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翻了翻晚明的书，又查了一些资料，有点感想随便说说，个人看法而已，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

01 党争问题

所谓东林党、浙党、楚党乃至阉党等等，都是既无组织，也无纲领，不算什么真正的党。其中，东林党最接近于现代意义的“党”，因为它明面上还算有一套共同的价值观底色，但细看之下，也是一盘散沙。

至于它们之间的党争，大家都说党争万恶，毁掉了明朝。这话也有道理，但问题是为什么？

党争本身没什么不好。英法美德等等都有不同的党派，都有党争，而且争起来也很激烈，但是它没有损害国家，反而是向上的力量。那么明末的“党争”为什么都说不好呢？主要还是缺少制度上的支撑。

正常的情况下，东林党和阉党之争，应该从观念的不同出发，形成不同的政策纲领。然后，每一方都要对自己的纲领负责。但是明朝没这个环境。东林党也好，楚党浙党阉党也好，都无力将分歧上升到纲领层面，他们也不必为任何政策纲领的成败负责，那自然就堕落成了人事上的争执。

大学士王锡爵和东林党的顾宪成有段著名的对话。王锡爵说：现在有个怪事，内阁觉得对的事情，外面一定认为不对；内阁认为不对的，外面一定认为对。顾宪成回答说：我倒知道另一件怪事，就是外面觉得对的事情，内阁一定认为不对；外面认为不对的，内阁一定认为对。

历史学家往往认为这是党争的劣根性，其实这就是内阁和”影子内阁”的关系，它完全可以成为一种监督的正面力量。十八世纪的辉格党和托利党不就这样吗？英国也没有垮台，反而蒸蒸日上啊。如果换个环境，把东林党的这帮人放到英国，他们就很可能建立一个类似辉格党那样的组织。但问题是明朝没有议会。没有议会，也就没有一个能做政治竞争的制度化平台。分歧无法通过合理的政治进退来表现，就只能变成内部攻讦。这是东林党的悲剧所在。

辉格党和托利党何尝不争？

再比如说古代的言官制度，大家都知道有很多副作用。言官局外论事，大言炎炎，百般挑剔，有时候确实会误事。但这不是言官本身的问题，哪怕放到现代国家，舆论也只负责挑剔，不负责解决问题。真正的关键在于舆论和政策之间，是要有政党做缓冲的。而明朝没有这个缓冲。

东林党喜欢挥舞道德大棒，动不动就说别人是小人。这当然是一种戾气。当时整个明朝都弥漫着一种极端化的戾气，东林党侵染其中，推波助澜，这也是不用避讳的事情。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想想，他们不挥舞道德大棒，又挥舞什么呢？如果不能把分歧转变为清晰的政策路线之争，也不能合法地实现“政治分赃”（这个词听着不好，但其实是近代社会政党出现的关键），那就只能搞人身攻击。人身攻击拿什么说事呢？当然就是道德了。不光东林党这样，其他派别也这样，自古以来是这样，无一例外。东林党只是自我标榜太厉害，所以道德攻击也就更刺目而已。

历史学家都说清谈误国、党争误国，可能确实误国，但如果把辉格党、托利党扔到明朝，它们一样误国。它们在英国不误国，在明朝会误国，主要不是它们本身的问题，而是大环境的问题。党争本身没有问题，某种程度上甚至是社会健康的标志，问题在于社会能不能制度化地处理党争。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事情，如果只看中国史往往是搞不明白的，因为没有参照物。看看世界史，可能更容易理解事情的本质。

02 东林党和阉党

现在网上有很多骂东林党、捧阉党的文章，那是不对的。明朝灭亡的过程中，责任最大的是崇祯。放下崇祯不说，单说东林党和阉党，肯定也是阉党的问题更大。

首先，阉党毒化了党争的气氛。

东林党确实偏狭，比如穷治“三案”，里面就有清洗政治对手的意图。但是它毕竟还守着边界，并没有猎杀对手。但是阉党掌权后，开始进行大规模肉体消灭，其黑暗残酷程度前所未有，这就太过分了。这个界限不能跨越，一旦跨越后患无穷。后来党争进行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和当年肉体消灭播下的仇恨有直接关系。可以说，阉党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至于网上指责东林党的很多事情，阉党也同样不干净，而且往往有过之而不及。就像熊廷弼之死，有人就推到东林党头上，这是不公道的。大家看看《熊廷弼之死》这本书就知道，东林党虽然内部也有分歧，但总体来说，大多数东林党人（比如叶向高、邹元标、周宗建等等）都认为不该杀，真正处死熊廷弼的是阉党，他们想借此案牵连东林党人。再比如，孙承宗的罢黜、袁崇焕的废弃，也都是阉党在全盛期的所为。

这也不奇怪。当时文人士大夫以交接阉宦为耻，阉党只能收罗这个阶层里比较边缘化的人物，政治操守相对来说是要差一些。当然，也不是说他们都是坏人。明朝灭亡后，不少东林党残余就反思说：“东林党里虽然不少君子，但是也有小人，反东林者里头虽然不少小人，但也有君子。”其实，这是历史的常态。一个派别里都是好人，或者都是坏人，反而是咄咄怪事了。说到底，还是要看他们做的事情，而不是他们的人品。

要说做的事情，阉党也没拿出什么治国的好办法来。网上的翻案文章里说，魏忠贤治国英明，扶大局于不倒，要是魏公公不倒台，明朝也不会亡。这都是痴人说梦。在历史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魏忠贤治国有一套，陕西大规模民变反倒是从他这里开始的。

魏公公何尝有什么治国大略

有人杜撰出“魏忠贤收商税，来自江南的东林党上台后取消商税，明朝财政才垮台的”，这更是信口开河。没有任何资料表明魏忠贤提出大规模征收商税的政策，反倒是王应蛟、叶向高、何士晋这些东林党人提出过一些方案，但也没有全面落地。

为什么会这样？

不是因为江南的东林党人处于阶级利益反对收商税。东林党人没有那么一个统一的阶级出身，也没有那样整体的“阶级自觉性”，当然阉党也没有。明朝没有大规模开征商税，不是因为有人阻挠，主要还是因为没法操作。

03 矿税和商税

为什么没法操作？因为明朝没有系统征收商税的财政体系。从建国的时候就没有，然后一路沿袭下来，到后期已经积重难返，无力建立这样的系统了。

按照当时的官僚体系，征收农业税相对是最容易的，而对流动资产征税就需要相当的灵活性，不是说建立就能建立的。宋朝的商税很高，那是因为它一开始就建立了这个系统，而且不断完善，可以完成这个职能。但是明朝就做不到。

明朝也不是不受商税，但收的很少。大家如果读明朝经济史有关的书，就会觉得迷惑。明明商税没收上来多少，但很多人却感觉难以忍受。有的时候，某些商贩宁肯把货物烧掉，也不愿交税。为什么？因为它的征收方式不合理，畸轻畸重，有相当的随意性。

说到这里，可以顺便说说矿税。现在也有不少人替矿税平反，说这是万历皇帝为了军国大计制定的政策，能切实解决财政问题，可惜东林党上台后给废掉了。这是胡说。矿税的问题就像商税一样，它征收方式极其不合理，而且还带上搞运动的性质，对社会的破坏极大，完全是得不偿失。

这个不是东林党一派的说法，几乎所有的资料都显示，征收矿税的太监完全是胡作非做，而且他们只对皇帝负责，谁也无法抗衡他们。他们想怎么收怎么收，想冲谁收就冲谁收，结果没有矿的地方也非说有矿，肆意拷打，弄得无数人倾家荡产，而且征收上来的钱大部分都落入了私囊。凡是有太监去收矿税的地方，都充满了暴动的气息。

就像东北局势的恶化，就和矿税太监高准有直接关系。熊廷弼是一线负责的人员，我们总不能说他也是短视的文官吧？熊廷弼就说矿税每年征收不过三万两，却导致辽东民穷财尽，严重破坏了税基，很多边民还因此跑到“建虏”那里去了。三万两银子怎么就会民穷财尽？无非是征收方式的极端残暴，再加上中饱私囊，层层盘剥。

这完全是得不偿失的买卖。如果明朝继续利用太监征收矿税，恐怕灭亡还要再提早几年。后来大家对征收商税普遍有点抵触，多少也是受到了矿税先例的刺激，总觉得收不上来多少，却把目前稳定的地区白白搞乱。至于说文官系统代表商人利益云云，所以不肯去收，那都是毫无根据的信口开河而已。

他们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如果用征收矿税的方式征收商税，结果恐怕也不会有两样，所得无几，却民穷财尽，比“辽饷”还要更得不偿失。所以说，问题不在于该不该征收矿税和商税，而在于怎么征收。明朝要想征收商税，就要改造税收系统，还要向地方放权，否则的话根本就行不通。

在古代，一套系统一旦建立，就会形成严重的路径依赖，想要彻底改造几乎不可能。就拿宋朝来说，它立国开始就重视商税系统，所以这方面问题不大。但是到了王朝中期，它想另起炉灶改造财政系统，也是难于登天。就像王安石搞的免役法、青苗法之类的，听上去似乎也不是什么太复杂的事，但真正执行起来就把国家搅得天翻地覆。

很多事情真是谈何容易啊。

清朝其实也面临过这个问题。它也没有收商税的传统，以雍正时代为例，农业税超过两千万两，商业关税却只有135万两左右。太平天国起事后，财政极度困难，但是清朝依旧收不上来商税。其实也是明朝的那个问题，不是不想收，而是没有一套体系做支撑。

那后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是靠征收厘金。

厘金其实也是商税，但是当地自征自用，权力完全下放。这种放权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倘若依靠大清朝廷去征收商税，然后再分派给地方，恐怕也是死路一条。

明朝没有采用这种方式。为什么呢？我觉得很难说。一方面是朝廷不敢放权，一方面也是商税基地和战区太远，自征自收确实也有困难，但最重要的可能还是清朝出现地方军事集团，而明朝没有。

但总之，矿税和商税的问题并不像网上说的那样，是东林党坏了事。其实阉党也好，东林党也好，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换上我们这些现代人过去也很难解决。所谓英明的魏公公、智慧的阉党，那都是无稽之谈。

04 东林党的意义

如果没有阉党，朝廷归东林党执政，明朝能得救吗？

当然也不能。

为南明殉节的夏允彝在《幸存录》里说：“两党之于国事，皆不可谓无罪……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边制寇，卒无实着……其无济国事，两者同之耳”。这当然是确论。对于具体的筹边制寇，东林党拿不出好方案，阉党也拿不出好方案。在这方面，两边确实半斤八两。捧阉党的那些网友固然是胡说，但是像黄宗羲那样认为“天、崇不用东林而致败”，那也是太过乐观了。但话说回来，崇祯帝何尝又拿的出好方案？在搞死明朝这件事上，崇祯皇帝的责任比谁都大。哪怕他有赵构的本事，明朝都不至于死得这么快。

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东林党对明朝的救亡图存没有多少贡献。从这个角度看，它没有太大意义。但是我们拉长视野，换个角度看，它就有了另一种意义。

在整个中国的历史长河上看，东林党有什么意义呢？

它的意义不在于道德上的高标，也不在于东林党人自我标榜的“激浊扬清”，而是它展现了一种新的思路。东林党人普遍渴望限制君权，“把君主转变为国家的一个部门”，君主不能独断裁决，而应该把一切“付诸公论”。至于什么是“公论”？他们的想法比较模糊，而且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是尊民抑君。

这种思路发展到了东林党后人黄宗羲的手里，已经变成了彻底否定君权。黄宗羲直截了当地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把君主问题解决了，绝大部分问题就迎刃而解。比如说明朝阉宦当权，大家的意见无非是修饬家法提防太监等等，黄宗羲却说：不许皇帝娶那么多女人，阉宦问题就彻底解决了。他质问道：皇上要那么多媳妇干什么？郑玄注《周礼》说天子至少有八十一个女御，还要给她们排班侍寝，这就是不要脸啊，“则是《周礼》为诲淫之书也”。有人说这样皇子不多，黄宗羲嗤之以鼻：呸！皇子要那么多干什么？天子之位本来就该贤人居之，谁批准他一定传给儿子的？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确是古代的一本奇书，道前人所未尝道。但是它并非凭空而来，用小野和子的话来说，它是黄宗羲作为东林后人的“政治运动总结算”。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东林党的活动，也就不会有《明夷待访录》。

而且，《明夷待访录》也并非是空谷足音，王夫之、顾炎武、吕留良等人的书都露出了一种思考的新气象，比黄宗羲稍晚的唐甄，在《潜书》里也说：“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后来被大家传为笑柄的曾静，也发牢骚说：“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朱做；明末皇帝该吕子做。”大家觉得这话很可笑，其实这绝对代表了一种新的思潮，隐隐指向了未来的方向。明末清初大家集体出现这种想法，绝不是偶然现象。要是追索这种新思潮的源头，跟东林党运动不无关系。

这种新思潮认准了历代王朝是个生住坏死的无休止循环。只要不对君主制做根本性变革，另外设计出一套东西来，那就谁也没办法打破这个循环，所以黄宗羲写了《明夷待访录》，唐甄写了《潜书》，吕留良写了《四书讲义》，曾静也大发那种牢骚。

这种新思潮开花结果了么？没有。它渐渐湮灭，毫无结果。等后来，孟德斯鸠、亚当斯密这些作者的著作翻译进来以后，《明夷待访录》之类的书也就没多大价值了，因为人家说的更清晰，更透彻。相比之下，黄宗羲他们的理论确实太天真幼稚。

但是天真幼稚是他们的错吗？初生之物、奠基之始，怎么可能一下子成熟？西方学者有现实情况可以参考，黄宗羲他们只能凭借自己的想象。他们没有现实做参照，不知道这个东西在现实中行不行得通，只能试着去在脑海中摸索。但是这种摸索非常重要，我觉得比程朱理学、阳明心学要重要得多得多。

现代思想的传入，是意外的结果，局中之人谁也没有料到。如果没有外来思想的传入，中国还是在孤立状态中自我发展，那么东林党点燃的这个思潮，就是未来光明的种子。它提不出具体方案，也不会马上有结果，也许几百年、上千年都不会有结果，下个王朝、下下个王朝、下下下个王朝也许都不会用上它。但是只要它出现了，就意味着变化的可能。什么心学理学、即心即体那套东西解决不了现实中最根本、也显著的问题，甚至连面对的勇气都没有。而黄宗羲他们至少往这个方向走了。

我觉得这就是东林党运动的意义。它救不了明朝，也解决不了筹边制寇的危机，从现实功利角度看，它没有多少正面意义。但是，它触摸到了这个社会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给遥远的未来埋下了一颗种子。也许这才是它的真正意义所在。

至于阉党，它的意义嘛，可能主要就在一个“阉”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