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1879—1955）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其痕迹之深，令人感叹。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其影响没有丝毫减退的迹象，相反，却日益激励和启发着我们。

年仅26岁的爱因斯坦，远离学术中心，在瑞士联邦专利局任三级职员，却在德国著名的科学期刊《物理学纪事》上发表了5篇划时代的论文，解释了光电效应、布朗运动，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得出了质能等价公式。

这5篇论文奠定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重新阐释了空间、时间、质量与能量之间的关系。这一年被后人称为爱因斯坦的“奇迹年”，正如1666年被称为牛顿的“奇迹年”一样。那一年，牛顿因躲避瘟疫回到老家，发明了微积分，完成了光分解的实验分析，还对万有引力定律进行了开创性的思考。

2005年是爱因斯坦“奇迹年”100周年，世界各地都开展了相应的纪念活动。美国著名文学经纪人、专门研究“科学文献”的作家约翰·布罗克曼当然不能错过这个纪念机会。

布罗克曼在学界人脉很广，能动员众多知名的学者为其主编的作品撰稿。他的要诀之一是调动这些撰稿人的积极性，让其产生内在驱动力，将文章写得生动有趣。

像以往的操作一样，这次他组织了24位杰出学者，既有受人尊敬的物理学家，也有著名的科普作家，每一位都以自己独特的视角阐述了爱因斯坦对科学、文化和人类想象力的深远影响。布罗克曼的想法其实很单纯，即通过这些学者不同的视角，让读者了解爱因斯坦的多个层面，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思考他对人类的贡献。

《我的爱因斯坦》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问世的。原定2005年问世，但实际晚了一年，初版于2006年面世，并很快在学界内外获得好评。它有一个很长的副标题——Essays by Twenty Four of the World’s Leading Thinkers on the Man，His Work，and His Legacy（24位世界顶级思想家论爱因斯坦及其工作与遗产的文集）。其目的是向爱因斯坦这位改变了历史进程，并不断激励全球一代又一代科学家、思想家和梦想家的伟人致敬。布罗克曼让每个撰稿人都铆足了劲，将最佳的叙事呈现出来。

二

布罗克曼是波兰犹太裔移民的后代，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近郊多切斯特一个贫穷的爱尔兰天主教徒聚居区。成长过程中没少受当时社区内反犹太主义者的歧视，甚至吃过不少皮肉之苦。上学路上，犹太裔孩子与爱尔兰裔孩子之间的打斗是家常便饭。尽管他们试图通过说理让对方理解，但往往不奏效。

每当他们一瘸一拐地回到家中时，家长却鼓励他们以积极的态度对抗偏见，“我们犹太人有爱因斯坦！他们有什么啊，他们什么都没有”。这种对爱因斯坦的崇敬之情从小就在布罗克曼心中埋下种子，让他一生都以“我们的爱因斯坦”为傲。这或许也是他编辑出版《我的爱因斯坦》一书的渊源。

布罗克曼22岁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起先他是一名投资银行家，20世纪60年代成为一名多媒体艺术家。他与乔纳斯·梅卡斯一起组织了“延展电影节”。1974年，他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布罗克曼公司，专门代理、营销和推广所有学科的杰出科学家。他希望以通俗且大众普遍理解的方式展示这些科学家的成就及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并引领知识上的新潮。

布罗克曼特立独行，眼光超前，既具有组织天赋，又擅长营销推广。他看到了科学和科学方法的成功和优势，想将它们带入全新的领域，比如道德、心理学，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同时，他还是一位出色的传播者，能将高深莫测的知识分子的观点包装成通俗易懂的形式，让大众一目了然。他的作者大多是出了圈的科学家或文化名人，包括英国演化生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科学传播者理查德·道金斯，加拿大-美国实验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和科普作家史蒂芬·平克以及美国古生物学家、进化生物学家、科学史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等。这些人的著作在中文世界也产生了深远和广泛的影响。

布罗克曼在英国学者C.P.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的基础上，引入了“第三种文化”的概念。他以“第三种文化”的口号而闻名，并在同名书中传播这一口号。他表示：“经验世界中的那些科学家和思想家，通过他们的工作和著作构筑起了第三种文化。该文化在呈现我们生活更深层意义以及重新定义‘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方面，正在取代传统的知识分子。”

布罗克曼成立了“Edge基金会”，聚集了大批科技领域的前沿思想家，对研究和技术的关键问题发表评论。最近20多年间，他领导了一个“科学沙龙”，每年向众多知名科学家提出一个问题，并将他们的回答编撰成书。他有一句名言：“纵观历史，只有一小部分人为大家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布罗克曼是多部畅销书的作者和编辑，包括《第三种文化》，还有《过去2000年最伟大的发明》《未来50年》和《新人文主义》等。

布罗克曼在美国的知识分子当中非常有影响力。他是美国文化和科学先锋的幕后操纵者和文化经纪人，周游于百万富翁、高级知识分子和政府决策者之间，利用自己独特的优势，专门推进顶尖级的科学普及。他是唯一在《科学时报》和《艺术与休闲》的头版被介绍的人，这两份报纸都是美国《纽约时报》的副刊。

三

《我的爱因斯坦》内容丰富，视角各异。本书以科学记者、英国科学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英国《每日电讯报》科学主编罗杰·海菲尔德对爱因斯坦神话的探索作为开篇。尽管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作为一位圣人的爱因斯坦的形象，但最激动人心的是爱因斯坦在年轻时绽放的惊人的创造力。

年轻时，爱因斯坦充满反叛精神，从不把权威放在眼里，与他晚年的圣人形象大相径庭。海菲尔德与人合写过一本题为《爱因斯坦的私生活》的传记，对爱因斯坦的私生活当然不陌生，但能在一篇短文中将爱因斯坦年轻时的创造力、年老时的固执与他的生活、成长经历之间的关系生动地叙述出来，无疑是非常了不起的。

他没有简单地褒或贬，而是叙述一些事实后，同时又给出相关的评论。比如，谈到爱因斯坦晚年的统一场论时，他引用2004年诺贝尔奖得主弗兰克·威尔切克等人的话说：“他最后的科学使命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爱因斯坦忽视了新出现的证据，即引力和电磁力并非自然界唯一的基本力量。”这篇引人入胜的文章为深入探讨爱因斯坦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奠定了基础。从这里开始，读者将阅读到一系列主题丰富、涵盖广泛的文章。

第一，爱因斯坦的科学贡献。

爱因斯坦对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贡献是本书的核心主题。撰稿人探讨了这些理论的发展，讨论了爱因斯坦对光电效应的见解、相对论的提出，及其与其他物理学家就量子力学解释展开的争论。

这些讨论突出了爱因斯坦思想的革命性及其思想对现代物理学进程的深远影响。本书中的作者吉诺·塞格雷、李·斯莫林和安东·蔡林格讨论了爱因斯坦在量子理论研究方面遇到的困难，利昂·莱德曼专门讨论了狭义相对论。

第二，个人思考与邂逅。

约翰·阿奇博尔德·惠勒介绍了他与爱因斯坦的个人邂逅。“他不停地思考和担心他所帮助建立的量子世界。”

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之子乔治·戴森叙述了自己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成长经历以及与爱因斯坦的私人秘书海伦·杜卡斯之间的友谊。通过戴森转述的杜卡斯的视野，让我们了解到爱因斯坦多姿多彩的另一面，一窥爱因斯坦的个性、智慧和科学世界观，对爱因斯坦的思想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和知识背景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第三，爱因斯坦的文化影响。

爱因斯坦的遗产超越了科学领域，涵盖了更广泛的文化和社会影响，渗透到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影响了我们的集体想象力，塑造了我们对宇宙的理解。

李·斯莫林、杰里米·伯恩斯坦、乔治·约翰逊和彼得·加里森的文章尤其有趣。作为科学史家，加里森对美国科学史家库恩提出的“范式”理论作了补充，他看重的是实验、仪器和理论之间的复杂关系。他“感兴趣的不是身为名人的爱因斯坦，而是年轻时的爱因斯坦、在父亲和叔叔的电器公司长大的爱因斯坦、大学时代在地下室做实验的爱因斯坦、逃离赫尔曼·闵可夫斯基等伟人精彩的数学讲座的爱因斯坦”。

此外，不少作者还对爱因斯坦在科学界内外的偶像地位进行了反思。他们探讨了爱因斯坦的开创性理论和智力成就是如何将他提升为文化和科学偶像、塑造公众对科学的认知，并激励后代物理学家的。

爱因斯坦的理论具有深刻的哲学含义，撰稿人探讨了他的工作的哲学基础，与空间、时间和实在的本质有关的问题，以及相对论对我们理解宇宙的影响。

第四，批评与争议。弗兰克·J.蒂普勒提出了一个挑衅性的观点，认为爱因斯坦应被视为科学激进分子而非科学革命家——这一观点引发了争论，并增加了讨论的深度。

爱因斯坦认为他一生中所犯下的“最大错误”——“宇宙学常数”被反复提及，还有他最喜欢的一句话“上帝不会掷骰子”，以及他对量子力学持续30多年的批评和对统一场论的“可疑”探索，等等。

尽管这本书是为广大读者写的，但科学爱好者也能从中受益。它不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传记，但它几乎涉及每一个重大的科学工作和生活事件。读完这24位作者精彩纷呈的叙述，想必读者心目中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丰满的爱因斯坦形象。

本书对于那些不仅想了解爱因斯坦其人其事，还想了解他的遗产是如何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人来说，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