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华国锋在毛泽东最后的人事布局中站在了能“递补”接班的位置上，但显然，毛泽东对此经过了一番反复的权衡和考虑。在1976年2月2号的中央文件中，华国锋仅仅是“代总理”！一个“代”字便表明，毛泽东此时还没有最后决定由华国锋在自己身后担当大任，显然有让华国锋“先干一段时间看看再说”的勉强心态。即使“四五事件”后，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双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但仍然没有明确华国锋的军内职务！这是很反常的。众所周知，毛泽东非常重视军队，曾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等一系列强调军队对党、对国家重要性的名言。可如今，他出人意料地在确定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的同时，没有同步赋予其相应的军队指挥权！难道是疏忽了吗？在让华国锋代总理的同时，毛泽东让“对文革不满”的叶剑英去养病，让陈锡联接替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这说明，毛泽东并没有忽略军权问题，而是另有考虑。

首先，这可能与毛泽东因故没有来得及做出决定有关。此时，虽然距毛泽东逝世只有半年时间了，但他本人却对自己的健康状况过于自信，甚至可能有些不完全了解。“四五事件”后，当江青说邓小平“死不悔改”，要求对其“开除党籍”时，毛泽东说：“不要把他推到对立面去，怕什么，我还在”；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可就在九月五号左右，他在身体状况已经非常不好的情况下，还批准江青“请假”离开北京到大寨去，而江青接到毛泽东“病危”的电报回到北京后，更是曾放言：“主席身体一向很健康，怎么突然就这样了？”甚至，直到九月上旬，中央还安排专机在北京到长沙之间试航，准备根据毛泽东本人的要求，将其送回湖南疗养……这都从一个侧面表明，毛泽东没有料到自己的病情会恶化得这么快！从而导致他没有来得及对有关“接班人”问题的所有内容进行最后的“敲定”和全面的布局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另外，这也与毛泽东对“造就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思考有关。

通过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毛泽东得出一条重要经验：必须高度重视“接班人”的可靠性，除了要对“接班人”进行反复考验外，还要对其权力进行平衡和制约。所以，党的“八大”决定，“（接班人）要多搞几个人”，“除了四位副主席外，还有总书记。”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要设置若干道“防风林”。结合毛泽东在1964年提出的“接班人五项条件”，不难看出，毛泽东心目在对“接班人”的布局，并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体！这样符合列宁关于：“领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的论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防止因为其中某一个人“出问题”而导致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遭受挫折。

那么，在毛泽东设想的“接班人集体”，或“防风林”中，除了华国锋外，还可能有谁呢？

据张玉凤回忆，毛泽东确定华国锋“代”总理后，王洪文、江青、汪东兴、毛远新等几位被视为所谓“左派”的领导人都曾以各种形式向毛泽东表示“华国锋这个人选对了”，说他“是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物”。再加上，江青在法庭上受审时曾公开说过，毛泽东在就几个具体事情的处理给华国锋写下了“你办事，我放心”的纸条后，还写了“有问题，找江青”等六个字。由于特别审判庭以及官方都没有对江青此说加以驳斥，可见江青所言不至于太虚。这就意味着毛泽东有希望江青“不要闹事”，要支持华国锋的良好愿望，而江青等人，也表达了接受华国锋“领头”之意……这几件事都从一个侧面说明：至少在这几个“左派”看来，毛泽东选择华国锋，包含有让华国锋团结“左”、“中”、“右”各方力量共同“接班”的意思。

在几个“左”的代表人物中，张春桥无疑是一个能力比较强的人。

且不说“粉粹四人帮”后，他被认为是其中“摇鹅毛扇”者，就是在“文革”期间，他也被一些人视为有力的“对手”。林彪集团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会集中火力猛攻“眼镜”；在“四五事件”和“南京事件”中，“揭露”“张春桥妄图当总理”的“野心”仍然是不少人反对“四人帮”的重要内容……甚至有西方分析家认为，张春桥才是毛泽东精心培养的“真传弟子”……这虽然是“妄言”，但由于张春桥的很多思想和毛泽东晚期的想法相近，再加上他比较有能力，曾被被毛泽东作为未来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进行“重点培养”过，倒是不争的事实。

众所周知，毛泽东特别注重“路线”，尤其是“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而“路线”是由“理论”做支撑的，列宁也曾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要有足够的理论修养才能看清方向，才能领航掌舵。想当年，毛泽东尽管早已受到了全党的拥护和爱戴，但仍受到了来自王明的挑战，用吴玉章的话说，“一度出现延安、武汉对峙的局面”。直到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后，建立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才给了王明致命一击，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从而奠定了自己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而纵观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邓小平、华国锋等几个“公认”的“接班人”，毛泽东对他们在理论方面的建树，都不是太满意。虽然刘少奇有《论共产党员修养》，但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何况，但毛泽东对其内容也很不满意，而林彪、王洪文在理论修养方面无疑更加欠缺，即使是邓小平，虽然后来有“邓小平理论”，但毛泽东生前却对邓小平有“偏见”，认为他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至于华国锋，虽然接上了班，但从他靠“抓纲治国”、“两个凡是”行事就足以看出，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还需进一步提高……

而张春桥，从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到晋察冀边区，再到解放后办《解放日报》，他都一直是“玩笔头”的，在理论方面很“有一套”，再加上他写了几篇对毛泽东“胃口”的文章，因而受到毛泽东的赞赏，被毛泽东称为“秀才”、“理论家”。“大跃进”时期，张春桥替柯庆施写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党代会报告被毛泽东看到后，给予了高度赞扬。南宁会议上，毛泽东甚至拿着这篇文章问周恩来：“你是总理，这样的文章写不写得出来？”但张春桥真正引起毛泽东的注视，还是因为他在上海《解放》半月刊中以实名发表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毛泽东看到后大加赞赏，不仅要《人民日报》全文转发了这篇文章，而且还亲自写了编者按，其中写道：这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从此，毛泽东便牢牢记住了“张春桥”这个名字；后来，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毛泽东对陈伯达起草的稿子不屑一顾，断然采用了张春桥的稿子，就因为张春桥在文中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进行了理论总结和权威概括。这个理论虽然现在受到质疑，但在当时却被赞为“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这样一来，张春桥焉有不被重视之理？难怪，此后的“十大”报告，乃至其它重要文件的起草，毛泽东都委托张春桥等人担纲。林彪事件后，面对所谓的“思想混乱”和不满邓小平搞“整顿”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否定，毛泽东为了从理论上肯定和捍卫自认为正确的“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号召全党要“学理论”，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并首先想到了张春桥，点名要“让春桥写文章”，向全党阐释“列宁为什么要提向资产阶级专政？”而张春桥果然“不负厚望”，竭力“迎合”，提出了林彪不是“极左”，而是“表面上的极左，实质上的极右”，批林就是要批判其“极右”实质的错误观点，而且写出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等理论文章，为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旁征博引，引经据典，让毛泽东觉得张春桥“政治上清醒、理论上深刻”，从而更增一分对他的好感……无论张春桥的观点是否正确，也无论毛泽东的理论和观点是否正确，总之，毛泽东把张春桥当做了自己理论的“解释者”，这对一生“只想当教员”的毛泽东来说，其意义不言自明。

毛泽东或许还对张春桥进行过某种形式的“考验”和观察。王洪文本是张春桥推荐到中央来工作的，却被安排在比张春桥更高、更重要的位置上；在重用邓小平时，毛泽东同样是这样，不仅常常将邓小平、张春桥安排在一起，而且总是让邓小平排在张春桥前面。四届人大后，张春桥是紧靠在邓小平后面的军委常委；邓小平是总参谋长，张春桥则是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是国务院排名在第一的副总理，张春桥便是第二副总理……早在“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一个“设置对立面”的理论或工作方法，意思是在做决定或决策时，要多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对比思考。现在，先是王洪文和张春桥，后是邓小平和张春桥，再后来又是华国锋和“四人帮”，毛泽东把他们“凑”在一起“搭班子”，本意当然是为了他们能“团结起来”，但客观上也为他们彼此设置了“对立面”，提供了一个对他们所有人。而在这各种“组合”中，每个“组合”里都少不了张春桥！这对坚信“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必须要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的毛泽东来说，应该说是一种特殊的“栽培”方式。周恩来去世后，在选择总理继任者时，毛泽东要“春桥让一让”，并派毛远新向张春桥传话做工作：“我不也做了十年副职？”这意味着，毛泽东确曾有“培养”张春桥之意，否则也不会特地要他“让一让”。

在对张春桥的“使用”上，毛泽东可谓是非常“放手”和大胆。1967年5月，在所谓的“二月逆流”后不久，此前少有军中履历的张春桥却一下就进入军队担任要职，任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政委；“九大”上，张春桥更是一跃而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毛泽东在和林彪谈到培养年轻人问题时，曾问过“春桥怎样？”毛泽东本是为了了解情况的顺口一问，但由于当时正在筹备四届人大，毛泽东此问便引发了林彪集团的一阵恐慌。有外电甚至妄言，毛泽东希望构建一个张春桥和林彪合作共事的班子。这样的说法虽然是无稽之谈，但张春桥此后便成为林彪集团“拱倒”的对象倒是不争的事实；“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安排张春桥进入了重组后的“军委办公会议”，紧接着，又于1973年将其擢升为中央军委常委，总政治部主任，让张春桥不仅参与到了军队的决策之中，而且得以掌握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和干部任免大权，这对一贯坚信“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干部是决定一切的”毛泽东来说，其意味不可谓不深长。

如此看来，虽然海外分析家认为毛泽东曾将张春桥列为接班人“候选人”加以培养的观点有失偏颇，但作为“一家之言”倒并非完全是无稽之谈。

不过，现在讨论毛泽东曾培养过谁，似乎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毛泽东去世后，党的最高领导权很快就事实上交给了自称：“第二代领导人中，我算牵头的”邓小平手中。这就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