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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腐烂之后制度能做的就是一再打补丁
作者:黄晓阳 | 2024/6/18 9:00:32 | 浏览:176 | 评论:0

因此当时虽非封建社会,爵位不世袭,而书本却可世袭。

虽不是世代簪缨,却是世代经学。

世代经学,便可世代跑进政治圈子,便无异一封建传袭的贵族了。

——摘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汉代》


诗书传家,这是中国人历代的荣耀。

这一荣耀的背后,还有着如此的政治学逻辑,一般的中国人,似乎从未思考过。

如果说有果必有因的话,今天的中国人,历史上都是贵族之后,这种贵族传家,都在某一个时候终止了。所以,对于诗书传家的政治逻辑,还真没有太多穷究的必要。

倒是钱先生讲到的世代经学这件事,我觉得有必要谈一谈。

正如钱先生所说,汉武帝推行的察举孝廉,原是对早期察举制的一种改革,这种改革的初衷是好的,早期的效果也是好的。

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新制度的制定,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汉代的现实问题,既是初期提倡老庄的无为而治,也是人才通道不畅。汉武帝首开太学,创官办教育之先,又兴察举制,打通人才通道,都是好的。

然而,时移世易,时代变迁之后,太学的仅以五经为教材,将显学局宥于经学一个狭小区域,极大地限制了人才组成,尤其是限制了科学发展。而察举仅限孝廉两项,难以得到真正的经世之才。

尤其察举制只凭主观,没有客观标准,很容易被权力集团尤其是权力集团代理人的私权扩张意识所控制,失去了初衷,甚至成为权臣发展和控制私权的工具,这一制度就变质了。

为了弥补这一腐变,朝廷又推出了一项措施,在地方察举之后,由朝廷举行一次考试。

这是给这项腐烂的政策,打上一个补丁,就像人们给破了的裤子打上一个补丁一样。

这个补丁后来更进一步发展了,成了一套新的考试制度。

这套制度,比察举制先进得多,最为根本在于,这不仅是一套制度,更是一套规则,因为有量化标准了,其先进性,就像商鞅统一度量衡秦始皇统一文字一样。

汉字由秦始皇统一的小篆发展到今天,先后有了简书,隶书,行书,楷书,到了今天,简化字也算一类。

前段时间,自五四以来对汉字的攻击集中于简化汉字,有某类人发起了一波对简化汉字的猛烈攻击,呼吁恢复繁体字,收到巨大的支持。

无论是那些提倡者还是支持者,都是对文化的无知,也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无知。

恢复繁体字,到底要恢复哪个时期的繁体字?是甲骨文,还是大篆,抑或小篆?如果说,这些提倡者,只不过是要恢复到台湾目前在使用的繁体字,我觉得应该将此人重重地抽上大耳刮子。

恢复台湾所用的繁体字,那是恢复到清朝,还是恢复到民国?

汉字的发展,是一个复杂多变的过程。早期甲骨文,需要在甲骨上刻字,因而只求简易。比如草字,甲骨文写成屮,后来写成艸。春秋以后,才写成草。

也就是说,从甲骨文、金文发展到篆书时,汉字有一个由简向繁的阶段。之所以较以前更繁,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此前字少,竹简和笔墨记事以后,书写简便了,字也就增加了很多。相反,此前的简写法,很容易造成误读,因此增繁。二,书写简便之后,对所有字进行了诸如对称、表音表义等系统性改造。这一改造过程,产生了增繁。

再到秦始皇统一文字,将古篆或者大篆统一成小篆,又有一个删繁就简的过程。尤其由小篆发展成为隶书时,有一次全面大幅度的简化。再由隶书到行书,特别是草书,就更进一步简化。

今天我们使用的简化汉字,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在草书时简化的,而这个简化过程,是在王羲之、张旭等古人手上,已经完成的。

而台湾所用的繁体字,又将这些一千多年前就已经简化的字复繁了。

复繁也没问题。至少,你得说出一个道理。复到清朝是道理,复到明朝就不是道理?复到秦朝呢?是不是更有道理?

可见,所谓恢复繁体字,根本就不是道理。否则就会为到底是复到古篆还是复到小篆,抑或得到简书等阶段,争论不休,没完没了。正如秦朝推行小篆时,那些反对者的逻辑一样,复繁之议,属于奇谈怪论,无知的哗众取宠,不值得一驳。

汉字的统一,是划时代的,后世的演变,也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今天的简化字,绝大多数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化的,而是魏晋汉字草写时就已经简化。

而科举制的形成,同样是历史上的伟大事件,是一个大历史性进步。

这种情形,有点像早期人们以穿破衣服为穷,为耻,穷人穿破衣服,是不得已而为之。后来,竟然有人将这种破衣服进行了体系化发展,改造成一种流行款式,因而成为风尚。

科举更进一步。早期,只是为了打察举制溃烂的补丁,后来成为一项非常先进的取仕体系。

任何先进的制度,都得与时俱进,都得时常改革,都得升级迭代,否则就会老化,就是腐烂。科举亦是如此。

食物的霉变,是因为食物中含有霉变因子。科举制度从一开始,就含有这种霉变因子。这种霉变因子,与经学大有关联,但还不是全因为经学。

经学成为科举的唯一考试科目,是国家形而上的错误。

这个错误的缘起,说起来非常特别。

最初,汉武帝建太学,设五经博士,即以五经取仕,虽说将经世之术局限于经学,是一个形而上错误,但错误还不算离谱。毕竟,按照太学取仕模式,考试一经合格,初文学掾,二年后考试二经合格,为太子舍人,再二年三经合格,为郎。再二年,四经合格,补吏。若想入仕补吏,路漫漫其修远兮,不算录入太学之前的时间,仅入太学修习至补吏,就需要八年。

这么长的时间,专心修习五经并且智商够高的话,别说一个五经博士,再加几个其他学科的博士也够了。问题在于,经学是显学,唯此独尊,其余都是隐学,或者可以说闲学、杂学。

这是典型的学术性画地为牢,封流毒中国二千余年,将中国学术和文化之路,钉死在释经考据之上,至今流毒未除。

更进一步,但到了科学制时,取仕标准大降。最早确实的考试科目,既有博士科,即秀才,需要通四经。也有进士科,考试通一经,便为进士。汉代通四经才补吏,而唐代通一经,便进士及第,直接进入公务员体系了。

用现在的语言表达,只要拿到小学毕业证,就能当官了。其余各科,无非是拿到初中文凭、高中文凭、大学文凭抑或研究生文凭,不同文凭,工资或者职级有所增长,而不拿这些文凭,任着官场的经营,一样增长,甚至还长得快一些,又有谁愿意去吃读书的苦?

这并不是我想当然胡说,唐初的科举体制,设有秀才、明法、明算等几十科,这些科难易不同,如秀才,如同汉代的五经博士,而进士,则如汉代太学的乙科。既然一经合格便能入仕,学生们何苦舍易求难?于是,除了词科和经科,再无人报考其他各科,没人报考,其科也就有名无实,从此废止。

另一方面,统治者发现了经学的妙处,以一个极其形而下的目标,桎梏所有人,用这种方法统一了全民思想,从而将这种唯一思想固定为文化。

世界上最难统一的是思想,而宗教和政治倾一切之力所干的事,就是统一思想。这一目标,竟然被以经学为主的科举达成了。此后历朝,科举大行其道,从来没有人考虑过要从学科方面或者治学高度和广度方面进行改革。他们惧怕,若真是进行此类改革,是对人们思想的异化,业已统一的思想,便因而乱了,科举便成为政治异化之源。

经学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民族性的毒害,要从经学的源头说起。

春秋乱了几百年,世道求稳,人心向定,社会上的智识之士,开始研究社会治理的学问,也就是治世之学或者叫经世之学。这也恰恰是稷下学宫兴起的源头,也是春秋时百家争鸣的逻辑所在。

这是历史发展的巨大进步,这一进步是自然形成的。

其时,所谓的诸子百家,包括道家、儒家、墨家、阴阳家等等诸派,都认为自己之学,是经世之学。孔子周游列国,也就是想找到哪怕一个诸侯接受自己的观点,认同他之学是经世之学并付诸实践。

可现实非常残酷,没有一个诸侯认同孔子。

相反,大多数诸侯认同法家。于是,法家三派,应运而生。

为什么天下诸侯认同法家而不认儒家?

这里,我遵从历史的说法,将孔孟之学,说成儒家,实在是因为儒家之外,再没有别的称谓概括孔子学派。而事实上,孔孟之学,和儒家学说,根本不是一回事。

是儒家没有法家先进?或者孔子那一套学说,根本就是很低级的东西?都不是。

道家研究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墨家研究的是人改变自然的可能,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孔子不同,他所研究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除了孔子之外,还有其他研究人与社会关系的学派,如法家,如阴阳家等

阴阳家,通常天理或者自然道,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同时也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的是顺天命,从自然。任何人为的努力,都是逆天改命。是对道教道法自然的形而下。在此,不作深入展开。

孔子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就是人与人,人与私欲以及公权的关系。这套学说非常先进,至今在处理人与社会或者人与人的关系方面,都是极其先进的。

那是天下诸侯有眼无珠?也不是。是因为法家学说,研究的也是同一种社会关系,即人与社会的关系。而法家的一套学说,在当时乱世,非常实用,能解决切实问题。相之,儒家学说,在乱世之时,不仅根本不实用,还显得更像异端邪说。诸侯们认定,法家确实是治世之学。

这是不是说,儒家或者说孔孟之道就不是治世之学?

也不是。孔孟之道,也是治世之学。只不过,治世之学和治世之学不同。孔孟之道,是治顺世之学,法家那一套,是治乱世之学。

也就是说,孔子游说诸侯,诸侯都意识到,如果用了孔子那一套,那会死得更快。相反,如果是顺世,用商鞅或者申不害那一套,同样是死得快。汉武帝穷兵黩武,和申不害的法家一脉,多少还是有些因缘的。

秦国因为用了商鞅的法家一脉而成就了秦朝。但秦朝仍然继续用法家那一套,就出问题了。这也是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之一。

到了汉朝,不用法家了,改用道家,无为而治。

道家的无为其实也是无不为。如果把无为简单地理解成形而下的无为,而不是形而上的无不为,那么,这个无为而治,也会害死人。

所以汉武帝要改弦更张。此时,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世因此认定,汉武帝或者董仲舒独尊的儒术,就是独尊儒家,也就是独尊孔孟之道。

这是一个绝对的理解性错误。

汉代所尊的儒术,并非原汁原味的孔孟之道,而是经董仲舒改良的孔孟之道。董仲舒通过对五经的解读,加进了很多自己的东西,或者说加进了很多当时皇家所需的东西,比如三纲五常、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之类。后世将这些东西误认为是孔孟之道,其实是董仲舒之儒。

秦国尊法家,是历史的进步。其后,由秦朝继续尊法,到初汉的尊道,再到汉武帝尊儒。真正堪称历史进步的,是汉武帝尊儒。毕竟,儒家或者说孔孟之道是治顺世之学。

为了尊儒,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开设太学,设五经博士。

这就涉及五经了。汉武之所以设五经博士,是因为董仲舒告诉汉武帝,五经是孔子所著。

事实上,五经中,与孔子有关的,仅有两经,一是《诗经》,是孔子根据前人的诗编篡的。这是后来科举时的词科。二是《春秋》,到底是不是孔子编纂,至今没有定论。另外三经,《易经》是何人所作,至今无定论,孔子六十而学易,恐怕也没有时间和精力编纂了。《尚书》和《周礼》,都被认为是伪托之书,更与孔子无涉。

汉武帝设五经博士,至少说明一点,五经是太学生的教材。

将某类书列为教材,没有错。《诗经》习词科,《春秋》学史,《易经》学命算,《周礼》学规则,《春秋》、《尚书》学治世。虽然整个学术体系显得窄了,薄了,毕竟上政治引导学术的起步,是学术体系化的肇始。是一个好的开始。

正如有一句俗语所说,在学术方面,中国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中国历史上,将《弟子规》列为蒙学教材,将《三字经》列为小学教材,而将《千字文》列为中学教材,因此,将《五经》列为大学教材,从而形成整个汉代的教育体系,自然无过反而有功。

而今天有些人,大讲国学,而又说,国学其实就是《弟子规》、《三字经》,就大错特错了。可以说错到海里去了。

既然是教材,毕业考试时,考教材内容,也是顺理成章。

既然教材是五经,没有可能去考《史记》或者《尔雅》,更没有可能考数学或者化学。就像现在,你读的中文系,肯定不会考试物理化学天文一样。

错误的源头在于,后来科举制度形成,科目设置上的缺陷不仅没有完善,甚至还大大缩减。以至于文举只有两科,词科和经科,武举便是兵学和武术。

这还不是最大的偏差。

最大的偏差有两个,其一《五经》被确定为经,就不得修改,也就是不能继续发展。这就自封了。其二,孔孟之学,或许可以称为治人之学。而真正的治世,并不仅仅只是治人,因此,治世之才,并不仅仅只是治人之才,应该有更为广泛的学科。这些学科,却被科举拒之门外。

也就是说,孔孟之学或者儒学虽然是治顺世之学,但也仅仅只是顺世初期稳定人心之学。顺世一旦进入繁荣期,则需要更多的学科知识支撑,比如经济学、金融学等等。

直到今天,中国的治学,都被套进了五经的套子里,五经成了中国学术的天花板。中国学者的思维,也就被套进了这个套子。

顶着天花板,还自以为是地认定自己顶了天,多么荒唐可笑的逻辑。

当然不是挣脱不出,而是根本没有人想挣脱,更特别的是,政治体制引导着全体学人进入笼子。

今天,谁如果去大学和教授们对话,教授们无不引经据典,将对话者驳得体无完肤。而失败者事后一想,教授所引之经所据之典,无一不出自五经。

且不说文学教授、哲学教授或者历史学教授,就算理学工学教授们,也同样是满脑子的引经据典。

这就是中国学界所强调的治学根本,无一字无出处。

所有一切必须要有出处的话,还有黑格尔哲学,还有牛顿力学或者爱因斯坦相对论吗?国外没有这样的套子,才有蒸汽机,才有火车,才有其他学科的巨大发现和发展。

最可笑的是,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却变成看风水的工具,而外国人用来航海。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却变成巫祝的道具,外国人用来制造枪炮导弹火箭。中国人发明了二进制,外国人用来开创了一个计算机世界。

中国被套住了,别说治世之学没有发展,科学被压制,就连中医学,也被困在套子中。

科举这个补丁,曾经一度救了中国,而终究,还是害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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