?

再比如说古代的言官制度,大家都知道有很多副作用。言官局外论事,大言炎炎,百般挑剔,有时候确实会误事。但这不是言官本身的问题,哪怕放到现代国家,舆论也只负责挑剔,不负责解决问题。真正的关键在于舆论和政策之间,是要有政党做缓冲的。而明朝没有这个缓冲。

东林党喜欢挥舞道德大棒,动不动就说别人是小人。这当然是一种戾气。当时整个明朝都弥漫着一种极端化的戾气,东林党侵染其中,推波助澜,这也是不用避讳的事情。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想想,他们不挥舞道德大棒,又挥舞什么呢?如果不能把分歧转变为清晰的政策路线之争,也不能合法地实现“政治分赃”(这个词听着不好,但其实是近代社会政党出现的关键),那就只能搞人身攻击。人身攻击拿什么说事呢?当然就是道德了。不光东林党这样,其他派别也这样,自古以来是这样,无一例外。东林党只是自我标榜太厉害,所以道德攻击也就更刺目而已。

历史学家都说清谈误国、党争误国,可能确实误国,但如果把辉格党、托利党扔到明朝,它们一样误国。它们在英国不误国,在明朝会误国,主要不是它们本身的问题,而是大环境的问题。党争本身没有问题,某种程度上甚至是社会健康的标志,问题在于社会能不能制度化地处理党争。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事情,如果只看中国史往往是搞不明白的,因为没有参照物。看看世界史,可能更容易理解事情的本质。

02 东林党和阉党

现在网上有很多骂东林党、捧阉党的文章,那是不对的。明朝灭亡的过程中,责任最大的是崇祯。放下崇祯不说,单说东林党和阉党,肯定也是阉党的问题更大。

首先,阉党毒化了党争的气氛。

东林党确实偏狭,比如穷治“三案”,里面就有清洗政治对手的意图。但是它毕竟还守着边界,并没有猎杀对手。但是阉党掌权后,开始进行大规模肉体消灭,其黑暗残酷程度前所未有,这就太过分了。这个界限不能跨越,一旦跨越后患无穷。后来党争进行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和当年肉体消灭播下的仇恨有直接关系。可以说,阉党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至于网上指责东林党的很多事情,阉党也同样不干净,而且往往有过之而不及。就像熊廷弼之死,有人就推到东林党头上,这是不公道的。大家看看《熊廷弼之死》这本书就知道,东林党虽然内部也有分歧,但总体来说,大多数东林党人(比如叶向高、邹元标、周宗建等等)都认为不该杀,真正处死熊廷弼的是阉党,他们想借此案牵连东林党人。再比如,孙承宗的罢黜、袁崇焕的废弃,也都是阉党在全盛期的所为。

这也不奇怪。当时文人士大夫以交接阉宦为耻,阉党只能收罗这个阶层里比较边缘化的人物,政治操守相对来说是要差一些。当然,也不是说他们都是坏人。明朝灭亡后,不少东林党残余就反思说:“东林党里虽然不少君子,但是也有小人,反东林者里头虽然不少小人,但也有君子。”其实,这是历史的常态。一个派别里都是好人,或者都是坏人,反而是咄咄怪事了。说到底,还是要看他们做的事情,而不是他们的人品。

要说做的事情,阉党也没拿出什么治国的好办法来。网上的翻案文章里说,魏忠贤治国英明,扶大局于不倒,要是魏公公不倒台,明朝也不会亡。这都是痴人说梦。在历史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魏忠贤治国有一套,陕西大规模民变反倒是从他这里开始的。

说说东林党和阉党
魏公公何尝有什么治国大略

有人杜撰出“魏忠贤收商税,来自江南的东林党上台后取消商税,明朝财政才垮台的”,这更是信口开河。没有任何资料表明魏忠贤提出大规模征收商税的政策,反倒是王应蛟、叶向高、何士晋这些东林党人提出过一些方案,但也没有全面落地。

为什么会这样?

不是因为江南的东林党人处于阶级利益反对收商税。东林党人没有那么一个统一的阶级出身,也没有那样整体的“阶级自觉性”,当然阉党也没有。明朝没有大规模开征商税,不是因为有人阻挠,主要还是因为没法操作。


03 矿税和商税

为什么没法操作?因为明朝没有系统征收商税的财政体系。从建国的时候就没有,然后一路沿袭下来,到后期已经积重难返,无力建立这样的系统了。

按照当时的官僚体系,征收农业税相对是最容易的,而对流动资产征税就需要相当的灵活性,不是说建立就能建立的。宋朝的商税很高,那是因为它一开始就建立了这个系统,而且不断完善,可以完成这个职能。但是明朝就做不到。

明朝也不是不受商税,但收的很少。大家如果读明朝经济史有关的书,就会觉得迷惑。明明商税没收上来多少,但很多人却感觉难以忍受。有的时候,某些商贩宁肯把货物烧掉,也不愿交税。为什么?因为它的征收方式不合理,畸轻畸重,有相当的随意性。

说到这里,可以顺便说说矿税。现在也有不少人替矿税平反,说这是万历皇帝为了军国大计制定的政策,能切实解决财政问题,可惜东林党上台后给废掉了。这是胡说。矿税的问题就像商税一样,它征收方式极其不合理,而且还带上搞运动的性质,对社会的破坏极大,完全是得不偿失。

这个不是东林党一派的说法,几乎所有的资料都显示,征收矿税的太监完全是胡作非做,而且他们只对皇帝负责,谁也无法抗衡他们。他们想怎么收怎么收,想冲谁收就冲谁收,结果没有矿的地方也非说有矿,肆意拷打,弄得无数人倾家荡产,而且征收上来的钱大部分都落入了私囊。凡是有太监去收矿税的地方,都充满了暴动的气息。

就像东北局势的恶化,就和矿税太监高准有直接关系。熊廷弼是一线负责的人员,我们总不能说他也是短视的文官吧?熊廷弼就说矿税每年征收不过三万两,却导致辽东民穷财尽,严重破坏了税基,很多边民还因此跑到“建虏”那里去了。三万两银子怎么就会民穷财尽?无非是征收方式的极端残暴,再加上中饱私囊,层层盘剥。

这完全是得不偿失的买卖。如果明朝继续利用太监征收矿税,恐怕灭亡还要再提早几年。后来大家对征收商税普遍有点抵触,多少也是受到了矿税先例的刺激,总觉得收不上来多少,却把目前稳定的地区白白搞乱。至于说文官系统代表商人利益云云,所以不肯去收,那都是毫无根据的信口开河而已。

他们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如果用征收矿税的方式征收商税,结果恐怕也不会有两样,所得无几,却民穷财尽,比“辽饷”还要更得不偿失。所以说,问题不在于该不该征收矿税和商税,而在于怎么征收。明朝要想征收商税,就要改造税收系统,还要向地方放权,否则的话根本就行不通。

在古代,一套系统一旦建立,就会形成严重的路径依赖,想要彻底改造几乎不可能。就拿宋朝来说,它立国开始就重视商税系统,所以这方面问题不大。但是到了王朝中期,它想另起炉灶改造财政系统,也是难于登天。就像王安石搞的免役法、青苗法之类的,听上去似乎也不是什么太复杂的事,但真正执行起来就把国家搅得天翻地覆。

很多事情真是谈何容易啊。

清朝其实也面临过这个问题。它也没有收商税的传统,以雍正时代为例,农业税超过两千万两,商业关税却只有135万两左右。太平天国起事后,财政极度困难,但是清朝依旧收不上来商税。其实也是明朝的那个问题,不是不想收,而是没有一套体系做支撑。

那后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是靠征收厘金。

厘金其实也是商税,但是当地自征自用,权力完全下放。这种放权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倘若依靠大清朝廷去征收商税,然后再分派给地方,恐怕也是死路一条。

明朝没有采用这种方式。为什么呢?我觉得很难说。一方面是朝廷不敢放权,一方面也是商税基地和战区太远,自征自收确实也有困难,但最重要的可能还是清朝出现地方军事集团,而明朝没有。

但总之,矿税和商税的问题并不像网上说的那样,是东林党坏了事。其实阉党也好,东林党也好,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换上我们这些现代人过去也很难解决。所谓英明的魏公公、智慧的阉党,那都是无稽之谈。

04 东林党的意义

如果没有阉党,朝廷归东林党执政,明朝能得救吗?

当然也不能。

为南明殉节的夏允彝在《幸存录》里说:“两党之于国事,皆不可谓无罪……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边制寇,卒无实着……其无济国事,两者同之耳”。这当然是确论。对于具体的筹边制寇,东林党拿不出好方案,阉党也拿不出好方案。在这方面,两边确实半斤八两。捧阉党的那些网友固然是胡说,但是像黄宗羲那样认为“天、崇不用东林而致败”,那也是太过乐观了。但话说回来,崇祯帝何尝又拿的出好方案?在搞死明朝这件事上,崇祯皇帝的责任比谁都大。哪怕他有赵构的本事,明朝都不至于死得这么快。

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东林党对明朝的救亡图存没有多少贡献。从这个角度看,它没有太大意义。但是我们拉长视野,换个角度看,它就有了另一种意义。

在整个中国的历史长河上看,东林党有什么意义呢?

它的意义不在于道德上的高标,也不在于东林党人自我标榜的“激浊扬清”,而是它展现了一种新的思路。东林党人普遍渴望限制君权,“把君主转变为国家的一个部门”,君主不能独断裁决,而应该把一切“付诸公论”。至于什么是“公论”?他们的想法比较模糊,而且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是尊民抑君。

这种思路发展到了东林党后人黄宗羲的手里,已经变成了彻底否定君权。黄宗羲直截了当地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把君主问题解决了,绝大部分问题就迎刃而解。比如说明朝阉宦当权,大家的意见无非是修饬家法提防太监等等,黄宗羲却说:不许皇帝娶那么多女人,阉宦问题就彻底解决了。他质问道:皇上要那么多媳妇干什么?郑玄注《周礼》说天子至少有八十一个女御,还要给她们排班侍寝,这就是不要脸啊,“则是《周礼》为诲淫之书也”。有人说这样皇子不多,黄宗羲嗤之以鼻:呸!皇子要那么多干什么?天子之位本来就该贤人居之,谁批准他一定传给儿子的?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确是古代的一本奇书,道前人所未尝道。但是它并非凭空而来,用小野和子的话来说,它是黄宗羲作为东林后人的“政治运动总结算”。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东林党的活动,也就不会有《明夷待访录》。

说说东林党和阉党

而且,《明夷待访录》也并非是空谷足音,王夫之、顾炎武、吕留良等人的书都露出了一种思考的新气象,比黄宗羲稍晚的唐甄,在《潜书》里也说:“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后来被大家传为笑柄的曾静,也发牢骚说:“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朱做;明末皇帝该吕子做。”大家觉得这话很可笑,其实这绝对代表了一种新的思潮,隐隐指向了未来的方向。明末清初大家集体出现这种想法,绝不是偶然现象。要是追索这种新思潮的源头,跟东林党运动不无关系。

这种新思潮认准了历代王朝是个生住坏死的无休止循环。只要不对君主制做根本性变革,另外设计出一套东西来,那就谁也没办法打破这个循环,所以黄宗羲写了《明夷待访录》,唐甄写了《潜书》,吕留良写了《四书讲义》,曾静也大发那种牢骚。

这种新思潮开花结果了么?没有。它渐渐湮灭,毫无结果。等后来,孟德斯鸠、亚当斯密这些作者的著作翻译进来以后,《明夷待访录》之类的书也就没多大价值了,因为人家说的更清晰,更透彻。相比之下,黄宗羲他们的理论确实太天真幼稚。

但是天真幼稚是他们的错吗?初生之物、奠基之始,怎么可能一下子成熟?西方学者有现实情况可以参考,黄宗羲他们只能凭借自己的想象。他们没有现实做参照,不知道这个东西在现实中行不行得通,只能试着去在脑海中摸索。但是这种摸索非常重要,我觉得比程朱理学、阳明心学要重要得多得多。

现代思想的传入,是意外的结果,局中之人谁也没有料到。如果没有外来思想的传入,中国还是在孤立状态中自我发展,那么东林党点燃的这个思潮,就是未来光明的种子。它提不出具体方案,也不会马上有结果,也许几百年、上千年都不会有结果,下个王朝、下下个王朝、下下下个王朝也许都不会用上它。但是只要它出现了,就意味着变化的可能。什么心学理学、即心即体那套东西解决不了现实中最根本、也显著的问题,甚至连面对的勇气都没有。而黄宗羲他们至少往这个方向走了。

我觉得这就是东林党运动的意义。它救不了明朝,也解决不了筹边制寇的危机,从现实功利角度看,它没有多少正面意义。但是,它触摸到了这个社会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给遥远的未来埋下了一颗种子。也许这才是它的真正意义所在。

至于阉党,它的意义嘛,可能主要就在一个“阉”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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