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问的专家不谓不多，但有智慧的大家实在太少，而许倬云先生，就是当今在世的大智者之一。
——许纪霖

    今天我要和大家讨论的题目，是我这一年多来所思考的问题，基本上想要从比较研究来看看中国文化的特色。如果不加比较，我们很难真正地看出自己与别人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我在中国研究的园地里，摸索学习也有好几十年了，往往发现在中国史范围内，自己觉得天下之大只有中国；到外面一看别处史家治史时，却是天下之大没有中国，这种偏差，是长期积弊所造成的。汉学在中国学术圈里是门显学，但在世界学术圈里并不是显学，于是一方面中国汉学圈内自己做自己的研究，自以为做出一些系统来；但另一方面我们做的系统与解释，很难与外界沟通；再者，我们有这么多的记录，这么多可以考察的现象，但在整个世界人类历史的进展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如此一来，损失的不是记录本身，而是世界人类历史的研究中，遗漏了极重要的一环。我们看看世界通史的书籍，其中并不是不提中国，只是很难把中国与其他各文明连接在一起，做个明确的比较。所以我自己许下心愿，开始朝这方面做些研究工作。由于我做的是古代史的研究，因此从古代文明的比较着手，当然无可避免地会延伸到现在，拿我自己所学的经验、所思考的问题，把古代与现代联系在一起，来看看有没有长久以来可留下的影响。虽然我的研究是古代，但仍要看今天和古代是怎样连接在一起的。此中势必冒了一个大险，因为从古代到现代，中间有很长的一段历史是我不太熟悉的，有些地方很可能会说出外行话，或是忽略了应当注意的史实与现象。每一年回来，我常常参加一些讨论会，与国内的同仁切磋，像毛（汉光）先生、杜（正胜）先生、张（元）先生等都参加过讨论会，对我都有过帮助；我自己也主持过两届讨论会。这些机会使我反省自己思考的经过，也提供给我学习的经验，使得我在古今中间一大段不太熟悉的地方，可以经过朋友的讨论与指点，学得多一点，可以将当中应该联系而忽略的地方找出来，满足我自己的兴趣。这次的研讨会，我是拿它当作再一次的学习，而且再一次把我近来思考的结果，比较系统化地说给自己听，也说给朋友听，再检查一下说得通不通。这等于是一种尝试，也等于是英文里所谓“think aloud”，大声地想，不是默默地想。大声想的时候，若是想的东西不对，传到耳朵里面马上知道不对，就说不下去了，所以我今天也借这个机会来“think aloud”。

    在我做比较研究或比较观察的时候，目的并不在寻找一个通则或通例，而这往往是有些做比较研究的人常常犯的毛病。他们以为先讲定理，人类有若干一定要去的方向，而由比较研究中可以提出一些共同的道理；我所做的正好反过来。从比较里寻找不同的地方，从不同的地方回溯它演变的经过，看看是哪些条件促使这些不同地方的发生，这是在比较中寻找“异”，而不寻找“同”。从这个特定的角度，我可以说跟大陆上史学界同仁的方法是相反的，因此我也没有特别的定律或法则，在脑子里驾驭所有的资料。我只是一个时代、一个文化地找它们的特点，从比较中看出它们的差别。我想，凡是学历史的人都知道，历史是一大串特定的时间，而不是一大串共通的现象，我们要将这特定的时间给予好的解释、清楚的叙述，这就是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基本差异。所以我还是在做历史范围里该做的事，而不想跳到另一条路上去找通则或通例。

    第一段所要讲的是，我们中国文化在古代发展的最重要特色是什么？作为一个有文化的动物，人类跟别的动物不同的地方是，我们会把人群组织在一起，有意识地去做特定的工作。这跟大马猴不一样，大马猴也是成群结队的，但它们不是有意识地结合成群。从春秋时代起中国人就知道，人不能跟老虎比，也不能跟飞鸟比，但人有自己的智慧，用意识来结合人群，用群体的力量来克服环境的困扰。所以我先讨论哪些特定环境会造成哪些困难，哪些特定地区的人用什么方法来组织他们特定的人群；而这个组织方法是许多可能选择里的一种，选择了以后，就定了方向。譬如我们到“清华大学”的小吃部，走到那一个柜台之前，都有许多选择，到达以后选择就局限了。所以每个特定地区因应它的特定环境可以做许多选择，等选定了以后就变成文化的基本调子了。这个基调就等于生物的基因，人的群体里面也有基因留下的约定消息，不断地传递下去，形成特定的应付方法，在其他新的条件、新的情况发生以前，就会不断用老的方法应付下去。不但一个人如此，一代一代也是如此，这种延续性即造成智慧的延续。延续本身是一种制约，制约使得文化对那些问题的处理拥有特定的方式。而另一个文化没有受到这种制约，或是制约的方向不一样，它就会循着另一种规范、另一种处理方式，于是每一个文化产生了自己的特色。这特色会经常修改，不会永远不变，虽然一次只是修改一点点，时间一长，修改就多了。在短时间内可以看到它的延续性大于断裂性，因为它本身要延续的，所以就和别的文化不一样。这跟个人是一样的，俗话说“三岁看到老”，三岁时所获得的处理经验和方法，可能就一直随到老。人群的结合大概有几种可能，最主要的是生理性的，譬如一夫一妻再加几个小孩，这是最自然的单位（虽然在20世纪快结束的时候，这种单位产生了困难，譬如现在美国有很多夫妇没有小孩，甚至两个男的可以结婚，两个女的也可以结婚，这些都离开了生理的条件）。人类大多数的经验里面都是以生理的需求结合在一起的，这是亲缘亲缘性或血缘血缘性的团体。另一方面人跟人的结合情况，是地缘地缘性的结合，大家经常住在一起就变成小小的社群。

    这两种小群，地缘地缘性和亲缘亲缘性的小群，是人类结合的最基本方式。但两种小群都会成长，基本单位的小群会成长为大一点的村落，或是成长到许多村落结合在一起的更大单位。族也会从家庭成长到更大一点的单位。大概说来，面对面的交往而生效的约两三百人，超过两三百人的更大的群体就需要其他东西联系，依赖符号，自觉地认同自己是群体里的一名成员。在某种意义上，语言本身是创造符号的东西，而它本身也是符号；等到人群要倚重符号的时候，就表示他们不能单单靠面对面的交流了。换句话说，团体大到要用符号来联系时，就表示生活的需求已不是依靠直接接触的了，而这种更大的需求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它出现在我们破坏生态的时候。如果我们眼睛一闭就可以随手抓只兔子，就不必和别人合作；或是我们摘水果就可以维持生活，也不需要和别人合作。可是人类破坏生态的速度极快，生态一破坏，就是必须要改变生活方式的时候。人类生产食物的阶段，即是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

    在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初级的群体扩张为更大的群体，而由此，生产需要组织化，人群需要组织化，消费需要组织化，分配需要组织化。人类所面对的是不太有利的生态环境，于是我们创造另一种环境，人为的因素超过了自然的因素。而由人类摆进去的人为因素，其影响力比天然的影响力还要大，日子愈过愈复杂，人为的因素对我们的影响也愈大。于是文化的传承性和由传承性而产生的分歧性也愈来愈大，延续性愈强的时候分歧性愈大，而每个文化特质的出现以及走向某一个已定方向的速度和距离也随之增强。直到另一个阶段，人类必须再一次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又回头由分歧走向融合交流。

    我现在所要讨论的开始不是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而是在“政团政团”出现的时候。我用“政团政团”一词，为什么不用“国家”这个名词？“国家”在英文里面有很多特别意义，它在西方历史发展出来而获得的意义，与非西方的“国家”意义有格格不入的地方；如果我们拿西方意义的“国家”和我们自己意义的“国家”交合在一起，就会造成混淆，因此我避开这个词。当然稍后我还是会用“国家”这个名称，但请记住，我用的时候，是超越任何文化传统的说法。我用“政团政团”是表示政治化的团体。政治化的组织，有政治意识地以集体力量组织团体，这个集体力量超越个人力量之上，而这个团体在集体的约定、集体的力量共同约束之下，就可称之为state。我从政团政团出现的阶段来考虑这个问题。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以后，人类寻找新的生产工具、新的组织方式以解决资源不足的难题。在这个时候文明（civilization）产生。在我的定义中，文明的产生和政团政团产生的步伐是一 致的，因为文化的复杂性跟社群内部的分歧、分化与生活需求有极密切的关系，文明起源的时候就是政团政团出现的时候。

    现在我拿几个主要的古代文明来观察它们的发展过程。第一个是两河流域两河流域。两河流域两河流域是位于底格里斯（Tigris）河和幼发拉底（Euphrates）河之间，为什么我们用“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这个词呢？这个词（的意思）是水中央，这两条河上游的发源很近，中间下面则稍为远一点，更下游又接近以致合成一个三角洲（delta），中间这块就称为“美索不达米亚”。这块地区是面积并不很大的冲积平原，由从札格洛斯（Zagros）和安那托利亚（Anatolia）两个山系冲积下来的泥沙和沙漠里刮过来的沙合在一起而形成。当然我们谈两河文明的范围时不该只谈美索不达米亚，旁边的山地，即地中海末段的山地也该包括进去；不过文明出现，形成城邦，是在两河流域两河流域，所以还是以这里作为美索不达米亚的腹地。腹地数百里内没有丘陵、没有石头，往下挖也挖不出石头，要石头就得上山，到安那托利亚或是到伊朗的札格洛斯，或是到黎巴嫩去找石灰石。美索不达米亚的下游是三角洲的冲积平原，也是沼泽地，河流缓慢得找不出河道，长满了“阿拉伯苇草”，可是河中与沼泽地带，水产还相当丰富。要在这种生活环境下生存并不容易，热风常常吹袭，山上冲下来的雨水并不稳定；旁边山坡上本来居住环境相当好，可以种植麦子，但是日久地瘠了，就只好移到河域来。各位过去念到过“肥沃月湾”，其实月湾一点都不肥沃，荒凉不堪，连造房子的材料都没有，除了泥沙还是泥沙，两河流域两河流域的人们要在这个情况下，突破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天然环境，另外创造一个环境。这地方最初出现的村落遗址并不很大，可是慢慢地村落与村落之间发生联盟，因为有许多工作要大家一起做，做石器的石头，需要从远处取得，长途获取原料是很重要的工作。先是取硬石头，后来则是为获取铜、锡、木材而做长程的贸易。他们发现一两个村落应付不来，只有大家合伙派人远征，派出去的远征队所带回来的东西是大家用的，不是只有他们几个要用而已。远征队出去时所带的食粮和家里的生计都是大家供给的，所以带回来的东西也不能待价而沽。于是为了大群体的共同利益就构成了超级村落。超级村落就是后来城邦的前身。城邦之成为国家，则是附近若干个小一点的城邦屈服于大一点的城邦之下。从第一个王国的出现，可以看到大城邦和小城邦之间存在着隶属关系，不完全是一字并肩的地位。换言之，就是人类感觉到需要拿团体的力量去获取资源，而这些资源有些是远征队带回来的，有些是集体交换的。但是拿什么东西去交换？种粮食、捕鱼……再以之交换本地缺少的物资。长程的交换为贸易，在美索不达米亚是很重要的一点。其中神庙是最大的“贸易公司”，神庙派最多的人出去；神庙也是“银行”，也是屯聚与分配粮食的中心，城邦里真正的生产交换关系体现了以神意象征的集体利益。资源共享是分配中最主要的事情，最早的泥版文献之一就是神庙分配物资的记录。这种国家的特点就是共享与合约。合约造成民主的现象，反映在神话里就是他们的神祇常常开会，譬如有个神说我要毁掉那一座城，而那座城的神说不行，于是大家必须通过会议决定。神的集会也一样有派系之争，开起会来热闹得很，一定要大家多多少少地取得协议才能执行。神的会议就是人间会议的反映，人间的城邦有长老院和市民大会，这种城邦的民主结构是由生活需要而来的，这是人类历史上很特殊的现象。

    这种城邦的人群结合原则是什么？不是亲缘亲缘的，而是合约的；它是地缘地缘的，因为它有个中心，以城邦本身为中心，地点固定，当地财富的收集也固定。地缘地缘性可以扩张，因为它是合约式的、共享式的，可以一个城邦与另一个城邦联盟，可以许多城邦联盟成一个国家，甚至可以从王国变成帝国，到最后可以统一两河流域两河流域，并超越两河流域两河流域到达以外的地区。这样的团体有扩展的潜能，每次扩张的过程中，又都要有新的合约、新的协议和新的共享，包括神与神重新订定的关系。本来不相干的两个城市可用神与神之间拟定的新关系结合成一体，如有些神的地位升高，升高成新的大神，或者新被征服者要接受原有的大神作为他们的保护神，也把新被征服者的神容纳在神的系统内。这整个过程有可以扩展的潜在可能，可以继续不断扩大，到最后可以成为普世帝国普世帝国。中东最终所表现出的普世帝国普世帝国就是波斯帝国。到今天，波斯帝国的子孙信伊斯兰教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创始者穆罕默德穆罕默德虽然是中世纪才出现的人物，但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思想方式及其对宇宙的了解，基本上走的是同样的路数，即普世帝国普世帝国的路。
第二个例子是埃及，位处尼罗河流域尼罗河流域狭窄的河谷，两边都是石灰石山崖，此外就是沙漠。这块地方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并不多。尼罗河谷的人利用冲积平原上的土壤来发展新型的农业。其中最要紧的事就是保有每年冲积的同一地方可以继续耕作，于是出现集体的所有权，因此个别的个人没有办法宣称这块地是我明年还要种的。在集体所有的原则下，每年重划土地，才能保有这块土地的使用权，这也是一种组织的需求。两河流域两河流域的组织需求是要获取新的物资，而尼罗河流域尼罗河流域的需求是要在同一块土地上保有长期的使用权。尼罗河作为交通路线是非常便利的，使上游下游连接为一体，易于一统天下，但对外有很难跨越的阻隔，所以对内的认同很容易建立，这种情况之下造成尼罗河谷自成单位的现象。于是古代埃及人感觉到自己是选民，上帝造了这个地方给他们住；他们自负甚高，而且认为神圣王权和神的世界是不分开的，除了神圣性外，古埃及文化古埃及文化也有排他性排他性。他们以为没有别人应该享有埃及人所有的权利，同时也不去学别人的东西。这种群体缺少可以扩展的潜能及愿望。但等到需要扩张的时候，则是与两河地区的国家有了接触时，别人打到门口来了，或是自己具有足够的力量要去获取别人的资源，就不得不来往了。对埃及人来说，扩张等于文化自杀。因为扩张，埃及文化埃及文化丧失了它的选民性及自信心，以至变得无所适从，这样一种不能扩展的文明扩张太多或太快，或是外面的人进来太多，遂难免灭亡。今天的埃及文化并不是古埃及的后代，而是两河流域两河流域的后代，人种上虽是古埃及的后代，但文明已经消失了。古埃及文化古埃及文化是排外的、自负的，也因此失败了。

    第三个地区是印度河和恒河流域恒河流域地区。印度次大陆上（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两个河域一边是印度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就是我们以前说的五天竺五天竺，另一边是恒河，两条河并不怎么能相通，而两条河的外面绝大部分是德干高原，又干又热；往北是喜马拉雅山；西北方向，兴都库什山在这边和帕米尔中间形成通道，一直连到中亚细亚一带，在胡马南下时无险可阻。印度河和恒河流域恒河流域的气候热而湿，植物也容易生长。这是世界上土壤堆积最厚的地区，但它的资源却不足，新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所需的石块来源，主要在兴都库什山，而印度河流域印度河流域距离较近，所以印度河产生哈拉本文化哈拉本文化，有点类似城邦，猜想大概是两河流域两河流域移过来的文明留下的影响。可是哈拉本文化哈拉本文化有个很奇特的现象，即文化的一致性极强。一个遗址可以大到几万平方英尺，小到千把平方英尺，但不论遗址大小，其布局都很像，高一点的一边，上面有神庙与仓库、公共集会场，另外一边平原上靠河的地方，是居住的地方，有街市与民房。从遗物的图形与纹饰看不出遗址与遗址间有严重差别。哈拉本文化哈拉本文化兴起很快，消失也很快，原因大约即在一致性太强，太过整齐划一了，无法适应新的要求和新的挑战。当然，有关哈拉本文化哈拉本文化消失的推测很多，如瘟疫、战争等等都有可能。但我认为从西北口进来的征服者才是主要的原因，这些征服者包括了亚洲人和印欧民族的祖先雅利安人雅利安人。哈拉本文化哈拉本文化所代表的是农业地区的小村落，因为植物成长太容易了，所以不用走向精耕的趋向；农具极为保守，耕作方式也极为保守，长期保有一个个单独的地区。印度是割裂的次大陆，不是很完整，河流漫流的下游被小河流切割成一块一块，中游以上的支流虽多，但不能变成通畅的交通通道，反而成为隔绝的障碍。一个一个村落，全区都是割裂的小农区，破裂性很强。再往南走是被德干高原分隔的个别地区，交通更不方便，印度次大陆上显著缺少统一的条件。为什么冲积平原上有这样大的割裂性割裂性？原因是河流受到季节性雨季的影响，雨季一来水量充沛、水流洪大，不但不能顺河交通，连跨河都难，所以竟因河流造成了割裂性割裂性。印度西北暴露，无法与中亚细亚隔开，而中亚地区干旱，生活条件差，当粮食缺乏或是气候改变时，中亚的人就长驱直下侵入印度，因而在印度次大陆上有一波又一波的征服者进入。大概从公元前一千六百多年开始，至少八百年中不断地有侵略者入侵。第一波侵略者变成主人，不与当地人混合，第二批来的人又不愿意与第一批人混合，一波又一波的进入，造成一层又一层的阶层性阶层性。纵的方面讲是阶层化，横的方面讲是割裂化。到今天，印度的国家与社会仍不能摆脱这些特征。印度没法统一，因为每个地区的地区性太强，即使小地区的统一也经不起外来的刺激，人种上有很大的不一样，这种割裂性割裂性和阶层性阶层性是印度到今天还难以有效统一的主要原因，也是没法扩展的原因。印度宗教文化可以扩展，可是国家不能扩展。每一次印度有大帝国出现时有两大特性：第一是由外来民族建立的，第二是帝国没法延伸到别处去。但印度文化印度文化没有尼罗河流域尼罗河流域的排他性排他性，吸收性很强，变动性也大。一方面印度文化印度文化有地区的分歧，另一方面变动性很强，新的、外来的东西可以生根，不管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文化，还是英国人、蒙古人带去的东西，都可以生根。

    归根结底，让我回头讨论中国，同样先讨论地理环境。中国文化发源的地方，我们称之为“中原”，印度河、两河、尼罗河三个河域加在一块儿都没有中国大。换句话说，中原腹地之大等于一个小世界，在这个小世界里边没有严重的交通阻碍，黄河流域黄河流域也不像五天竺五天竺那样分割得支离破碎。于是在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型的文化，从东到西，每个邻接地区的文化都有差不多的面貌，其延续性是非常缓慢的改变。从北到南也一样，这种横向的延续性表示交通良好，彼此互相学习，一方面在同一块土地上有许多中心在互相挑战，另一方面在挑战和比较中又互相学习，所以同与异竟辩证式地组合在一起。在这个地区活动的人类总数跟刚刚所讲的三个地区加起来差不多，其异样性也跟刚刚三个地区的异样性加起来差不多，而在异样性那么强的地区可以产生一致性那么高的现象，这是很特殊的情况。

    就物资来说，石璋如石璋如先生曾指出，以安阳安阳为中心，向外画50公里到60公里的半径圈里，什么样的资源都有。而黄土层又构成特殊的条件，黄土并不天然肥沃，有赖人为的努力，有一分力气下去出一分东西，放两分生出两分，不放就什么都没有。耕作也像尼罗河一样，要长期地保持一块耕地才能有好的收获。长期改良小耕种地区的条件，长期稳定性很强，于是造成地缘地缘的土著和亲缘亲缘的结合，同一地点的乡亲住在一起久了就变成一家人，使得在土著之外也有亲缘亲缘上紧密的结合。

    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中原村落的高密度是世界少有的，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由于中国的移民从一个母群、一个小村落移殖出去时，走到哪儿都会碰到别的小村落，早已有人居住在那里。没有空阔的开拓空间，人们只能在夹缝里求生存，甲、乙、丙三个村落都有过剩人口，甲村落出去的人一下又碰到乙村落和丙村落，唯一可以利用的是甲、乙、丙之间的空隙地方。凡此空隙只有到丘陵、河谷、丛林或沼泽里头去，花点力气把土地变为可用，所以中国的移民形态是填空隙，而不是长程移民。这个特性使母群和子群之间的距离并不疏远，互相依存的关系就可以保持很长久的时间。演变的后果则是大量人口在高密度的分布之下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利于形成大型的复杂政团政团。这样扩展的政团政团可以是没有界限的。政团政团以人群作基础，而人群基础就符号来说，可以是血缘血缘基础的同姓。例如炎帝炎帝和黄帝黄帝之间的关系，这两个族群号称兄弟关系，一个生在河这边，一个生在河那边，这当然是后来的融合。另一个例子是古代的祝融祝融八姓，八个不同的姓之间有共同的符号，尊奉共同的神祝融祝融。这种结合的过程和两河流域两河流域型有点相像，可是不以地缘地缘关系，而以亲缘亲缘作为结合的方式。结合时是说我这一宗和你那一宗，来自同一个祖先，或是通过婚姻关系。在中国找不出像两河流域两河流域那种以地缘地缘结合的方式，商代以后才有变化。商代的政治单位有两种平行的系统，一种是地区性的邑，一种是亲缘亲缘性的族。到了西周，以宗法取胜，邑变成族的附属品，周代选择以血缘血缘来结合人群，这个选择形成中国很大的特色，中国的扩大政团政团遂以亲缘亲缘的团体扩大，反映在词汇上是“天下一家”。我们的国与家不分，我们的扩张可以造成普世性的帝国，而这个普世性的帝国是建立在亲缘亲缘关系上的。照理说，亲缘亲缘系统的排他性排他性是很强的，但是我们可以超脱这种排他性排他性，而产生“民胞物与”“民吾同胞”的观念。中国以亲缘亲缘来带动扩张的需求，这是上述三个文明所没有的特色，表现在社会关系上就是亲缘亲缘关系是所有关系里的基因，这就是我第一讲里面特别强调的中国亲缘亲缘关系的特色在中国的出现，这是早在政团政团出现时就有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