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民治学会上的一次演讲中，“国父”孙中山先生愤怒地说道：“几千年的专制政治，他们（统治者）所做的都是什么？第一桩是向人民要钱。第二桩是防备人民造反。”

孙先生这话虽有些偏颇，却用一种呐喊的方式揭露了专制社会的“吃人本质”。

统治阶层的一切专制特权，及其所享受的一切荣华富贵，无不是建立在老百姓的辛劳之上。为了盘剥民脂民膏，统治者巧设名目，苛捐杂税林林种种。中国人民历来是世上最勤劳的群体（也许没有之一），却从来不是最富有的群体。黎民百姓的生活水平，始终停留在填饱肚子层面。

历史上所谓的“大唐盛世”“康乾盛世”，与其说是老百姓的盛世，不如说是统治者的盛世。统治者威仪三千，妃嫔成群，老百姓却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滴禾下锄。

剥削人民后，统治者除了满足自己的淫欲，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特权了。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他们一直提防着人民。

凡人民的起义，必被统治者视为大逆不道而残酷镇压。人民起义而成功的，从来不是因为统治者的仁慈，而不外是因为暴政不得人心，众叛亲离了。

像胡亥、杨广这样的暴君，民众只要造反，便血腥镇压。而他们这样做时，也使自身落得“人亡政息”的下场。所以汉朝以来的统治者，更加重视“柔化”的作用。

像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样粗暴的高压统治，只会使人口服心不服。所以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高明的专制统治的重心，就逐渐从防民转向了“驭民”。

以前是明着剥削，现在不光剥削，还要你打心底认同这种剥削。不仅要认同这种剥削，还要叩谢“皇恩浩荡”。

驭民术的发明，真是帝王们的伟大杰作！

这一套驭民术，集中体现在“外儒内法”的治理中。教化民众，这是“儒”的一面；严刑峻法警示民众，这是“法”的一面。儒法结合，内外双治，真是标本兼治！

长此以往，专制统治基础越来越稳固，民众则越来越疲于奔命。

难怪鲁迅先生会感慨，传统中国甭管专家学者们吹得如何兴旺发达，实际上都逃不过两个时代：

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

今天专制统治的根基早已腐朽没落，但要人做奴隶的力量仍然存在着，而社会上自愿为奴的现象，也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