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说明没有多样性，没有包容性

又是一年毕业季。在清华大学行健书院院长李俊峰心中，这届学生有点特殊，他们是清华大学第一届“强基计划”学生。

四年前的2020年1月，教育部宣布取消自主招生，推出“强基计划”时，李俊峰正担任清华大学副教务长、教务处处长，此后，他深度参与了清华大学“强基计划”的整体设计。与多数试点高校不同，清华在一开始就没有限于数理化生等基础学科，而是设计了理工衔接类专业，并为此专门成立了五大书院，将强基生的培养统一纳入书院，赋予书院人才培养的实体权。

行健书院是“理工交叉”书院，李俊峰特别重视数学，他说，数理基础打牢了，未来才可以尝试任何交叉。他还有一个培养理念，“宁愿多留白，绝对不超载”。他希望学生不要忙于“卷”绩点，而是在“留白”时间里自由探索。一切科学研究成果，都出自人类最朴素的好奇心。

清华大学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上进行了近20年的探索。近日，李俊峰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强基计划”既是此前探索的延续，也是新的契机，以此为抓手，清华大学有力打破了传统专业和院系的界限，进一步推动了学校本科教育模式的深化改革。

清华大学行健书院院长李俊峰。

“绝不超负荷给学生安排课程”

中国新闻周刊：清华大学决定“强基计划”招生专业时，为何在基础学科之外，新增了理工衔接方向？学校层面有怎样的考量？

李俊峰：“强基计划”的初衷是为了加强基础学科的人才培养。但从数、理、化、天、地、生等基础学科培养的人才发展来看，不会全都去当科学家，有相当比例的人将以基础学科为起点，深入到各个重要工程领域去。很多工科专业也是以数学、物理为基础，以行健书院为例，包含的理科学位是理论与应用力学，衔接的工程方向是航空航天工程、车辆工程、土木水利与海洋工程、能源与动力工程等，这些方向都需要扎实的力学基础，而力学又和数学结合特别紧密。清华行健书院的学生，本科四年后，能获得理论与应用力学+相应工科方向的双学士学位。

基础理科工程衔接类专业既突出了基础理科专业的支撑引领作用，同时发挥清华工科力量的优势，聚焦国家亟需的高端芯片与软件、智能科技、新材料等关键领域，统筹培养学生。我们希望通过四年的人才培养，让学生融会贯通，从理科一直衔接到工科。

中国新闻周刊：“理工交叉”听起来简单，但做起来难，课程体系一旦没有统筹安排好，就容易变成“大锅炖”，让学生在各种叠加的专业课中疲于奔命。因此，行健书院在设计和重构一整套跨学科的培养方案时，会考虑哪些因素，如何实现四年的融会贯通？
李俊峰：理工交叉，不是单纯地把工科加强一下理科基础，一定要专注于最核心的课程。例如，在行健书院，我们特别重视数学，大一学生要和数学专业上同样挑战度的数学分析、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等课程。因为无论学生未来走向哪个工程领域，数学都很重要，此外，这样的课程学生没有能力完全自学，必须在大学阶段跟着老师按部就班地学习，投入大量时间，才能把它扎实地啃下来。行健书院需要的是这样的基础课，这种课绝不能搞成“浮在表面”的课。

早在1959年，钱学森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里的基础课》，就讲到了这个道理。我们的学生将来是要去创新的，创新就意味着你要做的事，没有人做过。那么能借鉴什么呢？就是千百年来人们跟自然界作斗争时形成的基础的知识体系和理论，这些东西就在基础课当中，所以在设计行健书院的培养体系时，选择了数学、物理中最基础的课，这也是符合钱学森教育思想的。

虽然修了很多基础课，但行健书院学生在大一上学期一般最多只能选19个学分，不像其他院系一般能达到25个学分。我是顶着很大压力去做这件事，根据必修数学课的难度和课下要花费的时间，再结合学生能用的总时间科学测算，也找了有经验的教师和之前的学生问卷调查。学生想要多选学分需要找班主任和院长亲自审批，我的原则是“基本不批”。有学生抱怨：“我爱学习，为什么不行？”我说，爱学习不等于就要多选课，如果真学有余力，不如去多尝试科研。

制定培养方案时，我反复强调一个原则，绝不超负荷给学生安排课程。但也不能光有“厚基础”，只懂概念、定理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厚基础”的同时，我们也鼓励学生，从本科开始，不设限地去尝试科研，耳濡目染。值得注意的是，行健书院不强制学生参与科研，我们要的是学生认认真真去体验，看自己到底喜不喜欢。给学生更充分的时间去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自主成长，而不是当作被安排好的小绵羊。小绵羊怎么可能搞创新，怎么跑到世界前列？

中国新闻周刊：为了激发学生的科研兴趣，除了“留白”以外，行健书院在制度上还做了哪些安排？

李俊峰：导师制是关键。行健书院倡导“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我们的导师有一百多人。书院规定，每个导师带的学生不超过5个，导师一年一定，如果学生的兴趣或关注领域发生变化，每年都可以调整导师，书院完全尊重学生的选择，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导师的科研项目中。

每隔两三周，行健书院的导师就开会交流一次，导师自愿参加，这可不是那种形式主义的会，每次开会限定人数不超过25人，人多了就没办法深入讨论，导师们要带着问题和经验来。刚开始有导师质疑，让大一学生参与科研不合理，很多课还都没上。我说，当下科研创新的增长点主要在交叉领域，对于交叉领域，没人敢说自己学完哪些具体的专业课就完全准备好了，那么你为什么要苛责学生少学了哪一门具体的专业课呢？大家都没有准备好的领域，就应当在做的过程中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的学生有能力、有兴趣，“留白”后又有时间，在具体科研需求的牵引下，主动去自学某些专业课程，这在行健书院是很常见的现象。

清华大学钱学森力学班的同学在老师指导下操作原子力显微镜。图/受访者提供

“‘卷’说明没有多样性

没有包容性”

中国新闻周刊：“强基计划”旨在探索本硕博贯通的培养模式。很多高校为强基生单独列出了一些在本科阶段要率先完成的本研衔接课程，在这方面，行健书院进行了哪些尝试？

李俊峰：我们书院贯通式培养的前提是个性化培养。有些学生比较早就坚定了自己的科研志向，就需要对他从本科、硕士到博士阶段的研究计划进行8—10年的长周期规划，这意味着要将不同学段的培养方案统筹考虑：哪些课可以提前到本科上，哪些课要往后调？如果需要一些交叉专业的课程，哪些本专业的课可以先放一放？

在导师制的基础上，行健书院率先推出了“一人一策”的本博贯通制度。科研志向明确的学生提出申请后，可在导师指导下，根据自身的长远规划和学习需求，对现有培养方案进行个性化调整。制度实行之初，有不少担忧的声音，认为让学生自己设计培养方案会影响教学计划的严肃性，也有老师认为，学生如果真有需求，可以多上几门课。在我看来，如果学生全部时间都去听课，怎么去尝试科研？

关于严肃性，一方面，书院对申请者不设门槛，没有学分、绩点要求，只有一个前提，就是“学有余力”；另一方面，书院对重新设计过的培养方案，审核门槛很高。每个“一人一策”方案，一般都要经过五六轮的反复修改、讨论和评审，每一轮，都由院长、副院长、教务老师和相关专家提出修改意见。为此，书院投入了大量精力，申请人数多了就很难持续推行。不过，严格的评审也可以筛掉一部分机会主义者，一些学生借“一人一策”之名，想要变相地换专业，很快就会被识别出来。

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轮？因为学生要在方案中论证清楚课程调整的依据，也就是其科研计划，近期、中期与远期目标，要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闭环，如果一个学生没做过科研，他是写不出来这些内容的。专家主要负责评估学生的科研计划是否合适，创新性和可行性如何。有些学生会花很多时间一遍一遍修改方案，这学期不通过，下学期再来。我们不设截止时间。

当“一人一策”方案在几轮评审过后，学生就可以进行最终的答辩环节。专家会针对学生的科研计划现场提问：“为什么选用这种研究方法？做不出来怎么办？你会尝试其他什么办法？”即使那些方案最终没能通过，经过这一过程，学生也会把自己的培养体系和学科摸得很清楚。要知道，很多学生学习四年下来，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学科的课程逻辑是什么。参与这一过程，本身也是很重要的收获。

另外，要防止有些学生被功利心驱动，想通过“一人一策”提前“锁定”未来的导师招生名额。我们的学生和“一人一策”导师不形成绑定关系，这是为了避免政策异化，从“卷绩点”变成“卷科研”。“卷”说明没有多样性，没有包容性，说明我们的管理体制不完善，学生才不得不“卷”。

行健书院的培养方案本身就有多样性和灵活性，可以满足大部分学生的专业兴趣，并不需要申请“一人一策”。截至目前，共有二十多名学生进入“一人一策”的贯通式培养通道。其中，2020级的一位强基生，大一上学期期末我们刚发出“一人一策”的通知后，就提出了申请。他在上大学前对飞行汽车有浓厚的兴趣，设计的个性化方案也聚焦于车辆工程和航空工程的交叉，培养一年多后，他的导师跟我说，这名学生表现特别优秀。

这名学生在书院的总体成绩优秀，但排名上并不特别拔尖。大学、中学都有所谓的“10名现象”，排名最靠前的一些学生，在科研和创新成就上，未必比中上游的学生更好，因为成绩最好的学生花了太多精力在分数本身，但中等偏上的学生可能拿出了一些精力去尝试各种新鲜事物，自由寻找成长机会。实际上，在一些大学，研究生招生的一个长期问题是以成绩为主，但学生究竟适不适合做科研，难以确定。“一人一策”后，老师可以对学生进行全过程、长周期的动态监测，因此有机会招到更心仪的弟子。

中国新闻周刊：但“一人一策”需要耗费老师们大量的精力，这种模式在其他高校推广的可行性有多少？

李俊峰：“一人一策”推广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涉及多少精力与资源，而是来自观念上的阻力。个性化培养方案的制定与修改，确实需要耗去老师的大量时间，但老师愿意这么做的前提，是整个学校把人才培养摆到跟科研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不能仅停留于喊口号，而是让重视本科生人才培养，成为全校的风气。

另一种观念上的挑战，是学校是否能接受所谓的“失败”。“一人一策”实行后，可能有10％的学生脱颖而出，但也可能有10％的学生在尝试了个性化课程后，发现自己“不行”，走错了路，甚至在一些高难度课程上挂科，这些学生就是“失败”的学生吗？

曾经有清华大学校领导表示过，不希望清华的学生同质化，都集中在优良水准，没有差的，也没有特别突出的。所以，究竟要不要为了让一些拔尖人才“冒出来”，去提供一些宽松的政策？这些政策难免会被一些人利用而产生各种问题，但为了阻止问题的出现，是否就要把这扇门关上，中间的平衡点在哪儿？这需要每所高校去认真思考。

清华大学行健书院新生训练营。图/受访者提供

“打破了传统院系的界限”

中国新闻周刊：清华大学为何专门为“强基计划”成立五大书院？清华的书院制与其他学校有何不同？

李俊峰：清华书院制与其他很多高校书院的一个主要区别，是学生整个本科期间都在书院培养，学籍也一直属于书院。国内有些高校的书院只负责培养1—2年，然后学生就分流到不同专业院系，而且不管教学计划。但在清华，书院是一个实体的育人单位，每个书院都成立了跨专业的教学委员会，与相关各专业院系协同制定学生的培养方案。

书院最大的优势是专注本科人才培养，这点与传统的院系截然不同。过去，有些院系存在“因人设课”现象，为了让老师完成自己的工作量而专门开设某一门课，哪怕按照培养方案，这门课应该被取消。但在书院，就不存在这一问题，作为书院院长，我唯一的任务是把本科生培养好，专注协调全校最好的教学资源给学生，必需的课、重要的课，我才会放在培养方案中，如果同一门课有多位老师可选，我就会选择其中最合适的。但如果我在院系里，要考虑的事情就有很多：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实验室安全、研究生培养……本科生培养，其实是操心比较少的一件事。

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清华在“强基计划”出台后决定举全校之力推动书院制改革。其实，“因人设课”、工科专业设置过窄等问题，学校在十几年前就注意到了，但改革很艰难。而书院制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而言，新成立的五个书院其实是清华教育改革的试点单位。

为减少改革阻力，在当下，亟待厘清书院和院系的关系是什么。二者应当是合作关系，而非竞争关系。书院代表学校协调各院系来共同培养本科生，这些学生培养好了，研究生阶段仍会输送到各院系，因此，院系也是最终的受益者。同时，院系也要扭转自己的观念：本科生培养是整个大学的事，而不是各个书院、学院自己的事。

中国新闻周刊：书院制打破了传统院系的界限，是否更有利于学科交叉？

李俊峰：作为试点，在打破院系壁垒的同时，书院的一项重要改革任务，就是做好学科交叉，一个学校不可能设置上百个固化的交叉专业，但一个书院可以交叉出上百个动态的新方向。书院鼓励所有学生通过科研实践，主动向着自己感兴趣的方向交叉。

但目前，行健书院学生的交叉跨度还不够大。如果你要跨过一条河，有几种方式，一种是修一座石桥，中间有几个桥墩，每个桥墩的基础都很深很实，“桥墩”之间的跨度较大；另一种是建一座浮桥。但我希望是前一种的大跨度交叉，比如有一位本科生的科研是做航天和人工智能的交叉，这个专业跨度就比较大，未来我们要推动这种交叉，而不是窄化的交叉。

行健书院学生参加书院农场活动。图/受访者提供

中国新闻周刊：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高校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上已进行了几十年的探索，从最早的少年班，到“珠峰计划”和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2.0，清华一直是各种拔尖人才培养计划的首批实验者。“强基计划”的培养是否借鉴了此前的经验？

李俊峰：“强基计划”对此前的拔尖人才培养经验，有借鉴也有创新。以2009年成立的“钱学森力学班”（以下简称“钱班”）为例，它属于“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采用首席教授负责制。首席教授郑泉水院士过去常讲一个理念：翻转。通常，本科生主要是上课，基本不做科研，但“钱班”要求学生以科研为主，上课为辅，旨在构建一种开放性的创新教育模式，行健书院就受到这一理念的启发。

但值得注意的是，“钱班”每届只有30人，导师和实验室资源能跟得上。“强基计划”的学生规模要大得多，所以在行健书院，我们融合了传统的课堂模式和“钱班”的翻转模式，要求学生扎实学好基础课，鼓励学生在此之外的时间多尝试科研。在清华拔尖人才培养的历史上，对深厚数理基础的追求，也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强基计划”要继续坚持的方向。

经历了十几年的探索后，我们总结出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三要素：首先给学生机会去发现、接触足够大的问题；让学生对这些问题产生兴趣和激情，痴迷于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找到杰出有经验的导师指导学生。这背后暗含的基本理念是：学生都有潜在的学术兴趣，可能自己不知道或不明确，但教育者可以用广泛的科学前沿问题来引领学生进入感兴趣的领域，逐渐形成志向，坚定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