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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衰败的最早迹象显现在经济衰退
作者:黄晓阳 | 2024/5/15 13:52:41 | 浏览:139 | 评论:0

政府设官防止,有权征讨。

待后防不胜防,讨不胜讨,索性把禁地即山林池泽也逐渐开放了。只在出入关隘,设一征收员,遇在禁区捕鱼伐木的,只就其所获,征收其所获几分之几的实物,这就在田租之外,另成一种赋税。

这是关税商税之缘起。

所以称之曰征者,原先是征伐禁止的,后来只以分享获得为妥协条件,而仍以征字目之。

这一种转变,春秋末年,已在大大开始。

土地狭或是人口密的国家,如郑、如晋、如齐,都有此现象,都有此措施。

然直到秦汉统一政府出现,关于土地所有权的观念却依然承袭旧贯。他们认耕地为农民私有,而非耕地,即封建时代相传之禁地,则仍为公家所有。

换言之,即成为王室所有。

此因封建贵族都已消失,只剩皇帝一家,承袭旧来的封建传统,所以全国的山林池泽,照当时人观念,便全归皇室。

再从这一所有权的观念影响到赋税制度,所以当时凡农田租入归诸大司农,充当政府公费;而山海池泽之税则属少府,专供皇帝私用。

这一分别,若非从封建时代之井田制度以及其他土地所有权之分别转变说来,便不易明了。

现在再说,此一公私分税的制度,在开始时也颇合理。

因耕地多,田赋是大宗,而山林池泽的商税只占少数。把大宗归国家,小数拨归皇室,这也并非皇帝私心自肥。

但战国以下,盐铁之利逐渐膨大起来,社会经济情形变了,山海池泽之税逐步超过了全国的田租。

这一转变,是开始定制时所不曾预料的。

正如清代末年,并不知商埠对外通商关税之逐年增添,却把此事让给外国人去管,后来遂吃了大亏。

清代如此,汉代亦复如是。

商税渐渐地超过了田租,于是少府收入,反而胜过了大司农。

——摘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汉代》

对于山林池泽(钱先生的另一种说法是山海池泽),最初是由政府所有,因而成为禁地,后来禁不住了,逐渐放开,改伐为征。

这次,钱穆先生说清楚了,这种改变,是由春秋开始的。

但钱穆先生的这部著作,毕竟是演讲稿,是提纲性的,很多事讲得不详细。

山林池泽到底何时成为禁地的?没有讲清楚。

从《史记》以及《国语》记载,荣夷公建议周厉王,而芮良夫力谏一事,可以得出一个判断,此前,山林池泽是不禁的。将此设为禁地,从周厉王而始。

周厉王禁山林池泽一事,我们需要明白的,有两个事实。

第一,此前,山楂池泽属于自然存在。可以认为处于自然状态的公地。

这个概念之所以需要说明,根本在于,过去了属性是双重的,即形而上公有属性和形而下的私有属性。形而上的公有,即在封建朝代,即天子所有。谁当了天子,谁就公有了全国土地,也就是国土,或者古语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形而下私有,即千里王畿为天子所有,各诸侯国为诸侯所有。而无论是王畿还是诸侯国,或者诸侯国与诸侯国的交界处,还有第三种所有制,即实际所有人私有。

除了这些私有土地之外,还存在一种土地,即耕地之外的山林池泽,还处于原始状态,无论是公有还是私有属性,都未能实质上体现。

第二,天子认为,自己既然荣登天子位,就有了对所有非私有土地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天子认定,只要非私有土地,全都归属于自己,自己绝对拥有处置权。

芮良夫之所以力谏周厉王,就在于他认定,这些土地是天生所生,天子无权专有,否则就是违反了天性。

钱穆先生说,开放山林池泽,由春秋末年开始,却没有说明自何时开始,怎样开始。

这里就存在一个对于概念的理解问题。考虑到管仲担任齐相时期,在齐国搞经济开发,推行盐铁专卖制度。所谓盐铁专卖,如何专卖,似乎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记载,至少我们可以明白,管仲其实是在齐国推行一项新的山林池泽制度。

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周厉王搞过一次山林池泽的改革,管仲又第二次搞了山林池泽的改革。

究竟是周厉王搞改革,一方面因为芮良夫的力谏,二来因为国人暴动,周厉王不得不逃亡,其改革无疾而终,管仲接着完成了这次改革,还是周厉王因为搞了改革,才导致国人暴动,管仲在这次改革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

真的难以明确。

我斗胆推测一番。

周厉王时期,周天子的国库已经空了,捉襟见肘,因此不得不采纳荣夷公的建议,专山林池泽之利。

如何专山林池泽之利?和管仲一样,把盐铁专卖?我觉得,周厉王既想不到,也没有那样的实力。毕竟,周厉王比管仲早了近二百年。那时候,货币交易貌似还很不普及,所谓利,不以货币计,而以实物计。周厉王如果专了盐铁,把盐卖给农民,农民用粮食布匹等以货易货,那得有多大一支队伍负责此事?人工成本太高了。

最大的可能,周厉王用了最为简便的一种方法,抽税。

周厉王所禁也就是天子的封地之内,即千里王畿。既然天子如此,诸侯见有利可图,自然跟从,诸侯也就在其封地内,将山林池泽禁了。大家都来收税,天子和诸侯因此都得了好处。

有人得了好处,自然就有人受了损失。受损失最大的,是手工业者。

比如说木匠、铁匠,还有其他城市贫民。盐商被抽了税,自然要提高盐的价格,这个负担,自然转加给消费者了。同理,木材抽了税,铁也抽了税,价格也会上涨。这个价格,转加给木匠和铁匠了。但木匠和铁匠却无法转加给消费者,你提价,人家就不消费了。

这些城市手工业者,在其出产上蒙受了损失,购买食盐等生活必需品时,又一次被盘剥,自然就生出了恨意。于是,爆发了国人暴动,而周朝的那些卿大夫没有得利,也不愿替周厉王受过。国人攻打王廷,竟然没有人挺身而出保卫周王。周厉王不得不匆忙出逃。

周厉王出逃了,周朝进入了十四年无王状态,史称共和执政。

这十四年,是不是周厉王的专利政策瓦解了?我想不一定。毕竟诸侯得利了,要怨,这事也只能怨周厉王。这个政策是由天子制定的,要撤销这项政策,自然也得由天子下令。现在没有天子了,自然没有人敢下这个命令。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推测,历史并没有更进一步的记载。

直到约二百年后,管仲在齐国搞起了又一次关于山林池泽的改革。

有关管仲的改革,可能涉及很多方面,而历史记载,主要是盐铁专卖。

周厉王的展示,是专利,引得朝野沸腾,怨声载道,一致反对。管仲搞专卖,却为史家大声叫好。

一个专利,一个专卖,仅一字之差。差在哪里?

比较大的可能,周厉王只负责收税,结果是税费转加给了整个交易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人都成了受害者,所以民怨沸腾。管仲搞盐铁专卖,较大可能是由政府定价,盐铁生产者产出的盐铁,全部交付国家,再由国家统一定价,卖给消费者。

盐铁生产者得利,而消费者并不清楚中间环节,哪怕明知价格高了,毕竟国家统一定价,至少实际看来,还算公平交易,反而没有意见。

若是在此基础上,理解钱先生所说,春秋末期放开,更像是在管仲的盐铁专卖上放开,即盐铁不再专卖,可以自营,仍然回归周厉王时期的征税。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周厉王已经开始对山林池泽实行官营政策,由官家设置专门的经营机构,统一采伐、买卖。

若此前是官营,则管仲实行的盐铁专卖,就可能是国人暴动之后,这项政策从此废止,管仲又搞起来了。若此前是采取征税制,管仲实行的盐铁专卖,恐怕就是民采官卖,也就是只控制流通,不负责生产。汉武帝搞起了盐铁完全官营,是从生产到流通全流程的官营。

有关这一话题,我讲不清楚,只是提一提而已。

真正可谈的,是历史发展进程,何以会集中于山林池泽这一焦点,成为历史发展的一大课题。

这里有一个核心原因,中国全面进入农耕之后,耕地成为生存之本,不仅仅导引中国人全面进入农耕,更影响到中国人的思维,进入全面的农耕思维,以农为重,以农为本,那些不适宜农耕的土地,比如山林池泽,便呈完全自由状态。

芮良夫劝谏周厉王,说,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意思是说,天地百物,民可随意取之,不能专属于某人。恰恰表明,此前山林池泽处于最为原始状态,未有所属。

未有所属,有一个非常重要原因,中国人已经农耕了,渔猎只是一种补偿,甚至可以完全不需要渔猎。山林盛产的木料,也不是民日常生活所必需,一般士民,结庐而居,也不需要多少木料。山中所产灌木还可以当柴火,乔木的作用实在太小,经济价值实在不大。

随着社会稳定日久,出现了大量的富户,也有了大量城镇,这些人不可能继续结庐而居,而是建起庞大的楼堂馆所,需要大量木料。于是,木料值钱了。

山中还有一个出产是食盐。人人都要食盐,不可或缺,而产盐之地,又不是随处可有。一些城镇,更是不可能有盐矿。因此,食盐有巨大的需求量。

尤其到了春秋时,诸侯国之间的征伐日益剧烈,所以,武器成为必需,而制作武器的木料以及铁料,便是关键。木料尚算容易得到,各地均有山林。铁矿却是极其难找。

春秋时,中国有两个著名的铁产地,一在韩国境内,一在楚国境内。

楚由初封的五十里子爵国,西周末期已经足以和天子抗衡,楚国强大的原因,在于西周之初,楚助天子灭鄂国有功,爵位虽未升格,国土面积却扩大。其扩大之地,有一个地方叫大冶,是中国最早的铜铁产地。楚国得其铁,因而强大。

韩国由晋而分,建立之初,就不是太强。可并不太强的韩国,却能支撑到战国末期,韩国产铁,是一个极大的原因。

这也就是钱穆先生所说,早期,山林池泽的出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到了后来,却大过了田产。这种大过田产,并非在汉代,早在管仲搞改革的时候,就已经形成。

汉朝之初,为什么会改什一制为十五抽一甚至三十抽一?有一点,钱先生没有说清楚,那就是此时,田税收入对于汉朝而言,已经是小钱,大钱在山林池泽的收入。

国家要发展,最为关键不在于从哪里抽税,而要生民,即鼓励老百姓生育。鼓励生育最好的办法,就是轻徭薄赋。老百姓能吃饱了,自然就更生事,孩子就多了。

田税对于朝廷而言,虽说还没有到今天这种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也实在是小钱。

正因为如此,汉武帝之前,才出现了文景之治。所谓的文景之治,也就是与民生息。钱先生说,文帝曾有十一年不收税,显然不是因为此前田税收多了,国家富了,而是山林出产让国家富了。

至于少府因为这一变化,大大地富裕起来,这属于经济的变化。

中国历来重政治而轻经济,前面我已经提到,中国历代的政府,有管经济的机构,主要是府库的管理和财税的收纳,都是形而下的工作,却没有研究经济运行规律的机构,在经济运行的宏观把控上,是缺席的。

正因为缺失,到了清朝,就不断地缴学费。可哪怕再努力,也还是小学生初中生,远不能和西方的高中生大学生甚至研究生比衡,清朝的衰败,与此有极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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