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西方不应妖魔化中国

裴敏欣

　　如今，中国与“自信”几乎成了同义词。一提到“中央王国”，西方媒体就都没有一句好话：中国仍坚持低估人民币，以获取不公平的贸易优势；在领土纠纷问题上恫吓邻国；完全不采取任何举措，以钳制危险的朝鲜政权，而且尽管朝鲜的挑衅行为逐渐升级（包括此次炮击韩国），中国仍继续向其提供大量援助。

　　但在中国国内，民众对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看法几乎截然相反。大多数普通民众认为，中国政府还不够自信，中国领导人太软弱，而西方对中国的批评都是不公平且虚伪的。

　　以两个广受关注的问题为例：有关中国汇率政策的较量，以及中日围绕东海有争议岛屿的纠纷。中国国内的主流民意是，美国将其自己的经济问题归咎于中国、并威逼中国做出政策改变是不公平的，那只会既伤害中国经济，又无法提振美国的增长。至于中日领土争端，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西方一直在不公平地偏袒日本。

　　这种分歧并非第一次出现。但以往很少碰到西方人对中国国际立场的看法与中国人自己的看法如此截然相对的情况。最明显的原因是中国国内民族主义的不断抬头，政府支持的爱国主义教育、以及共产党对媒体的控制（使媒体不能对中国与西方的争议进行客观报道和分析）对此起到了推动作用。尽管大多数普通中国民众并不相信官方媒体对国内事件的报道，但他们更容易相信政府对于中国在海外行为的说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政府所推行的战略似乎是要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强化自己的民族主义资历，同时维持一种灵活的外交政策。一方面，执政的共产党急于证明，自己使中国成为一个受尊重的世界强国。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希望坚持务实的外交政策，避免与西方发生代价高昂且不必要的冲突。这一战略的内在矛盾令其越来越站不住脚。

　　进一步加深双方认知分歧的是，外界的确用一种不同的标准来评判中国。在与整个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打交道时，中国面临着两个不利因素：其实力及其政权的特性。与其它强国一样，人们用更高的标准来评判中国，认为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保持克制（尤其在与实力较弱的国家打交道时），并担负起更重大的国际责任。但与民主政体的强国不同，中国还因为其威权制度而受到无形但重大的惩罚。由于民主的西方认为威权政权不合法理，因此西方人士透过更加怀疑和不信任的棱镜来看待中国的海外行为。其结果是，每当中国卷入国际纠纷，西方都自然而然地支持中国的对立方。对于西方政客和舆论影响者而言，这种意识形态偏见已成为第二天性。但对于普通中国民众而言，这种差别对待会让人愤怒。很少有政府受到这种三重标准。

　　如果任其发展，这种不断扩大且令人不安的认知鸿沟只会导致紧张升级，甚至引发冲突。这会导致在一些关乎全球安全和繁荣的关键问题上更难争取中国的合作。例如，西方将加大对中国施压，阻止中国的战略缓冲地带——朝鲜——扩大其核武计划和进一步挑衅韩国。但随着中国与西方之间不信任和争吵的逐步升级，中国可能会选择熟视无睹，只是为了表达一种态度，即西方软硬兼施是行不通的。

　　缩小这种认知鸿沟需要双方都付出努力。总体上说，北京方面可以做得更多。它必须允许媒体对中国外交政策进行更客观的报道，并停止煽动民族主义。西方政客和舆论影响者在批评中国时应更讲究策略（纵使这些批评是合理的），并尽量从中国的视角看待这些问题。此类温和措施可能不会彻底消除认知分歧，但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现实的选择。

 

重估人民币——小心你的要求

黄育川（Yukon Huang）

　　在政治色彩紧张的氛围下，人民币将很可能在未来几个月被迫升值5%并在未来两到三年内被迫升值20%，且这种可能性在继续加强。然而关于中国汇率政策的讨论的注意力集中在了错误的事情上。与其在贸易总量上过分纠缠，倒不如去好好地研究一下负责实际制造组装产品复杂元件的区域供应链条。仔细看看东亚的整体经济状况，很明显，即使对主要货币进行调整也未必能减少全球贸易紧张。而且，中国货币的升值也不一定会对西方有利。

　　辩论的一方，“批评中国方”认为，人民币的升值将会减少美中贸易逆差。“中国防御方”指出，即使中国对汇率做出重大调整，也不会有助于改善当前形势，因为中国生产的产品可能会转而流向其他国家，而不是美国。这也会提高美国进口价格—实际上，美国贸易逆差可能会变得更糟糕。

　　以贸易总量为焦点，这些争论仅注意到了由中国组装并出口到西方的产品，忽视了在几个东亚国家制造的元件——所谓的来料加工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中国来料加工贸易的出口份额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大约25%急剧地上升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55%。中国三分之二的进口来料来自东亚，只有5%来自美国和欧洲。但是与之不相称的是中国最终产品的出口—40% 到45% 出口给东亚，而40% 到45% 出口给美国或欧洲。这意味着中国贸易顺差本质上来说是来料加工贸易上的顺差—与东亚国家之间巨大的贸易逆差是通过与世界其他国家间的贸易顺差来抵消的，尤其是美国。中国其余的“一般贸易”都是典型的贸易逆差。

　　中国在来料加工相关的出口中仅提供总价值20%的增值，而其余80%都由国外提供。因此，美中双边贸易逆差实际上并非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而是美国与东亚的贸易逆差。考虑到这一点，单独的人民币升值对解决美国贸易逆差没有多大用处。实际上需要东亚各国的货币共同升值以及东亚各国的多边参与，而非双边应对。

　　更进一层说，假设东亚货币（包括人民币）都升值，最终结果可能是来料加工贸易构成和区域资源结构的变化，这种结构在当前被认为是中国出口，但实际上是地区出口。这也会冲击与中国非来料加工贸易相关的出口。但是，这种做法究竟是否能解决全球贸易不平衡，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了。

　　为响应新的外汇汇率，贸易行业也会做出调整，这将会增加中国调整出口产品结构的压力，使中国更多地关注高端技术产品。这对美国和欧洲的公司形成了最大的竞争威胁。一些研究表明，中国既能出口低端产品，也能出口高端技术产品，这是不寻常的，尽管中国的国民平均收入比富有的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还少，但是来料加工贸易项目占中国高端出口的90%，仅有30%到50%为其余的。大部分高技术组件不在中国生产。一个常被引用的例子是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价值150美元的苹果公司音乐播放器（iPod）--在中国其增值额还不到5美元。

　　对于不同的产品，人民币的大幅升值会产生不同的后果。然而中国基于资源的出口不会明显地受人民币升值影响，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将会迁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但不是西方国家—区域内高科技产品的竞争者（比如南韩和日本）的竞争力将在短时间内加强。

如果人民币作为区域升值的一部分而升值，中国可能会从两个方面来做出反应。首先，中国将更希望在国内生产来料加工相关产品。中国已经提高了国内运输链，因此成本更低的内部省份相对于位于海外的生产中心更具有竞争优势。其次，如同东亚的其他成功案例一样——尤其是日本、南韩和台湾——中国被迫迅速过渡到更高端的技术领域。在华盛顿最近向世贸组织投诉北京夺取再生能源市场的措施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中国已经开始了这一步骤。

　　即使主要货币汇率做出了调整，世界贸易的紧张仍会继续——但不会一摸一样。今天受益的东亚国家可能会遭到中国内陆省份拥有低成本优势企业所生产的低技术含量产品和沿海省份所生产的高科技产品的挤压。美国和欧洲的公司将对低廉商品的涌入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担心得更少，而对在高新技术领域能否保持领先于中国担心更多。

　　因此，对西方国家而言，人民币升值未必是一件好事。

 

用经济地理学重新诠释中国的成功

黄育川（Yukon Huang）

　　众所周知，中国人口众多，疆域辽阔。近年来，在这一基础上，中国已投入巨资，意图将国家建设成工业加工和出口强国。为了促进经济更快发展，中国采用了以新经济地理理论（New Economic Geography）为基础的政策。这一系列理论解释了这个问题：较低的运输成本和经济集聚是如何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和促进大规模城市化的。

　　但是，目前中国的改革进程正面临转折。各种力量正在影响着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力图令中国的增长与世界经济和谐同步，影响下文即将提到的四个主要政策问题。这些问题事关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汇率形制，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如果中国可以成功刺激经济，并建立一套更加灵活的汇率体系，使人民币能够根据市场的压力进行适当的调整，将汇率作为调控经济的辅助工具的话，以下四个政策性问题，我们可以做出如下解答：

1. 中国将通过何种方式促进增长，是出口、投资、抑或消费？

　　这三者之间将形成一个平衡关系。工资和消费占国家总收入的比重将增加，而投资比重将会下降，这将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贸易盈余的增长将会减缓但依旧保持增长状态。

2. 未来几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否会放缓？

　　随着投资增速的放缓和贸易顺差的减少，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可能降低；但如果中国能够提高生产率，提振消费，这种下降将会是缓和的。这一结果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同时对劳动者有利。

3. 中国能否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缩小收入差距？

　　随着经济增长的重心逐渐移至内地，贫困的农村居民将会迁移到城市，劳动报酬将有所提高，两极分化现象将会得到抑制。

4. 人民币升值，究竟对美国还是对中国有利？

　　目前，人民币汇率一次性的剧烈升值并不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要求。只有提高其双向灵活性，才能有利于中国，同时也间接的有利于美国和整个世界。

 

美国选举及其对亚洲的影响

　　摘要：以下是2010年11月美国国会选举及其对亚洲可能产生的实质影响的简要评述。

选举结果：在11月2日发生了什么，还将会发生什么？

• 11月2日美国的中期选举确定了众议院中435个席位以及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的37个的人选。
• 在选举中，民主党以255票对178票（加两个缺席）的优势控制了众议院。
• 在新一届国会中，共和党以240票对190票的优势控制了众议院，而在另外的五场选举中则难分伯仲。
• 在选举中，民主党以59票对41票的优势控制了参议院。 
• 在新一届国会中，民主党以53票对47票的微弱优势保持对参议院的控制。  
• 现任国会将重新召开，时间至今仍未确定，可能是在休会前的11月，也有可能是12月。
• 新一届国会将于2011年1月5日上任。

人事变动：在新一届国会中，谁将拥有领导权？

• 众议院领导权：现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俄亥俄州的约翰•博纳（John Boehner）将成为美国众议院议长。无可争辩地，这是国会中最强有力的位置。在未来的日子里，众议院民主党人将继续受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的领导。
• 众议院外交事务：佛罗里达的伊琳娜•罗丝莱亭恩（Ileana Ros-Lehtinen）有望成为下一届众议院主管外交事务的女主席。当召集新一届国会时，卸任主席霍华德•伯曼（Howard Berman）有望继续担任委员会中高级民主党代表人。众议院外交事务也将迎接大量的新成员，作为在众议院占多数的党派，共和党也将在委员会中占较大比例。
• 众议院陆海空三军：加利福尼亚州的巴克•麦肯恩（Buck McKeon）即将成为下一届众议院陆海空三军主席。在民主党方面，一场可以预见的重大改组将出现，主要涉及委员会中四个最资深的民主党人代表，包括在改选中被打败的现任主席埃克•斯凯尔顿（Ike Skelton）。
• 参议院领导权：预计无变化。在内华达经历了一场艰苦的改选竞争后，哈里•瑞德（Harry Reid）有望继续担任参议院多数党领导人。肯塔基州的麦康纳（Mitch McConnell）将继续担任参议院少数党领导人。
• 参议院对外关系事务：约翰•克里（John Kerry）有望继续担任主席，迪克•卢格（Dick Lugar）将继续担任委员会资深共和党人代表。考虑到民主党在委员会席位数量的减少，东亚太平洋事务委员会现任主席，弗吉尼亚州的吉姆•韦伯（Jim Webb），可能不得不在主管对外关系事务和陆海空三军事务的职位中做出选择。根据其选择结果，我们可能会有一位新的亚洲委员会领导人。在共和党方面，由于必然进行颠覆式的改组，为了空出一定席位，现任成员中的很多人将有可能放弃其在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位置，而转至经费或财务部门任职。
• 参议院陆海空三军：密歇根州的卡尔•列文（Carl Levin）有望继续担任主席，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有望继续担任委员会共和党人领袖。因为将有相对较少的人员退休或转至其他部门任职，所以其在参议院陆海空三军委员会中人员组成的变动将相对较少。

政策意义：关于美国对亚洲的政策，选举结果意味着什么？

• 人民币升值：相对于现任国会来说，新一届国会通过立法向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的可能性比较小。关于国会对中国采取惩罚性措施的喊得最响的支持者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可能在参议院中继续推进进攻性的行动。众议院共和党，尽管仍然深深的怀疑中国，也不再热心地把中国标榜为操纵者。当货币操纵立法（HR 2378）在九月提交众议院表决时，99名共和党人投赞成票，74人在政治上艰难地投了反对票。尽管共和党人重新获得支配众议院的权利，也不能表明汇率问题将从政治雷达屏幕中消失，但这个问题却不太可能通过立法来解决。
• 人权：伊琳娜•罗丝莱亭恩（Ileana Ros-Lehtinen）主管众议院外交事务。在人权问题上，大嗓门的美国新泽西州的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也可能会在委员会中担任一个高级的职务，因此，众议院在人权问题上可能采取更加主动的措施。伊琳娜•罗丝莱亭恩过去多次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提出批评，并说中国是明显的集权国家。在她的领导下，将很有可能出现听证会以决定美国应如何对待包括中国在内的非民主国家。
• 同南韩的自由贸易：如果他们在竞选时的说辞确实对其将采取的措施有指导作用，共和党人对众议院的控制将引起对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极大重视，这些政策包括减少政府开支、降低税收、缩减规定以及自由贸易。尽管众议院共和党人和奥巴马政府在许多经济问题上针锋相对，但在贸易问题上，他们基本上还是站在一边的。众议院共和党人和白宫正在寻找相对较少的共识来支持与南韩、哥伦比亚和/或巴拿马的自由贸易协议，以此作为推动美国出口和刺激美国经济的手段。

广泛的政治意义： 

• 在过去的三个选举周期后，将会出现大批新的国会成员。在2006年民主党选举风波、2008年民主党事件和2010年共和党选举风波之后，两院都有异常多的新成员，其中很多成员先前基本都没有接触过外交事务。
• 如上所述，拥有外交事务权利的国会委员会构成将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 存在巨大分裂的国会将可能出现立法的僵局，因为共和党控制众议院而民主党控制参议院，而两党又在追求相互对立的立法会议议程。
• 国会将出现大量党派性和意识形态都极其鲜明的成员。美国到今年为止的政治主题是“茶党”运动所带来的两党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化，在这场运动之后，极端保守和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的候选人击败了各自党内相对比较沉稳和中立的力量从而确立这些激进分子在其党内的领导权。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在11月的选举中获胜。因此，在一月份新国会上任之后，本已激进和极具战斗性的政策方针将可能更加极端化。

 

国际经验对中国低碳发展的启示：公众如何参与？

张钰函, 2010年11月10日

　　近些年来，为了实现社会的可持续性增长，积极构建生态城市、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政府与时俱进，出台了大量的法律措施推动低碳发展，控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然而，在目前低碳发展的初始阶段，公民作用非常渺小。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大部分中国公众甚至将“低碳”与“节俭”相混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公众参与频率、效果等都相差甚远。中国拥有近14亿人口，如果公众不能积极参与低碳发展的进程，那么碳减排的宏伟目标就不容易顺利地实现。汲取西方发达国家低碳治理的先进经验并且为我所用是当前中国的明智选择也是重要任务之一。本文有针对性地分析了低碳社会发展过程中澳大利亚模式、日本模式、以及丹麦模式，提出中国公众应该培养低碳理念、从小事实践低碳生活，发挥监督作用，并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自主地打造低碳社区。

　　澳大利亚悉尼市：民众从低成本，效果佳的小事做起。作为温室气体的受害国家，澳大利亚上空臭氧层已经出现空洞，导致澳洲居民皮肤癌患者比例加剧上升。澳大利亚公众比较早的就意识到了气候变化问题、并且积极倡导节能减排、保护环境。2007年3月31日澳大利亚悉尼市约有超过220万户的家庭和企业关闭灯源和电器一小时。该市成为了“地球一小时”活动的实践先驱和积极倡导者。活动展开的当晚，根据相关政府部门的统计，熄灯一小时节省下来的电足够20万台电视机用1小时，5万辆车跑1小时。更多参与的市民反映，当天晚上能看到的星星比平时多了几倍。

　　日本富山市：政府、公民、企业三方团队项目。日本富山市是日本海沿岸的工业城市，人口42万左右。由于工业化发展后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污染问题，以当地居民为主、企业参与、市长带领下的低碳减排团队（Team Toyama）成立，致力于尽一切办法减缓气候变暖。通过大力发挥公民与企业的建议与监督作用，当地市政府已经开始从城市建设与交通设施等方面改变社会形态。在当地居民和企业员工强烈的建议下，富山市正在不断地积极发展公共交通体系，拓展城市轻轨的数量，争取在20年内使居住在公共交通极其便利地区的人口提高到40%。富山市已经成为了日本公民参与低碳建设的先行者和模范地区。

　　丹麦日德兰市：居民“当家作主”，自主创建低碳社区。丹麦日德兰市的彼得尔小镇是全世界最早构想并实现低碳发展的城市之一。当地的太阳风社区是100%公众参与的硕果，竣工于1980年。该低碳小区是完全由居民自发组织建设的。当地30户居民自发讨论、商议低碳构想，自始至终地参与社区的规划设计、建设全过程。在设计方案的审批和募集资金等过程也贯穿着他们的努力。在具体的建造和日常管理维护等方面也是居民自发组织起来，邀请专家、政府相关部门、和施工队共同讨论。在公共场所和居民住宅上，社区一共安装有600平方米的太阳能板。在社区2公里外的山坡上，居民还安置了20米高的风塔供电。在公共建筑的地下室居民还筹资建设了固体废弃物燃烧炉，最大限度地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和保持社区的生态友好特性。

　　在中国，低碳、绿色发展等相关概念提出时间不长，立竿见影近期来讲不是很现实。中国民众参与的普遍性、多样性、有效性在短期内也不会表现的和上述国家一样。发展低碳，中国需要一个漫长并且可能比较艰苦的过程。

　　中国应该培养城市居民低碳理念，形成城市居民低碳生活方式。目前，由于经济迅猛发展、百姓收入增加、物质极大丰富，中国大、中城市的“消费主义”在悄然蔓延。截至2010年6月， 中国城市居民生活能源消耗占全年全国总消费的26%， 温室气体排放的30% 是由居民生活行为及满足这些行为的需求造成的。在这个大背景下，低碳理念必须引入到城市生活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推进城市生活低碳化。中国公众应该借鉴悉尼民众的从点滴小事做起的原则。譬如：将每张纸双面打印，相当于保留下半片原本被砍掉的森林；放弃塑料袋使用，改用布袋子，相当于每年节省数百万桶石油；一件衣服洗后不用烘干机可减少2.3公斤的二氧化碳释放；下班时关闭计算机和显示器，可减少30%的二氧化碳排放；减少健身房电动跑步机的锻炼可减少1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等等。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如果每个城市人口自觉从细微小事养成一种习惯，低碳持家、低碳消费、低碳出行、低碳生活就会更容易的变成现实。值得注意的是，在提升公众低碳 意识、改变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培养新一代的“气候公民”是重中之重，也容易被公众忽视。儿童和年轻人是家庭中最主要的能源消耗者。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家庭的生活习惯和对气候的认识。他们自身也是未来气候问题的主要解决者。对年轻一代“气候公民“的培养、教育因而被视为整个公众参与中具有决定性的环节。

　　中国也应该支持公众在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中的监督作用。公众应该认识到投身低碳建设是一种不可推卸的义务和责任。目前，中国中央环保与节能减排等部委、地方政府机构都开通了百姓热线，允许、鼓励公众投诉、监督、建议节能减排相关的问题和措施。中国公众应该更充分地利用这些渠道反映问题，提出自己的好的建议。为国家节能减排献言献策。在必要的情况下， 公众也可以有组织的联合一些有影响力的企业、国内外组织，向政府合理的反应情况，监督、报导、评估低碳发展的进程。上述日本富山市的例子可以借鉴、结合中国国情学习、运用到实际低碳建设中去。譬如：大学学生团体可以和周边高耗能、高碳排放的企业代表还有当地地区政府办事处结合成一个团体，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交流、发现问题、提出政策建议、然后防止问题扩大化并且试图解决问题。

　　中国公众还应该抓住时代机遇，大力打造各自的低碳社区。在下一个国家“五年计划”阶段 （2011-2015）,中国政府低碳经济思想的引入将使节能减排以及环保产业渗入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国家将大力鼓励低碳城市和社区的打造。目前,已经有5省份和8个城市率先成为低碳建设试验区。中国公众在相关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应充分利用现有自然、人力、财政资源积极打造具有当地特色的低碳社区。丹麦太阳风社区值得中国公众深思。在今后的低碳社区大造过程中，清洁能源技术的利用应该加大力度。譬如，小区太阳能路灯的安置在未来几年内应该大范围的在城市小区中普及。同时，生态小区花园应该更多的建立起来。小区公民可以多种植绿藻类植物吸收周围的温室气体、净化空气。

　　当然，城市建设方面的专家权威应该给予公众正确引导，决策者应该在财政方面利用譬如补贴的方式刺激公众选择节能产品，政府监管部门应该对耗能高、温室气体排放大、污染环境的行为予以惩罚，为低碳发展和公民参与尽可能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