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当时虽非封建社会，爵位不世袭，而书本却可世袭。

虽不是世代簪缨，却是世代经学。

世代经学，便可世代跑进政治圈子，便无异一封建传袭的贵族了。

——摘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汉代》

诗书传家，这是中国人历代的荣耀。

这一荣耀的背后，还有着如此的政治学逻辑，一般的中国人，似乎从未思考过。

如果说有果必有因的话，今天的中国人，历史上都是贵族之后，这种贵族传家，都在某一个时候终止了。所以，对于诗书传家的政治逻辑，还真没有太多穷究的必要。

倒是钱先生讲到的世代经学这件事，我觉得有必要谈一谈。

正如钱先生所说，汉武帝推行的察举孝廉，原是对早期察举制的一种改革，这种改革的初衷是好的，早期的效果也是好的。

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新制度的制定，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汉代的现实问题，既是初期提倡老庄的无为而治，也是人才通道不畅。汉武帝首开太学，创官办教育之先，又兴察举制，打通人才通道，都是好的。

然而，时移世易，时代变迁之后，太学的仅以五经为教材，将显学局宥于经学一个狭小区域，极大地限制了人才组成，尤其是限制了科学发展。而察举仅限孝廉两项，难以得到真正的经世之才。

尤其察举制只凭主观，没有客观标准，很容易被权力集团尤其是权力集团代理人的私权扩张意识所控制，失去了初衷，甚至成为权臣发展和控制私权的工具，这一制度就变质了。

为了弥补这一腐变，朝廷又推出了一项措施，在地方察举之后，由朝廷举行一次考试。

这是给这项腐烂的政策，打上一个补丁，就像人们给破了的裤子打上一个补丁一样。

这个补丁后来更进一步发展了，成了一套新的考试制度。

这套制度，比察举制先进得多，最为根本在于，这不仅是一套制度，更是一套规则，因为有量化标准了，其先进性，就像商鞅统一度量衡秦始皇统一文字一样。

汉字由秦始皇统一的小篆发展到今天，先后有了简书，隶书，行书，楷书，到了今天，简化字也算一类。

前段时间，自五四以来对汉字的攻击集中于简化汉字，有某类人发起了一波对简化汉字的猛烈攻击，呼吁恢复繁体字，收到巨大的支持。

无论是那些提倡者还是支持者，都是对文化的无知，也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无知。

恢复繁体字，到底要恢复哪个时期的繁体字？是甲骨文，还是大篆，抑或小篆？如果说，这些提倡者，只不过是要恢复到台湾目前在使用的繁体字，我觉得应该将此人重重地抽上大耳刮子。

恢复台湾所用的繁体字，那是恢复到清朝，还是恢复到民国？

汉字的发展，是一个复杂多变的过程。早期甲骨文，需要在甲骨上刻字，因而只求简易。比如草字，甲骨文写成屮，后来写成艸。春秋以后，才写成草。

也就是说，从甲骨文、金文发展到篆书时，汉字有一个由简向繁的阶段。之所以较以前更繁，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此前字少，竹简和笔墨记事以后，书写简便了，字也就增加了很多。相反，此前的简写法，很容易造成误读，因此增繁。二，书写简便之后，对所有字进行了诸如对称、表音表义等系统性改造。这一改造过程，产生了增繁。

再到秦始皇统一文字，将古篆或者大篆统一成小篆，又有一个删繁就简的过程。尤其由小篆发展成为隶书时，有一次全面大幅度的简化。再由隶书到行书，特别是草书，就更进一步简化。

今天我们使用的简化汉字，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在草书时简化的，而这个简化过程，是在王羲之、张旭等古人手上，已经完成的。

而台湾所用的繁体字，又将这些一千多年前就已经简化的字复繁了。

复繁也没问题。至少，你得说出一个道理。复到清朝是道理，复到明朝就不是道理？复到秦朝呢？是不是更有道理？

可见，所谓恢复繁体字，根本就不是道理。否则就会为到底是复到古篆还是复到小篆，抑或得到简书等阶段，争论不休，没完没了。正如秦朝推行小篆时，那些反对者的逻辑一样，复繁之议，属于奇谈怪论，无知的哗众取宠，不值得一驳。

汉字的统一，是划时代的，后世的演变，也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今天的简化字，绝大多数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简化的，而是魏晋汉字草写时就已经简化。

而科举制的形成，同样是历史上的伟大事件，是一个大历史性进步。

这种情形，有点像早期人们以穿破衣服为穷，为耻，穷人穿破衣服，是不得已而为之。后来，竟然有人将这种破衣服进行了体系化发展，改造成一种流行款式，因而成为风尚。

科举更进一步。早期，只是为了打察举制溃烂的补丁，后来成为一项非常先进的取仕体系。

任何先进的制度，都得与时俱进，都得时常改革，都得升级迭代，否则就会老化，就是腐烂。科举亦是如此。

食物的霉变，是因为食物中含有霉变因子。科举制度从一开始，就含有这种霉变因子。这种霉变因子，与经学大有关联，但还不是全因为经学。

经学成为科举的唯一考试科目，是国家形而上的错误。

这个错误的缘起，说起来非常特别。

最初，汉武帝建太学，设五经博士，即以五经取仕，虽说将经世之术局限于经学，是一个形而上错误，但错误还不算离谱。毕竟，按照太学取仕模式，考试一经合格，初文学掾，二年后考试二经合格，为太子舍人，再二年三经合格，为郎。再二年，四经合格，补吏。若想入仕补吏，路漫漫其修远兮，不算录入太学之前的时间，仅入太学修习至补吏，就需要八年。

这么长的时间，专心修习五经并且智商够高的话，别说一个五经博士，再加几个其他学科的博士也够了。问题在于，经学是显学，唯此独尊，其余都是隐学，或者可以说闲学、杂学。

这是典型的学术性画地为牢，封流毒中国二千余年，将中国学术和文化之路，钉死在释经考据之上，至今流毒未除。

更进一步，但到了科学制时，取仕标准大降。最早确实的考试科目，既有博士科，即秀才，需要通四经。也有进士科，考试通一经，便为进士。汉代通四经才补吏，而唐代通一经，便进士及第，直接进入公务员体系了。

用现在的语言表达，只要拿到小学毕业证，就能当官了。其余各科，无非是拿到初中文凭、高中文凭、大学文凭抑或研究生文凭，不同文凭，工资或者职级有所增长，而不拿这些文凭，任着官场的经营，一样增长，甚至还长得快一些，又有谁愿意去吃读书的苦？

这并不是我想当然胡说，唐初的科举体制，设有秀才、明法、明算等几十科，这些科难易不同，如秀才，如同汉代的五经博士，而进士，则如汉代太学的乙科。既然一经合格便能入仕，学生们何苦舍易求难？于是，除了词科和经科，再无人报考其他各科，没人报考，其科也就有名无实，从此废止。

另一方面，统治者发现了经学的妙处，以一个极其形而下的目标，桎梏所有人，用这种方法统一了全民思想，从而将这种唯一思想固定为文化。

世界上最难统一的是思想，而宗教和政治倾一切之力所干的事，就是统一思想。这一目标，竟然被以经学为主的科举达成了。此后历朝，科举大行其道，从来没有人考虑过要从学科方面或者治学高度和广度方面进行改革。他们惧怕，若真是进行此类改革，是对人们思想的异化，业已统一的思想，便因而乱了，科举便成为政治异化之源。

经学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民族性的毒害，要从经学的源头说起。

春秋乱了几百年，世道求稳，人心向定，社会上的智识之士，开始研究社会治理的学问，也就是治世之学或者叫经世之学。这也恰恰是稷下学宫兴起的源头，也是春秋时百家争鸣的逻辑所在。

这是历史发展的巨大进步，这一进步是自然形成的。

其时，所谓的诸子百家，包括道家、儒家、墨家、阴阳家等等诸派，都认为自己之学，是经世之学。孔子周游列国，也就是想找到哪怕一个诸侯接受自己的观点，认同他之学是经世之学并付诸实践。

可现实非常残酷，没有一个诸侯认同孔子。

相反，大多数诸侯认同法家。于是，法家三派，应运而生。

为什么天下诸侯认同法家而不认儒家？

这里，我遵从历史的说法，将孔孟之学，说成儒家，实在是因为儒家之外，再没有别的称谓概括孔子学派。而事实上，孔孟之学，和儒家学说，根本不是一回事。

是儒家没有法家先进？或者孔子那一套学说，根本就是很低级的东西？都不是。

道家研究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墨家研究的是人改变自然的可能，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孔子不同，他所研究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除了孔子之外，还有其他研究人与社会关系的学派，如法家，如阴阳家等

阴阳家，通常天理或者自然道，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同时也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的是顺天命，从自然。任何人为的努力，都是逆天改命。是对道教道法自然的形而下。在此，不作深入展开。

孔子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就是人与人，人与私欲以及公权的关系。这套学说非常先进，至今在处理人与社会或者人与人的关系方面，都是极其先进的。

那是天下诸侯有眼无珠？也不是。是因为法家学说，研究的也是同一种社会关系，即人与社会的关系。而法家的一套学说，在当时乱世，非常实用，能解决切实问题。相之，儒家学说，在乱世之时，不仅根本不实用，还显得更像异端邪说。诸侯们认定，法家确实是治世之学。

这是不是说，儒家或者说孔孟之道就不是治世之学？

也不是。孔孟之道，也是治世之学。只不过，治世之学和治世之学不同。孔孟之道，是治顺世之学，法家那一套，是治乱世之学。

也就是说，孔子游说诸侯，诸侯都意识到，如果用了孔子那一套，那会死得更快。相反，如果是顺世，用商鞅或者申不害那一套，同样是死得快。汉武帝穷兵黩武，和申不害的法家一脉，多少还是有些因缘的。

秦国因为用了商鞅的法家一脉而成就了秦朝。但秦朝仍然继续用法家那一套，就出问题了。这也是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之一。

到了汉朝，不用法家了，改用道家，无为而治。

道家的无为其实也是无不为。如果把无为简单地理解成形而下的无为，而不是形而上的无不为，那么，这个无为而治，也会害死人。

所以汉武帝要改弦更张。此时，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世因此认定，汉武帝或者董仲舒独尊的儒术，就是独尊儒家，也就是独尊孔孟之道。

这是一个绝对的理解性错误。

汉代所尊的儒术，并非原汁原味的孔孟之道，而是经董仲舒改良的孔孟之道。董仲舒通过对五经的解读，加进了很多自己的东西，或者说加进了很多当时皇家所需的东西，比如三纲五常、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之类。后世将这些东西误认为是孔孟之道，其实是董仲舒之儒。

秦国尊法家，是历史的进步。其后，由秦朝继续尊法，到初汉的尊道，再到汉武帝尊儒。真正堪称历史进步的，是汉武帝尊儒。毕竟，儒家或者说孔孟之道是治顺世之学。

为了尊儒，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开设太学，设五经博士。

这就涉及五经了。汉武之所以设五经博士，是因为董仲舒告诉汉武帝，五经是孔子所著。

事实上，五经中，与孔子有关的，仅有两经，一是《诗经》，是孔子根据前人的诗编篡的。这是后来科举时的词科。二是《春秋》，到底是不是孔子编纂，至今没有定论。另外三经，《易经》是何人所作，至今无定论，孔子六十而学易，恐怕也没有时间和精力编纂了。《尚书》和《周礼》，都被认为是伪托之书，更与孔子无涉。

汉武帝设五经博士，至少说明一点，五经是太学生的教材。

将某类书列为教材，没有错。《诗经》习词科，《春秋》学史，《易经》学命算，《周礼》学规则，《春秋》、《尚书》学治世。虽然整个学术体系显得窄了，薄了，毕竟上政治引导学术的起步，是学术体系化的肇始。是一个好的开始。

正如有一句俗语所说，在学术方面，中国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中国历史上，将《弟子规》列为蒙学教材，将《三字经》列为小学教材，而将《千字文》列为中学教材，因此，将《五经》列为大学教材，从而形成整个汉代的教育体系，自然无过反而有功。

而今天有些人，大讲国学，而又说，国学其实就是《弟子规》、《三字经》，就大错特错了。可以说错到海里去了。

既然是教材，毕业考试时，考教材内容，也是顺理成章。

既然教材是五经，没有可能去考《史记》或者《尔雅》，更没有可能考数学或者化学。就像现在，你读的中文系，肯定不会考试物理化学天文一样。

错误的源头在于，后来科举制度形成，科目设置上的缺陷不仅没有完善，甚至还大大缩减。以至于文举只有两科，词科和经科，武举便是兵学和武术。

这还不是最大的偏差。

最大的偏差有两个，其一《五经》被确定为经，就不得修改，也就是不能继续发展。这就自封了。其二，孔孟之学，或许可以称为治人之学。而真正的治世，并不仅仅只是治人，因此，治世之才，并不仅仅只是治人之才，应该有更为广泛的学科。这些学科，却被科举拒之门外。

也就是说，孔孟之学或者儒学虽然是治顺世之学，但也仅仅只是顺世初期稳定人心之学。顺世一旦进入繁荣期，则需要更多的学科知识支撑，比如经济学、金融学等等。

直到今天，中国的治学，都被套进了五经的套子里，五经成了中国学术的天花板。中国学者的思维，也就被套进了这个套子。

顶着天花板，还自以为是地认定自己顶了天，多么荒唐可笑的逻辑。

当然不是挣脱不出，而是根本没有人想挣脱，更特别的是，政治体制引导着全体学人进入笼子。

今天，谁如果去大学和教授们对话，教授们无不引经据典，将对话者驳得体无完肤。而失败者事后一想，教授所引之经所据之典，无一不出自五经。

且不说文学教授、哲学教授或者历史学教授，就算理学工学教授们，也同样是满脑子的引经据典。

这就是中国学界所强调的治学根本，无一字无出处。

所有一切必须要有出处的话，还有黑格尔哲学，还有牛顿力学或者爱因斯坦相对论吗？国外没有这样的套子，才有蒸汽机，才有火车，才有其他学科的巨大发现和发展。

最可笑的是，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却变成看风水的工具，而外国人用来航海。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却变成巫祝的道具，外国人用来制造枪炮导弹火箭。中国人发明了二进制，外国人用来开创了一个计算机世界。

中国被套住了，别说治世之学没有发展，科学被压制，就连中医学，也被困在套子中。

科举这个补丁，曾经一度救了中国，而终究，还是害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