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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人变成恶魔
2024/5/26 11:19:36 | 浏览:296 | 评论:0

今天说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关于纳粹的。

01

我对纳粹史一直很感兴趣,因为在我看来,纳粹的大屠杀不是孤立突发的事件,它人类黑暗面的一个象征,一个深渊,隐藏着某些人性的秘密。所以碰到关于这方面的书,一般都会拿来翻翻。今天这个文章就源于理想国出版的一本书《纳粹医生》。几年前我读过一遍,感觉就像体验了一场噩梦。很长时间里,我都不愿再想起这本书。最近这些天,我偶然又翻读一遍,觉得还是有必要说说这个问题。

说起来,这本书里有一个场景,我记得特别深。

大家都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习惯用毒气室屠杀犹太人,但是毒气室操作起来有些麻烦,适合批量处理,不适合零星杀戮。所以,奥斯维辛还有另一种杀人技术:往心脏注射石碳酸。一开始是注射静脉,后来发现见效太慢,就直接往心脏里打。

纳粹医生就坐在手术室里,犹太人排队在走廊里等。犹太囚犯助手会把他们一个接一个领进去。进去以后,坐在凳子上,往心脏里一针打死。每个人大约花费两分钟。走廊里的犹太人有的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有的则知道。但不管知道不知道,他们都在那里静静等待。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这个景象,但我确实被这段描写给惊住了。在我看来,这比毒气室还恐怖,比随机枪毙还恐怖,这种井然有序的注射有种比地狱还恐怖的气氛。

一个叫韦斯的犹太人助手,负责守在手术室里抬尸体。一次,他看到门打开,自己父亲走进来了。纳粹医生说:“我要给你打一针抗伤寒的药。”韦斯站在旁边默默地哭。一两分钟以后,他把父亲的尸体抬走了。

第二天,那个医生问韦斯:“你昨天为什么哭?”

韦斯说:“因为那个人是我父亲。”

医生说:“要是你当时告诉我,我会让他活。”

这句话的可信度不好说,可能是医生故意让韦斯难受,不过也可能是真的。但无论如何,后来法官审理奥斯维辛案件的时候,问过韦斯当时不说出来。维斯说:“我害怕说了以后,他会让我也坐在旁边打一针。”

这是怯懦吗?也许是。但未曾体验过地狱的旁观者,恐怕很难评价。比如还有一个事例。奥斯维辛医生数量不够,所以要从犹太囚徒里召一些医生助手。有位荷兰籍犹太人回忆说,他们刚被押运到集中营的时候,德国人喊:“医生出列!”他没有多想,本能地朝前走了一步。然后,他就被推到一小群人里,原地等候。大约一个小时后,有人告诉他们,押运车厢里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妻子、孩子、父母、岳父母、妹妹,全都被送进毒气室杀死了。又过了一小会儿,他成了纳粹医生的助手,为自己的仇人们服务。

那是什么感受呢?他回忆说:“我仍然想活……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还是会朝前走那一步。”

如何把人变成恶魔

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在奥斯维辛,生存成了压倒性的东西。有位曾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纳粹说:“你见到的所有幸存者,有一个算一个,都夺取过别人的食物,否则他们不可能幸存。”

他的话里有一种蔑视,但是谁又把这些人推到如此境地的呢?

02

不过,我这篇文章想说的不是幸存者,而是纳粹医生。他们的工作有很多种类,比如有人会拿囚徒做医学实验;有人会负责安排毒气室;也有人负责医疗部门,治疗那些生病的囚徒(如果发现他们短期内无法回到工作岗位上,就打发进毒气室);而所有的医生都要参与“筛选”,把体弱者、孕妇、老人挑出来,送进毒气室。

他们是医生,都做过希坡克拉底誓言,那么他们怎么去面对这些事情呢?

绝大部分纳粹医生都有强烈不适应期。

如何把人变成恶魔
筛选
他们来到奥斯维辛以后,很快就得参加“筛选”,这是刻意安排的见习实验。有人呕吐,有人震惊得无法行动,有人在“筛选”后酗酒大骂。但是,最终所有人都能适应。整个奥斯维辛,只有一个叫恩斯特的医生完全躲过了“筛选”。他在柏林有人脉,所以走了后门。上司让另一个叫德莫尔特的医生顶替他。

德莫尔特的反应很激烈。第一次“筛选”时吐了一地,第二天上午没能走出房门,因为他患了紧张性精神症,浑身完全僵硬了。他是有医学理想的年轻人,眼前的一切超出了他的想象。等他知道自己是顶替恩斯特的时候,开始破口大骂,说“既然你不愿意去做筛选,那我也不去!”他拒绝上岗。

奥斯维辛的领导就派人做他的思想工作,讲到了国家和职责,讲到日耳曼民族的未来,也讲到了人道主义,“既然这些犹太人注定要死,把他们筛选出来其实更人道”。两周以后,德莫尔特乖乖地进行“筛选”了。

恩斯特不乐意做筛选,德莫尔特不乐意做筛选,但也有乐在其中的——比如著名的恶魔医生门格勒。

门格勒是整个奥斯维辛最出名的魔鬼。读过奥斯维辛历史的人,未必记得住集中营最高长官是谁,但都能记住门格勒。他长得不错,重视仪表,总是一尘不染,很有派头,集中营的囚犯说他有点像克拉克.盖博。大家都在电影上见过那种挺拔英俊的党卫军军官吧?门格勒就是这种形象的典范。

如何把人变成恶魔
门格勒

但与此同时,他也是不折不扣的变态狂。对于“筛选”之类的事情,他总是乐在其中,脸上洋溢着笑容。他喜欢充当上帝,充当死神,享受生杀予夺的快感。至于他在医学实验里做的事情,更是骇人听闻。在这里我没法转述那些细节,只举一个例子好了。

他曾经和别的医生产生争执。门格勒断定两个八岁的孪生男孩有肺结核,可是其他医生并没查出迹象。门格勒勃然大怒,当即转身离开。过了大约一个小时后,他回来了,平静地说:“你是对的,没有肺结核。”沉默了一会儿,他接着说:“是的,我把他们俩解剖了。”——他用颈部注射的方法杀死了那两个男孩,然后“趁他们身体还热的时候”,做了解剖。

门格勒有非常诡异的一点,他对受害者有时会显得很好,然后又会转眼把他们弄死。就像被他解剖的这两个孩子,人们都觉得门格勒平时很宠他们。事实上门格勒对很多孩子都挺好。比如,他去见吉普赛孩子(吉普赛人像犹太人一样,也遭到了大规模屠杀)的时候,总是带着糖果和玩具,还会领他们出去转转。那些孩子一见他就会大喊:“门格勒叔叔!门格勒叔叔!”但是门格勒哄他们玩的时候,就会同时做筛选,决定哪些孩子应该送去毒气室。有的孩子藏了起来,门格勒还会搜遍各区找他们,然后开着汽车把他们送去毒气室,一边开车一边告诉他们,要去的地方好极了。

这真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恶魔。他对那些孩子是真心喜欢吗,还是像猫杀死老鼠前的捉弄?门格勒的有些同事认为,他是真心喜欢那些孩子。这么说让人吃惊,但是事情也许确实如此。他喜欢孩子,但是又会毫不在意地杀掉他们。在门格勒心中,这两者一点都不矛盾。

人心就是这么奇怪。

03

奥斯维辛的纳粹医生里,有德莫尔特这样的人,有门格勒这样的人,还有各种各样的人。总的来说,绝大部分纳粹医生跟普通人差不多。自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出版以后,“平庸之恶”渐渐成了老掉牙的话题,而且被很多人诟病。但是,看完《纳粹医生》之后,确实会有这种感觉。

很多医生并不是没有人性。他们大多都经历过强烈的心理排斥,他们喝醉酒的时候也会痛骂“这个该死的地方”,他们偶尔也会做一些小小的善举,而且他们和犹太助手之间,也会有一些比较人性化的关系。

有位囚犯医生就回忆说,管理他的纳粹医生遇到他时,居然会和他握手!这个小小的举动让他极其震惊,几十年后还在感慨说“这真是人性啊”。还有位女犹太医生回忆说,她的上司两次帮助她,托关系把她母亲从死亡名单上撤了下来。而且当囚犯们被迫裸体从纳粹医生面前排队走过时,他“只是紧紧盯着我的眼睛,决不看别的地方”,用这种方式,他努力为对方保留尊严。

还有一位纳粹医生发现某位囚犯助手是医学院校友,他兴奋地向她打听母校的教授、餐馆和小店,长时间地怀旧。当她得了斑疹伤寒的时候,这位纳粹医生把她救了下来,还送给她一件衣服,而且还带来了一副胸罩。这位囚犯助手不是犹太人,而是因为帮助犹太人才进了集中营,纳粹医生听说这件事后,四下努力活动,要帮她重获自由。虽然最后失败了,但这份努力还是让她充满感激。至于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德莫尔特,犹太助手甚至成了他的导师。那位犹太助手是一位名教授,无论岁数还是水平都高出德莫尔特很多。人们回忆说,德莫尔特把他当成了“父亲般的人物”。

这种零零星星的故事有很多,它们可以说是在这座地狱里的“人性孤岛”。有了这些孤岛,地狱就不是一片彻底的黑暗海洋。但是,它们的意义被幸存者们夸大了。不管这些纳粹医生闪现过什么人性火花,他们还是凶手,是屠夫。他们筛选,他们杀人,他们做各种各样邪恶的事情。

就像有位叫叔帕的纳粹卫生员,他被公认为“正派人”,对囚犯彬彬有礼,从不打人。当他进来的时候,会说“早上好”,走的时候,会说“再见”。跟集中营的坏蛋比起来,他“简直就是个圣人“。1943年的时候,他和另一个同事被派去杀害120个波兰儿童。做到一半的时候,他从房间里走出来,坚决不再干了。回到营房以后,他整个人崩溃掉了,脸色极度苍白。他找到上司说自己无法下手杀儿童。上司同意了,把他调到了其他岗位。

听上去,这里确实有人性的成分,对吧?可是在战后,法庭经调查发现他参与了至少200起屠杀,被杀掉的人数至少有900人。他确实不情愿,也确实对囚犯友善,但他也确确实实杀了这么多的人。

这些“人性孤岛”对我们能够起到一点抚慰作用,让我们相信黑暗中总有微弱的闪光。但除此之外,它又有什么用处呢?没有勇气作伴的善良,总是泯灭得太快。

04

这里不免说到一个最常见的问题:为什么?纳粹医生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纳粹医生》给出非常复杂繁琐的论证,牵涉到了一系列心理学上的角色转换。这些论证不能说不对,但还是有点太形而上。其实最简单也最根本的理由,就是怯懦。

这倒不是说不去杀人,就会被上司枪毙。没有这样的事情,纳粹德国虽然残暴,但行事逻辑倒不是这个样子。当然环境压力当然还是广泛存在,而且这里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现实因素:呆在奥斯维辛,就不用上东线战场。

这是肉体上的怯懦,但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怯懦,那就是思想上的怯懦。这种怯懦看不见摸不着,但可能起到了更根本性的作用。什么叫思想上的怯懦呢?首先是没有质疑的勇气,然后是没有质疑的能力。没有勇气大家可以理解,就像有位纳粹医生说的,“我们那个时候就不问问题。”服从已经成了习惯,自然也就没了质疑的勇气。

那么什么叫没有质疑的能力呢?简单地说,就是那些纳粹医生即便想反对屠杀,也找不到足够的理由。

在纳粹德国,有三个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人类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种族斗争;犹太人是日耳曼人的种族敌人;日耳曼种族利益高于一切。这些观念哪儿来的?当然主要是希特勒的推动,但也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他一个人头上。希特勒是恶魔。但即便是恶魔,没有燃料的话,他也点燃不起这么一大团火焰。

当时,整个欧洲思想界都出了点问题,而德国出的问题最大。大家都知道德国哲学很高级,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这些人也许很了不起,但是他们也给德国人心灵里注入了某些毒素(对于康德是有争议的,为什么要把他放进这个名单里,大家可以参看伯林的《自由及其敌人》一书,我这里采用的是他的说法)。有人争辩说政治是政治,哲学是哲学,不能让德国哲学背这个黑锅。但这个说法不对。德国那套哲学不管在其他方面有多好,在这个问题上绝对起到了坏作用。

如何把人变成恶魔
希特勒背后也是有思想谱系的

那些思想家当然不会赞同希特勒的做法,但是其中有草蛇灰线的影响
总之,德国人渐渐相信有一个抽象的、至高无上的、充满旺盛意志的集体存在。

个人无足轻重,而日耳曼精神长存不朽,个体只有融入它、服从它,才能实现自我。

当时的德国人不对头,这么说也许有点标签化,但不对头就是不对头。

他们和英国人、法国人不一样,和意大利人、东欧人也不一样,他们的思想就是邪门,你可以说这种邪门里有种深刻,但邪门就是邪门,奥斯维辛就是它的证明。

好吧,这个话题有点扯远了。不管怎么说吧,纳粹德国盛行这三个观念,那么如果你接受了它们,你怎么去有理有据地反对奥斯维辛?

你说杀人不对,杀害儿童不对,那么好,我们应该任由犹太人危害德国种族吗?犹太人不该灭绝吗?日耳曼种族利益不是高于一切吗?你要站在什么立场上呢?只要你赞同那三个观念,你就没有办法正面反对这些逻辑。你最多说:“犹太人当然应该清除,但也要采取更文明的方式啊,可以驱逐他们,也不用斩尽诛绝呀!”要注意,只要你接受那三个观念,这已经是你可能有的最强烈的抗议了。

“虽然…..但是”。可只要有了前面的“虽然”,后面的“但是”就不堪一击。

好几个纳粹医生都使用过这种“虽然.....但是”抗议过,但是很快就被驳得哑口无言。不是因为畏惧住口,而是真的哑口无言。他们觉得自己理亏了,自私了,多愁善感了,逃避责任了,不肯为日耳曼民族献身了。

只要你接受了那套话术,你就根本不可能驳倒对方,而只能把这些事当成“必要的邪恶”。那些纳粹医生基本也都是这么想的。他们也知道这是邪恶的。所以这帮纳粹医生大多都不愿意让妻子儿女探望自己,因为这里的一切确实太可怕了。妻子问起自己的工作时候,他们几乎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我只是负责治疗,不管别的事情。会不会杀人?噢,你怎么会有荒唐的念头!”但是他们也接受了这种邪恶是“必要的”。

有位助手问过纳粹医生一句话:“你不记得自己从医时做过希坡克拉底誓言吗?”那位医生回答说:“我当然记得。我要保存生命,有时就不得不从病体切掉坏东西,犹太人就是人类身上的坏东西。”换而言之,这就是必要的残酷。

如果想要真的在道德上反对屠杀,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否认那三个观念——至少要否定其中的某一个:不,人类没有你死我活的种族斗争;不,犹太人不是日耳曼种族的死敌;不,日耳曼种族的利益不是高于一切。

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否定算不得什么。可是在纳粹德国,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整个大环境都在这么说,书上这么说,学校里这么说,邻居们这么说,所有人都在这么说,哪怕是不那么喜欢希特勒的人也在这么说!这几乎已经刻进了脑海深处,人们怎么可能去否定呢?要想否定它们,就得在思想上另起炉灶,这太考验人们的思想勇气了。拒绝一套思想,有时候比拒绝杀人,需要更大的勇气。

所以他们在杀人时会找到种种托词:也许这件事不太好,但对德国来说它是必要的,再说,我一个人能改变什么呢?说到底,现在是战争年代,而且我只是在服从命令…….等等等等。

在纳粹德国,天主教徒的平均表现往往比较好一点,这也跟他们的信仰支撑有关。对天主教那套东西,大家当然可能不以为然,但是它在黑暗时代确实提供了一种力量。即便他们承认三个观念中的前两个,依然可以理直气壮地在内心深处否认第三个:日耳曼民族当然不是高于一切的,上帝才是高于一切的!这种传统教义就给他们一种道德上的勇气,虽然每个人表现得可能不一样,但是它的影响无疑是存在的。

05

那些纳粹医生当初没有拒绝的勇气,事后也往往没有反思的勇气。

在所有的纳粹医生里,口碑最好的是恩斯特,也就是那位走后门逃脱“筛选”工作的人。所有幸存者都说他的好话。无论是书面记录还是口头讲述,都把他说成一个大好人,简直是“奥斯维辛之光”。他没有去做筛选,他把囚犯当成人看待,他用工作之便救了不少人。

曾经有一阵子,恩斯特也用囚徒做医学实验,因此战后法庭要审判他。结果好多幸存者都出来作证,说他做实验只是个幌子,其实是在用这种办法来挽救病人,否则那些人就要被送去毒气室了。恩斯特还拿实验做借口,搞来大块的肉分给病人呢。幸存者们力挺恩斯特,他最后被无罪开释,平平安安地回老家做了个医生。

这听上去像是个弱化版的辛德勒,对吧?可是《纳粹医生》作者采访他的时候,却大吃一惊。没错,他确实干了那些好事。他自己的描述跟作者的多方取证也对得上,幸存者们的证词也是真实的。

但是,六十多岁的恩斯特不肯去彻底否定奥斯维辛。

他口口声声说那个恶魔医生门格勒是个天大的好人,他从没见过如此正派的人物了。门格勒是个好同事、好领导、好士兵,也是个好医生。门格勒把毒气室、实验室都炸毁了,想要销毁罪证,恩斯特说这是正确的。一个好的德国人,怎么会愿意把德国不好的东西展现给外界呢?这是对德意志民族的忠诚。至于门格勒干的那些丧心病狂的事情呢?大规模筛选,随心所欲的杀人,挖空心思的实验……恩斯特含糊地解释说:“这要放在奥斯维辛那个大环境下去看。”

关于奥斯维辛,恩斯特说这件事情很复杂。它确实有点邪恶,但是大家应该考虑考虑当时的种族意识呀。当时大家都觉得应该把犹太人消灭掉呀。但到底该不该消灭犹太人呢?恩斯特认为这是善良人们应该去沉思的一个严肃问题,要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和“理性的讨论”。他进一步解释说,当时人们有理想,相信纳粹道路是天赐之福,而犹太人是根本之恶。现在看来,这个想法可能“有点过头”了,但是——这里面毕竟有一种理想主义,毕竟有一点正确的东西。说到底,纳粹也有自己的优点呀。可你再看看现在的德国年轻人!他们缺乏理想,缺乏献身精神。这样下去,社会成什么样子了?一点都没有凝聚性。

恩斯特的言论真是让人震惊。

幸存者心目中的大好人,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难道他当初的善良都是伪装出来的?这倒也不是。恩斯特确实是个善良的人,但是他无法摆脱“奥斯维辛时代”的烙印。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比如他可能没彻底摆脱当年的洗脑,或者他思想和行为存在撕裂等等。但是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就是他不愿意否定自我。

彻底否定奥斯维辛,彻底否定纳粹德国,彻底否定反犹主义,就等于否定了当年的自我。否定了当年的自我,就等于说自己前半生活在一场大错误里。这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不管在我们看来,反犹主义是多么可恶,纳粹德国是多么邪恶,但是对于恩斯特来说,那总是和他的青春时代联系在一起的。在他脑子里,三四十年代一定跟活力、荷尔蒙、爱情、友谊、运动、张狂、滚烫的热血有关。他肯定快乐过,甚至肯定幸福过。如果把那些日子说成一片漆黑,那么他怎么解释自己的青春呢?他又怎么解释自己的快乐和幸福呢?

他忍不住去为纳粹辩护,为魔鬼医生门格勒辩护,甚至为灭绝犹太人辩护,但说到底,他是在当年的自己辩护。

德国青年里就有人说,“没有希望把那一代人救回来了”。这话有些偏激,但里面也不无道理,那一代德国人和黑暗世界纠缠得太深,以至于很难去做切割。当然,他们大部分不会像恩斯特这样公然辩护。大部分时候,他们都保持沉默。

06

这篇文章写得有点太长了,过于考验读者耐心了,那么就在这一节结束吧。

我不知道该怎么准确描述自己的感受。纳粹德国的出现是极端事件,奥斯维辛的出现也是极端事件,就像是魔鬼策划的恶毒实验。但是,那些纳粹医生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他们就是普通人。他们被推到了一个极端的环境里,就去努力适应这个环境,变成屠夫。等这个极端环境消失了,他们可能又会变成普通人的样子。就连那个恶魔医生门格勒,也会消融在日常生活里,可能性格略微有点古怪,但不会让人联想到邪恶(他潜伏在南美洲的后半生就相当平庸)。说到底,在大家身边说不定就有这样的人物,只是他们没有碰到门格勒的环境而已。

但正因为这一点,才更让人觉得恐怖。

这些纳粹医生差不多都犹豫过,咒骂过,抵触过,但最后他们都顺从地去杀人了。他们当然是一步步走到这个境地的,就像当年他们都为反犹主义鼓掌过。可是,当他们被带到奥斯维辛的时候,他们震惊了。有位医生回忆说:“每个人都听希特勒说过,犹太人必须被消灭。每个人都听到了,可是没人相信这会变成真的……然后,我的天啊!一个人习惯以为不过是宣传废话的东西,现在忽然变成了完全的、彻底的、整个的真实了!而且在操作上很具体。这是最让人震惊的……”

看,他们以为是说说而已!

当然他们就震惊了。震惊之后,他们就乖乖拿上皮鞭和针头,去干那些反人类的恶事。

这么多医生里,没有一个真的去抗争过。一个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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