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艾米·瓦克斯（Amy Wax），因发表被认为是涉及种族主义和冒犯性的言论，被校方停职一年并减薪。在当前言论自由边界不断收紧、极左进步主义对不同声音进行强烈打压的背景下，瓦克斯被视为少数敢于直面主流意识形态挑战的学者之一。宾州大学这一决定，迅速在学术界引发广泛讨论。

乔治·华盛顿在1783年警告说：“如果言论自由被剥夺，那么我们将像绵羊一样哑口无言地被引向屠宰场。”今天，这句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真实。曾经是多元思想和严谨辩论圣地的大学校园，如今正在失去挑战与创造性思维的环境，不同的意见在此迅速被压制。如果这些机构是培育未来领导者的地方，我们应当认真思考，美国的未来领导者是否将变得思维单一、盲目服从？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宾大法学院这样的地方，本应是培养批判性思维者和倡导者的机构，如今则拒绝文明对话，这确实令人担忧。言论自由在一个享有盛誉的学府中受到侵蚀，无疑树立了一个危险的先例。校园曾经生成了社会中最为开放的环境，在这里思想得到辩论，碰撞和检验。然而今日我们却正在见证一种另一种文化风气的出现，这种文化优先考虑的是舒适感，而非挑战。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我们可能会培养出一代更倾向于遵从而惧怕挑战的领导者。

事实上，我们非常忧虑地看到，美国正在培养出一代追随者，而非思想者。正如华盛顿所暗示的，一个放弃自己声音的国家，最终可能盲目走向毁灭。言论自由的关键在于开放对话：我们激烈争论的目的是将不同观点呈现出来，辨明是非，从而朝向正确的结论，而不是将彼此妖魔化或试图让反对者沉默。即使认为所面对的言论是错误的，最好的应对是更多的言论，而不是更少，如此才能让最优秀的思想脱颖而出。

争议的起因

事情的起因源于2023年8月，瓦克斯教授与圣地亚哥大学法学教授拉里·亚历山大共同撰写的一篇文章。文章呼吁恢复20世纪中期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如婚姻内养育子女、勤奋工作和尊重权威等。他们批评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文化变革，认为这些变革导致了教育水平下降、男性劳动参与率降低、阿片类药物滥用以及非婚生子女比例上升等诸多社会问题。

文章特别批评了内城区黑人文化、工薪阶层白人中的反社会行为，以及部分西班牙裔移民的“反同化”倾向。这一论点引发了强烈批评，指责两位学者的言论带有种族主义和排他主义色彩。但是瓦克斯认为她的言论被严重地断章取义。

极左进步主义对言论自由的打压

瓦克斯的停职不只是一个学术争议事件，它反映了当前大学校园内思想控制和言论审查的严重化，尤其是极左进步主义势力对不同观点的压制。左派近年来在校园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任何与主流进步价值观相悖的言论往往遭遇严厉的反对甚至打压。在这种背景下，瓦克斯所倡导的“资产阶级价值观”被迅速定性为“仇恨言论”，甚至她对文化的批判性探讨也被视为不可接受的偏见。

对言论的限制不仅打压了瓦克斯等学者的自由表达权利，也对学术自由本身构成了威胁。学术讨论的宗旨应是通过开放的辩论来寻找真理，而不是通过压制不同声音来强化某种意识形态。瓦克斯的停职正是这种极左思潮打压异见的典型表现，她的停职惩罚不仅是对她个人的处罚，也是对所有试图在公共场合表达不同观点学者的警告信号。

瓦克斯的言论：勇敢的学术发声

瓦克斯是少数敢于挑战当前主流进步价值观的学者之一。在一个言论空间日益狭窄的学术环境中，她对文化和社会问题提出了与主流相左的观点，这种勇气极为珍贵。她批评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革命，认为其摧毁了美国的“资产阶级伦理”，并导致了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她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质疑，尤其是指出并非所有文化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和个人责任方面是平等的，直接挑战了当今校园里盛行的多元文化主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瓦克斯指出，传统美德，如个人责任、自律和勤奋，是一个成熟社会繁荣的基石，而这些美德在某些文化背景下被忽视甚至被抵制。她的言论旨在促成关于文化和价值观的严肃讨论，而非对某一特定群体的攻击。然而，在极左进步主义的叙事框架下，任何质疑多元文化平等性的言论都会被迅速定性为“种族主义”，从而被压制。

学术自由与进步主义控制

瓦克斯的停职引发了对学术自由的深刻质疑。支持者认为，尽管她的言论具争议性，但学术自由的本质就是鼓励思想的自由表达，即使这些思想不受主流欢迎。学术机构本应是自由思想碰撞的平台，而不是单一意识形态的堡垒。然而，在当前的社会氛围下，进步主义已经在许多大学内演变成了思想控制的工具，任何挑战其道德优越性和政治正确性的声音都面临着被审查和打压的风险。

瓦克斯的支持者认为，学术自由的核心在于允许不同观点存在和讨论，尤其是在涉及社会、文化和种族等敏感议题时。如今，进步主义不仅在言论自由上设置了红线，还试图通过校园中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进一步边缘化与其不一致的声音。瓦克斯的停职正是这类“取消文化”在学术领域中的反映，她的言论被迅速贴上了“种族主义”标签，而没有给予充分的讨论和理解空间。

极左势力与言论自由的矛盾

当今社会，进步主义与言论自由的矛盾愈发显著。尽管进步主义常常宣扬宽容包容，但其对言论自由的态度却越来越表现出双重标准。像瓦克斯这样的学者，因挑战这一主流思潮而被停职或压制，学术讨论的多样性因此受到了极大威胁。那些敢于质疑进步主义不可侵犯议题——如多元文化主义、社会公正、种族和性别问题——的学者，往往面临着学术上的孤立和职业风险。

瓦克斯在此背景下的停职标志着大学作为自由讨论平台的失守。极左进步主义已经超越了学术讨论的范畴，变成了压制异见的工具。瓦克斯的停职并非因为她的观点不成立，而是因为她的言论挑战了极左进步主义的政治正确性边界。

强烈为瓦克斯辩护：捍卫言论自由

无论瓦克斯的言论是否具有争议性，她代表了那些试图突破当前言论束缚、勇敢表达自己观点的少数学者。在极左进步主义不断收紧言论自由的时代，她的声音显得尤为重要。言论自由的价值在于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和讨论，而不是简单地将不合主流观点的声音归为“仇恨言论”。

瓦克斯的支持者坚决认为，她的批评和讨论并非出于种族偏见，而是试图通过严肃的学术探讨来提出与主流话语相对的见解。压制这种声音，不仅是在限制学术自由，也是在窄化社会对复杂问题的理解和讨论空间。

瓦克斯的停职不仅是对她个人学术生涯的打击，更是当今极左进步主义对言论自由又一次压制的表现。高校本应是不同思想碰撞的自由场所，而不是不可触碰的单一意识形态的堡垒。捍卫瓦克斯的权利，就是捍卫所有学者自由发声的权利。今日美国，唯有超越政治正确的限制，言论才可能具有真正的自由，才能真正发挥其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瓦克斯教授的声音，固然单薄微弱，却有一种虽千万人而吾往矣的勇气，在这个时代具有非凡的意义；而瓦克斯教授被噤声这一事件，则意味着一场文化灾难已经非常深入地侵入了一个曾经昌明的美国。

下附瓦克斯教授2017年的文章“资本主义文化奔溃付出的代价”

（Paying the price for breakdown of the country's bourgeois culture）

资产阶级文化曾为社会的生产力、教育进步和社会凝聚力做出巨大贡献。这些基本的文化准则无论背景或能力如何，都可以被各类人群遵循，特别是在几乎得到社会广泛认可的情况下。然而，随着这些文化准则的瓦解，美国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如今，许多美国人无法胜任现有的工作。劳动年龄男性的劳动参与率降至大萧条时期的水平，阿片类药物滥用现象广泛存在，内城区的致命暴力屡见不鲜。近一半的孩子是非婚生育，甚至更多的孩子由单亲母亲抚养。许多大学生缺乏基本技能，而美国的高中生成绩远远落后于其他许多国家。这些现象的原因复杂多样，但资产阶级文化的崩溃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资产阶级文化为每个人提供了一套生活指南：在生育孩子之前结婚，并为了孩子的成长尽力维持婚姻；获得足够的教育以找到有意义的工作；努力工作，避免懒惰；对雇主或客户尽职尽责；成为爱国者，随时准备为国家服务；邻里友善，关心社区，富有慈善心；在公共场合避免粗俗的语言，尊重权威，远离毒品滥用和犯罪。

这些基本的文化准则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占据主导地位，推动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教育进步和社会凝聚力。尽管并非所有人都严格遵守这些规范，但即使那些违反规范的人，也很少公开否认或轻视这些普遍的期望。

当然，资产阶级文化主导时期并非完美无缺。种族歧视、性别角色的限制以及反犹太主义现象依然存在。然而，即便在资产阶级规范盛行的时代，妇女和少数族裔的权利也在稳步改善。消除歧视和扩大机会并不需要放弃资产阶级文化，恰恰相反，资产阶级习惯的丧失阻碍了弱势群体的进步。福利国家的扩大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随着政府接管家庭的财政支持，父母双方的责任感逐渐减弱。强有力的婚姻观念本可以减轻这一影响，然而，单亲家庭的数量激增，导致了学业失败、成瘾、懒惰、犯罪和贫困等问题的增加。

这一文化准则的崩溃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繁荣、避孕药的普及、高等教育的扩展以及越南战争引发的质疑，鼓励了一种反权威的、青少年式的自我满足理想——性、毒品和摇滚乐——这对于一个成熟、繁荣的成人社会既不适用，也无法持续。这一时期还见证了身份政治的兴起，逐渐将民权领袖如马丁·路德·金牧师倡导的“种族平等”转变为对种族、民族、性别和性取向的过度关注。

此外，文化领域具有影响力的成年人逐渐放弃了作为体面、文明和成年价值观的倡导者的角色。结果，反主流文化在学术界、作家、艺术家、演员和记者等所谓“聊天阶层”中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他们乐于摆脱传统约束，转而将谴责美国、回顾其“罪行”作为一种展示道德和文化优越感的标志。

并非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或者至少，它们在为人们准备参与一个先进经济体的生产中并不平等。比如，平原印第安人文化适合游牧狩猎者，但并不适用于21世纪的第一世界经济。而工薪阶层白人中盛行的单亲家庭和反社会行为，内城区黑人反对“装白人”的说唱文化，以及部分西班牙裔移民中反同化的思想，这些文化倾向不仅与先进的自由市场经济和可持续的民主社会不相容，甚至还破坏了美国人之间的团结和互惠感。如果资产阶级文化准则——尽管上层中产阶级仍然遵守，但现在却不愿宣扬——无法广泛恢复，社会问题只会更加严重。

如果普通美国人重新接受资产阶级文化规范，社会的病理现象是否会显著减少？一切迹象表明，答案是肯定的。在那些目前遵循这些旧准则的人中，无论他们的教育水平或财富如何，谋杀率很低，阿片类药物成瘾的情况很少见，贫困率也较低。那些遵循这些简单规则的人，尽管可能无法变得富有或获得精英职位，但他们的生活将远好于现在的状况。所有学校和社区都会变得更安全、更宜居。来自各行各业的学生都会接受到有利于建设性就业和民主参与的教育。

然而，恢复资产阶级文化的主导地位，需要文化仲裁者——学术界、媒体和好莱坞——放弃多元文化的怨恨言辞和虚伪的“捍卫被压迫者”的姿态。与其抨击资产阶级文化，他们应该回归20世纪50年代对这种文化的颂扬。