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正在收集证据，以表明情感创伤能通过转变后代基因的开关来跨越世代、影响后人。| 图源：TEK IMAGE, SCIENCE PHOTO LIBRARY

新兴研究表明，从战争与种族灭绝到虐待和环境因素，各类创伤的影响可以通过基因代代相传。

表观遗传学是研究基因如何关闭或开启的学科。在基因上添加或移除化学标记（甲基）以使部分基因活跃、让其他基因沉默的分子过程被称为基因表达。

多项研究表明，这种机制可能会让亲代的创伤在子代基因留下烙印，而这种表观遗传学影响可能延续多个世代。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药理学教授摩西·史济夫（Moshe Szyf）说，该领域“触及到了人类行走这颗星球以来提出的全部疑问：我们的命运有多少是注定的？有多少是我们能控制的？”

对一些人而言，我们可能携带创伤遗产的概念很合理，这与他们的感受相应验——个人不止是个体经历的总和。

美国纽约市西奈山伊坎医学院（Mount Sinai in New York）精神病学与创伤神经科学教授蕾切尔·耶胡达（Rachel Yehuda）说：“如果你发觉，你的母亲或父亲曾经历的一段极为创痛、艰难而改变了他们人生的经历也同样影响着你，这就与表观遗传学有关。”

创伤后一代的心理健康

耶胡达在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后代身上发现了一个表观遗传标记，这一人群有更大的风险遭遇心理健康挑战。

2015年，她对32位幸存者和他们已经成年的子女进行了评估，检测了他们的FKBP5基因，即脯氨酰异构酶5基因，这条基因被发现与焦虑和其他心理健康问题有关。

研究团队从血液样本中提取了DNA，发现幸存者及其子女基因的同一区域有表观遗传变化，但它没有出现在小部分生活在欧洲境外且不曾经历大屠杀的犹太父母及其后代的基因当中。

在2020年发表的一项后续研究中，耶胡达选取了更大范围的实验对象，考察了大屠杀时期亲代的性别和年龄等变量。

耶胡达发现，与父母未经历大屠杀的犹太控制组相比，母亲在大屠杀中幸存的子代的FKBP5基因的DNA甲基化水平较低。一些研究表明，FKBP5基因的DNA甲基化减少与成年后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疾病的风险增加有关。

耶胡达的研究结果显示，母亲的创伤——即使发生于童年时期——可能导致卵子所含DNA的表观遗传变化，继而影响子女的心理健康。

亲代与子代的创伤症状

由于人类寿命较长，生育需要花费的时间较久，因此研究人员在小鼠或大鼠身上研究遗传性创伤要容易得多，它们一年能产下多批幼崽。

在一系列试图了解动物如何将某个祖先创伤的信息传递给后代的实验中，美国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发育神经科学与神经表观遗传学项目副教授布莱恩·迪亚斯（Brian Dias）让小鼠接触某种樱花味化学物质，同时对它们进行一次轻微电击。

这些小鼠自然而然地学会了惧怕这种气味。接下来的两代小鼠闻到它也变得惊恐，虽然出生后它们还从未接触过该气味。

迪亚斯后来换了另一种杏仁味化学物质重复这一实验。这次，一部分小鼠先收到气味加电击套餐，之后接触气味时则不再被电击。

如此经过一段时间，这些小鼠不再将这种特定气味视为威胁，它们的子代也不畏惧它。
环境因素造成的创伤

除了虐待儿童、战争等毁灭性事件，还存在其他形式的创伤。环境因素也会在DNA中留下烙印。

一项2005年的早期研究对接触农用杀菌剂农利灵是否影响妊娠大鼠子代的性别进行了考察。结论是否定的。

但当雄性子代长到一岁左右，研究人员注意到，其精子细胞死亡的比例很高。接下来三代上演了同样的情况，尽管只有最初的妊娠母鼠接触过农利灵。

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生殖生物学中心创始负责人兼研究员迈克尔·斯金纳（Michael Skinner）说，这是“非基因遗传的首例观察。”斯金纳与同事观察到了DNA甲基化模式的改变。“那些精子发生了表观遗传学变化，并将之遗传给了下一代。”

该研究表明，尽管略过了最近的一代，但草甘膦的影响仍然在表观遗传上传递给了后代子孙。

应对逆境

我们可能很容易把注意力放在有可能继承创伤影响的消极方面，但表观遗传变化也能激活后代身上有助于应对逆境的基因。

“我同样这么认为，”耶胡达说，“但也要分情况。假如没有身逢逆境，你可能变得过度警觉。但如果就生活在逆境中，你可能会有一套过去通过种种方式从人生教训中磨砺出来的本领，帮你走出不幸。”

近几年出现的二代测序技术让研究人员能够分析细胞类别以及它们对压力源的反应。

迪亚斯认为，随着这类技术的崛起，“我们进入了镀金时代。”他当前的研究着力探讨创伤影响传递前，有多少精子已被标记；这些标记能持续多久；胚胎又将如何留下创伤的印痕。

我们会如何继承父母或祖先的创伤？故事才刚刚开讲。一些科学家对截至目前的证据并不信服。

美国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in New York）的基因组学主任兼基因学教授约翰·格雷利（John Greally）说：“我不认为有任何研究达到了证明标准，没有哪个能说这种情况真的会发生在哺乳动物身上。”

他担心这些研究实际上“加深了伤害”，因为有些社区——例如美洲原住民——可能经历了持续数代人的创伤，而此类研究会让来自这些社区的人们“感到自己本质上有损，而且对此无能为力，”同时还会分散注意力，让人们忘记找寻办法解决创伤的真实原因。

有一点很清晰：无论继承与否，人类都已学会在创伤的海浪里航行，否则，我们就无法绵延至今。
史齐夫说，抗逆力是我们更显著的特征，“若非如此，我们将不会作为一个种族得以存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