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人先告状

直到1975年的9月，对于邓小平进行的全面整顿，毛泽东还是保持着支持的态度。他心目中，还是把邓小平作为周恩来的接班人及他本人身后主政的人选之一。9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时，对客人说，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我们有八亿人口。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一年开过四次刀，危险。康生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我八十二岁了，我也有病。毛泽东用手指着陪同会见的邓小平说，只有他算一个壮丁。

从以上言谈可以看出，对于中国现时的国情，毛泽东是有一定认识的。第一，中国现在可以算作“天下最穷的”国家。第二，中国现在有领导危机。第三，邓小平算一个“壮丁”。“壮丁”的意思，就是能干工作的人，或者说是能够接班的人。毛泽东称邓小平为“壮丁”，表明直到此时，他还是对邓小平寄予了相当大的希望。在全面整顿的过程中，邓小平的所作所为虽然并不完

全符合毛泽东的想法，但毛泽东选择了顾全大局。因为他对党和国家当时面临的状况和问题是有所了解的，也认识到总得有人来进行一些整顿。只要这个整顿不是太“出格”，他都可以容忍。还有一点，在全面整顿的过程中，毛泽东清楚地看到了邓小平的能力。可以说，对于邓小平的“大胆”，对于邓的魄力和能力，毛泽东是欣赏的和肯定的。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在全面整顿的过程中，虽然“四人帮”一伙不断地反对和从中作梗，毛泽东采取的态度一直是：节制“四人帮”，支持邓小平。

但不幸的是，不久，毛泽东的态度开始改变，形势也随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事情的起由，是在1975年的8月13日和10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两次上书毛泽东，反映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在生活作风和违反党的政策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在信中，刘冰等对迟群、谢静宜两个“四人帮”的干将专横跋扈、违反党的原则的活动，以及迟群因为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政府部长而信口胡说大发牢骚，向毛泽东如实地作了汇报。刘冰等人的这两次上书，是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的。

看了刘冰的上书，毛泽东虽然暂时没予理会，但心里肯定已经不高兴了。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小谢和迟群虽有“缺点”，但毕竟是“文革”的功臣。邓小平为刘冰转信，表明邓的立场就是支持刘冰而反对小谢、迟群的。这一点，也令毛泽东心中不悦。这件当时并不起眼的事情，在不久的后来，却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事由和导火线。

经历了1971年林彪自爆事件后，毛泽东重病一场，身体一直不好，病情时重时轻。到了1975年，毛泽东已届八十二岁高龄，年老体衰，力不从心。但由于当时实行的是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一个人说了算的，所以在那样的时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仍然系于毛泽东这个垂暮之人一人之身。1975年下半年，毛泽东的病情加重，行动说话都已经十分困难。根据他本人的建议，由他的侄子毛远新担任他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泽东的这一决定，表明了一个在他心头解不开的情结。这就是，经过林彪事件，毛泽东不再会把权力给予一人之身。在政治大局上，他采用的是让不同的政治势力相制衡的办法；在个人的信任上，他最终选择的，还是他自己的亲人。这种情况，越到毛泽东的晚年，越加严重。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的儿子。毛泽民在战争年代英勇牺牲，只留下了这么一个后人。毛远新在“文革”爆发时，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文革”爆发后成为有名的造反派头头，以后迅速提升成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和沈阳军区的负责人。“文革”以前，他和江青的关系并不亲密。“文革”开始以后，由于双方的相互需要，关系变得十分密切，毛远新随即成为在辽宁省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和“四人帮”麾下的一大干将。毛泽东让毛远新当他的联络员，一下子把毛远新提到中央政治权力的核心部位。毛远新以毛泽东侄子的身份，不但成为毛泽东的传话人，而且成为仅有的几个能够见得到毛泽东、可以和毛泽东说得上话的人。

文革期间毛远新（左）与陈锡联（右）
毛远新给毛泽东当联络员，而且和“四人帮”，特别是和江青走得很近，邓小平看得十分清楚。对此，他保持了一份应有的警惕。10月31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邓小平提出：“我有事需要向主席当面谈谈并取得主席的指示和教诲。明（1）日下午或晚上都可以。如蒙许可，请随时通知。”11月1日晚上，毛泽东即把邓小平找去。在此次见面中，毛泽东批评了邓小平为刘冰等人转信之事。邓小平向毛泽东询问，这一段时期以来中央工作的方针、政策正确与否。毛泽东肯定地说：“对。”

毛泽东让毛远新做联络员，令“四人帮”兴奋不已。毛泽东晚年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已不容易见到他。就连江青，他的妻子，也很难见得到他。“四人帮”想要向毛泽东“告御状”进谗言，也是相当困难的。而现在，他们的人终于可以跟随在毛泽东的身边，终于变成可以向毛泽东耳旁吹风的重要人物。对于“四人帮”来说，这真是一件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大好事儿。机会终于来了，他们在欢欣兴奋的同时，立即策划于密室。这一次，他们要让周恩来和邓小平死无葬身之地。

毛远新自从当了“天子近臣”后，心甘情愿地为“四人帮”充当工具。当然，毛远新也不是“无私”地为“四人帮”效力。他一跃进入中央核心，野心和对权力的期望值都大大提高，他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在毛泽东身后，在江青当了“女皇”之后，他也要在政治权力的中心分一杯羹。毛远新真是“不辱使命”，新来乍到，便开始发挥作用了。

11月2日上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他对毛泽东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一是对“文化革命”怎么看，是看主流，还是看支流，在评价上是三分不足七分成绩，还是七分错误三分成绩，是肯定，还是否定。其次是对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是看主流，还是看支流。现在，只在口头上说两句成绩，但阴暗面却讲了一大堆，不讲批林批孔运动的成绩。第三是要不要继续批判刘少奇、林彪的路线。当前，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不大提了。毛远新煞有介事地讲，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毛远新针对邓小平所提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说，阶级斗争现在不大提了，一讲就是三项指示为纲，我不同意。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纲。现在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毛远新否定了工农业、财贸、教育、文艺等方面经过初步整顿所取得的成绩。他向毛泽东建议：“当前，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另一方面也还应该对干部进行教育，使干部有正确的态度，干部应该感谢革命群众对自己的帮助教育。”他还向毛泽东表示：“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迟群

毛远新借机大行挑拨之能事。他对毛泽东说，一些同志到一起总是议论“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发牢骚，有的把“文化大革命”看成一场灾难似的。他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年以来，没有听他讲过怎样学习理论，怎样批《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当毛泽东把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揭发迟群的信给毛远新看时，毛远新立即抓住机会为迟群辩护。他对毛泽东说，迟群他们在执行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上是比较坚决的，十个指头七个还是好的。

毛远新的“汇报”，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因为毛远新在“汇报”时，抓住了一个对于毛泽东来说最为要害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就是是不是有人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问题。如果有人敢于对“文化大革命”提出异议，毛泽东是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毛泽东表了态，同意毛远新的看法。毛泽东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毛泽东说：“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他针对刘冰的信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并说：“小平偏袒刘冰。”

毛泽东是生气了，他生气的是，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经过他苦心地安抚和安排，竟然有那么多的人，还是对“文革”不满，还是要翻“文革”的案。这是他绝对不能容许的。到了这个时候，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场运动的态度，已经被毛泽东视为是拥护还是反对他的试金石。他要用他全部的力量，来捍卫这一场对于他来说关系重大的“革命”运动。

不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还是保持了一份冷静。谁反对“文革”，当然一定就要批判谁。但是，他实在是年事已高，实在是不愿意把他精心安排的“平衡”的政治格局再次打破。说句大实话，他已经没有精力，也没有心力，再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格局的重组了。毛远新他们告状的主要对象是邓小平，对邓小平，毛泽东是要批的，但是，他并不想把邓小平再次打倒。他对毛远新说：“你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一下，说是我让你找他们（还有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到我这里来），当面你讲，不要吞吞吐吐，开门见山，把意见全讲出来。我已找小平谈了两次，昨天晚上又讲了。”毛泽东考虑了一下，又说：“先找小平、锡联、东兴同志开个会，你把这些意见全讲，谈完了再来。”毛泽东也真是一番苦心安排，他是想让毛远新找这些人谈谈，特别是要找邓小平谈谈，要毛远新把意见提出来，当面和邓小平等人讲清楚。为了便于邓小平等人能够接受毛远新的意见，他特意没有让“四人帮”那几个人参加。他知道邓小平与“四人帮”之间矛盾太深，他怕“四人帮”一来搅扰，事情将会不可收拾。毛泽东如此细心地进行安排，是希望邓小平和其他的人，能够听进毛远新的意见，能够接受毛远新的意见。如若这个安排成功了，那便是阿弥陀佛，谢天谢地，万事大吉了。

艰难时日

1975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又搬了一次家。因为我们在宽街的那个家，地处十字路口，进出十分不方便。父亲在主持中央的工作后，经常在家里开会和找人谈话，而院子里只有一个很小的地方，来客的车子根本停不下。一些要客，如政治局委员的车，时常不得不停在大街上，既不方便，又不安全。在这种情况下，经中办安排，父母亲搬到东交民巷十七号去住了。

东交民巷十七号，过去被称为老八号，是50年代初期盖的一个住地。院子里从南到北，前后四栋楼房。说起来，我们家跟这个房子挺有缘分的。1952年我们家从四川迁居北京后，曾把这个院子里的第三栋楼分配给我们家。在我们还没有搬来之前，有一次，父亲去看罗荣桓元帅。罗帅的身体很不好，看到罗帅住的房子有些潮湿，父亲当时就对罗帅说：“你住在这里不行。中央给我分了一处住房，我让给你去住。”在父亲的亲自安排下，罗帅住进了东交民巷的房子，而我们家则在后来搬进了中南海。“文革”以前，东交民巷这个院子里住着罗荣桓元帅、贺龙元帅、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等四户人家。“文革”开始后，罗帅的遗孀林月琴阿姨带着孩子们被赶了出去。贺龙被揪斗后，先是由周恩来把他们夫妇藏在中南海西花厅自己的住地等处，后来被林彪一伙抓走关押，孩子们都被“扫地出门”赶出了家。“文革”以后，东交民巷十七号这个院子便空了起来，没有人住。后来，周恩来生病，中央把原来贺龙元帅住的那栋楼修缮了一下，准备总理来这里养病，可是总理一直没来住过。偌大一个院子四栋房子便一直空无人住。

这时，正好我们家的住房成了问题，于是父母亲就被安排暂时住到这里。我们住的，就是原来贺龙元帅曾经住过的，后来又为总理修缮的那个楼。一开始，父母亲说是暂时住一住的，没有带家小去。但不久，他们嫌寂寞，就让眠眠和萌萌两个孙儿跟着住过去了。再后来，邓林、邓楠和我，三家人也都搬了过去。没办法，我们家的人就是爱热闹，爱扎堆儿。这个楼本是为总理修缮的，总理家没有孩子，人口少，所以楼内的卧房不多。我们家十几口人都搬了过来，房间一下子就不够住了。于是我们把人家原来准备办公用的房间，都住上了人。我和贺平住在客厅旁边原来准备做书房的房间里面。没有书房了，父亲就在南边的前走廊上放了一把椅子，一个桌子。他说，这里阳光好，空气也好，又可以看着孙子们跑来跑去的，是最好的“办公室”。就这样，从1973年回到北京后，我们先住花园村，再从花园村搬到宽街，然后从宽街搬到东交民巷。两年多搬了三次家，也真够折腾的。

搬到东交民巷后不久，政治气氛便发生了变化，那种搬家的忙碌，很快就被政治风向的突然变幻所掩盖。这时，毛泽东已经让毛远新召集了八人会议。这个会议的召开，预示着一场新的政治风暴的来临。家中的气氛，由平日的吵闹欢乐，一下子沉静了下来。父亲白天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十分忙碌。他还要经常接待和会见外宾。仅在10月份，他就连续接待了为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传话前来访华的小坂善太郎、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比耶迪奇、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施密特等重要外国客人。在公开场合看到的他，依然是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但是，回到家里，我们却常常见到他一个人坐在走廊的椅子上，闭着眼睛，紧紧地皱着眉头。

跟着父亲经历了这么多的政治风浪，仅凭着我们自己的经验，便知道事端既起，就一定会有不可预料的险况。父亲虽然处于政治险境，但在表面上，看不到他有任何情绪上的变化。每日，他依然保持着原有的作息和生活规律，按时起床，按时吃饭，按时看文件，按时上床看书、睡觉。不过，我们作为他的家人，则要随时关注事态的发展。

有一次，父亲陪毛泽东见外宾回来，时间已经很晚了。看着父亲十分疲惫的样子，母亲给他吃了安眠药安排他睡下。父亲睡着后，母亲和我们给父亲整理衣服。十分意外地，在他的衣服口袋里，我们看到一张便笺纸，纸上几个大大的字，这是毛泽东的字！我们知道，毛泽东说话已经有困难，有时会把要说的写下来以表达他的意思，但没想到，我们竟会亲眼看到毛泽东写的字。我们壮着胆子，把那张便笺纸拿了出来。在台灯暗暗的光线下，妈妈、邓楠和我，三个人把那个便笺拿着，极其认真地研究了起来。便笺上面的几个字大大的，每一个字的笔划都是弯弯曲曲的，有的字完全认不出来。因为这些字的意思不是连贯的，可能只是毛泽东在说什么的时候进行的补充，所以我们极力研究了半天，也没猜出这些字代表什么意思。其实，我们并不是对毛泽东的字感兴趣，而是急切地想从中找出关系到父亲政治命运的寓示。父亲一向很严格，我们偷看了他的东西，已经是“犯戒”了。我们不敢声张，看完后，赶紧把那张毛泽东写了字的便笺纸，悄悄地放回了父亲的衣服口袋里。如果不是处在那样的非常时期，我们家里的人绝对不会干这样“出格”的事情。

我们知道父亲正在受到批评，但不会向他问什么，一来是问了他也不会告诉我们，二来还会惹得他心烦。我们这时能做的，只有更加地体贴他，以家庭的温暖尽可能地舒散他心中的不快。

我们尽量多地陪在他的身边，让孙儿们在他面前玩耍。但当父亲开始闭目沉思的时候，我们就赶快把闹着玩着的孩子们带走。我们一个个也都低声细语，或静静地陪着他坐在那里，生怕打扰了他或烦着他。平时总是嬉笑热闹的家里，会一下子变得出奇的安静。夜间，在昏暗的走廊上，只点着一盏台灯。父亲一个人，坐在灯下，常常一坐就是很久，很久。

在东交民巷十七号我们的楼里，这时依然是进进出出，人来人往。只不过，来的人不同，来的目的也就不同。

李先念、纪登奎副总理和胡乔木等时常会来，他们是来谈工作的。邓颖超常来，她是来谈总理的病情和治疗事项的。王海容和唐闻生更是常来，她们二人有时是来和父亲本人谈事，有时则来找父亲的秘书王瑞林。因为经常陪外宾，可以见到主席，可以跟主席说得上话，王海容和唐闻生当时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毛泽东身体不好，晚年更是不轻易见人，连主持中央工作的高级领导人也轻易见不到他。所以，如有事情想要向毛泽东汇报，有时只有通过王海容和唐闻生。

王海容和唐闻生
她们二人会在陪外宾见完主席后，利用机会向主席讲上几句。江青就曾经多次把王海容和唐闻生找去，让她们向主席转达她的意见。不过，王海容和唐闻生两个人，从心里讨厌江青，与“四人帮”那伙人格格不入。她们崇敬周恩来，也崇敬邓小平。周恩来和邓小平也信任王、唐。重病之中的周恩来，经常找她们谈事，其中有外事工作方面的，更有与“四人帮”作斗争的重要事宜。基于同样的原因，王海容和唐闻生也是我们家的常客。父亲有事情常找她们二人来，比如有事要向主席报告，或者有事要探询一下主席的意思，也都交待王、唐去办。在那个时候，在与毛泽东保持沟通方面，王海容和唐闻生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当毛远新向毛泽东告状，父亲受到批评后，王海容和唐闻生因受“牵连”，已经不像以往那样在主席面前说得上话了，但是，她们仍是常常来我们家，常常和王瑞林一聊就聊上半天。和我们全家一样，对于形势的估计，她们二人也已经感觉到越来越不乐观。在“批邓”开始以后，来我们东交民巷的那个家的最后的客人，就是王海容和唐闻生。

在东交民巷十七号，还来过一个极其特殊的人，那就是毛远新。毛远新向毛泽东告了邓小平的状，毛泽东知道毛远新对邓小平有意见和看法，他让毛远新找邓小平谈谈，把意见直接向邓提出来。毛远新奉毛泽东之命来了。那一天，知道毛远新要来，也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们在家的人都十分地戒备。毛远新来了，一副新贵的模样，派头十足。父亲则抽着烟，沉静地坐在会客室里等他。来人落座，便开始谈了起来。客厅的隔壁，就是我住的那个原来的书房。这个房间和客厅仅隔着一个木板做的书架，客厅里的声音大一点就会传过来。那天，恰巧我和邓楠在屋里，从偶尔传过来的声音可以听得出，父亲和毛远新这次的谈话并不愉快。毛远新走的时候，父亲没有送客。从客厅走出来时，父亲还是那样的沉默，也还是那样的从容。他不会因为毛远新的“告状”而改变进行全面整顿的大政方针。这个决心，他早就下了，从他回北京的那一刻起就下了，从他复出工作之时起就下了，从他坚定地进行全面整顿的时候起就下了。“四人帮”闹，他没有动摇过；毛远新加进来闹，虽然形势更加艰难，他依然没有动摇。九年以来的风风雨雨，早就练就了他那坚定的信念，早就铸成了他那绝对不会动摇的决心。

11月10日，邓小平找胡乔木谈工作时，邓小平谈起他因转刘冰的信而受到批评。胡乔木对邓小平说，不只是转刘冰的信的问题，可能对于邓小平全面整顿的做法，毛泽东早就有意见。他们二人对于形势的看法，已经越来越清楚。批评邓小平，是基于更深刻的政治原因。这场风波，是不会停息的。

王洪文

在这个期间，原来由毛泽东以“帮助工作”的名义派到上海的王洪文回到了北京。王洪文走前，是由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走后，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现在王洪文回来了，邓小平便于11月15日给毛泽东写信。邓小平在信中写道：“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毛泽东看到邓小平的信后，当晚即在邓的信上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毛泽东没有借王洪文回京的机会让邓小平去职，表明他还没有下定决心去掉邓。毛泽东没有让王洪文重新主持工作，表明他虽然让王洪文回京，但却不想把权力交给王洪文，或者说交给“四人帮”。毛泽东虽然开始对邓不满意了，但对“四人帮”的不悦，并没有因此而改变。邓小平是否还能主持中央的工作？如果不能了，就要换人。要换人，换谁呢？毛泽东还在观察，还在考虑，还没有想好，因此“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因此“过一会再说”。毛泽东此时的心态，应该说是复杂的。

不久，形势急转直下。

这期间，除了毛远新的作用外，已经病入膏肓的康生，也趁机向毛泽东进谗言，说邓小平“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加上前几次开会的时候，邓小平采用的是一副绝不妥协的态度，这些因素综合到一起，使毛泽东认为，到了这个时候，问题已不只是“统一思想”“加强团结”这样简单，而变为有人想翻“文革”的案这样严重的程度。毛泽东下定决心，要在他的生前，铁板钉钉地为“文革”作出定论，让那些不满“文革”的人永远不能翻案。

1975年11月20日，政治局召开会议，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十七人会议，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个会议，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这一问题上，统一思想认识。会前，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个“决议”的基调应该是：对于“文革”，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作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毛泽东对邓小平，真应该说是“仁至义尽”了。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毛泽东实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这一番“安定团结”的政治格局，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所进行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再变动了。但是，令毛泽东悲哀的恰恰却是，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的人。在毛泽东这样殷切的期望下，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邓小平的意思说得明明白白，九年“文化大革命”，他被打倒了六年，作为一个脱离运动的“世外”之人，对于“文革”，他既没有参与也“不了解”，因此“不适宜”由他来写。其实，最根本的，他不愿意违心地主持写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名为“打招呼”的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向党政军高级领导层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的信等有关指示。因为此时，还是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所以在召开“打招呼会”的会前，由邓小平将中央草拟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报送毛泽东审定，并将开会的方式向毛泽东作了报告。11月21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一百三十六人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办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

对邓小平的报告，毛泽东批示：“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在写这封信的次日，可能是经过了一番考虑，毛泽东的想法有所改变，他又给邓小平写信，说：“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

1975年11月24日下午，中央召开“打招呼会”。后来称这次会议为“第一次打招呼会”。参加会议的有全体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会议由仍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主持。邓小平先讲话。他说：“今天开的是打招呼的会议。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都到了，还请了一百多人。先念一念毛主席批准的政治局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简短的开场白后，邓小平宣读了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内容如下：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诬告迟群、谢静宜，矛头实际上对着毛主席。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并已扩大至全校师生。二、毛主席指出：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革的账，总是要翻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三、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

念完《要点》后，邓小平讲：“下面稍微说明几点。”他所作的“说明”，主要是以下几点：一、“三个正确对待”的问题，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二、毛主席说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党的基本路线，有一种提法，说以毛主席“三项指示为纲”，这是不正确的。阶级斗争是纲，其他两项是目。三、要正确对待新生事物，应该支持和肯定，不要指手画脚，教育界和各行各业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四、老中青三结合，特别是对青年干部，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不对。最后，清华这场大辩论很快要扩大到全国，至少扩大到教育、文化领域。

邓小平传达的《要点》和他的讲话，实际上是“奉命”把毛泽东对他的批评向老同志们做个通报。而毛泽东指示召开这次会议，则有两个目的，一是要让邓小平在传达的时候当众作个检查；二是要通过这次传达，切切实实地给老同志们“打个招呼”，要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态度，让老同志们回头转弯，不要再“犯错误”了。

1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政军各大单位负责人，并要求进行讨论，将讨论情况上报中央。

在召开这次“打招呼会”和下发中央通知后，开始了一场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这个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国范围。持续进行了九个月的全面整顿工作，至此中断。“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不断地深入和扩大，从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最后发展到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

久已梦想的“批邓”终于实现，“四人帮”欣喜若狂。早在10月份，王洪文在上海，就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以及文化部的刘庆棠等人多次密谈。王洪文叮嘱这些“四人帮”党羽：“要密切注意清华、北大动向，那里有大事。”他还让这些人“要讲究策略”，要“振奋精神，准备斗争”。后来，王洪文还将“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召到北京打招呼。他嚣张地诬蔑：“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对于邓小平来说，发起这场运动对他进行批判，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他既然下定决心进行全面整顿，既然下定决心坚持不妥协的态度，就早已做好了被再次批判和打倒的精神准备。在全面整顿的过程中，他就多次讲过，要做一个“不怕被打倒的人”。他曾说过：“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在忍受批判的同时，除了继续做好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以外，邓小平最关心的，是周恩来的病情和治疗。他经常去看望周恩来，他要尽其可能，安排好周恩来的治疗，以及他能为周恩来做的一切事情。10月16日下午，他和其他中央领导在大会堂听取医生汇报周恩来的病况。10月17日上午，他在住地与邓颖超谈周恩来的治疗等项事宜。11月4日上午，他再次在住地约邓颖超谈周恩来的病事。11月11日晚九时半，他与其他中央领导一起听取医疗组汇报周恩来的病情。16日晚十时半，他与王洪文、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等听取医疗组请示关于周恩来病事有关问题。11月27日下午三时，他与中央其他领导一起听取周总理医疗组的汇报。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周恩来十分愤慨，也十分担忧。12月8日，邓小平到医院看望了周恩来。同日，汪东兴、王洪文、李先念、陈永贵及王海容、唐闻生等看望了周恩来。周恩来在与王洪文的谈话中，提醒王洪文要记住毛泽东1974年在长沙谈话时关于“江青有野心”的告诫。周恩来身在病中，这是他能为邓小平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周恩来看到批判的烈火越烧越旺，他为他的老战友担心。他担心邓小平是否能够顶住这一次批判狂潮，特地把邓小平找来，关切而郑重地问邓小平：“态度会不会变？”邓小平明确答复周恩来：“永远不会！”周恩来听了以后，从内心感到高兴。他说：“那我就放心了！”这一次的交谈，是这两位心灵相通的老战友的一次心神的交流，是他们置一切个人荣辱乃至生命于不顾的一次政治盟誓。这一次谈话，实在太重要了。十多年后，邓小平对此依然念念不能忘怀。他曾多次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多次给我们讲述那一壮烈的瞬间。

1975年的12月份，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判邓小平。会上气氛十会激烈，“四人帮”一伙气焰嚣张，大肆批判邓小平和他所领导的全面整顿。真是怪哉此会，批判邓小平的会议，竟然仍由邓小平自己主持。不过，这种所谓的主持，已经完全流于形式了。父亲后来形容这些会议时说：“我主持会，也就是开始时说声‘开会’，结束时说一句‘散会’。”其他的时候，他只是沉默地坐在会场里，一言不发。

12月20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检讨”。在政治局会上作“检讨”，他竟然连个正式的文字稿子都没有写，可见对于这次“检讨”的态度。邓小平这次的“检讨”，只留下了一个会议记录。在“检讨”的开场白中，他说：“首先感谢主席的教导，感谢同志们的帮助，特别是青年同志的帮助。我自己对这些错误的认识也是逐步的。”接着他说：“先谈谈我的思想状态。”他说，九号文件以前一段时间，看到相当部分工业生产上不去，事故比较多，不少地方派性比较严重，确实很着急。二三月间铁路运输问题很多，影响到各方面的生产，所以我提出首先从铁路着手解决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在管理体制上提出强调集中统一以外，特别强调了放手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强调了抢时间，企图迅速解决问题。因此，在方法上强调对少数坚持打派仗头头，采取坚决调离的方法。徐州问题的解决，铁路上的面貌很快地改观，我当时觉得，用这种方法的结果，打击面极小，教育面极大，见效也最快。同时我还觉得江苏运用铁路的经验解决了全省其他问题，也得到较快较显著的效果，所以我认为这个方法可以用之于其他方面。紧接着，把这样的方法用之于钢铁，用之于七机部，用之于某些地区、某些省，用之于整顿科学院的工作。在这次会议之前，我还自认为这些方法是对头的，所以，当着有同志对这些方针和方法提出批评的时候，我还觉得有些突然，有些抵触情绪。邓小平在这次“检讨”中，谈了对派性，对工业生产，对文教系统，对老、中、青三结合，对新生事物，特别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他谈到，检查原因，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他说，“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

邓小平“检讨”中说的是坦诚的心里话。他是用这个“检讨”说明，他认为全面整顿“这些方法”是正确的，对于对他的批评感到突然，有抵触情绪。他坦率地承认，他“犯错误”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八年被打倒没有工作，而是因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这是邓小平的“检讨”，更是他对自己整个思想和认识的一个不回避的申诉。

这次会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并随信附上了他这次“检讨”的记录。在信中，邓小平写道：“主席：在今（20日）晚的会议上，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个检讨性的发言，现将这个发言送呈主席审阅。当然，这是一个初步的检讨。我希望能够取得主席的当面教诲。当然应该在主席认为必要的时候。”邓小平现在已经见不到毛泽东了，他通过呈送他的“检讨”，表达想面见毛泽东的意思。

对邓小平的信和“检讨”，毛泽东当时没有作任何批示。但是，对邓小平进行批判和“帮助”的会，还要继续开。

1975年的12月，“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康生死了。

康生

在中国共产党内，康生是一个相当独特的人物。他出身于山东的一个豪门世家，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国学渊博，古籍典史无不熟晓。他在苏联受过马列主义的“正规”教育，可以算得上党内的一个“理论家”。他兴趣广泛，精通古玩，酷爱京戏，为人善于察言观色。在党内，不论职务高低，都称他为“康老”。康生虽然表面随和，但却是一个相当复杂而颇具多面性的人物。他最本质的真相，完全不像平时人们眼中的那样风趣随和，而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这个人熟知党内斗争的各种不光彩的权术和伎俩，平时假装生病，一旦风吹草动，便会凶相毕露。他和江青有着旧交，江青的母亲是康生家的旧仆。他和毛泽东的交情也不一般，毛泽东在国外的两个儿子是由康生带回中国的。延安整风时，康生利用毛泽东的信任整了很多人，是有账的。在这以后，他自知多行不义便明哲保身，假称有病，蛰伏了下来。一直到“文革”爆发，他的机会再次来临，便又重整旗鼓粉墨登场。“文革”中，康生先是作为“中央文革”顾问，继而青云直上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乃至于党的副主席。在“文革”中，他的整人的伎俩和狠毒得到了充分发挥，经他点名、为他审查、被他残害的，不知有多少人。他先是与“四人帮”沆瀣一气，后又因为争权夺利而相恨成仇。1973年我们回到北京后，父母亲曾带着我去钓鱼台他的住处看他。我们看到的康生，已经病入膏肓，骨瘦如柴，病卧在床。见到我的父母亲，康生开口便大骂江青、张春桥等人，骂得很凶，也很狠。如果是别人骂“四人帮”，自然没什么奇怪，但不知怎地，这骂，一出自康生之口，听起来就让人觉得有些变味儿。听着康生的骂，刚刚回北京的我们竟然不知所云。可见到了那个时候，康生与“四人帮”之间的关系，已表现得如仇如敌。

1975年底，康生已性命垂危，但仍恶性难改。即便是人之将死，还不甘寂寞，还在耍弄两面派。他一方面找王海容和唐闻生谈话，想让她们向毛泽东传话，一是表明自己在历史上没有叛变，二是“告发”张春桥和江青在历史上都是叛徒。康生说，这事他在延安的时候就已经清楚，但一直没有向中央和毛泽东反映。另一方面，他又向毛泽东进谗言，说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想跟在毛远新后面也立一功。死到临头了，他还用最后一口气，鼓动如簧之舌，竭尽搬弄是非之能事。1975年12月16日康生病死，又一个“文革”风云人物消失了。“文化大革命”，真是一个各色人物表演的大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多少人来来往往，行色匆匆。像康生这样在政治舞台上曾经风光一时的恶人和丑角，给我们的国家、人民和党，带来了多少灾难和祸害，造成了多少无可挽回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