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夸张的说，我国院士享受的待遇远超欧美国家的诺贝尔奖得主，没有哪个国家会规定院士享受副部级待遇，掌握如此之大的学术特权和资源分配能力。

过去几十年的实践经验已经说明，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无底线物质激励这一套除了钓来无数沽名钓誉之徒，并不适用科研行业，尤其是坐多年冷板凳的基础科学研究，反而会劣币驱逐良币使科研环境严重恶化。袁隆平、屠哟哟这类淡迫名利，数十年如一日从事枯燥基础领域研究的真学者生存空间越来越窄。

事实上，院士、杰青、长江之类的帽子越多，其拥有的学术权力越大，待遇越高，只会造就越多的学术山头和学阀，而学术垄断会严重阻碍后来学者的创新研究。与此同时，森严的待遇等级制度营造了以利益为导向的飞扬浮躁环境，让原本发自内心热爱科研的优秀学者不得不开始优青-杰青-院士的追求名利之路，严重违背了科学研究的初衷。

当评价学者的指标不再是流传后世的学术成果而纯粹沦为人才帽子的大小，名利的高低。这样的所谓科研行为本质上已经异化为升官发财的另类道路，科研工作者充其量只能称为学术买卖人，如此环境能做出影响世界的学术成果无异于痴人说梦！

微信公众号“半月谈”4月11日发表《承载利益太多，滋生“学阀”现象：中国“院士”该祛魅了》。摘录如下：

01院士等于“聚宝盆”！

喜欢抛头露面，为企业站台，活跃于各类会议论坛，在非自身专业领域发表言论、误导公众……院士“走穴”现象曾经引起舆论哗然。对此，有关部门出台政策，限制院士获取非正当的经营利益。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随着科技进步、产业变革进一步加速，作为科技领军者的院士不断靠近产业前沿，其头衔与名利挂钩的脉络也不断延伸拓展，“含金量”十足。

国内城市掀起的“抢人大战”中，院士作为顶尖人才、引才政绩的标志，往往能得到上千万元的项目启动资金，其个人还能以“一人一议”的方式解决住房问题，价值等同于数百万元，并享受顶尖档次的医疗保健待遇。

东部某县集聚的院士工作站将近20个，号称引进的两院院士超过30名。当地建设的院士专家科研创新主平台，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集纳学术研讨、项目引进、成果转化、决策咨询等功能。值得注意的是，该平台还以某度假区为核心，具有“休假疗养总基地”功能。

科创板一家企业创始人对多国院士体系有过比较。他认为，国内院士评选的问题是利益与评选制度不对称，院士头衔意味着直接、丰厚的物质利益：一是院士身份与行政级别直接挂钩，并配有相应的高标准生活保障；二是在科研资源、学术话语权方面，院士也承载诸多利益。

“一个单位如果有院士，就等于有个聚宝盆。”贵州省一名从事信息技术研究的学者说。在申报项目和课题时，如果抬出院士头衔，就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所以在院士评选中，很多单位非常积极，甚至想方设法找关系。

与丰厚的名利挂钩，促使院士评选竞争异常激烈，关注度高，争议不断。东北某研究机构从事科研管理工作的受访者认为，对院士评选结果的争议不仅是在今年，此前有多次事件在学界关注度较高，比如，国内科学家评不上院士，但其科技影响力得到国际学术界认可，评上外国院士，再“出口转内销”。

02“唯院士”与“学阀”制度亟待破解！

浙江一家医疗器械企业创始人2018年回国创业，在项目申请优惠政策过程中，地方政府按照惯例，邀请了多位院士进行现场答辩把关。让他难以接受的是，有的院士年近九旬，已经长期不在科技和产业一线，只凭头衔硬，就被视为产业布局权威，决定政策资源走向。还有院士与项目专业并不对口，甚至说出“外行话”。

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多位学者除了表达对“唯院士”现象的担忧，还提及“学阀”现象。容易拿到重大课题，组织庞大团队，滋生“近亲繁殖”，甚至诱发学术界的半商业行为……院士头衔捆绑了过多的利与权，容易滋生利益驱动、结构僵化的“学阀”现象。

“局外人看是专家评选，实际上背后大家都清楚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肯定能上。”山东省一位学者坦言，院士评选需要排除“学阀”作祟，消解“花钱跑院士”“背靠大树好乘凉”等乱象。

一名院士能影响一批学者，甚至整个学科的学术风气与活力。对院士需要有德才兼备的规范与考量，既要领军科技攻坚，也需带头营造蓬勃清朗的学术空间。与利权过度挂钩，导致有些院士行为走偏，与当初搞“两弹一星”的科学家是完全不同的风格。

院士在享受便利、资源的同时，缺乏相应的规范和约束。一旦评上院士，就能跻身学术和道义制高点，即便出现学术、行为不端，惩戒也相对轻、相对隐蔽，宜着力从制度上填补盲区。

03院士走穴不是为钱就是为面子！

院士“走穴”现象，不是因为票子就是因为面子。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志新接受记者专访时，评论了当前出现的院士“多栖”怪现象。

2008年两院院士大会的官方信息显示，全国有中科院院士699人、工程院院士719人，两院总计1418人。据教育部统计，两院院士中将近4成是高校教师。以此计算，任教于高校的院士约为550人。可记者仅把27所高校自己宣布的院士数量简单相加，就算出了500多位。

一些院士在几家单位身兼数职，已是学术界公开的秘密。实际上，身为中科院院士，王志新自己就接到不少高校发出的担任双聘教授的邀请。有高校表示，我们这里非常重视院士，如果能够请到的话，“可以提供一栋小别墅”。

王志新婉拒了很多这样的差使。原因很简单：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干好那么多事儿，也很难给各个学校培养学生。

“这些高校不是利益驱动，就是面子驱动。”王志新委员说。比如有的院士调离原单位还挂着名，是原单位为了撑门面。

更多的单位争抢的不是院士，而是院士手中掌握的资源。“这跟我们资源分配的计划模式有关，院士在资源分配的时候能起很大作用，尤其是在某些重大项目评审中能起关键作用。利用院士的名义，也可以从政府部门争取资源。”

因此，高校聘请兼职院士虽然所费不菲，但只要请到院士，是能够得到“回报”的。可是，院士毕竟不可能把时间和精力平均分配。

“教育行政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资源分配的行政化。”王志新说。

王志新认为，解决院士“多栖”问题，是教育去行政化的一方面。教育去行政化，不仅是官位去行政化，关键是资源分配的去行政化。要让那些“挂名”院士不能给单位带来利益，说不上话，算不得数。

04院士制度弊端急须改革！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呢？从根本上说，这是我国院士制度弊端造成的，我以为需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改革：

首先是改革中国科学院一院独大的体制，克服中国科学院的院本位主义。现在实体的中国科学院与院士的中国科学院是合二为一的，这是上世纪50年代初在“一边倒向苏联”政策导向下，学习苏联造成的。这种体制最大的弊端是，造成科学院在遴选院士中的“马太效应”，即科学院享有推荐和评审权的人越多，本院被评选上的人就越多。现在中国科学院114个研究所拥有院士234人，无论是总数或是占比数都是高居全国榜首，这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应把实体的中国科学院改名为中国科学研究院，作为下属各研究所的管理机构，而中国科学院则是面向全国独立的，负责受理院士申请、评审和管理的机构。

其次，一定要把官、学、商各领域的关系界定清楚，不能再混杂在一起，从体制上杜绝腐败。有权有势的人，既要当官，又要高薪，还想往院士里挤，这是极其不公平的。自古就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箴言，因此官员应该安心当一名廉正清明的好官，即便他以前做过学术研究，且有所成就，但他当官以后不再做学术，那就不能申请院士；同理企业公司的老总，他们已经在自己的岗位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应该知足了。

反观国外那些大型公司，如贝尔实验室拥有万余名研究人员，大致每天做出一项发明成果；美国国家航空航天署、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微软公司、 苹果公司、谷歌公司公司都是人才济济、成果累累的技术研发单位，但他们都没有削尖了脑袋抢着当院士。两相对比，更显示出我国一些人的虚荣心是多么的严重，这与十多年以前官员和老板涌向校园争戴博士帽如出一辙，只不过院士头衔更显赫罢了。

我们必须强调，无论是科学院院士或是工程院院士，核心是做学问，不是专心致志做学问的人，就不能当院士，这是世界各国院士资质的通则。

最后，一定要维护院士荣誉的纯洁性。一些没有院士的地方政府和单位，以公关的手法，搞“院士零的突破”，在街心花园给院士矗立铜像，设立资深院士等等，这些都是在炒作院士，绝不能允许一切不良的风气侵袭这个中国学术界最高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