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方老师好！近日网上热传着一个张维为关于中国古代发明改变近代西方的演讲视频，张维为认为，古代中国有很多发明创造，西方最近三百年发展得比较快，仅仅是因为西方引入了中国的技术，西方是靠这个才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您对此怎么看？

方绍伟：我注意到他的观点是在回答学生提问时提出的，学生的问题是：中国近三百年来为什么没有什么发明创造？我还注意到，他如此回答之后，在场的学生都木然而没有立即提出反驳。所以可以说，从问和答，到答之后的反应，一切都非常“经典”。问的是中国近代为何落后，答的却是我们要看得更久远；问的是近代西方为何超越了中国，答的却是因为西方引入了中国的发明；答的明显莫名其妙，对回答的反应却是一副被说服了的样子。

如果从视频制作者的角度看，这个视频的截取可以有两种可能目的：一是认为他的观点不值一驳但值得讽刺，二是他的观点可以引出深入的探讨以避免在场学生那样的木然。

小编：我知道方老师长期研究政治经济兴衰问题，我自然是希望您能给读者一个深入的分析。如果真的不值一驳，那些学生应该不至于在第一时间有那种表情。

方绍伟：这里包含两个“经典”情形：第一是我们的学生往往会被“名人效应”或“权威效应”所压倒，其情感的反应速度和程度都不利于“质疑精神”的确立；这个“情感反应速度和程度”就是一种行为规则或文化习惯。第二是我们的学生往往缺乏一种“反驳精神”，大家的情商都太高，情面上的考虑压抑了智商的发挥。质疑是对“哪儿不对劲”保持敏感，反驳是对“因果分析方法”保持敏感，我们的“乖巧文化”显然不利于这两者，更不必提“钻研精神”了。

小编：确实如此。这第一反应本来应该不难：如果用了中国的古代发明就能有近代发展，那中国自己怎么还会有近代的落后呢？这个简单的反驳，应该能立即让张维为无话可说，但在这个反驳之后，接下来的“钻研精神”是否包含着更深的道理？

方绍伟：是，这是常识之外的话题。张维为利用的也是这个常识之外的模糊之处。“钻研精神”本来就不容易有，但有一个东西能很容易地把它彻底击垮，这个东西叫“价值倾向”。

学生问“中国近三百年来为什么没有什么发明创造”，这个问题可以有实证的和规范的两种解读，实证的解读是在追求真理，规范的解读是在追求价值。实证的解读得出的是“我们不行”的结论，规范的解读产生的是“我们怎么可能不行”的冲动。所以，一旦有立场，价值就可以压倒真理，求利就可以压倒求真。在张维为那里，价值至上，真理算什么？

小编：在近代发展这个问题上，这个真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方绍伟：这个真理的具体内容涉及因果分析的两个要点。第一是主次因素的区分，第二是主次因素的联系。发现主因要靠一种对“无之必不然”的机警。近代西方引入古代中国的发明当然不假，但这却不是西方兴起的主因，主因是西方的制度文化及其突变，这个我在《中西大分流的理论解释为什么一直没突破？》一文里已经详细分析过了。关键之处是，“如果用了中国的发明就能有近代发展，那中国自己怎么还会有近代落后”的反驳背后，隐含着一个更直接的答案：问题不在于有过什么发明，问题在于一个社会有什么样的推动发明和利用发明的激励机制和效率机制。激励机制和效率机制不仅仅是制度，知道新制度经济学的人容易走上“制度决定论”，因为他们往往忽视了制度的要害是体现在制度运行中的文化规则或行为规则。所以，张维为忽视了发明有两种，一种是“经验积累型发明”，另一种是“制度文化型发明”，两者的差别在于激励和效率的不同程度。古代中国的“经验积累型发明”依赖的是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但“制度文化型发明”就要靠制度文化的突变了。在这个意义上，不了解英国历史，就不可能理解近现代世界史。这也是我在《近代中英大分流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一文里讨论的内容。

主次因素的联系比主次因素的区分更难把握。如果主次因素的区分是因果分析的容易部分，那么主次因素的联系就是因果分析的困难部分。张维为连容易部分都把握不住，困难部分自然就无从谈起。近代西方兴起的主因是制度文化（当代中国制度文化变迁的微妙之处见《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十大因素》一文），次因则不仅包括引入古代中国的发明，还包括殖民掠夺、欧洲各国战争-竞争格局、国际贸易等等。这里的困难之处是，如果缺乏一种链接主次因素的逻辑思维，就是再资深的专家和大咖，也不可能摆脱简单综合罗列主次因素的陷阱。这个链接主次因素的逻辑思维叫“要素推移叠加思维”。概括地说，主因与次因之间存在“推动效应”、“转移效应”和“叠加效应”。没有制度文化的突变，引入古代中国的发明、殖民掠夺、欧洲各国战争-竞争格局等等，就都不可能对近代的国家兴起发生任何作用。所以，近代中国坐拥古代发明而落后，西班牙有殖民掠夺也没有近代兴起，亚非拉各国再多的战争和竞争也无法产生西欧那样的近代崛起。总之，没有“要素推移叠加思维”，就不可能彻底看穿“引入发明论”、“殖民掠夺论”和“国家竞争论”的错误，而只要你看不懂，价值至上的专家学者们就能靠这样的理论来沽名钓誉。

小编：这就是你所说的“张维为陷阱”么？

方绍伟：是的。“张维为陷阱”有两个要点，一是价值至上，二是因果混乱。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落入这个陷阱的有一大批人。中国需要理论自信，但理论自信不能靠“低级红”。当然，在能力不够的情况下，价值至上也可以起鼓动作用，因为自信可以是表现自信而不必是内在自信。所以我说，有一种坚定和成熟的观点认为：反正读者群体也有认知局限和立场偏向，故一个学者的地位和声誉不取决于他的观点是否符合逻辑，而取决于他敢不敢坚持一种有哗众取宠效果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