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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皇帝轮流做也别做梦能花落你家
作者:黄晓阳 | 2024/6/20 9:10:22 | 浏览:122 | 评论:0

那时的政治制度,虽不许社会大贫大富,让工商业走上资本主义化。但学问与书本,却变成了一种变相的资本。

所以说黄金满籯,不如遗子一经。

这便是一本书的资本价值,胜过一箩黄金的资本价值了。

因此当时一个读书家庭,很容易变成一个做官家庭,而同时便是有钱有势的家庭。

当时有所谓家世二千石的。只要家庭里有一人做到了二千石的官,他当一郡太守,便可有权察举。他若连做了几郡的太守,他便是足迹遍天下,各地方经他察举的,便是他的门生故吏,将来在政治上得意,至少对他原来的举主,要报些私恩,若有人来到他的郡里做太守,必然也会察举他的后人。

因此察举过人的子孙,便有易于被察举之可能了。

——摘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汉代》


钱穆先生说,“那时的政治制度,虽不许社会大贫大富,让工商业走上资本主义化。但学问与书本,却变成了一种变相的资本。”

这个不许社会大贫大富的制度,并不是什么民权思维,同样是君权思维。君王既不能让老百姓太贫,也不能让某些人太富。

太贫,这些贫苦之人,失去了纳税能力,国家便穷了。太贫了,还会成为社会动荡的祸因。而太富,更危险,富人集中了社会财富,还会更上一层楼,渐渐就会生出对政权的觊觎之心,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司马昭之心。历史上司马家所经历的一切,正是证明。

就算某一个人没有此心,可社会财富过于集中,这集中的,就不可能是一个人一家人,而是一个家族,或者一个富人群体。出现这样的群体,很容易形成经济垄断,从而左右政府决策,并且改变整个政治生态,形成政治垄断。吕不韦,是这方面的典型。

一个社会的贫富比,也是一个平衡关系,偏向哪一极,对社会安定都是大不利。所以,那怕美国,也一样要制定严格的反垄断法,就是防止资本垄断而危及政治。

王莽之所以要搞土地改革,原因恰恰就在这里。

钱先生更进一步说,“所以说黄金满籯,不如遗子一经。这便是一本书的资本价值,胜过一箩黄金的资本价值了。”

他这话,属于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另一种说法,这是一种社会价值观,或者说文化观,甚至成了社会的政治观。古代社会的现实,造成了这种价值观。

同时,钱先生其实也明确指出了这种价值观的错误,错在父辈传给子女的,不是知识,不是学识,而是经学。

古代的人生观,将学人指向了一个单一的学术方向,只要懂得一经,就能做官,甚至平步青云,直上云霄,别的都可以不闻不问。其结果,是这个社会的知识结构过于的单一,单一就必然浅薄。

虽说中国古代社会早已经结束了军人政府,形成文人政府的惯例,但所谓文人政府的文化水平,其实也就是通一经的水平。故此,中国历来有轻知识轻文化倾向。知识从来没有真正体现其社会价值,没有成为改变或者推进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

社会因此出现了一个巨大矛盾。一方面,政府或者说皇帝,拼命想压制大家族,想尽一切办法削弱权臣,另一方面,社会价值观,又在促成这种大家族的形成。

正如钱先生所说,“因此当时一个读书家庭,很容易变成一个做官家庭,而同时便是有钱有势的家庭。当时有所谓家世二千石的。只要家庭里有一人做到了二千石的官,他当一郡太守,便可有权察举。他若连做了几郡的太守,他便是足迹遍天下,各地方经他察举的,便是他的门生故吏,将来在政治上得意,至少对他原来的举主,要报些私恩,若有人来到他的郡里做太守,必然也会察举他的后人。因此察举过人的子孙,便有易于被察举之可能了。”

这其实是察举制形成的最大弊端。

这一弊端的形成,是源头的,是形而上的。仅靠某种形而下的手段,比如王莽的土改,根本改变不了现状。

还没到东汉,西汉末年,社会已经形成了无数的大家族。这些大家族,有些是因为外戚专权而形成,更多的,却是因为察举形成。

外戚专权,确实容易形成大家族,比如王莽家族,就因为王政君当上了皇后,然后皇太后,再然后太皇太后,这个家族先后就有九人封侯,五人为大司马。

九个君侯和五大司马之下,这个家族以及家族的姻亲等,还有多少官员?大大小小恐怕有好几千人。这些人的凝聚力,比朝廷大得多。毕竟,这些人之间是私权联系,而朝廷是公权联系。

如此一个大家族的存在,皇帝能睡得着觉吗?

但这一类家族,往往结局不好。但凡外戚家庭,显过五代十代的非常少。更多的因为新皇登基,新的外戚集团出现,而旧的外戚集团被灭掉或者被削弱了。

坐轿子的是这类外戚家族,抬轿子的,却是另一类家族,即实权和实力并没有大到霍家或者王家的程度,却又世代簪缨,几世官宦的家族。

到了东汉末年,整个社会,几乎遍布这种由察举而形成的大家族。比如刘禹锡诗中所写到的“旧时王谢堂前燕”,王谢两家,就是晋朝两个最大的家族。

王谢指王导和谢安。

王导辅佐东晋三代天子,是司马氏的重要辅臣。王导的家族,史称瑯玡王氏,其父王裁,官至抚军将军长史,这个官名有点长,首先是抚军,能有资格抚军的,都是皇帝的钦差,而这个钦差不是文官,而是武官,并且贵为将军,可见身份极其特殊。当然,王裁不是抚军将军,而是抚军将军长史,也就是副使。

如果说王裁的官位还不够显赫的话,王裁的父亲王览,官至光禄大夫,属于九卿,御前会议成员,至少相当于现在一个国务委员。

王览有五个儿子,长子王裁,长孙王导,生了六个儿子。王览的四子叫王正,王正的长子叫王旷,王旷的长子叫王羲之。

王羲之是王览的曾孙,是王导的侄儿,是书坛第一人,有书圣之称,同时也是右将军。所以,王羲之又被称为王右军。

整个琅玡,就是王家的天下。且不说王家的高官数量比一个州还多,书法家,就可以组成一个今天的全国书法协会的最高级别。由王家推举一个书法家协会主席,肯定不会如今天的书法家协会主席一般,广受社会非议,而众望所归。

王览的权势确实太大,他的次子王基,有一个儿子叫王敦,比他的爷爷更出息,官至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江州牧、封武昌公。

官当到了这种程度,自然就会有想法。王敦于是想把司马家的故事重演一遍。毕竟,司马家的天下,是从曹家夺的嘛,所以,他准备造反。

王览的三子叫王会,王会的长子叫王舒,官至廷尉。王舒的次子叫王允之,和王羲之是堂兄弟。有一天,王允之在堂伯父王敦家喝酒,感觉王敦的言语不对,便装醉,果然听到王敦和自己的手下参军商量篡位之事。

王允之将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父亲王舒,王舒立即带着儿子找到堂兄王导。

王导和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是好友,司马睿在西晋灭亡的乱世,能登上皇位以及稳定东晋大权,王导立有大功,官拜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司马睿的皇位一旦稳定,便对这个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不放心了,对于整个王氏的势力,更是忌惮,便改任王导为太子太傅。

后来唐代确定九品,太傅太师太保确定为正一品,太子太傅、太子太师和太子太保确定为从一品,也就是比太傅低一级。若以现在的级别类比,正一品大概属于部级,从一品,就属于副部级。

骠骑大将军,是为了削弱军权,撤除大司马大将军一职后的称呼,相当于大司马,或者太尉,只是权力小了很多,级别也低了一级。但因为更上面不设大将军,也不设太尉,骠骑大将军,便可以相当于太尉。骠骑大将军之外,又加一个仪同三司,三司即三省,也就是说,相当于丞相。这就不是普通的部级,而是副国级。

王导由副国变为副部,这个级别自然降得厉害。不仅如此,太子太傅,实际上太子府的总管,名重而几乎无权。

王敦要造反,打出的名号之一,就是要替堂兄王导讨回公道。王舒父子将此事告诉王导,王导第一时间告诉太子司马绍。司马绍自然告诉父亲司马睿。因此,司马睿开始暗中准备。

不久以后,王敦果然反了。

朝堂之上,大臣群情激愤,力谏诛杀王氏一族。

恰在此时,王导带着兄弟子侄二十余人,跪于朝堂之外,等待议罪领罚。一连数天,天天如此,早至晚归。

司马睿既不能全听大臣的,深知若是治王家的罪,整个司马家的皇位定是坐不稳的。又不敢相信王导,思来想去,决定单独召见王导。

王导见到司马睿,痛哭流涕,表示“叛臣贼子,哪个朝代都有,但我万万没想到,会出在我们王氏家族。圣上无论如何处罚我们王家,我都心悦诚服,认为是罪有应得。”

司马睿于是对他好言安抚,促膝谈心。王导自然知道,到了这一步,危机肯定是过去了。但仅仅只是危机过去,肯定不够。他还要进一步。他于是对司马睿说,这件事,早在他的侄儿密告时,作为太子太傅,他便依程序向太子司马绍报告,目的是希望皇上早作准备。

其实,王导像后来的曾国藩,深知王家面临的难题,不是能否推翻司马家,而是推翻之后,能不能坐稳这个皇位。多年以后的曾国藩,遇到了同样的难题,左宗棠以及其他同僚好友劝他反了满清,他也知道,只要自己举旗,满清肯定完蛋。但他曾家肯定坐不稳天下。

王导面临的局势是,王家可以推翻司马家,可王敦根本不是能坐天下的主儿。这也恰恰是他向太子密告的原因。

司马睿于是下诏,加王导大都督职,领扬州刺史,共同讨伐王敦。

王导原是骠骑大将军加仪同三司,不仅是副国级,而且相当于军委主席,掌握全国兵马。现在却只是给了他一个扬州刺史,也就是给了一个州长,允许领一州之兵。显然,司马睿对他仍然不放心,是典型的戴罪立功,以以后效。

明知如此,王导已经无路可退。不仅不能退,还要极为积极。好在他了解王敦,毕竟是兄弟嘛。所以,他以一州之兵,向武昌进发,与王敦大战,凯旋而归。

斗来斗去,全是王家人自己在内斗。

此役之后,王导果然得到司马睿的信任,也得到了司马睿之后司马绍的信任,王家王导这一支,大为兴旺。其他非王敦的旁支,也因此受惠。

谢安在东晋同样是一个牛人,在中国文化史上,与他有关的成语,就有十个,比如东山再起、一往情深、前倨后恭等,讲的都是他。

谢安和王羲之是同时代人,都是东晋的大书法家大诗人,在书法上,谢安曾经受王羲之指导,该算是王羲之的学生。王羲之写的兰亭序,所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绝对属于当时的文坛盛会。群贤之中,有王羲之,也有谢安。

学过文学史的人,都知道谢氏家族的两个文化大名人,一个叫谢道韫,一个叫谢灵运。

南京秦淮河两岸,住着的几乎全是世家大族,其中乌衣巷,差不多就是王家和谢家的私巷。且不说政坛,在东晋的文坛和书坛,王谢两家,绝对是领袖。

所以,刘禹锡才写道,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朱雀桥边乌衣巷口,哪怕堂前燕要认家门,认的也是王谢家。草不认,夕阳不认,流水不认,时光不认。大家族时代过去了,曾经的大家族,也成寻常百姓了。

这首诗形而下直白浅显,形而上高阔深远,透视着世事规律,人生哲理。这方面,研究的人一直很少。这也是中国学界的局限使然,不研究未知,只研究已知,因而,整个中国学术,成了考据训诂之学。

东汉末年到西晋,属于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动荡时期,先是有三国,后来有魏,再后来是晋,真有点城头变幼霸王旗,各领风骚三两代的意思。

之所以如此,与这个时期的大家族,有着相当关系。皇帝轮流坐,大家族还是大家族,各领风骚三百年。

正如钱先生所说,当时的一个大家族,就是一个县甚至一个郡。比如三国时的荀氏,王氏,司马氏等,都是连皇帝也不敢惹的大家族。

这个时期的大家族,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候,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察举制是关键。通过察举制形成大家族的途径,就是钱穆先生指出的。

在形而上,大家族的形成,还是私权和公权博弈的产物。私权有一个总的形而上,那就是宗法制。

中国五千年历史,堪称公权和私权博弈的历史,其中公权最大的敌人,就是宗法制。到了刘禹锡,为什么能写出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因为大家族无法再达到王谢那种程度,这恰恰就是宗法制被极大地削弱的结果。

另一方面,中国人一直在琢磨将自己的权力或者财富传千秋万代,可又局宥于一个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富不过三代。

而显然,公权是社会的,是普天之下的百姓出让的。想将这种公权作为私权传承,老百姓不会承认,自然显不过三代。同样,财富也是社会的,任何人,想长久地占有社会财富,那是不可能的。

世上只有一项东西,不可能被公权剥夺,那就是智商和智商所获得的附加物,即知识。

钱穆先生指出的,汉代的那些富贵家族,因为占有书籍,而能在察举制度下占尽先机,确实是一大弊病。而知识作为人类唯一可传承的财富,永远不可能因任何政治的或者其他原因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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