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一批大陆留学生在硅谷相继创办了自己的上市公司。十年前，他们回到中国开始以投资为主的第二人生。两世人生，哪一个是他们的顶峰？他们还会有第三次辉煌吗？

　　据《创业家》报道，邓锋缺席了华源会的年会，9年来这是第一次。

　　2010年10月2日，第9届华源年会在圣克拉拉县万豪酒店开幕。酒店的对面是Yahoo的总部，步行20分钟就到Intel总部。圣克拉拉是硅谷的主要组成城市，9年来，这座小城忠实地见证了华源会的成长与兴旺。

　　现场人声鼎沸，1300人的规模，让酒店的会议区拥挤不堪。但在这些人中，已经没有陈宏、没有朱敏、没有邓锋这样的创业明星，没有微软鲍尔默这样的商界名流。据说将出席的李彦宏，也因为种种原因没能离开中国。

　　“Robin（李彦宏）说是因为要出席国庆典礼没来，但其实还有别的原因。”一位华源会曾经的会长对记者说。跟几年前的华源会盛况不再一样，如今台上大部分是没有实战经验的教授，而台下，则是一群中年工程师或者刚毕业的留学生，他们只是来看看有无回国的机会。但一考虑到孩子的教育还在犹豫。

　　世易时移。华源会，这个2001年诞生于硅谷的大陆华人创业协会组织，曾经涌现出一大批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邓锋、朱敏、陈宏、武平等等。如今，它正站在十字路口。

　　它的创办者是这样一批人：上世纪80年代的大陆留学生，刷盘子挣学费，毕业后进入硅谷巨头企业成为一枚优秀的黄色螺丝钉，然后在互联网大潮中辞职创业，登陆纳斯达克，让美国人刮目相看。再聚成组织。《北京人在纽约》说的就是他们。

　　2001年之后，他们陆续回来了。因为在美国他们能创业成功，却无法把公司变成一流的伟大企业。毕竟，他们的根不在那里。纳斯达克的泡沫破灭，让他们纷纷选择把公司出售。

　　一转身，他们就看到了那些更早回国的年轻人，张朝阳、李彦宏、施正荣等海归创业者的事业正蒸蒸日上。硅谷经验+美元资本+中国市场+无数有天赋的年轻人，这让华源会的创始人看到了更大的未来。再次返乡时，邓锋、朱敏想投资培育出硅谷似的技术型企业，武平想做中国的高通，陈宏想搞出中国的黑石高盛……

　　但这里不再是他们熟悉的那个中国，这些年过四十的中年人不得不重新适应环境。他们不知道商业与政治的边界在哪里，他们不明白竞争还需要“狼性”，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潜规则就是规则，他们不明白营销客户常常比产品技术更重要。虽然身处盛世之年，但不管他们怎么努力，总觉得时运不济。

　　“中国的土地种美国的庄稼，也能种出来，但是累啊。”也许，朱敏的这句感叹很能代表一部分人的心声。

　　今天，华源会的根还在硅谷，但主力已经移师大陆。作为一个独特群体，他们还想再在中美之间架设一座桥梁。不同的是，5年前，他们希望把美国的资源资本引入中国，而如今，他们的做法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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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

　　陈宏和朱敏等人在E-club的活动中看到了一种来自年轻人的强烈需求，他们需要一个帮助他们创业的组织

　　标志时间：2002年2月10日
　　标志事件：华源会第一届年会
　　硅谷主角：朱敏、陈宏
　　中国主角：无

　　硅谷的冬天并不寒冷，夏天时变得枯黄的草反而会在冬天变绿。

　　陈宏一大早就赶到了圣克拉拉的会议中心。他看到，在秘书长陈亦工的协调下，上百名华源会的志愿者正在做着会前最后的准备。他一如既往地微笑着，努力压抑着内心的激动，但心底还是止不住泛起些许紧张。

　　不知是喜还是忧，陈宏听到了一个在美国不经常出现的消息：通往圣克拉拉的必经之路——101高速公路堵车了。造成拥堵的原因就是赶来参会的华人……

　　这一天，距离他就任华源会首任会长将近2年，距离他的公司Gric成功登陆纳斯达克2年多一点，距离他开始在硅谷创业将近8年，距离他来到美国整整17年。而这一天很大程度上也是他美国生涯最后的高点，不久他的生命重心将重新回到中国。

　　年会的主题名为“中国的机会和挑战”，1500人到场，阵势远远超过了台湾的创业组织玉山、印度的创业组织TIE，以及各种各样的科技协会，华源会一举成为硅谷最大的华人创业组织——虽然第一任秘书长陈亦工那个时候对所谓的“中国机会”概念还很模糊。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华源会，一个浓缩了中国大陆留学生在硅谷20年奋斗历程的组织，一个含纳了当时几乎所有硅谷华人商业明星的组织，一个未来9年中在硅谷持续拥有最大影响力的华人创业组织，一个从太平洋两岸的视角亲身见证了中美两国商业力量变迁的组织，在2002年2月10日迎来了它第一个灿烂的高潮。

明星登场

　　了解华源，一定离不开那几个熟悉的名字和他们在硅谷艰难起步的历史。

　　1984年的一天，一架飞机降落在了旧金山机场。随着人流，飞机上下来一个土里土气的中国人。他就是36岁“高龄”的留学生朱敏。此时他的身份是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生，目的地是斯坦福大学。而在此之前的履历中，朱敏则是个彻头彻尾的中国草根。

　　宁波农民出身，后来因为脑子活，朱敏被提拔成了乡办企业的负责人。在“阶级斗争挂帅”的上世纪70年代初，朱敏已经成为一个生意人。那时候原材料难弄，能弄到卖出去就赚大钱，“但不行啊，那是投机倒把，要枪毙的。”头脑灵活的朱敏就简单做点加工，把铜做成铜棒、铜板，一下就卖出5倍的价格。

　　当了6年“投机倒把”的企业家之后，1977年，朱敏参加了刚刚恢复的高考，考入浙江大学，学拖拉机制造，之后又读了研，然后来到美国。之所以选择斯坦福大学，朱敏就是看中了这里技术创业的浓厚传统。

　　当时的斯坦福，大陆华人寥寥。据比朱敏早一年到这里的张守晟向《创业家》回忆，当时自己在国外的环境中就像一个空降兵。

　　就在朱敏飞往美国的第二年，陈宏才上路。他是以西安交通大学教师的身份公派出国学习。1991年， 15岁就考上西安交大的神童陈宏顺利从纽约州立大学毕业，拿下了计算机博士学位，并进入了一家美国公司做软件工程师，这一年他26岁。在读书期间，陈宏就展现出了他热心社会活动的一面。当时，在纽约为数不多的大陆留学生中的一部分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中华专业人士协会，陈宏担任会长。

　　他上任不久，就接到了一个重要的使命。

　　当时中国科技部派出了一支由副部级领导带队的考察团，团员是一些大城市的副市长。他们联系陈宏，希望协会能帮助他们联系美国银行和一些风险投资的高层见面。这个事情可是难坏了陈宏他们，他们和人家根本说不上话，而且当时在美国也没有人重视中国人，哪怕你是副部级干部，“在他们眼里，中国人只是优秀的厨子和工程师。”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动用了各种关系，陈宏让中国代表团见到了美国银行和一家投行的副总。但在见面的时候，陈宏就感觉不对，因为对方都是30岁上下的年轻人，后来才知道，这两个“副总”其实都是经理级别。

　　这件事情给了陈宏巨大的刺激。陈宏说，他后来在美国创业不仅仅是为了挣钱，更多是为了证明大陆的华人也能做成企业。

　　正当朱敏和陈宏在美国开始学业的时候，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园里有一个吉林的小伙子正在反复读一本书，这个人叫金海平，他读的书叫《教训》，作者叫王安。金海平深深被书中描写的硅谷创业故事打动了，正在为国内创业环境不好而迷茫的他热血沸腾，由此立下一个志向：一定要去硅谷创业。1988年，他如愿飞赴斯坦福大学，学习航空。10年后，他当年的志向变成现实。

　　好了，下面让我们后面故事中的另外几位主角一起登场亮相吧。

　　1985年，广东女生曾毅敏自费到美国留学，“过了几年《北京人在纽约》里的生活”，利用课余时间在美国餐馆里刷盘子攒学费和生活费。要到将近20年之后，她才会开始自己人生最精彩的篇章。

　　1990年，有两个清华大学的校友也来到了美国，当然，并非相约同行。他们一个叫邓锋，另一个叫谢青。在未来，他们和第三个清华人柯严将一起在硅谷做出一番大事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两个人的友谊遭受了重创。

在硅谷成功

　　朱敏注定是耐不住寂寞的，哪怕是在陌生的美国。1986年，来美国两年后，他就动起了创业的心思。

　　此后的故事已经反复见诸于媒体，但我们还是要再做一个梗概，毕竟这是我们能找到的大陆华人在硅谷创业的起点。

　　1986年，还在上学的朱敏帮一个软件公司写了一点程序，不久这个公司就被一家大公司并购，这让朱敏眼前一亮，他也想做一家公司卖给这家大公司。于是他带着自己的商业计划书开始找投资。但没有人相信一个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朱敏铩羽而归。

　　此后的几年里，朱敏参与了一家软件公司的创业，也在普华永道这样的大公司里当过副科技官。1991年，他真正走上了创业的道路。美国人不投他，一个新加坡人充当了他的天使。公司叫Future labs，朱敏占有30%的股份。此后5年，朱敏几乎一直挣扎在两个竞争对手的阴影中，一个叫IBM，另一个叫Intel。他面临过资金链断裂，但一直靠零散的融资挺着。直到1996年，一家公司以12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Future labs，朱敏挣到了创业路上的第一桶金。

　　1997年，朱敏开始了新的创业，这次他找到的合伙人是印度人苏布拉·埃亚。他们的新公司叫做WebEx（网讯）。1998年，在大陆留学生创业日渐被接受的背景下，朱敏第一次拿到了美国VC700万美元的投资。此后，公司的产品定位也确定下来，做音频和视频会议系统。WebEx进入快速发展期。2000年7月，公司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

　　而此时，他已经落后于起步比他晚的陈宏了，在大半年前的1999年12月，陈宏的第二家公司Gric已经成功登陆纳斯达克。

　　1994年，认定自己一定要通过创业来证明中国人本领的陈宏离开了纽约，来到了创业者的天堂——硅谷。

　　他是拿着自己在纽约攒下的20万年薪，和一位台湾企业家的50万天使投资开始生意的。他的第一个员工是西安交大的同学张西宁。公司的名字叫Aimnet。这年陈宏31岁，他和夫人刘雅玲及张西宁三个人从购置桌椅板凳开始了。

　　在公司资金链紧张的时候，陈宏经历了和朱敏8年前一样经历过的事情——在美国VC面前频频碰壁。

　　“我给很多大的VC都发了邮件，但根本没人理我。当时我们大陆华人想约红杉这样机构的合伙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没有任何渠道。我谈过的美国VC都是小VC，但见面他们都会问：‘你们中国人会创业吗？’”陈宏当时唯一能搬出来说服对方的例子就是朱敏，但当时的WebEx也没挣到钱，而且朱敏还不是CEO。最终，还是一家新加坡VC和一家台湾VC一起开出了一张250万美元的支票，救了陈宏一马。1997年，Aimnet卖了1000万美元，“他没挣到什么钱，但也没亏。”张西宁说。

　　其实，早在1996年的时候，陈宏就在Aimnet里分出了一个部门开始做国际电话的虚拟漫游业务，这也就是最终成就陈宏的Gric的前身。1997年卖掉老公司之后，陈宏把钱都投入到了Gric里。

　　如果您对这段创业历程的细节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上网搜索。总之，历经磨难，到1999年12月上市时，Gric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国际虚拟漫游服务提供商，业务覆盖150多个国家。而在陈宏之前几个月，一个叫王犀的人把一家叫做Viador的公司带上了纳斯达克，成为第一个把公司做上市的大陆留学生。

　　而在朱敏和陈宏之后，又有一家大陆华人创立的公司在2001年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这家公司叫NetScreen，它的三个创始人分别叫邓锋、谢青和柯严。由于邓锋在后面的篇章中将成为主角，所以，NetScreen的故事我们随后再来讲述。这就是大陆华人在美国最早的创业故事。

　　这些第一批的成功者为华源会的舞台提供了明星与主角，他们的面孔成为了这个组织的旗帜和标志。因为有了他们，华源会才得以拥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当时我在硅谷华人中的号召力，就好像现在马云在年轻人中的号召力一样。”陈宏自豪地说。

　　而正当陈宏、朱敏、邓锋在硅谷的事业爬向高峰的时候，有另外几个人也在冲向他们成功的高点。这些人曾经和陈宏们同时留学美国，但学成之后却把创业的地点选在了“偏僻”的中国。他们中的代表有张朝阳、沈南鹏、李彦宏。

华源诞生

　　从1980年代早中期，第一代中国大陆留学生走出国门，经过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到1990年代末，无论从人数上，还是从职业分布与职位层次上，大陆中国人在硅谷都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与成就。此时，诸如大学同学会、行业工程师协会这样的华人社团已经非常之多，但越来越活跃的华人创业者却还没有一个自己的组织。

　　1999年初，李钦敏等一群北大计算机系出身的留学生组织了一个叫做E-club的小社团，传播创业理念。很快这个社团的影响力就冲出了计算机系，冲出了北大的圈子。他们邀请陈宏这些华人创业明星们来给留学生做讲座，每次活动规模不大，几十个人，活动场所就是教室。当时在下面听讲的人中有一个两眼放光的帅气小伙子，这个人叫李彦宏。

　　很快，陈宏，还有事业同样正在上升期的创业者朱敏，就在E-club的活动中看到了一种来自年轻人的强烈需求，他们需要一个帮助他们创业的组织。想想自己起步时的孤独和无助，陈宏他们开始了一个宏大的谋划。

　　陈亦工当时刚刚从美国中部的一所大学攻读完法律博士毕业，来到硅谷工作。北大毕业的他积极参与了E-club的组织工作。他手里至今保留着一张照片，是2000年1月，陈宏、朱敏等人第一次碰头商量做大E-club后的合影。

　　2000年下半年，一个契机加速了华源会筹办的进程。当时深圳市政府要派出一个市长领衔的代表团访问硅谷，考察创业，他们希望硅谷这边的华人组织能够接待。于是，陈宏、朱敏、茅道临、陈亦工等几个人在张守晟（2009~2010年华源会会长，斯坦福大学物理学教授）家的客厅里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决定在E-club的基础上成立一个全新的帮助大陆华人创业的公益组织，并起名叫华源科技协会。大家选举陈宏担任首任会长，陈亦工任秘书长，还为协会确定了两个主要任务：第一，帮助大陆在硅谷的留学生创业；第二，成为中美间商业交流的渠道。

　　“我们从一开始的目标就是成为在美国主流商业圈有影响力的高端组织。”陈宏说。其实，在华源之前，华人创业者在硅谷并非没有主流的组织，它们分别是台湾人创办的玉山协会，香港人主导的AAMA协会。“我们可以去听他们的会，但却无法接触到他们的高层，也没有人会重视我们。”

　　于是，一次在客厅里的聚会决定了华源会的诞生。虽然在日后的十年中，华源成为了华人在硅谷的第一创业组织，但在最初的一年里，作为非营利组织，由于资金来源紧张，华源没有组织大的活动，即使接待深圳市代表团，也是在斯坦福大学租了一间教室，把以前留学生聚会时喝的可口可乐换成了红酒。而日常里，华源还会每月组织会员活动，规模一般不大，是闭门的私密交流。

　　但华源的领导者们很清楚，要想进入主流，必须有一个影响力足够大的年会。于是，2001年，一切都在紧锣密鼓的筹划中。寻找投资机构做赞助商，招募志愿者，邀请参会嘉宾，选择会场，刊发广告。由于心里没底，最初定下的会场竟然无法容纳下踊跃的报名者，陈亦工又临时把会场变到了Santa Clara的会议中心。

　　直到这一刻，陈宏才确定，华源会真的抓住了那个时代的脉搏。大陆华人在硅谷的一个新时代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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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

　　在那届华源会上，马云和杨致远的一次私聊启动了后来那场精彩跌宕的雅虎收购案

　　标志时间：2005年5月5日
　　标志事件：华源会2005年年会
　　硅谷主角：邓锋、谢青
　　中国主角：陈宏、朱敏

　　“我打电话一个个请，马云说他来不了，我说你有多长时间？必须得来，他说就48小时，我说48小时也得来，他来了，真是待了48小时。”邓锋说起2005年的华源会，仍然满是自豪。

　　“张朝阳、丁磊、李彦宏、杨元庆、郭为、吴鹰、杨致远，还有硅谷的，像我、陈宏、柯严，还有贝恩的朱佳，他们是那年年会的赞助，还有戴维黎——曾子墨的老公，以及亚信的丁健，步步高的段永平。” 除了组织华源年会，邓锋还组织了“中美IT企业领袖峰会”，将这些人一网打尽。那个时候，马云的阿里巴巴和李彦宏的百度都还没有上市。在这个会议上，马云和杨致远的一次私聊启动了后来那场精彩跌宕的雅虎收购案。

　　除此之外，华源会还实现了赢利。

　　在邓锋之前，华源会一直没赢利，朱敏做会长的时候，曾经写一张空白支票放在董事会，说如果拿不到捐款，最后他买单。那一次最终募集到了三四万美元，而邓锋则募集到了三十五六万。接替朱敏出任会长的邓锋把华源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邵亦波作为副会长也做了大量的工作。2003年，eBay收购易趣，兑现了个人财富的邵亦波辞职退休，很有时间做这件事。

　　在这年华源的会场上，出现了美国主流商业圈重量级人物的身影。开幕的主题发言人是Intel的执行副总裁马宏升（Sean Maloney），参与论坛的有Juniper的创始人Pradeep Sindhu，雅虎的副总裁John Marcom，另外还有来自摩根斯坦利、红杉资本、华登国际的高管。

　　2005年，华源会年会的主题定为“中国，走向主流”。毫无疑问，这个标题昭示了当时彼岸华人们的心态和期待。

NetScreen传奇

　　要讲2005年的华源会，还要从主角邓锋和NetScreen的故事讲起。

　　时间回到1996年。当时已经在Intel工作3年，并获得了稳定位置、优厚薪酬的邓锋开始琢磨创业的事儿，他经常和在思科工作的清华好友柯严碰面，两个人都想创业，但却看不太清方向，也不知道怎么干。

　　这时第三个清华人出现了。在一次打篮球时，邓锋遇到了谢青。

　　谢青来美国是为了读博士，但几乎从来了那一天他就没有安心读过书。先是在自己清华导师的美国公司帮忙打工，为此向斯坦福申请推迟了一年入学时间。之后，在1992年，他和几个同学开始自己写防火墙软件，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创业。那是一次作坊式的创业，也没有投资人，就是几个人做出了产品出去卖。

　　这是一段没多大成就的创业经历，4年下来，谢青买了一套房子。但最宝贵的收获在于他认准了网络安全这个创业方向。因为在这次创业过程中，他发现软件防火墙其实存在着重大的缺陷。“用软件做，做不快，因为它永远受两个条件的限定：第一是PC机的性能，第二是操作系统的限制。”谢青开始考虑能不能用硬件来做防火墙，开发自己的芯片。

　　1996年的谢青，一边做着自己的小公司，一边到一家大公司去上班，收入不错。也就在这一年，他放弃读了6年的博士课程。在硅谷这群华人创业明星中，他是唯一的辍学生。

　　转折点就发生在那次打篮球之后。邓锋对谢青说，他和柯严已经在商量创业。谢青问，你们想干什么？邓锋说，Intel最近想把网络安全功能加入芯片中，你懂网络安全，你觉得这个方向怎么样？

　　这就叫正中下怀。对谢青而言，没啥可说的，干！他谢青是网络安全的行家，邓锋是芯片天才，柯严是软件高手。绝配。三个人的分工是，谢青担任CEO，邓锋负责芯片，柯严负责软件。

　　但是知易行难，况且三个人现有的工作待遇都太过优厚，特别是邓锋，再干一年就可以拿到价值百万美元的Intel的期权股票。于是三个人说好，先不辞职，业余时间来做，每个人每星期必须保证30个小时来办公室，周六一天都必须到，周日上午可以休息，但下午必须到。

　　1997年，三个人成功做出了NetScreen历史上的第一台机器。高兴之余，他们都明白自己要面临抉择：必须辞职了。三个人相继辞职，邓锋放弃了百万美元的股权，NetScreen正式成立。

　　与朱敏和陈宏一样，NetScreen在最初融资时也遭到了美国VC的冷遇，原因同样是不看好大陆华人的创业能力。最后，谢青还是从香港人和台湾人那里融到了第一个100万美元，而他们3个人也每人投入了5万美元。

　　产品上市之后，销售效果非常好。这时老美们开始相信这群中国人了。1998年6月，红杉资本进入。但这件喜事却为后来的分裂埋下了种子。

　　当时美国投资人不信任中国人的操盘能力，谢青也不自信，在谈条件时，双方商议确定，由红杉寻找一位资深职业经理人接替谢青的CEO职务，谢青转任董事长和工程副总裁。很快这个人就来了，他是原Sun公司的执行总裁罗伯特·托马斯。

　　后面的故事，按照谢青的说法，这个托马斯先生是个销售主导型的人，加上对谢青有猜忌，他拒绝了谢青提出的研发下一代产品，把防病毒功能加入设备中去的建议。

　　1999年9月，谢青辞职了。

　　那年的一个中午，毕业后已经打工几年的金海平找到了谢青，交给他一份商业计划书。这是他在斯坦福读书的时候就有的梦想，要做基于手机的个人位置服务，也就是手机上的导航软件。他和谢青一起吃了午饭，谢青鼓励他说，憋不住了就跳出来干，别总犹豫了。就是这句话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同年，Telenav在Sunyvale成立。

　　谢青的离开并没有影响NetScreen的高歌猛进。公司销售额从1999年的500万美元，迅速冲向了2000年的2600万美元，之后是8500万美元、1.38亿美元。请注意，这是在互联网泡沫崩盘的年份。

　　但就在2000年底，邓锋听说了一个消息，谢青又创业了。这次他成立的公司叫Fortinet，而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杀毒等一系列功能都做到一个盒子里去，他还给这个设备取了一个名字叫UTM，而不再叫防火墙。

　　2002年，谢青干成了，他的产品上市了，并且和NetScreen形成了直接的竞争。至此两人彻底反目，因为邓锋认为谢青这么干太不厚道了，毕竟他也还是NetScreen的重要股东。在硅谷的华人圈里，你很容易就能打听到两个人曾经形同陌路的故事。金海平告诉《创业家》，一度在华源的年会上，他和陈宏的一个重点任务就是创造环境，让谢邓二人重归于好。后来，两个人表面和缓了下来，但内心的隔阂却始终没有打破。

　　当然，这是后话了。而在2001年，当时的邓锋并没有太多心思关注谢青，因为NetScreen在这一年要冲上市了。在经历了三次更新操作系统、推出若干新品，人员扩张将近一倍，销售额增长3倍多的一年之后，2001年12月12日，NetScreen成功上市。

　　此后的日子，NetScreen保持了高速的增长，到2003年，其销售额达到了2.45亿美元，在全球防火墙市场中的份额排名第二。2004年2月9日，网络设备巨头Juniper出价40亿美元收购NetScreen，4月16日并购完成，当天NetScreen的市值是24亿美元。

　　在此后一年中，原NetScreen的核心技术骨干绝大部分相继辞职。而邓锋也在2005年2月退职，柯严在10月离职。至此，一个由三个大陆留学生开创，由一支主要由华人构成的工程师团队创造的技术创业传奇在硅谷高潮谢幕。

回国去！

　　如果陈宏换做是在2005年找VC融资的话，除了邓锋和谢青，他将能够轻易再举出几个名字说服投资人。

　　毫无争议，NetScreen的成功在2004年把大陆华人创业者的声望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而就在这之后的一年，一位女性又创造了一个华人传奇，她的公司创立仅短短2年半时间，而且前一年半一直处在没有销售的研发中，此后一年中的最高月销售额也仅100万美元，但它却被思科以6500万美元收购。这个传奇的创造者叫曾毅敏。

　　靠在餐馆刷盘子维持生计，曾毅敏完成了她在纽约州立大学的学业。此后她在IBM、贝尔实验室、AT&T、思科一连串的大公司工作。2002年，在互联网泡沫破灭的最低潮，她决定从思科辞职创业，成立了Protego Network公司。

　　她当时看到的市场机会是网络安全监控。她做的也是一个硬件盒子，但和NetScreen的功能不同之处在于，她的产品是一个本地硬件系统的贴身医生，客户主要是那些拥有复杂的计算机系统的企业。它时时监控着整个系统的运行状况，一旦出现病毒入侵，它就会通过智能分析告诉IT管理员，是哪台机器中毒了，病毒在系统中扩散的路径是怎样的，应该从哪个点开始处理是最好的。

　　创业之初，融资并没有让曾毅敏费太多心思，天使投资的100万美元很快到位，此后几轮一共拿到了650万美元。这时，市场对大陆华人已经能够以平常心看待了。

　　2004年，Protego推出了自己的产品。“我特别幸运，”曾毅敏说，“不知道为什么，就在那个时期，网络上的蠕虫病毒特别特别多。”于是产品热销。然后，她的老东家思科就盯上了她。

　　“硅谷这点很好，大公司看你做的东西好，它不会去自己也做一个，而是会用一个好价格把你收购。这里是鼓励创新的。”曾毅敏和思科反复较量之后，价格定在了6500万美元。2005年，曾毅敏又回思科上班了。

　　就在曾毅敏的产品即将面世的2004年，金海平的生意也终于见到了曙光。

　　此时硅谷的华人创业看起来如火如荼，但有人已经开始回国了。

　　“当时没有几个人做投资，现在一堆啊，基本上里面有一半在做投资。”2010年，在北京香格里拉，邓锋细数着2005年IT峰会照片上的那些明星说。

　　硅谷的明星开始流失了，他们陆续回到了中国。虽然第二年华源会又创造过新的募资纪录，虽然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凯鹏华盈的创始人杜尔也曾到会，华源会还是开始慢慢走下坡路了。

　　在这些大腕级的明星中，走在最前面的是陈宏。

　　2003年，陈宏辞掉了Gric的CEO职务，把公司的管理交给了职业经理人团队。这时的Gric已经过了最风光的时候。

　　而促使陈宏离开Gric另起炉灶的根本原因却是他心里那个一直以来的梦想，那就是向美国主流社会证明中国人。虽然已经把公司做上市，但陈宏很清楚，Gric在硅谷也只能算是二三流的小公司。在一次酒会上，他和康柏的CEO打了个招呼，握了一下手，还没等他说话，人家扭头就去和Google的CEO聊天去了。

　　这一次他认准的方向是做投资银行。2003年，他在美国注册成立了汉能投资。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他是赌着一口气要证明“中国人能”。从此，陈宏的事业重点转回到中国。他希望能把自己在美国的资源和声望在中国这轮大潮中兑现。

　　最初，陈宏组了一个明星团队，主要合伙人有王功权、谭智。他们想在美国募集一个3亿美元的并购基金，在中国的国企改革中进行资本运作。但在谈LP的时候，老美都很不理解，为什么要专门给中国成立一个基金呢？中国有那么多机会吗？我们做个亚洲基金，其中分中国一部分不就可以了吗？那个时候，老外还没看到中国的市场。

　　陈宏的理想是做中国的黑石，但在当时的中国没人知道谁是黑石，为了方便宣传，他就把对标的目标换成了高盛。在最初的日子里，汉能做的更多的是财务顾问的活儿，帮人做融资。在帮助中微半导体从美国融资3800万美元的生意中，汉能挣到了100万美元。

　　2004年底，陈宏和谭智花了1500万元人民币买下了框架传媒43%的股权。2005年10月，分众以1.83亿美元并购框架。汉能不到一年获利60倍。这成为汉能历史上迄今最经典的战例。也就在这一年，Gric在行业整合中被收购，静悄悄退出纳斯达克。

　　就在汉能在国内日渐风生水起的时候，57岁的朱敏也从WebEx辞职回国了。

　　为什么要回来？朱敏的答案有两个：第一，为了“报答邓小平”，当年是邓小平的政策送他到了美国，改变了他的人生。

　　第二，作为一个成功人士，他也遇到了和陈宏类似的问题，进入不了主流的话语圈。

　　2005年5月，拒绝了印度伙伴的反复挽留，朱敏辞职回国。最初的身份是NEA的投资合伙人。他认为，以自己在美国闯荡多年的经验，以投资人的身份出现来帮助中国的技术型创业公司快速成长，这应该是个可以轻松胜任的工作。哪国的土地都是土地，中国的土地怎么就不能长出美国的庄稼？

　　根据后来的故事看，老朱，你过于乐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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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会碰到很多障碍，这是今天在海外的中国人能提供帮助的，华源的定位也应该往这边走。”

　　标志时间：2010年10月2日
　　标志事件：华源会2010年年会
　　硅谷主角：谢青、金海平、曾毅敏
　　中国主角：陈宏、朱敏、邓锋

　　2009年，邓锋又一次被拉到了华源的年会上“救场”。当他走上论坛之后，向下面的听众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看我看烦了吗？

　　“我已经很多年不去华源会了，”2010年，硅谷创业者谭青（化名）对《创业家》说，“每年就是那几张脸，成了他们董事会那几个人的内部俱乐部。”若干年前，他曾经是华源的付费会员。

　　华源的发展遇到了瓶颈，人才断代了，现在每年选会长成了一个很难的事儿。

　　2010年10月2日，在华源年会的会场，《创业家》记者也和很多参会者交换了名片，发现其中创业者的比例很低，大部分都是工程师，来听听是不是应该回中国。

　　时代变了，时代真的变了。

　　“硅谷的创业明星断代了，”陈宏说，“真正做上市的还是我们这批人，没有新人出现。而我们这几个最有号召力的人又都回到了中国，没有明星怎么会有凝聚力呢？”

　　但问题似乎并不是这么简单。邓锋和曾毅敏有一个共同的观点，那就是因为在硅谷的大陆华人创业的种子少了。

　　“这些年国家引才的政策很厉害，原来去的干得不错的好多人都跑回来创业了。”曾毅敏分析，而留在那边的大部分人工作已经非常稳定，美国这两年的经济也不好，所以选择创业的人就少了。而新去的中国留学生，基本上上完学就跑回国了，因为国内机会多，父母也给安排好了。

　　“那次我跟华源新的会长讲，华源会原来基本上是把世界引到中国，我们未来要转到把中国引向世界，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会碰到很多障碍，这是今天在海外的中国人能提供帮助的。这些人可以作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棋子，华源的定位也应该往这边走。”邓锋说。

彼岸

　　2009年11月18日，当谢青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敲响Fortinet上市钟声的时候，他被写进了历史。Fortinet成为金融风暴之后的21个月里，硅谷上市的第一家公司。上市之后，股价一路走高，从16.33美元的上市价，上涨到最高36.77美元。而就在今年11月2日，彭博社又爆出市场传闻，IBM已经就收购开始和Fortinet进行接触。

　　在北美、在欧洲、在日本，谢青的产品都拿到了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位置。但是，在中国，他却走得举步维艰。

　　“中国市场只占我们销售收入的3%。”谢青无奈地说。

　　“中国市场容量是美国的七分之一，其中多一半的客户又和政府有关。我们在中国的竞争对手都是做软件防火墙的，技术肯定没我们的好。但搞政府关系我们实在搞不过他们，他们有人自己就是政协委员。”谢青说。在美国市场，80%的订单来自市场，20%来自政府采购。而在中国，拿不到政府的单子，基本没有可能做大。

　　谢青之后，续写上市故事的大陆人是金海平。2010年5月14日，Telenav登陆纳斯达克。“他们都是连续多次创业，我是10年做成了一件事情。”金海平感叹。Telenav当前市值徘徊在3亿美元左右。

　　当谢青和金海平用上市证明了自己奋斗的价值时，曾毅敏也已经再次上路。

　　2007年，曾毅敏又开始了创业。这次她做的产品是上一次的升级版。在她看来，仅仅监控网络安全已经不能再满足大型数据中心的需求，因为不仅病毒和蠕虫能引起系统问题，硬件故障、非法入侵都会导致系统变慢或者崩溃。这次，她要做的是数据中心的综合监控和服务软件。她认为，这将是进入“云计算”时代后，数据中心管理中必然会出现的需求。

　　与2002年的那一次不同，这次她要把中国融入到她的创业中来。“以前我们的创业都是基于美国市场的需求，而现在美国大公司都必须要有一个中国战略了，何况我们中国人。”2008年，她在上海张江开设了中国分公司，并给公司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腾起”。从这一天开始，她的时间被分成了两半，一半在美国，一半在中国。

　　接受《创业家》采访时，曾毅敏的产品刚刚开始销售，这次的运气没有上一次那么好，不再有蠕虫“帮忙”，她要磕市场了。在美国，她出大价钱雇用了一支经验丰富的销售团队，她把希望寄托在这支团队身上。

　　而在中国，她则要更多亲自上阵，以免被对方的老总认为不够尊重。“现在我们做一个单子还是蛮累的，不知道要打多少个电话，开多少个会，吃多少顿饭。”

　　在国内接触客户多了，曾毅敏对中国的软件市场也有了自己的判断：“只有当我们的国家不仅仅有大的国企，还有更多中型的民营企业起来之后，经济才会更活跃。那个时候，真正愿意花钱买软件的企业客户才会多起来，中国的软件产业也才能做起来。我觉得，这还需要四五年时间。”

　　不管单子有多难拿，曾毅敏现在谨守着一个原则：不和大国企谈生意。因为“和它们耗不起。我们是小公司，现金流耗断了就完蛋了”。

　　对于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将近30年的曾毅敏来说，在中国创业，她还有太多需要了解的东西。在今年华源年会后的晚宴上，一位从中国飞去参会的客人和曾毅敏聊天时说到了一个词：国进民退。曾毅敏犹豫了一下，歉意地问道：“抱歉，你刚才说的那个词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有心，你就会发现，在硅谷折腾的人还是十几年前那些面孔，已经没有新人，硅谷华人创业断代了。

此岸

　　这是朱敏回到中国的第五年，今年他62岁。

　　5年前，他以NEA投资人的身份回到中国，不久就创办了自己的投资公司，他给这家公司起了一个“很中国”的名字——赛伯乐。

　　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还要补一些基础课。有一次，他约见一个银行的领导，自己打着出租就过去了。结果下车之后，对方问他：你老板什么时候过来？他说：我就是老板啊。对方脸色马上就变得很难看。朱敏赶快给自己换了车。在杭州买了一辆宝马，在北京买了一辆奥迪。

　　回国的最初两年，他做了几笔投资，但更多的时间，他在学习，学习在自己这片土地生存的技巧。他学会了怎么识破被投企业做的假账；学会了和政府领导沟通时一口一个“汇报”；学会了要隔一段时间就在媒体上曝曝光，“不然人家会认为你被抓起来了”。

　　而更重要的是，这个阶段，他调整了心态。“在美国觉得自己苦干这么多年挺有钱了，但回来一看，随便一个企业家只要有本事弄到几百亩破地，就比我有钱多了，心里很失落。”

　　回国的5年，朱敏先是和NEA、红杉等外资VC联合募集基金，后来又独立去美国募集了一只5亿美元的基金。这时的他，还是一心要做一个美国式的美元VC.

　　但很快，中国的创投格局开始发生革命性改变。几年的时间，仅浙江就成立了200多家人民币基金，美元基金的优势快速消退。这时，朱敏的劣势越来越明显：人脉关系搞不过“地头蛇”，信息网络没有本地老板灵通，投项目时的赌性和胆量没有本地基金大。

　　“我们是悬空的，”朱敏反思说，“对我来说，必然要过渡到一个土洋混合的阶段。”

　　朱敏采取了两个对策。第一，和本土企业家结合；第二，和地方政府结合。

　　2009年，赛伯乐投资正泰太阳能，朱敏和南存辉正式结盟，而与赛伯乐共同投资的上海联合投资则有着政府背景。在朱敏的布局中，南存辉的价值显然不仅仅局限于此。他还希望在未来，正泰能成为他杀回美国的载体。“我在考虑把正泰带到美国，去硅谷做一个正泰科技园。”

　　与本土企业家结盟的同时，赛伯乐还与绍兴、杭州等5个浙江城市的政府合作分别成立了5只地方基金。

　　但在投资圈里，朱敏被看做是一个边缘的另类人物。赛伯乐以对创业团队强势而著称，屡被业界诟病。“正泰太阳能是唯一没有被他完全控制的被投企业，”一位熟悉赛伯乐的人曾对《创业家》说，“朱敏的态度是：你们现在玩儿的把戏，我早就玩烂了，你们听我的就行。”

　　“他也算做投资的？没他那个玩儿法。”曾经有多位投资界的大佬私下这样评价朱敏。5年来，朱敏没有得到业界的认可，也还没有能拿出手的战绩，他的赛伯乐至今没有一个IPO项目。

　　“累啊。”朱敏说，“中国的土地，美国式的种子，按加州的方式种庄稼，做起来非常累。所以，我意识到必须要落地，要本土化，但这很苦。人家在这个环境里泡了30年了，我最多才5年。”

　　和朱敏一样，在中国已经泡了将近5年的还有邓锋。邓锋2005年回国创立了北极光创投，一个瞄准科技和消费类创业公司的美国式VC.

　　“回国后最大的挑战，是那些机会型的项目。”这样的项目可能会有道德瑕疵，但也许能更快成功，能有很高的回报。邓锋“每天都在面临这样的选择” .

　　曾经有一家著名的互联网社区创始人来找邓锋融资，对方讲了一句非常露骨的实话。“就他这一句话，我就不敢投了。”还有一家做赌博机的公司找到他，邓锋同样没敢投。但不少国内的草根大佬都把钱投到这些公司。

　　“我们这些人，在美国取得了成功，回国后有了个虚名。但我们离开中国20多年了，比起沈南鹏、丁健这些早就回国来泡的人，肯定不如他们，要学的东西很多。在这方面，虚名一点用也没有。”邓锋说。

　　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同朱敏类似，邓锋回国5年，北极光没有领投出过一家IPO项目。而因为一开始就确定的美国式VC和美元基金的定位，他和朱敏又错过了国内创业板这一波资本豪宴。

　　“我们投的聚光科技和红孩子都是可以的，你们不能用浮躁的标准来评价我们。我相信，邓锋也一定能投出一家伟大的技术型公司。”朱敏说。

　　与朱敏和邓锋不同，陈宏并不认为自己与中国存在着隔膜。他说这和他爱折腾的性格和良好的适应能力有关。“我现在还担任了陕西商会的常务副会长，这都是民营企业家干的事情。我去榆林，不说英语，那里的市长和书记都认不出我是海归。另外我在青联里还任多职。”陈宏觉得这是自己在中国扎根成功的证明。

　　在北京华贸中心一间阳光充沛的办公室里，当年意气风发的硅谷创业青年陈宏头上已经多有华发。今年他48岁，但他距离自己的中国黑石梦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最近参与运作成功的亚信联创并购案总金额仅7亿美元，汉能也仅仅是充当了财务顾问的角色，5年前的分众与框架的并购案仍然是他无法逾越的纪录。

　　“人家黑石做的是几十亿、上百亿美元的项目，我们没这个实力，就先从几亿美元开始吧。”但对于陈宏来说，更大的挑战在于国内更有背景和能量的机构也在对即将兴起的并购市场虎视眈眈。他会在中金公司、中信证券这些大家伙的阴影下长大吗？他又能抵挡住九鼎投资这样国内资源丰厚的新锐们的进攻吗？

　　“我们也有退休领导做顾问。我要想从证监会弄些合伙人，那是分分钟的事。航天集团的重组都是我们做的，你们看不到而已。我们也在做矿，两年了。我现在去的都是国家级的、省里的、国企和大民企。”和邓锋的洁身自好相比，陈宏的本土化走向了另一个“极致”，业内有人把话说得很难听，说汉能是“官商勾结”。

　　他们在中国经济低潮期去了海外，虽有小成，但终究打不过那些美国本土的公司，大都被收购。如今回来，又面临着适应中国本土的问题。那些早回中国的李彦宏张朝阳们，已经坐稳了江山。未来，他们能不能在海归与本土间找到平衡点？

　　“我们这些人其实很不幸，”这是朱敏接受《创业家》采访时，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不幸之处在于，我们没能真正在中国改革的潮流里面。我们成了转型期里的变形动物。”

　　他们几十年来从太平洋这头飞到那头，看似在积极寻找机会，但潮流起落，并不由人，他们并没有占到便宜。这回，他们是不是又错过了这一轮中国的黄金期？还是像朱敏所说的那样，答案还没有到揭晓的时候？

那些羡慕而犹豫的目光和复杂的心态

　　飞行12个半小时，他们就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中国。然而站在对岸的硅谷看中国，穿越这12个小时距离的是羡慕而犹豫的目光，还有复杂的心态。

　　在硅谷，中国人、大陆中国人早已经不是什么稀有动物。据说一家总部在深圳、为山寨手机摄像头做配件的公司把研发部门设到了硅谷，雇用了上百名工程师，其中大陆华人竟然超过了90%。在这家公司里，日常的工作语言就是汉语。公司曾经尝试雇过几个印度人，但不超过一个星期他们全都辞职了，因为工作语言不通。这当然有一点极端。但据说在一般的硅谷公司里，大陆华人都能占到员工总数的30%左右。

　　在华源年会上，一个叫“回到中国”的分论坛里挤满了人。台上的嘉宾是一些先期回国的人，比如武平。每个人都在反复告诫下面那一双双渴望的眼睛，你要是个刚毕业的家伙，那么你回国和“土鳖”对拼早已没有任何优势，所以一定要慎重。

　　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当了若干年硅谷人的“老人”来说，回国还是一个让他们纠结的话题。“当然想回国了！”一位已经在PayPal工作多年的软件工程师说，“我的家在中国，中国现在的机会又那么好。”然而，现实的问题是，她眼前的生活已经很稳定充裕，中国没有更好的机会，她又为什么要放弃当下呢？“回国创业？创业可不是人人都能做的事情。”

　　这是一个很多硅谷华人共同面对的难题。一位华源志愿者，在AT&T担任着一定的领导职务，“决定着2亿美元的走向” ，他现在的困惑同样在于要不要回中国。

　　“以我和我老婆的收入，我们在美国的生活像神仙一样。但我清楚，我要想在事业上有更大的发展，回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现在中国公司付我更高的薪水没问题。我最近和华为谈过，对方开价很大方，但我不想那么辛苦。我有同学在国内创业，所以我也知道国内的创业环境不太好。我最近在想，要不回去投靠个既得利益集团也不错，比如中移动什么的。”

　　事实上，随着中美两国交流的日常化，硅谷华人对中国的认识越来越深。一位担任某华人协会会长的先生请我吃了一顿工作午餐，他是一名高级工程师，但因为这个会长的职位，每年都会回国若干次，接触的也都是一些主要招商城市和工业园区的领导。午餐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讲吸引海归创业的潜规则。

　　“你知道这么多，为什么还要做？”我问他。

　　他想了一下，然后说：“这么大的一个历史潮流，重在参与。”

　　中国市场现在有多重要？一位常年在硅谷的华人投资人告诉我，现在在那边，中国创业者的商业计划里如果没有考虑中国市场，是很难拿到VC投资的。甚至有极端的机构曾经宣称，不考虑中国的中国留学生创业项目，肯定不投。

　　对于中国的未来，硅谷华人几乎一边倒地加入了乐观主义的行列。他们大多认为，中国高速增长是会持续下去的，他们早晚是要回国参与的，而至于那些被国内人诟病的因素，他们会争论，每个国家都有烦恼，美国也不例外。

　　但在回国前，更多的人还是希望先完成一个事情。一位国内知名大学硅谷校友会的会长告诉我：“很多人的想法还是先拿到美国的居留权，回国后随时能跑回来。”

（编辑：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